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日本摄影记者村田说：“红色中国也应该给你装备这种机器。”不想，这话惹恼了站在一旁的希尔顿饭店安保人员YOS＃Y：“什么红色中国，只有一个中国。中国一个，懂吗？”
言归正传，一连几夜，乔、村田和我都站在阳台上迎着地中海的寒风，仰望夜空，静候“飞毛腿”的光临。由于白天跑新闻，晚上眼睛都睁不开，可在强烈的竞争心理驱使下，谁都不肯认输。村田说最好的办法是我和乔支好相机打开B门，他用烟头给我们划一个“爱国者”撞击“飞毛腿”，我们仨个一块领普利策奖。气得乔大骂萨达姆不配合。
等到2月8日午夜，村田和乔终于熬不住了，回到各自的房间去睡觉。可我坚信今夜“飞毛腿”必定光临，因为今天碰巧是穆斯林主麻日，犹太教安息日，巴格达的六三革命节联在了一起。为此，我还与村田打了赌，可连响两回警报，却一无所有。
大约凌晨两点三十分，我第三次被凄厉的警报声吵醒。我将头钻到枕头底下，认为这次还是“狼来了”，电话铃又响起来，听筒中一个男人用英语命令我闭灯、关水迅速隐蔽。我摸黑爬上阳台，特拉维夫全城仍是灯光灿烂。我返回房内拉上落地式大窗帘，这样可以避免炸碎的玻璃横飞，我抄起莱卡戴上钢盔重新返回阳台上。
城市中的灯光一片一片的熄灭，正北方一条火龙腾空而起，直冲夜空，待升到一定高度突然消失。几秒钟后，再度出现。继而传来两声沉闷的巨响。楼板跟着一抖，“飞毛腿”真来了。
我从防火梯跑下一楼大厅，这里空无一人。门口竟没有出租车。两位背尼康的白人拒绝我的搭车请求，绝尘而去。我只好重新跑回大厅。这时迎面跑出一个法国人，先用法语，后用英语问我看到了什么。我说，开上你的车，我知道在哪。
出饭店北行，迎面撞上一队消防车，我们紧随其后，更多的消防车救护车闪着红黄蓝色的警灯汇入我们的队伍。
空中弥漫着焦糊的气味，自来水管爆裂，水流四射，大卫——本古里安街路中央有一个直径七八米的弹坑，几辆汽车已烧作一团乌铁。数名消防队员正用水龙灭火。四周的房子已被炸塌。我身后一辆崭新的欧斯谋彪（Oldsomobil）牌车被炸坏的水泥预制板砸破了车顶。牵着德国黑背军犬的工兵救护队在废墟中寻找受难者。
附近没有灯，只有消防车顶上的探照灯和乱成一片的手电光，红黄蓝各色警灯闪烁不停。士兵的军车首尾相连形成路障，上百名身背着M—16步枪的志愿者手拉手配合军警将所有记者赶离现场。救护队员将5名轻伤员抬上救护车，我冲过去，消防水龙喷出的水弄了我一身，一个士兵几次用手挡住我的闪光灯，气得我破口大骂。
路边一对可怜巴巴的老人用防毒面具遮住脸，求我别照了。一条壮汉朝电视记者大吼：“告诉萨达姆！我们要扔原子弹，炸得他屁滚尿流，我们自己打，我们不用美国人！”
这是一周来伊拉克导弹首次攻击拉马特冈也是弹头第三次落入该城。共有5座住宅被毁，150座受损，26人受伤，无人死亡。被毁的建筑物包括缅甸使馆。这是犹太安息日凌晨的首次遭受攻击。
对于以色列的反应，外界一直颇为注意。上周公布的民意测验表明超过70％的市民主张克制。以总理沙米尔今晨亦在收音机里发表讲话，表示以色列对此次袭击仍将克制。可如果一旦伊拉克运用化学武器，那就后果难料。他指出，过去5次“飞毛腿”袭击每次都仅发射一枚导弹，说明伊拉克的发射能力已大为减弱。到目前为止，“飞毛腿”导弹已使4名以色列人死亡，270人受伤。
一位房子被毁、名叫Rondi的男子说，警报响后约一分钟他看到四面墙壁都向内压来，玻璃碎片向四面横飞，他说他以为自己死定了，但是尽管房子塌了，可自己仅仅是手臂受伤，还算幸运。在现场协助救护的一名女军人说，这次袭击十分万幸，因为该区不少居民已离家出走，大多是空屋，故只有26人受伤。
我找了辆出租车赶回希尔顿饭店，甩掉鞋赶紧冲胶卷。趁显影之机，写了篇“飞毛腿袭来之际”的短文，送到新闻检查处。再跑回房间，用湿淋淋的底片放传真照片。摄影部值班室主任老欧听说此时我仅有一张涂塑传真片，命令我留到最需要的时候再用。
我拎着传真机和水淋淋的10寸传真片跑到新闻检查处，要回审定的《飞毛腿袭来之际》文字稿，传往新华社巴黎分社，等到新闻官在我的送审照片上盖完审查章，北京新华社摄影部的林川袁满已要通了我。我装上图片，只听袁满大喊一声：“调幅120转，开发。”湿淋淋的图片甩出的小水珠在桌上划出一条线。我抓起另一台电话向林川口授了图片说明。林川指示：战争已拍得差不多了，要注意巴勒斯坦人居住的被占领土。
发完照片，已是早上五点钟。我收起传真机，将两卷彩负交给新闻中心的小姐，请她帮我冲一下。我得抓紧时间睡一会，天一亮好去被占领土。爬上楼才发现，刚才放完照片忘了关放大机，湿淋淋的底片已烤得打了卷。
早晨，据官方说，昨夜发射的“爱国者”没有成功。
十七、戒严中的加沙
十七、戒严中的加沙
加沙（Gaza）位于以色列南部，靠近埃及边境，滨临地中海，是以色列重要的海上门户，“加沙”一词为迦南语，意为“强有力者”。十八世纪末，拿破仑远征埃及时，曾由此攻打巴勒斯坦北部的战略要地阿克。加沙城早在公元前30＃＃年就由迦南人建造而成，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加沙城内多古迹。希腊文化鼎盛时，这里成为传播希腊文化的中心之一。在公元初的几个世纪里，这里的学校被认为是讲授哲学、修辞学和讲演学最好的学校，传说甚至希腊学生也来这里留学。加沙土地肥沃，淡水充足，四周果园环抱，产葡萄、香蕉、野无花果、柑桔和橄榄等。加沙附近长约40公里、宽6—8公里，面积约30＃平方公里的地区，称“加沙地带”。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即“巴勒斯坦战争”后，由埃及管辖，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即“六日战争”后被以色列占领。加沙地带的居民以巴勒斯坦人为主，还有少量以游牧为生的贝都因人（Bedouins，阿拉伯地区和北非沙漠地区从事游牧的阿拉伯人。“贝都因”阿拉伯语意为“住帐篷的游牧者”）。78年埃以停火，以色列宣布加沙自治，但至今未履行诺言。
2月4日，以色列政府同意允许部分记者进入戒严的加沙地带。我和《东京新闻》的松川贵、吉冈逸夫、印尼《Tempo》杂志的塔安菲特及香港《亚洲新闻》的袁国强合租一车前往加沙。
出特拉维夫南行，沿途可以看见成群的“爱国者”导弹群，挖土机正在构筑新的发射阵地，天空不时有UH—1H 武装直升机掠过。公路上偶尔可以碰到运送轻型坦克的轮式运输车。右前方一架C—130大力神运输机正向加沙方向飞去。
在加沙地带入口，已经有二、三十位各国记者聚在岗亭旁等候办理进入加沙的手续。这里有一家设在面包车上的快餐店，价格贵得惊人。我买了一块类似三明治的饼和一听可口可乐，竟要了我40个谢克，合20多美元。等得无聊，台湾《中国时报》的王丽美小姐索性与端M—16步枪的以军合影。一位名叫阿米尔的以色列兵缠着王丽美要通讯地址，“因为这是头一回与姑娘合影。”看到我对步枪很好奇，阿米尔干脆摘下自己的“加里尔”让我过过瘾，这种仿制美国M—16的新式步枪具有极好的防风沙性能，口径与M—16一样，也是5·56毫米，而美式M16A1自动步枪是6＃年代后开始装备美军的一种小口径步枪，它集中了许多步枪在结构方面的优点，口径小，初速高，零件少，重量轻，杀伤力强。目前，小口径步枪已成为步兵武器的发展趋向。我国通用“56”、“63”步枪是苏联卡拉什尼科夫步枪的改进型，与华约集团一样，口径为7·62毫米，其中以AK—47、AK—M 式最为著名。
在数辆装有4米多长鞭状天线的军用吉普的护卫下，记者车队进入神秘的加沙地带，路边是一望无际的桔子林。三个穿黑袍的巴勒斯坦妇女坐在一辆驴车上，车上装满了成筐的桔子。路中央，两个贝都因儿童赶着一群脏兮兮看不出毛色的瘦羊。几乎看不到行人，四处全是开着近光灯疾驶的军车，汽车风挡上装了铁丝编的防护网。左前方有一座清真寺，孤零零隐没在桔林里，旁边是一群骆驼，还有一人多高的仙人掌。
我们的车队始终以一百公里的时速飞驰，听任两侧景色转瞬即逝。《东京新闻》松川贵请求司机开慢点，好饱览秀色。司机说不行，我们必须紧随车队，否则会有危险，再向前，成群的骆驼越来越少，司机说这都是贝都因人的，每峰骆驼可以卖一万六千美元。
下午一点，我们抵达诺思雷特（Nosserat）小镇，这里的街上看不到一个行人，只有头戴包了迷彩布的盂形钢盔、平端M —16步枪的以军士兵。保护我们的几辆吉普封锁了路口，士兵跳下车，平端“加里尔”步枪，叉开双腿，随时准备格斗。这里的墙壁上涂满了五颜六色的反以标语。临街二层小楼楼顶的一个小窗户里，闪烁着几十双愤怒得冒火的眼睛，所有的巴勒斯坦人全被关在家中。同行的香港记者告诉我，自海湾危机以来，加沙实行戒严，巴勒斯坦人由于不能离家外出做工，食品来源基本断绝，每天三、五小时的外出时间无法谋生。
为了更好地工作，我离开记者车，找到我刚认识的那位叫阿米尔的士兵，请求使用他的吉普。阿米尔很高兴，爽快地让我挤进吉普随他们巡逻，吉普车内装有一部破旧得看不出牌号的军用电台，叽哩哇啦乱叫。阿尔米的紫色贝蕾帽塞在左肩章下，右手紧握横在膝盖上的“加里尔”步枪，左手握着麦克风守护着车队。在我脚旁扔着一支加了榴弹发射器的步枪和几听百事可乐。吉普车的风挡和车顶架着铁丝护网，以防“恐怖分子”的石头。可以想象得出，当恐怖分子的石块雨点般飞来的时候，阿米尔犹如是坐在一面擂得山响的鼓里。我和阿米尔聊起创建以色列202突击队的前国防部长阿里尔·沙龙，他问我是否仇恨沙龙。我说我讨厌他的残暴，但喜欢他的性格：诚实、勇敢、狂热地热爱自己的国家，还有他走险棋的军事天才。以色列政府规定，18岁以上的高中毕业生，必须服兵役，男子四年，女子三年。否则无法找到律师、医生、工程师等好职业。阿米尔对自己的军旅生活很满意，他让我多拍些照片，送给他在耶路撒冷的妈妈。
在埃尔伯利格（El Boreg），我亲眼看见一个黑衣人倒剪双臂被以军押进一间小屋。这里的气氛更紧张。街头站满了端M—16步枪、持大木棒、身背无线通讯装置的以军士兵。这些士兵除了头顶钢盔外，还穿了“开福拉式”防弹背心，背靠背站立、在记者身旁环绕一周，虎视眈眈地警戒着四周。我们脚下遍地是杂乱的石块和弹壳。
正当大家四处张望之际，突然背后飞来几块石头，我们纷纷四散隐蔽。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块正砸在《东京新闻》记者松川贵右背上，疼得他“嗷”的一声怪叫。4名以军士兵扑向飞出石块的树丛，我和加拿大记者乔紧随其后。翻过一堵矮墙，眼前是一大片静悄悄的桔子林。一位以军士兵用枪点着我大吼，命令我退回到小镇中的保护圈，见我就是不动，摘下自己的钢盔扔给我。以军不敢贸然进入桔林，我和乔在士兵保护下，退回到埃尔伯利格小镇中心。以军的吉普车围着我们组成一堵车墙，车头向外，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突然，离我不远的一扇小门猛地打开，一位满脸络腮胡子的中年阿拉伯人高举着一只活老鼠，冲上街头，边跑边用英语大喊：“我们生活不如老鼠，老鼠还能上街。”记者见状蜂拥而上，但被以军驱回。我爬上一辆被炸毁吉普车顶，用80—200镜连扣两张，3名以色列士兵按住这位暴怒的巴勒斯坦人，将其推回到院门里，可他仍在屋里跺脚大喊：“我们不如老鼠。”我紧张地倒回胶卷，藏在汽车的座位底下，生怕被以军没收。但以军并没有找我们的麻烦，只是命令我们立即回到车上，因为采访已经结束。
十八、西岸——没有摄影的摄影采访
十八、西岸——没有摄影的摄影采访
应以色列政府安排与众多的外国记者参观罢约旦河西岸的小镇杰维科（Jevicho ）后，我深信西岸的宵禁（Curfew）已经解除。可同行的日本记者村田信一（Shinichi Murata）却怎么也不同意，这家伙已经在中东跑了许多年。一年前曾与日本名记者浅井久仁臣（Kuniomi Asai）一起在西岸遇险。那次浅井被以色列士兵抓住，以擅入军事区被捕。可浅井面不改色，掏出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指着上面的日文说：“我是日本援助第三世界协会的，我来这里是考察地形，准备建一所医院。”以军被呆头呆脑的浅井弄得晕头转向，结果浅井获释。
村田说我身上的新华社记者证和以色列政府颁发的记者证全不管用，在西岸得有真正阿拉伯记者证。在耶路撒冷老城大马士革门东北角一座僻静的小楼，我领到了一张印有阿拉伯文和英文的记者证，我的标准像被压上紫色的飞鹰图案，上写：“外国记者，请予帮助。”
2月18日清晨，村田把我带到耶路撒冷“美国殖民饭店”（American Colony Hotel）附近的一座小楼。一位三十几岁的巴勒斯坦妇女接待了我们。她命令我将相机装进包里，然后带我们钻进一辆加长的梅塞德斯——奔驰240D （Mercedes —Benz 240D ），驶出耶路撒冷，向东北方向开去。
1964年“六日战争”（Six Day War）中，以色列占领了Judea ，由于位于约旦河西岸而被称为“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简称西岸，这里也包括泛指的约旦河谷地。西岸被占领土约有5，878平方公里，主要城市有Ramallah、Nablus、Bethlehem和Hebron。这位巴勒斯坦妇女告诉我：“今天我们去Ramallah。”
中午时分，我们到达Ramallah，这位巴勒斯坦妇女将我和村田交给一个身穿橄榄绿防寒服的男青年而去。据说男青年叫“阿里”。“阿里”说这里戒严仍在进行，照相是绝对不许的，被以军抓住就麻烦了！他说他会安排我们看到真实情况的。
在“阿里”陪伴下，我们混入巴勒斯坦人中匆匆而行。这里的墙壁象加沙、杰维科和耶路撒冷东城一样用油漆喷雾器涂满了反以口号，还有伊拉克、巴解、苏联的镰刀斧头旗及飞毛腿导弹。我们头顶上是荷枪实弹的以色列士兵，手持M —16步枪和“加里尔”式步枪，有的枪口上加了催泪瓦斯发射器。村田说他挨过很多瓦斯弹，其中有一次还碰上了“声弹”，这种炸弹靠发出巨响震晕敌人。街头3辆加了铁丝防护网的军用吉普缓缓驶过，车门大开露出乌黑的枪口。村田说这里随时都可能开枪，比我经历的“任何危险都危险”。阿里似乎认识这里的每一个人，接连不断地朝四处点头，他把我们带到一家杂货铺内，让我们别动。
突然，拐角处冒出三个黑衣人，将两个汽车轮胎滚到路中央，变戏法似地浇上汽油和一些黄色的液体，大火立刻熊熊而起，浓烟直冲云霄。凄厉的警笛呼啸而起，以军的吉普飞驰而来，空中石块如雨，打在吉普车的防护网上乒乓作响。士兵们发射了催泪弹。我情不自禁地端起相机冲出杂货铺，还没等我按下快门，一辆以军吉普径直朝我驶来，车上的士兵用枪指着我喝令别动。我高举双手走向士兵，回头一看阿里和村田已不见踪影。士兵摘走我胸前的记者证，我背靠吉普躲闪着飞来的石块。突然一声口哨响，石雨嘎然而止。以军士兵记下我的姓名、证号后问我是否照了相，我指着尼康相机的胶卷计数窗给他看。我毕恭毕敬地告诉以军士兵，我是个旅游者，想去死海，可出租车司机莫名其妙地把我拉到这里，之后不知去向。我想我是碰上恐怖分子了。我很害怕，多亏您们来救我，请您帮我找辆回耶路撒冷的出租车行吗？以军士兵将信将疑地说这里是关闭的，不许人进来，你给我马上离开！别再让我碰上你！
我转身返回，耳边响着不断的哨声，我低着头向右侧的店铺瞥了一眼，一位黑纱蒙面的妇女正趴在窗口吹口哨，与远处的哨声连成一片。转过街角，村田和阿里正朝我招手。我跟着他们钻进一辆白色“梅塞德斯230”（Mercedes230）。
汽车东拐西拐，来到一条僻静的街道，两个儿童正坐在一扇铁门前咬手指。阿里说这两个儿童大的叫卡利姆，男孩，2岁半，小的叫塞尔，女孩，1岁半。他们17岁的大哥纳赛尔（Nasel）由于向以色列士兵投燃烧瓶而被捕，为此以军用焊枪封死了他们的家门。
在AL AMAR CAMP难民营，一位名叫Nafy的巴勒斯坦妇女正在一座废墟旁的帐篷外洗衣服，在她周围是一群脏兮兮的孩子和一只小黄狗。Nafy说，她21岁的儿子19＃0年12月组织了一个刺杀为以色列政府做事的巴勒斯坦人的行动小组，为此被判120年徒刑，她家的房子也被以军炸毁。据她说3年来以军在这带已拆毁300多家反以人士的房子。
Kadula Camp难民营53岁的Muhanmed Yosef由于他十个孩子中有四个从事反以活动而被捕并被没收了身份证。由于宵禁和没有身份证，他只有呆在家中。他给我们看他一家的午饭只有两盘炒菜花。
在AL AMAR难民营，以色列士兵用汽油桶和水泥封死了出口，我们在一名巴勒斯坦少年带领下通过无人知晓的“秘密小路”才得以进入这座村庄的。远处制高点上修有以军的工事，由于担心被以军的望远镜发现，我们不能照相。
下午三点钟，当我们准备返回耶路撒冷时，在整个Ramallah城竟找不到一辆出租车。因为四点钟宵禁又将开始，而挂蓝色牌照的巴勒斯坦出租车是不能外出的。只有挂以色列黄色牌照的车才能外出。
我们只好出示随身携带的阿拉伯记者证，求助于当地的阿拉伯记者。一位女记者终于找到一辆肯冒险的蓝牌巴勒斯坦出租车，但说好只把我们送到Al Ram，在那里可以找到黄牌出租。这位女记者记下我和村田的姓名、住址和电话号码，她说12小时后若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