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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亲自找罗明谈话。此时，两人相见，都不免有些尴尬，罗明沉默，博古出于政治需要，先是安慰了一番，继而单刀直入，说明他亲自来谈话的意图。在谈话中，博古提到了罗明1933年1月底写的《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他为什么要提及这份报告呢？是因为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
如果只注意局部某一地方的转变，不注意很好地配合起来，发展武装斗争，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或者请列宁复活一起到下溪南或者其他已受摧残的地方对群众大演讲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斗争的情绪！
在这份报告里，有最使博古刺眼的话，就是“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所以博古就质问罗明，谁说毛泽东是“我们最好的领袖”？怎么能把毛泽东跟斯大林甚至跟列宁相提并论？
至此，罗明才完全明白自己为什么挨批了。
博古还说，不光你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还有比你更高级的领导干部，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比你更高级的领导干部”指谁？指毛泽东。
当然，这不是臆断。博古1945年5月3日在中共七大会议上发言时，就这个问题作了检查，他说：“在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
其实，博古找罗明单独谈话，目的不在于帮助教育，也谈不上需要帮助教育，他真正的目的是要搜索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证据材料，最终把毛泽东彻底整垮。但罗明那里并没有别的材料，唯独就是他写的那份报告，而这份报告博古早已捏在手里，大不了就是写了“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这句话。
在博古看来，罗明身上没有什么“油水”了，但他不甘心如此罢休。毛泽东已经成为他胸间的一块心病。因为有毛泽东在，王明的路线就要受到严峻的挑战，在这一点上，博古倒是看得很准。其实，他博古不就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吗？虽然背后有王明作靠山，但王明也同他一样，书生气十足，关键时刻恐怕也很难靠得住。博古自己对此心里也很明白，所以他横下一条心，一不做二不休，干到底了。
2月20日，《斗争》刊载任弼时的文章《什么是进攻路线》，批评“永吉泰和会寻安长期陷在纯粹防御的泥坑中”。
这其中的“永吉泰”和“会寻安”是什么意思？所谓“永吉泰”，就是指永丰、吉水、泰和三县，位于江西的中西部，红军在那里建立根据地以后，为便于领导，就三县联合，设立中心县委，书记便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所谓“会寻安”，就是会昌、寻乌、安远三县，亦联合设中心县委，书记便是邓小平。
乱云飞渡的岁月（9）
博古决定抓住这两个中心县委做文章。
原因同样简单，那便是这两个县委在实际工作中贯彻了毛泽东的一系列正确主张，这自然与王明遥控下的博古路线是相对立的，特别是这两个中心县委坚持游击战术，使博古再一次看到了他不愿看到的毛泽东的影响力。他总感到，你们不贯彻我的路线，而总去执行毛泽东的路线，是大逆不道的行为。
于是博古首先拿这两个县委书记开刀。
邓小平于1932年7月调到“会寻安”任中心县委书记，走马上任就积极推行毛泽东的游击战术。特别是在1932年10月以后，原本守卫那里的红军独立三师奉命调往别的地区，广东国民党陈济棠部队便乘虚而入，向“会寻安”扑来。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邓小平放弃寻乌县城，开展游击战争。博古抓住这一点，就给邓小平扣上了“纯粹防御路线”和“江西罗明路线”这两顶帽子。邓小平挨批之前已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
毛泽覃是在1931年6月担任“永吉泰”中心县委书记的。他也是采用了毛泽东的游击战术。不过，博古给他扣的帽子，在名称上与给邓小平的帽子有所不同。指责毛泽覃推行的是“诸葛亮式的机会主义战略和战术”。说这是一种“怕有伤亡打滑头仗”、“怕有疲劳反对追击”的战术。挨批前，已调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
但是，博古仍觉不够劲儿，他要拔出萝卜带一串泥，带谁？
博古把眼睛盯在了谢唯俊和古柏这两个人身上。令人不可理解的是，这两个人当时都不在那两个中心县委工作。
谢唯俊，湖南耒阳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共产党，长期从事工会和农会工作，参与领导耒阳的肥田暴动，1928年到井冈山后在红军工作，后曾任中共赣东特委书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1932年时任江西第二军分区司令兼红军独立五师师长。
古柏，江西寻乌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广州起义，后从事农运工作，任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寻乌苏维埃主席、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1931年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长兼内务部长、江西省党团书记等职。
这两个人中，只有古柏在寻乌县工作过，但那已是很早的事情了。当然，这两个人与邓小平、毛泽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抵制王明和博古他们那一套。
其实，博古看得最重的还不是这个，而是谢唯俊和古柏与毛泽东有密切的交往，并且他们俩的名字都曾出现在毛泽东的文章里面，这是有据可查的。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中就提及他俩的名字：
1930年11月18日，红军放弃吉安，19日我和古柏、谢唯俊二同志从吉安往永丰属之蘅田，会合红军主力，21日经水南到白沙。在木口村吃午饭，调查了村府委员的成分及本村所杀反动分子的成分。
此次古柏、谢唯俊与毛泽东同行，是因为他俩当时都是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完全是工作需要。当然，人都是有感情的，在一起相处的日子长了，关系也就密切了，尤其在那艰难困苦的年代，大家在一起同舟共济，相依为命，特别需要感情的融洽和慰藉。更何况，古柏、谢唯俊与毛泽东早就相识了，并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谢唯俊是1928年随朱德、陈毅部队上井冈山，在红军中担任连党代表、营党代表、一纵队政治部主任。后来他成为总前委秘书，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他任江西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红军独立五师师长后，还与毛泽东经常保持通信联系。而古柏是在1929年1月31日，朱毛红军急行军途经寻乌县菖蒲区，古柏连夜赶去，与毛泽东见面，他给毛泽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所以，毛泽东在1930年5月去寻乌进行调查工作时，就急着找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这一次，古柏与毛泽东朝夕相处了二十多天，结下了很深的友情。毛泽东也一直没有忘记他，并且在自己写的《寻乌调查》中，两处提到古柏这个名字，而且还不是一般地提一提：
在全部工作中帮助我组织这个调查的，是寻乌党的书记古柏同志。
我是下决心要了解城市问题的一个人，总是没有让我有了解这个问题的机会，就是找不到能充分地供给材料的人。这回到寻乌，因古柏同志的介绍，找到了郭有梅和范大明两位先生……
就因为这些，博古后来就将邓、毛、谢、古捆在一起推出来批，并指责他们是“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
博古的批判不断升级，批判大军也在不断扩大。有的是别有用心地批，也有的是善意地批，还有的是盲目地批，稀里糊涂地批。
当时有个叫罗迈的人写了两篇文章，其中一篇《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火药味很浓，但这个人1933年3月才从苏联回国到达苏区，新来乍到的他，见别人在批，他生怕落后，也急忙批起来。博古见他批得积极，便带他一同去参加江西省委的工作总结会议，对邓、毛、谢、古进行批判。
果然，他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说：“江西的罗明路线，是一条反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条与党的进攻没有丝毫相同而全相反的路线。这条路线根本不相信党的力量，不相信群众的力量。因而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走上了悲观失望的取消主义的道路。”
乱云飞渡的岁月（10）
罗迈万万没有想到，由于这一错误批判给自己留下了终生的遗憾，由此在心里形成的一种深深的内疚，在他后来的回忆中已淋漓尽致的流露出来：
参加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后，我还是弄不清楚反“罗明路线”与毛泽东有什么关系。有一天，博古来找我：江西省委要在宁都开扩大会议，你同我一起去。我就同他一起去了。到了宁都，博古找省委负责人谈话，要我在旁边听。那时江西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博古说，毛泽覃、谢唯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当时他还没有提到古柏的名字。古柏是在扩大会议上展开斗争时才把他找来的。后来博古要到前线去，叫我留下参加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到这时，我才知道福建反“罗明路线”、江西反邓、毛、谢、古，与毛泽东有关系。这四个人中我有两个熟人，即邓小平、毛泽覃，其他两人我当时不认识。我错误地认为王明“左”倾路线是正确的，所以我是积极参加了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的。我一次、两次、三次地提出要他们作检讨。……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个大错误。反“罗明路线”，无论在福建还是在江西，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然而，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的。
正是有了这些不同心态的批判，打击面也在不断扩大，许多人都因此受到批判和处分。
中共福建军区司令员谭震林、苏维埃主席张鼎丞被撤职；
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的密友何叔衡，被指责为“右倾”；
……
并且，博古把反“罗明路线”同已进行长达几年的苏区“肃反”结合起来，使大批的中共优秀干部被清洗或被处理。
后来，博古反思道：“更沉痛的，是由于路线的‘左’倾错误，宗派主义干部政策，再加上一个错误的肃反政策，而使许多同志，在这个时期中，在这个肃反下面被冤枉了，这是无可补救的损失。”
1933年5月5日，经中共临时中央批准，中共江西省委作出《对邓小平、毛泽覃、古柏、谢唯俊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内称：
“邓小平同志对他自己机会主义路线的派别观念的全部，始终是隐藏的。”
这个决议还作出了如下规定：
省委最后一次责成四同志执行下列工作：
（一）必须向党作第三次申明书。
（二）邓小平同志，必须无保留地揭发他由第七军工作起，经过党代会、经过会、寻、安工作，直到写第二次声明书为止，一贯的机会主义错误和派别观念，以至派别活动，再不允许作任何掩藏。
（三）谢、毛、古三同志，必须向党忠实地从历史根源起，彻底地揭发反党的小组织活动，和小组织的形成，以及全部机会主义政纲，同时必须采取必要的办法，宣布小组织的解散。
（四）四同志在省委所指定的群众工作中艰苦地担负起自己的任务，来表现忠实地为党的路线而坚决斗争！
这个决议，目的就是要让这四人把博古认为的毛泽东是小组织的头目供出来，如果当时他们四人中有一人违心地编造事实，说毛泽东是他们的头目，那毛泽东的政治生命可能就到此结束了。
好险啊！
所以，毛泽东没有忘记。1972年8月14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在这封信上是这样批示的：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
这是后话。那么，当时在批“罗明路线”期间，毛泽东在干什么呢？
毛泽东在汀州休养了三个多月后，回到瑞金。1933年2月10日，博古代表中共临时中央，责成毛泽东负责领导“查田运动”。所谓“查田运动”，是认为中央苏区农村由于受“富农路线”的影响，有些地方划错了阶级，导致土地分配不合理，需要在农村开展“清查阶级、清查土地”运动，这就是“查田运动”。
实际上，“查田运动”用不着像毛泽东这样的领导人去管，只须“土地人民委员”，也就是土地部长去做就行了。看来，安排毛泽东去管这项工作，也是大材小用了。
其实，令毛泽东痛苦的不在于“大材小用”，而在于让他自己去纠正所谓的富农路线。毛泽东意识到了自己的危险处境，只得服从，便把主要精力用在了“查田运动”上。
在这次人为制造的反“罗明路线”斗争中，邓小平被撤销了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毛泽覃被撤销军内职务；谢唯俊被处分调离工作；古柏被撤销职务并给予“最后严重警告”处分。
不过，邓小平被撤职以后，博古仍不放过他，把他关进了禁闭室，受到不人道的待遇。美国记者索尔兹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一天，在被卫兵押回禁闭室的路上，他遇到了陆定一的妻子唐义贞。
“我饿坏了。”邓小平对她说，“肚子根本吃不饱。”她可怜他，花一块银元买了两只鸡。做好后，她给卫兵捎了个信，要他们把邓小平带到她的住所吃饭。邓小平吃了一只，把另外一只拿回禁闭室。
邓小平遭受着苦难，当时毛泽东的日子也很不好过，他被压抑得喘不过气来。在批“邓、毛、谢、古”的声浪中，博古还要追查所谓“小组织派别活动”。博古口出此言，谁还敢接近毛泽东？而毛泽东也觉察出这令人窒息的风声，便不再与别人单独往来，甚至很少与别人说话，他怕牵连别人。落到这个地步，其痛苦程度可想而知。三十年后，毛泽东还向外国友人说起过这段最痛苦的时期：
乱云飞渡的岁月（11）
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过“左”的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6月上旬，毛泽东出席了在宁都召开的中共中央局会议。也许是宁都勾起了他的痛苦的回忆，也许是反“罗明路线”的浪潮稍有些平缓，便对前次宁都会议提出了批评，并对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提出申诉。他说：“前次宁都会议对我的批评和指责是没有道理的。明明我是对的，却硬说我错了，这哪还有什么是非，这不是有意整人吗？”
会场一片寂静，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了博古，而博古却一言不发，沉默了许久，他才说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于是会议继续进行。
毛泽东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博古的不安，他预感到有些不妙，虽然会议仍旧进行，但他的心却被毛泽东的一席话紧紧地揪住了。
会议临近结束，博古在作会议结论时，提起毛泽东与前次宁都会议这个话题，他不能不提，不提就是一种默认，而默认就意味着要给毛泽东平反，这是绝对不行的。因而他如此说：“前次宁都会议是对的，如果没有那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说完，他便宣布散会。
毛泽东想结束自己的痛苦时期，但没有奏效。
此后，毛泽东仍一直保持沉默。然而，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
此后，博古心间的危机感加重。然而，不在危机中升腾，就在危机中坠落。
历史，在这种痉挛中艰难地前行。
博古没有拉住梦的手
博古虽然有王明在背后撑腰，但毕竟远水解不了近渴，所以整日忧心忡忡，惟恐毛泽东的影响超过他。他甚至想，如果王明在身边就好了。
无论怎样，博古毕竟年轻，且不懂军事，现在又面临着蒋介石第五次对苏区进行“围剿”的严重时刻。他意识到，如果这次反“围剿”失败，毛泽东取代他是必然的。因而他做梦也在想能有一只手帮助他做好中共中央总负责这个工作。
但苏区还没有这样一只手。
博古在焦虑地等待。
形势越来越严峻。自1933年4月以来的几个月，蒋介石都在忙着调集军队和飞机用于第五次“围剿”，其中有50万大军用于江西，以求“剿灭”中央苏区。一切部署妥当之后，便于同年的7月18日登上庐山，亲自给参与“围剿”的军官面授机宜。
7月24日，博古主持下的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内称：
五次“围剿”是更加剧烈与残酷的阶级决战，……五次“围剿”的粉碎，将使我们有完全可能实现中国革命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
虽然口号提得响亮，但博古心里却不免有些胆怯，他知道这不是耍儿戏。
当他等到9月，苏区来了个德国人。
此人名叫李德。他的本名叫奥托·布劳恩。李德是他的化名，意思是姓李的德国人。他还有个化名叫“华夫”，意思是中国的男子汉。
李德这个人，颇有些传奇经历。1900年9月28日出生于德国慕尼黑附近的伊斯曼尼格镇，他的童年是在孤儿院度过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14岁的李德应征入伍，两年后，李德在作战中被俄国军队俘虏，送往西伯利亚进行改造，这竟成了他命运的一个新起点。“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德加入了苏俄红军，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并于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24年，他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事情报工作。就在这一年，24岁的李德做了新郎。1926年，当他准备再过8天就过自己生日的时候，他和妻子双双被捕。妻子3个月后获释，而他被囚车送入莫阿比特监狱。18个月后的一天，他居然成功地越狱，并秘密逃往苏联。
博古很清楚，李德只是一个“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李德自己对此也很清楚，正像他在《中国纪事》中写到的那样：
博古和洛甫动身前，要求尤尔特同志（即阿瑟·尤尔特，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的代表）将我也派到苏区去，尤尔特问我对此有何意见。……我表示同意去苏区，但提出一个条件，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尤尔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发出了几封电报。1933年春天，他们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