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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间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四川小金县两河口召开会议，张国焘也前来参加。会议决定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张国焘却有意拖延。
为争取四方面军尽快北上，中央政治局于7月18日至22日在黑水县召开常委扩大会议，8月4日至6日又在毛儿盖地区的沙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重申了北上方针。然而红军通过草地后，张国焘却对抗中央北上方针，强行要求南下。9月2日至9日，中央政治局又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单独北上，接着在俄界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长征中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
9月18日，中央红军到达甘肃哈达铺，毛泽东等领导人从报纸上看到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决定向那里进军。
9月28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通渭县榜罗镇召开会议，作为总负责的张闻天征求到会者的意见，大家都同意到陕北落脚。万里长征中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体现出政治局成员的一致性。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党的领导核心形成了高度团结，不仅使一方面军在陕甘地区得到了大发展和东征、西征的胜利，随后又迎来了二、四方面军北上会师，胜利结束了红军长征。
【点评】民主决策经受考验
在长征途中，中央的会议大都在紧张行军中召开，一些被当事者称为“飞行会议”。因缺乏原始记录，回忆录中说法存在着某些差异。不过这些会议确定的大政方针却很明确，并经受了实践的检验。回顾长征途中党中央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也体现出民主决策的极端重要性，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启示。
第二章 转战贵州（1）
——红军改变前进方向之谜
1934年12月上旬，中央红军付出惨重代价突破湘江，进入了山路崎岖的越城岭地区，全军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减至3万多人。部队在山区里行军，找不到粮食、房屋，所有人员只好连日在路上露营，有人在睡梦中还滚下崖去，全体指战员都极度疲惫。
此时，国民党军十几万重兵正在红军预定的前进方向上张网以待。面对红军的危险处境，毛泽东提议改变前进方向。中央随即举行了通道会议，接着又举行了黎平会议，红军改变了行动方向才暂时摆脱了险境。
湘江战后，红军被迫进深山
当年为李德担当翻译的伍修权，曾写《七律？历史转折》一首，描写湘江战后的情形：“铁壁合围难突破，暮色苍茫别红都。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
中央红军的机关和精锐主力突破湘江后，蒋介石已经判明红军计划到湘西落脚，派出了中央军、湖南军十几万人赶到那里张网以待。不过当时中央红军有出色的无线电侦察，能够破译几乎全部的国民党军电码，马上知道了敌军的部署。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成为决定全军生死存亡的关键。
从赣南突围时，临时中央的计划便是到红二、六军团那里落脚。过湘江后，发现城步、武冈等地都有敌军赶到，已经堵住去路，便只好向西进入越城岭再过苗岭，连续多日在山里转。这时，广西军阀虽然重在保存实力，仍以小部队侧击、袭击红军，还派了一些便衣在红军刚到宿营地的时候烧房子，使得部队无房可住，同时败坏共产党的声誉。
红军进入广西北部山区时，不断有飞机在白天轰炸，部队只好转入夜间行军。快天亮的时候，人很容易打瞌睡、掉队。慢慢地部队形成了—个规律，晚上行军，到天亮便宿营。中午敌人追上就打几个钟头，等到黄昏再出发。
如此循环反复，部队中的新兵、民夫很不习惯，大批掉队。剩下的骨干体力也消耗极大，有的人休息时，一坐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如此疲惫的队伍，如果再按原计划去同湘西的红二、六军团会师，势必同预伏在那里的数量比红军多五六倍的敌军再进行一场恶战，结果只能是全军覆没。
据警卫员回忆，周恩来对李德前一段的指挥错误进行了批评，李德不服，两人用英语争吵起来，拍桌子都把马灯震灭了。这时博古也改变了态度，表示“不要理他（指李德）”。这样，“三人团”内周恩来就负起了指挥责任。周恩来一向谦虚，具有民主作风，他掌握军事领导权后，马上听取过去受冷落的其他领导人的意见。毛泽东也积极提出自己的建议和看法，实际上就此参与了军事指挥。
通道会议改变进军方向，却未解决根本问题
由于周恩来主持了军委工作，从翻越老山界直至进入贵州，中央领导人经常碰头。晚间一到宿营地，毛泽东、王稼祥等人往往就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商量，周恩来还同一些固执己见的人争论，遇到重大问题政治局就举行会议。在行军中召开这种会议非常简单，多无记录，
后来被称为“飞行会议”。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县城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除“三人团”成员博古、李德、周恩来外，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也到会，着重讨论前进方向。李德、博古仍认为应进入湘西，如会合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毛泽东却坚决主张放弃原定计划改向贵州前进。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大多数人赞同这一主张，最终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中央红军就此转兵西向，进入贵州境内。
此时的贵州是南方军阀统治最薄弱的地区，该省军阀对南京政府有独立性，省内还分裂为王家烈、侯之担、犹国材、蒋在珍四派。黔军多是既带步枪又带烟枪的“双枪兵”，战斗力比湘军、桂军差得多。红军进入那里能得到一个休整之机，这也是当时唯一的出路。
不过严格而论，通道会议只解决了当时“万万火急”要立即解决的进军路线问题，并未解决战略方针的分歧，尤其没有改变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方针，仅是战术“转兵”而并非战略“转兵”。正因为如此，红军从通道出发占领黎平县城后，在那里就进军方向又发生了一场争论。
黎平会议再起争论
通道转兵后，红军避开敌重兵，三天后便顺利占领贵州东部的黎平县城。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此开会，由周恩来主持，李德称病未到会。博古在会上又提出由黔东北上湘西，李德也托人转达要坚持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毛泽东、周恩来与之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会议最后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提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会后，周恩来将中央政治局新决定的译文送给李德看，李德表示不服，受到周恩来严肃批评，其他领导人也不愿再听取这个国际顾问的意见。
在黎平会议上，周恩来的态度具有决定性意义。他是会议的主持者，又是关键人物，如果没有他的认识转变，黎平会议不可能取得成功。
黎平会议只有政治局成员参加，各军团首长没有到会，不过知道会议决定后，大都表示满意。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后来总结说：“是我们战略转变的开始。其中最主要的是指出，去湘西已不可能，也不适宜，决定向遵义前进。”
猴场会议最终结束错误计划
红军进入贵州后，各派军阀自保实力，不敢以主力拦截。1935年元旦前夕，红军顺利占领猴场这一黔东重镇。中央机关在镇中找到的住房条件很好，屋里还有电话。
到达猴场的当天深夜，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会议，研究下一步的前进方向。会上博古、李德仍不放弃去湘西的意图，提出红军要么在乌江南岸打游击，要么准备向东拐，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这一提议马上被周恩来、毛泽东和其他多数领导人否决。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这个决定明确提出，下一步的立足点是“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
猴场会议通过的这一决定，既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议，又限制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基本结束了“三人团”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初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这一决定还使中央红军挺进黔北、攻占遵义的正确方针有了实际保障。
博古、李德错误主张的底线是不过乌江，因为乌江是天险，过去了就不容易再回来，折向湘西也不太可能。
猴场会议通过的这一决定，完全断绝了实施原先向湘西前进的错误计划主张的后路，把预想的落脚点彻底改为黔北或四川。中央红军向黔北行动，又为召开遵义会议，实现党的伟大转折做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准备。
猴场会议后，进入贵州的中央红军利用军阀王家烈集中主力守卫贵阳的机会，挥师北上渡过乌江，直取遵义城。当国民党中央军尾随进入贵州再逼近乌江时，红军已经在遵义附近休整了半个月，并且在那里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
【点评】改正错误转折序曲
经过惨烈的湘江之战，红军指战员思索的，就是下一步的前进方向和落脚点。去湘西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那么就只能另寻出路，于是便有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
这三个会议，作为遵义会议的前奏曲，已被历史证明具有重大的意义。红军在通道转变了行军方向，也标志着自此开始逐步扭转错误的军事路线。中央红军转向贵州后一时摆脱了危境，在遵义得到了休整，更清楚地证明了争论中谁对谁错，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正确领导就自然地在党的集体拥戴下形成了。
第三章 指明方向（1）
——遵义会议之谜（上）
1935年1月，已经突围长征三个月的中央红军终于在遵义得到了短暂休息。恰逢城内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刚修起了豪华住宅，号称是遵义市区最好的房子，它就成为中革军委的办公地和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人的住所。这座后来出现在许多历史书籍、影视作品中的外形别致的二层楼，也成为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会场，解放后又被开辟为重要的革命历史遗址。
决定中央红军乃至整个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会议能在遵义召开，是经过了一段较长时间酝酿的。
国民党军队被“涮”
中央红军自赣南突围后的三个月间，总处于敌军的围追堵截之中。1934年12月中旬，临时中央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实行“通道转兵”进军贵州，才暂时甩掉了后面追敌，并吓跑了正面的守敌，赢得了一段难得的休整时间。
1935年1月7日拂晓，神兵天降一般的红军突然攻占了贵州北部最大城市遵义的南门，城内守敌听到枪声大作后望风而逃。1月9日以后，中共中央和红军领导人从乌江边陆续进入城内。据当时的人回忆，红军入城时正在下雨，战士们满身泥污。不过他们在城外还是停下洗脸洗手，然后高唱《红军纪律歌》进了城，市民们看到他们衣衫破烂，但精神面貌很好。
红军主力能在城内休息十二天，关键在于通道转兵出乎蒋介石的预料。此时红二、六军团在湘西打了很多胜仗，威胁常德，牵制了湖南军阀主力，未能尾追中央红军，起到掩护作用。国民党中央军的追兵在中央红军入黔之初，仍估计红军会回头与二、六军团会合，薛岳所率的两个纵队还在湘西芷江、洪江严阵以待，直至红军渡过乌江才发现情况有变，就此追入贵州。贵州的王家烈等四派军阀既要各自保存实力，同时还要防备蒋介石的中央军乘追红军之机抢他们的地盘，一时也不肯出力拦截。
中央红军得到这个机会在城内休息，部队招入新战士补充兵员，被服厂开工为全军每人都制作了新军衣，同时突击医治了伤病员。陈云在后来的文章中写道：“红军在黔北休养十二天，使红军在湘南之疲劳，完全恢复，精神一振，使以后之战争，不仅战斗力不减，反如生龙活虎。”
开会日期难以断定
在遵义得到休整的另一个重大意义，便是中央有时间召集政治局成员和各军团负责人坐到一起，开几天会，详细地讨论问题。由于当时处于万里转战途中，文件记录携带困难，又要防其遗失或落入敌手，因而会议没有记录，召开的时间也难以判定。遵义会议在中央的铁皮箱子里保留下的唯一文件是《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标明日期是2月8日。
遵义会议旧址
这个决议由毛泽东委托张闻天起草，在会议上通过。后来一些书籍曾根据这一日期，认为会议在此之前召开。不过据中央机关行军日志记录，党中央机关于1月9日至10日陆续进城，会议肯定是在1月10日以后召开。会议的时间有人回忆是三天，有人回忆开了一个星期。
现在根据当年一些当事者所留下的行军日记，大致可判断遵义会议在1月15日正式开始，到18日结束，19日红军便开始出城北上。据当事者回忆，会议一般都是晚间7时开始，到凌晨时分结束。当时城内还有电灯，这次会议在长征期间是条件最好的一次。
长征开始就开始酝酿这样的会议
1月15日晚饭后，二十个人来到柏辉章公馆内一间长方形的房间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此开始。
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共青团领导人何克全（凯丰）。还有七位红军指挥员虽非政治局成员，也被吸收到会。他们是：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红军报纸《红星报》的总编辑、新任命的党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也出席了会议。在场的还有国际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
这次会议，酝酿起自于红军长征开始时，最早的倡导者是王稼祥和张闻天。早在第五次反“围剿”连连失利时，张闻天就对博古、李德的指挥非常不满，提出：“李德这样指挥怎么行？这样能打胜仗吗？”长征开始时，王稼祥同毛泽东一起坐担架，面对危局主张尽快更换领导，并主张召开会议解决问题。随后，王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左）、周恩来（中）、王稼祥（右）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作战行动
稼祥又找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人商谈此事，得到一致赞成。遵义会议的参加者伍修权后来总结说：“客观地讲，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起第一位作用的是王稼祥同志。”
张闻天对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也起到重要的作用。从酝酿期间，他便同毛泽东商讨了如何批判错误的军事路线，并已经事先起草了会议的决议。
主报告、副报告和反报告
遵义会议还是由党的总负责博古主持，他坐在一张长条桌子中间的位置上。别的参加者也没有名单座次，随便找个凳子坐下。这次会议的内容，是解决燃眉之急的军事路线问题，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教训。
博古首先发言做了“主报告”，虽然对军事路线有所检讨，却主要强调客观原因，把失败归咎于国民党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接着，周恩来做了“副报告”。他为人一向谦虚，以自我批评的精神主动承担了责任。这时李德坐在门旁边，垂头丧气，人们形容他是“处在一个被告位置”。
“主报告”和“副报告”完成后，张闻天首先发言。他根据事先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好的意见，做了一个系统的“反报告”，批判了博古、李德从反“围剿”一直到长征出发后的错误军事指挥。这一发言，马上引起会场上多数人的同感，会场气氛马上改变。
只有一人支持博古
毛泽东过去参加会议时，一般总是先听大家的意见，再做结论性总结。在遵义会议上，他在张闻天做“反报告”后就马上发言，据与会者回忆讲了大约一个多小时。他的发言着重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和在各方面的表现，如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和转移时的逃跑主义。毛泽东特别针对李德的瞎指挥说：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流，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他还列举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用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观点。毛泽东的发言反映了大家的共同想法，受到与会绝大多数人的热烈拥护。
毛泽东发言之后，王稼祥接着发言。他在会上率先明确地提出应由毛泽东指挥红军。周恩来也再次发言表态，认为毛泽东对博古和李德的批评是正确的，并提议毛泽东任红军总指挥。朱德、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等人都发了言，林彪却没有明确表态。从到会的二十余名领导人的态度看，只有一人支持博古的意见。
在会场上，伍修权一面听着大家对李德的批判，一面翻译给他听。李德本人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最后神情沮丧地为错误做了一点辩护，说自己本来只是作为顾问提提建议，是中国同志自己搞坏了。不论最后的责任由谁负，此前的军事指挥错误却已是会上公认的不争的事实，改变领导也就成为必然。
【点评】根本改变在遵义
在遵义会议之前，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已经开始纠正错误的军事路线，然而真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在通道、黎平、猴场召开的会议，只解决了进军方向和行动路线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反思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领导的路线问题。遵义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临时中央犯了军事路线的错误。明确了这一点，会议才能做出决定：“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正是在此基础上，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没有解决的组织领导问题在遵义会议上得到解决，并就此逐渐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
第四章 指明方向（1）
——遵义会议之谜（下）
几十年间，对遵义会议已经有无数理论文章和文艺作品做了称颂，史书中差不多都一致说，会议树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从而成为中国革命的转折点。然而到了1982年，中央档案馆发现一份当年政治局委员陈云在会议结束后的笔记。从中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