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延安的西北面，有片沙漠，沙漠里有条黑河，古人称弱水。佛教有名言‘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三千里的黑河的水浩浩荡荡，取一瓢水喝掉，九牛一毛呀，无关大局呀。但是，我们共产党人对金钱要比佛教徒更加空灵无欲，我们宁可在贫苦的沙漠中饥渴而死，万万不可自取一瓢啊！否则，将成为人民的罪人，受到党纪国法的惩罚。”
财会学习班，上半天课，再讨论半天。我常听见学员们引用黄祖炎讲课时的话语。他们十分敬慕老师黄祖炎：“我们的黄老师‘满腹经纶’啊！”
我抱着小娃儿回家，向首长报告：“学生们说你‘满腹经纶’呢！”
首长和玉英都笑了：“‘满腹经纶’就是说肚子里装满了学问，是句夸奖称赞的话。”
一日，毛主席来访，他问黄祖炎：“你那个学校，你看能不能出些人才？”
黄祖炎说：“这一班学员呀，看来将来都是人才。他们文化程度最低都是高中，多半是从大后方来的大中专学生，一个初中生都没有。”
毛主席很兴奋：“好嘛，你把整个延安的大小知识分子都收罗去啦！”
黄祖炎说：“学财政不同于其他。维持军队和政府要靠财政的支持，知识分子提高了觉悟，能为党忠诚工作，顶得上一百个没有文化没有知识的人。”
毛主席说：“我们各个根据地，各支部队，还有白区的组织，极端缺乏财会人员，三番五次向中央要人，盼望你的‘送财童子’望眼欲穿哪！”
黄祖炎说：“这班学员将来是一把好手，什么科目啦，预算啦，利息啦，这一套现在都没有问题，只是拨弄算盘珠子差一些，一个一个慢慢地教他们。”
毛主席还很客气：“好吧，你多费心吧，为我们党和国家培养一批财神爷爷和财神奶奶。”
拒绝学习文化知识
延安城里中央机关的大灶厨师，武汉人，圆脸矮胖，留着花白胡子。长征时，他是罗迈的马夫和勤务，长征途中用开水给罗迈冲炒面，一直冲到保安。
他常给我讲些故事：“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三四年，共产主义小组就已经活动了，我那时给他们跑秘密交通。”
“有一次送信，我差一点点没有淹死。那天夜晚，我也没有表，不知几点钟，来了一个人找我，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对了暗号，知道是自己人。他给我一张指头宽的白条，我一看上面白白的，什么也没有。他让我送到汉阳××街××号，如果门上吊着一只走马灯，才可以敲门，不管谁开门，门只要开了，就把白条给开门人。送白纸条很顺利，回到江边，小船还在等我，黑灯瞎火地，我踩虚了脚，踏进江里，江水急流，一下把我冲了一丈远，幸亏船工机灵，伸过竹竿，我抓住竹竿，才没有被长江淹死。”
“汪精卫在武汉叛变革命后，我跑到广州、长沙、南昌，又随南昌起义军到了井冈山。”
厨师老汉讲的故事新鲜神秘，我不懂只送一张白纸条有什么用。问老汉，老汉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跑去问黄祖炎。黄祖炎笑了：“你好好学习识字，再送你去训练班，你就知道了。”
一听首长说学习，我就心跳！四方面军保卫局把读书识字的知识分子枪毙了，这事儿我一直忘不了。
黄祖炎对我说：“小李啊，你这样天天抱个小娃娃也不行啊！要学习些文化了。”
我急忙摆手：“首长，我可不想学文化！”
黄祖炎：“不学文化，将来你就是‘睁眼瞎’，干不了大事，……我送你去陕北小学，好不好？”
我说：“我就跟着你……哪儿也不去。”
黄祖炎叹了口气：“你们呀，在红四方面军受影响太大啦！”
刚到保安时，朝玉英就找来一本旧皇历，撕开纸页，手把手教我识字，我被她紧紧看住，不好逃走，只得装模作样对付她。
到了延安，我时常去边区政府秘书处送缴《参考消息》，秘书处也不清点期号和页数：“好了，你就放在那边吧！”这样给我造成一个机会，偷偷留下一张《参考消息》，朝玉英就用来教我识字。一张纸片上涂满黑墨，无处下笔，再用来燃火。
慢慢地我有了学习兴趣，朝玉英说：“你要认真学，再给你开两门课，一门算术，一门地理，我能教你到‘完小’毕业生的水平。”
我问朝玉英：“你的姓是个什么样的字？”
朝玉英回答：“就是‘朝鲜’的‘朝’字嘛。”
七七事变后，延安的战争气氛很紧张，各单位的人都来挖防空洞。
黄祖炎带我在东门的城垛下挖防空洞，他用力太猛，扭了腰，我扶他一步一蹭地走回家。
黄祖炎躺在灶上说：“能喝上一碗葱油汤就好了！”
我跑到大灶，一位留着长长胡须的厨师正在忙碌。我说：“老同志，我的首长病了，想烧碗葱油汤呢。”
老厨师头也不抬：“你自己舀去。”
首长见我端来一大碗清油，拎一捆葱，问我：“小李，哪里弄来这么多油和葱？”
“从大灶拿的。”
“那还行！快给人家送回去！”
“不送！是他们给的，又不是偷来的！”
“人家怎么给你呢？”
“我说，我的首长不得劲儿，想喝碗葱油汤。他们让我自己舀，那我还不多舀点！”
“小李呀，你这孩子真会办事。我想着，我把大家的油和葱都吃了，不好呢，对不起同志们。”黄祖炎神情愧疚。
我说：“大灶里，油啊葱啊多着呢。”
黄祖炎叮嘱我：“小李，以后要一点点盐就得啦！”
过了一些日子，边区政府的大灶从街上的饭馆里请了一位师傅，给我们炸油条，早饭油条放开肚皮吃，我吃饱了，又用筷子串了两筷子油条带回家。
黄祖炎见了说：“小李，你不是没有钱了吗？”
我说：“不是，我们大灶上，今早吃油条，管够！”
“哪里来的这么多油呀？”
“老乡要用我们的大马车，管理科派大车去了，回来时老乡送了几桶油和两只羊。”
“你拿回了这么多油条，多不好呀！上次我批评你拿大灶的葱和油，你怎么不记得呀？！”
我不听话：“再吃这，我还拿，你不吃，给玉英和小娃儿吃！”
首长发火了：“今后这事不许干啦！占公家便宜的事不能干，你再犯了，我不要你了，让你走！”
我见首长真发火了，不敢吭声了。
与国民党占领区通邮（1）
1937年，青黄不接之际，红军供给部全力征集粮食，仍难于满足延安的干部和学生的需求。中央机关的大灶，天天蒸煮黑豆，一日三顿，一人一碗黑糊糊的黑豆。首长们天天开会，讨论解决粮食问题，组织干部下乡，动员陕北乡亲供献粮食。我听黄祖炎对老乡说：“打日本也不能饿肚子呀，红军也要吃粮食。你们若有剩余的小米、高粱、洋芋、麦子卖给我们一些，好不好？”
黑豆是上好的牲畜饲料。我吃了一个月的黑豆，拉不了大便，腹涨难忍，躺在床上。黄祖炎见我痛苦的样子，更加着急，说：“这样下去人可受不了！给家里写封信吧！”他通过延安的国民政府的中华邮政局寄了一封求救信。
抗战前期，国民政府的中华邮局一直在延安开展正常业务。一天，首长回到家里，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信和邮局包裹单，说家里来信了，寄东西来了。
邮局的包裹单是一张十六开的纸片，半面印着绿色，中间印着三指宽的红色，另一半是纸的本色。
黄祖炎问：“你知道不知道邮局在哪儿？”
我说：“那谁不知道。”
首长不相信：“你怎么会知道呢？”
“好嘛，我整天抱着小娃儿满城跑，看见南大街上有一个小木牌，写着‘延安邮局’。”我忽然意识到说走嘴了，马上不说了。
首长用手指点我的脑门：“‘小鬼头’……邮局是干什么的？你晓不晓得？”
黄祖炎笑着给我讲：“邮局把个人的、机关单位的信件集中起来，再看看每个邮件的目的地，通过全国的邮局，把这个邮件按城市、按街道门牌和姓名，送到收信人的家里。像大后方的重庆成都的人，因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主席很有名气，大后方的那个人就可以给他写信，通过邮局的传递，林老就收到这个人的信，看他有什么要求，再给他回信。在国际上，与我们最好的国家，苏联的著名人士，或者其他国家，他们要给我们延安的外国人寄信，从外国邮局转到中国邮局，再转送到我们延安邮局，延安邮局再把这封信送给外国人。信也好，包裹也好，电报也好，都能发送。”
我问：“什么叫电报啊？”
“你没有见过电报机？电报机有两套设备，一套机器和一套电键，假如你在敌后，有份情报，可以译成密电码用电键拍出去，我们延安这边的电台收到了，再译出来，就知道你的情报是什么意思，这样发电报，很快，一眨眼延安就收到了。以后，你慢慢就知道了。”
对我的各种问题，黄祖炎总是耐心细致地解答。
延安中华邮政局设在钟楼到南城门之间的大街上，临街有个小门楼，门垛上钉着邮局的标记木牌。门楼内，是一条窄窄的长胡同，胡同的尽头才是邮局的院子，院内右侧平房是营业室。一进房门，迎面一通高柜台，柜台后面还有一个套间。一位40岁左右的邮局职员胸前挂一枚国民党徽章，站在柜台里面。他见我进来，堆起微笑：“小同志，你干啥？”我伸出手把包裹单递到柜台上。
他看了一眼单子说：“你来取东西？好！等一下。”转身从套间里抱出一只木箱。
他问我：“你带图章了吗？”
我也不懂图章：“啥个图章？”
他说：“好吧，那你按个手印吧。”说着递过印台，“在这个地方按一下。”
从此以后，首长的亲人通过中华邮政局，从江南陆续用大木箱、椭圆形的竹蔑篓向延安邮寄干鱼籽，江油的酱菜，豆瓣酱、大红荸荠，黄岩蜜桔和大笔汇款，困苦的生活立刻改善了。
首长兴致勃勃地把干鱼籽洗了，放进沙锅里蒸，蒸好的鱼籽红黄色，外形还是条形，他让我吃，我不敢吃。
黄祖炎说：“这是高级补品，营养最好啦！”
“啥是高级补品呢？”
“吃高级补品，人的身体好，有力气，有精神！”
“这就叫高级补品？那就多吃些肉不就得啦！”
黄祖炎指着我说：“你这个‘老土’……”不由分说，用筷子夹了一块鱼籽，硬塞入我口中。
我一边嚼一边说：“这是啥子呀，还不跟小米饭一样，满嘴里跑！”
首长说：“你看，多香呀，越嚼越香！”
朝玉英在一旁说：“小李呀，你看我们像不像吃沙子嘛！”
黄祖炎一乐，嘴里的鱼籽要喷出来，赶紧用手掌捂住嘴巴。
跑了几次邮局，我真正明白了邮局的作用。我一边剥着蜜桔一边赞叹，邮局是为老百姓办好事啊！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送来好吃的东西，还送来期望……
我协助黄祖炎打开密封的竹篓，冒出一股香味儿。黄志炎用筷子夹出一条酱菜，酱香扑鼻，他兴奋地说：“小李，这咸菜是你们四川家乡江油的。你们长征过江油时，吃过吗？”
与国民党占领区通邮（2）
“吃过。”
“这个酱莴苣，你一定没吃过，它们整整淹制了三百年！红军占领江油前，这批莴苣就运走了。”
后来，我们又收到一只竹篓，竹篓上缝着布条，上面写着地址。打开竹篓一看，是满满的豆腐卤，包裹豆腐卤的荷叶已经变成金黄色。豆腐卤异常鲜香，一沾嘴巴子，就要流出口水来。
黄祖炎经常招呼我：“小李呀，你想吃哪样，就去吃。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啊。”
首长有了钱，不让我去大灶吃黑豆，带我去延安城里的饭馆吃“锅盔”、烧饼、肉丝面，还时常买些酱肉卤鸡。首长离开延安前，把剩下的蜜桔、荸荠、酱菜分了几份，让我去送给傅连暲、林伯渠等人。
林伯渠要为党留下历史见证人
为什么离开延安，大概是因为黄祖炎带我去参加的那个秘密会议。
1937年5月的一天清晨，我俩骑马趟过延河，又经东关、飞机场、桥儿沟、东二十里铺，过了一道红军警戒线，在一条山沟停下来。路边堆满了煤炭，山根儿下有煤窑。各个窑洞前的院子都有红军哨兵把守，禁止老百姓进出。
把守沟口的保卫局干部很不客气，他们问黄祖炎：“你来开会，怎么还带着手枪啊！”说着就让他交出手枪，然后递给我，还叮嘱说：“这个手枪谁也不能给啊！你的首长要要，也不能给他！”
有人把我和黄祖炎引到一个院子，拴好马匹。我想到院外转一转，门口的哨兵把我拦住，称上级有规定，谁也不许走动。我看见山坡上红军的岗哨密密麻麻。
这次秘密会议开了有六七天吧，黄祖炎天天回来跟我睡在一起。我和老乡吃住在一起，整整憋闷了这么多天。把守院门的哨兵不让我走出大门一步。
这次会议确定黄祖炎去敌后工作。回延安后，首长问了我好几次，愿意不愿意跟他走。我说：“你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
黄祖炎好高兴：“好，我跟中组部说一下，带上你。”
在去敌后之前，黄祖炎首长带我去林伯渠家辞行。林老的三间窑洞在凤凰山南边，后来的市场沟与边区礼堂之间的山坡上。林老身穿酱黄色呢质中山装，头戴一顶鸭舌帽，脚上的尖头皮鞋锃亮，与他在保安时的装束相比，简直变了一个人。
林老戴一副圆圆的黑框眼镜，又短又硬的胡须向上翘起，面露微笑，好像一只慈祥的老猫儿。林老跟黄志炎握手：“你今天怎么来啦？”
首长反问：“你不知道我要走呀？！”
“知道，我早就知道了……你俩儿坐下，快坐下。”
林老窑洞里有两只长条板凳，我和首长一同坐在板凳上，勤务员进来斟了两碗热水。
首长说：“我这就要离开延安了，来向你告辞。”
林老看着我说：“这个小娃儿，我见过呀！是在哪里见的呀？这娃娃也要跟你一起走？”
听了首长的回答，林老神情就严肃了：“老黄啊，这个小娃娃，你带走，我是不赞成的！”
“你怎么不赞成呢？我要把他送到老家，专门请个老师教他，将来好给我们党多做点事情。”黄志炎平日多感慨，红四方面军来的“小鬼”，受张国焘“肃反”的刺激，互相影响，不更换个环境，小李是不肯认真学习的。他早有打算带我回家乡上学。
林老说：“你考虑培养这个‘小鬼’，将来能为我们党做更多，更大的贡献，这个想法很对，可是敌后太危险！不能保证这个孩子的安全，你不能把他带走。”
黄祖炎说：“只要到了我的家乡，有人保护他，也有人照顾他，方圆百八十里路的坏人不敢招惹我家的！”
林老耐心解释：“这孩子到了你的家乡，他说的语言与当地不相同，敌人就会注意他，一旦出事，谁负责呀？那时，你远在天涯海角，我们延安也鞭长莫及，顾不得呀！只要中国共产党不倒，三十年，五十年以后，革命成功了，只要他们这样的‘小鬼’还在，就是我们党的光荣。到那时候，不管他们能干啥，都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是我们党历史的见证人。”
首长急躁了：“我懂得你讲的道理，可还是要把他带走，老毛也知道这个事情。”
林老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带走不行！毛泽东知道这事也不行！”
首长有些后悔了：“唉，我不该带他来见你，见你见出事故来了！”
林老和缓了一下语气：“这样吧，他把你和玉英送到西安，你再让他返回来，回我这里也行，返回中央组织部也行。但是，你绝对不能带走！怎么样也要为党留下历史见证人。”
最后，由于林伯渠要为党留下历史见证人，黄祖炎带我回老家学习的设想没有实现。
毛主席来宝塔山送行
毛主席也上了一次宝塔山，唯一的一次，是为我们送行。
1938年5月，我们正收拾行李，准备离开延安，毛主席带着四个警卫员来了，他情绪低沉，似乎对黄志祖炎的离去很伤感，与去年相比，判若两人。他看了看窑洞里的行李说：“看来你们准备的差不多啦！”
黄祖炎说：“就等去西安的顺路车子。”
毛主席说：“你们一家人回家，抱去一个大孙孙，家里人多高兴啊……你看看我，‘孤家寡人’个，老婆也跑了……”
黄祖炎叹息一声：“唉，你也不要太伤心了，保重身体！”
毛主席眼圈里有了泪水：“不知你我今后还能不能见面啊！”
黄祖炎说：“革命成功了，我们再见面吧！”
毛主席又说：“我们在延安刚刚过上安稳的日子，又该你去冒险呢！”
黄祖炎说：“主席放心吧！为了民族的解放，中国革命的成功，无论做什么样的工作都是应该的。”
毛主席走到我和小长生面前，他的脸色和缓了许多，摸了摸长生红红的脸蛋，又对我说：“你这个小矮矮，吃了这么多小米，还没有长高呀！”
我就是笑，不知说什么好。
黄祖炎说：“我准备带他一起走，把他和小娃儿放在家乡，请个老师专门教他读书，将来为我们党培养一个干部。”
毛主席点了一点头：“是这样啊……”
1938年，延安还没有保育院托儿所，黄祖炎不得不带着小孩儿去敌后。以后延安有了保育院，其他首长的小娃娃就幸运多了。
离开延安那天清晨，天色蒙蒙亮。黄祖炎拎一只小箱子，朝玉英拎一只包袱，我抱小娃儿，走下宝塔山。南门外，一辆国民党军用卡车停在公路上。一位四十多岁，络腮胡子的司机迎上前问：“是黄长官吗？”
“是啊，我们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黄祖炎站在卡车旁，望了望宝塔山，又望了望凤凰山，司机不耐烦地催促。
我抱长生坐在副驾驶的位子，首长夫妻俩坐上卡车“马槽”，卡车就离开了延安。
汽车司机在驾驶室里嘟囔：“本来我这车是不能带人的，长官非让我来接你们，多走几十里地没有什么，出了事故可了不得。”
汽车拐到七里铺一孔石窑洞前，窑洞的门窗破烂了，里面堆满了一箱箱军火，四周也无人警戒。司机抱起一只木箱开始装车，朝玉英看见木箱上印的那四个黑色大字：“哎呀，‘航空炸弹’，这东西可危险！”
首长说：“没有关系，不装引信，爆炸不了！”
我把小长生交给玉英，伸手帮司机一起搬运木箱。敞开木盖的箱子里躺着一枚冬瓜大小，黑漆漆的炸弹，我一看，正是国民党空军轰炸红军的那种炸弹。
汽车又上路了，司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