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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锩淖鄣恪Ｈ欢搅�1982年，中央档案馆发现一份当年政治局委员陈云在会议结束后的笔记。从中可以看出，会议期间，党中央总负责博古的职务并没有被撤销，会议决定周恩来是军事上的最高指挥者，而毛泽东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有人阅读这份第一手记录后，对传统说法提出了一些疑问。不过深入进行研究，仍可看出，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确立领导地位一事，是可以肯定的。
陈云笔记留下准确记载
由于长征期间的特殊环境，中共中央要求涉及核心机密的内容不留只字片纸，以免在征途中遗失落入敌手，遵义会议做出的组织方面的决议没有留下记录。后来的参加者都是靠回忆来记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众口一词的说法是毛泽东从此树立了领导地位，不过对职务安排的情况却说法不一。到会者大都记得，王稼祥、周恩来先后在会上提议，毛泽东应该出来担任党的领袖，毛泽东却以身体不好推辞，后来是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党的总负责。
不过在共产国际保留的中共档案中，却留下重要的第一手材料。在中苏关系非常友好的1956年，苏共中央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留在莫斯科的全部资料送交中共中央。1957年1月中共中央档案馆将这批数量达几百箱的档案运回国后，原想提供给党史研究部门，然而国内随即出现了反右斗争，接着政治运动不断，这批档案就没有供研究使用，只供少数人用于搞“专案”。
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档案馆才组织人清理这批从苏联运回的历史文件。1982年，清理人员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文件中发现一份没有署名，也没有成文时间的手稿《（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经参加过遵义会议的邓小平、陈云、杨尚昆、聂荣臻等辨认，是陈云的笔迹。
陈云这个笔记本，是对遵义会议最权威的第一手记录。陈云拿到笔记本后回忆，这是会后一个月内所写，准备传达使用，内容无疑是准确的。几个月后过了泸定桥，他离开了红军前往上海并转赴苏联。根据陈云的这一笔记，遵义会议决议主要有四点：
（1）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2）指定洛甫（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3）常委中再实行适当的分工；
（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决议上写了“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意思就是说领导班子的分工暂时还没有定。
放弃贵州到四川去
遵义会议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后，马上又面临着选择落脚点的问题。在一个月前的黎平会议上，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
黎平召开会议。图为黎平会议旧址意见，中央改变了到湘西落脚的计划，预定到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建立新苏区。
到达遵义之后，中央发现当地的实际情况与想像出入很大，贵州并不是建立根据地的适宜地区。黔北盛产鸦片，粮食却很少，烟毒泛滥，严重影响了青壮年男子的体质，以致招兵有不少困难。加上黔北人口相对较少，少数民族又多，共产党的影响薄弱，地形条件也很不利，红军在此难以得到发展。于是政治局同意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改变黎平会议的决定，准备北渡长江会合红四方面军，到川北或川西建立根据地。
为了便于灵活机动作战，遵义会议否定了“大搬家”，对剩下的3万多红军进行了整编。政治局委员陈云领导了整编。这次整编把过去臃肿的“红章”纵队编制取消，庞大的挑夫队伍解散，愿意留下参军的补充入作战部队，不愿意走的遣散。过湘江后还保存下来的少量重物，这时或埋或丢，只剩下一个小队留有部分驮子和挑子，主要保管金银和文件。
通过这次整编，全军完成了轻装，行动灵活，便于机动作战，这样才有了后来毛泽东指挥的出奇制胜的四渡赤水之战。
遵义会议使命终完成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北进，到达云南东北的扎西。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2月5日至9日连续召开会议，解决了常委分工，遵义会议的决议也正式成文，这实际上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最后完成。
鉴于博古很难继续领导下去，毛泽东又不愿出任总负责，大家就拥戴张闻天。1935年2月5日，在川黔滇交界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因这个村子的鸡一叫三省都能听到而得名），政治局召开一个小会，博古把装有中央文件的两个铁皮箱子交给张闻天，象征着移交权力，并胸襟坦荡地认为自己缺乏领导全党的才能。博古因缺乏实际经验犯过“左”的错误，但个人品质还是好的，后来又为党做出了贡献。
遵义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在名义上还不是负主要责任的领导人，但他在党内军内具有崇高威望，会议后的中央负责人也坚信他的军事谋略和指挥才能，张闻天、周恩来主要听取他的意见，这在事实上使毛泽东处于核心地位。在此后一段时间里，负总责的张闻天和红军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互相配合，形成领导全党全军的新格局。
第一次完全独立自主召开的政治局会议
遵义会议是第一次完全由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没有经过共产国际批准。
1922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正式成为当时世界共产主义组织——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共产国际的组织规定，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的任命要经国际批准。直至1933年举行六届五中全会，中共中央召开的各次全会和重要的政治局会议，都有国际代表参加或经国际批准。
遵义会议撤销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这样大的变化不是经过共产国际提出，而是由中国共产党自己做出决定，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次政治局扩大会，只有一个外国人李德到场，他不仅不是代表，还成了受批判的对象。这一批判，恰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已经从照搬教条的错误中摆脱出来了。
中共中央独立解决问题，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自身已经能够成熟地处理国内问题，不需要国际代表来发号施令；二是因为红军在长征途中同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
过去中共中央设在瑞金的电台功率小，同莫斯科的联络要经过设在上海的秘密电台收报后再转发莫斯科。红军从江西出发时，设在上海的秘密电台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破获，这一坏事恰恰也变成了好事，迫使中国共产党下决心自己解决问题。
遵义会议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并非政治局成员的主要军事指挥人员都参加了此次会议，像总参谋长刘伯承和彭德怀、聂荣臻、林彪、杨尚昆、董振堂等军团首长都参加了会议。此前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都是小范围讨论，到会讨论者还有不少缺乏军事知识。遵义会议扩大吸收了许多部队首长参加，这既有利于发扬党内民主，更有利于统一全军的思想。
【点评】思想解放历史选择
遵义会议召开前，红军已经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遵义会议的意义，不仅在于推举毛泽东来领导全党全军，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思想解放。中共中央能自己通过斗争实践选择领袖，而不是由共产国际指定，这本身就是独立自主的体现。
随后的事实证明，毛泽东不仅领导红军走出了危境，并且开启了近代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先河。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也带领红军取得了长征的胜利，最后又取得了整个中国革命的胜利。
第五章 南下还是北进（1）
——两河口会议之谜
“两大主力军，邛崃山脉胜利会合了！欢迎红四方面军，百战百胜的英勇弟兄……”1935年6月，跋涉八省险阻的中央红军翻越雪山后，同刚刚放弃了川陕根据地而西进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两军欢呼雀跃，尤其是中央红军更是激动万分，马上唱出了一首新编的歌。
在广大指战员表达兴奋之情时，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中共中央却同张国焘就下一步前进的方向发生了激烈争论。中共中央就此在两河口、黑水芦花、沙窝、毛儿盖连连召开政治局会议，一座座藏式木楼或寺堂成了激烈争论的场所。
南下还是北进，在当时成为争执的焦点。
两大主力没了落脚点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中央红军经过万里转战部队大幅减员，总数已不足2万人，衣衫破烂，人马疲惫。刚退出川陕的红四方面军约有8万人，服装整齐，显得兵强马壮。
自1931年春天起主持红四方面军工作的张国焘，此时自恃军力强，又以资格最老的政治局委员自居，看不起党中央和一方面军。张国焘见到周恩来，首先询问一方面军还有多少人。周恩来说在遵义时还有3万多人，现在可能不到了。张国焘一听脸色就变了。他不仅不服从中央的决定，反而提出自己的一系列主张要中央接受。
5月间中央红军经过抢渡金沙江、大渡河，已将被拖得疲惫不堪的国民党追兵甩在后面。中央在会理会议上决定尽快北进，同红四方面军会合，以实现遵义会议提出的在川西建立根据地的设想。中央入川时致电张国焘，只要求派兵接应，然而他却在4月间让红四方面军完全放弃了川陕根据地，渡过嘉陵江西进开始长征。
中央领导人同张国焘见面后，便问他为何放弃川陕苏区。张国焘回答，那里已经是一块拧干了的柠檬。他的意思是根据地内财力已经枯竭，青壮年也动员光了。其实最根本原因是他想向西部逃避国民党的进攻。这样，红一、四方面军都处于无后方状态，下一步到哪里落脚就成了当务之急。
1935年6月26日，两个方面军举行了会师大会（中央红军此时又改称一方面军），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到会，张国焘也来参加。会后，中央政治局在当地的一个喇嘛寺内召开了会议，史称“两河口会议”。
两河口会议上讨论的中心问题，便是“到什么地方建立新苏区”。周恩来分析了当地情况，认为人口少且多属少数民族，扩大红军很困难。东面成都盆地附近又集中了国民党川军和中央军主力，“可走的只有一条路，就是北上甘肃”，然后向陕西发展，四川现有地区可作为游击区。
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领导人都认为，两军会师后可以迎来革命新高潮，“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张国焘却一心避战，提出或南下川康建立“川康政府”，或转向青海、新疆。若照此实施，红军将进入荒凉的绝地。尽管中央一再说服，张国焘却消极对抗，还依仗实力伸手要权，南下或北上一时成了争执焦点。
滞留苦地，红军说服工作艰难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共有10万人，因前进的方针未定，徘徊停留在人烟稀少的汉藏交界区两个月，供给很难保障，指战员们只好割尚未完全成熟的青稞，吃了后还难以消化。中共中央为团结张国焘，任命他为红军总政委，同意破例从四方面军的干部中吸收陈昌浩、周纯全加入政治局。同时为促进两个方面军团结，中央还从兵员大为减少的一方面军抽调许多干部到四方面军任职。毛泽东等领导人同张国焘反复谈话，希望说服他尽快同意北上，并说明北上才是唯一的出路。
毛泽东同张国焘于五四运动时便在北京大学相识，又同是中共一大代表，过去虽多次共过事，关系却长期不融洽。两军会师后二人多次长谈也总不投机。为了缓和气氛，毛泽东有一次还带着女干部刘英（后来的张闻天夫人）前往，见面就说：“我给你带水来了！”张国焘一时不解，毛泽东便笑着说：“《红楼梦》里的宝二哥不是说男人是泥巴捏的，女人是水做的吗？”张国焘由此恍然大悟，也笑了起来。不过，一谈到下一步的发展方向，两人又无一致意见。
7月21日至22日，中央政治局在芦花（今黑水县城）举行会议。在会上，中央在肯定了四方面军战绩的同时，也批评了退出川陕苏区的错误。而张国焘则指责一方面军长征中减员大。会议决定成立前敌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一、四方面军部队，徐向前兼前敌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会议决定尽快消灭占领松潘的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打开北上通道，会后却因张国焘拖延避战而使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为了说服张国焘同意北上，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又在毛儿盖以南的沙窝举行会议，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傅钟、凯丰、邓发、博古共十一人到会。这次会议虽然提出创建川陕甘根据地，却也开始公开暴露出张国焘与党中央的政治分歧。会后，张国焘在四方面军煽动对抗中央的情绪，不愿北上而鼓吹南下。
为统一认识，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又在毛儿盖举行会议，张国焘没有出席，周恩来因重病也未到会。在会上，毛泽东提出北上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到会的原中央政治局成员和来自红四方面军的陈昌浩、徐向前、李先念都表示拥护。会后，红军开始过草地，然而张国焘虽在表面服从北进主张，实际仍坚持南下路线，这又在征途中潜伏下重大危机。
张国焘终于率军南下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红四方面军有五个军，即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红一方面军有一、三、五、九共四个军团（随即亦改称军，九军团改称三十二军）。在北进时，两个方面军混合编组，分为左、右两路军。朱德、张国焘率领的总司令部随左路军前进，下辖五、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军；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随右路军前进，下辖一、三、四、三十军。8月下旬，左、右两路军经过七天艰难跋涉，通过了草地。
右路军通过草地后，红四方面军的第四军和第三十军发起包座战斗，歼灭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一个师的大部分兵力，打开了北上通道。这时张国焘却突然变卦，率左路军南下，并要求右路军也南下。在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执行了张国焘的决定，毛泽东对他反复说服仍无效果。中共中央为避免发生红军内部冲突，便率领中央纵队和一、三军共8000余人于夜间出发单独北上。张国焘随后诬蔑中央“逃跑”，自己还另立中央，企图分裂党和红军。
从1935年6月至8月，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为了说服张国焘，统一党内认识，实现北上，召开了一系列政治局会议。虽然政治局通过的一系列有关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决定被张国焘破坏，但是这些会议对于争取和团结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争取红军各主力部队能最终会师陕甘宁，还是有着重大意义。
【点评】北上决定富有远见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一系列会议，出现北上和南下的争执。红四方面军（包括留在其中的原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跟随张国焘南下后，在川康边界地区几经激战也站不住脚，被迫退向甘孜藏区。中央红军北上陕甘，开拓了广大的根据地，并同东北军、西北军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
当时国内抗日高潮正在兴起，红军只有进入到北方抗战前线，才能发展力量。如果退到偏僻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远离抗日前线，在政治上无法争取最广大的群众，在经济上也无法长久保障供应，最终只能是死路一条。事实证明，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芦花、沙窝、毛儿盖等地召开的会议上提出的北上，是富有远见的正确决策。
第六章 几经改变（1）
——红军定向陕甘宁之谜
1935年8月末，中共中央随右路军通过了有“死亡地带”之称的水草地，此时又发生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事件，中央只率领8000余人的队伍向北进入陌生的陕甘地区，不能不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态度探索前进，并召开一次次会议研究落脚地点。于是，在中央红军长征的收尾阶段，连续召开了巴西会议、俄界会议、榜罗镇会议、吴起镇会议……
没有等来张国焘，巴西会议决定连夜北上
8月底，中共中央跟随右路军穿过茫茫草地到达班佑、巴西一带，等待左路军赶到会合，再占领甘肃广大地区。此时右路军有4万多人，多数部队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第四、第三十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负责指挥。
到达巴西后，虽当地仍很荒凉，毕竟有了人家和房屋，部队找到了粮食，战士们也迅速恢复体力。9月2日至9日，中央在班佑寺内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工作方针。然而张国焘所率的左路军没有到达。
9月9日叶剑英向中央报告，张国焘来电说已率左路军南下，并致电陈昌浩要其率右路军南下。对这份电报的内容，在不同回忆录中有不同解释，不过这封电报强行对抗中央北上方针的内容却是确凿的。
得到叶剑英的报告，毛泽东、张闻天、博古随即赶到了三军团驻地巴西，连夜召开了政治局紧急会议。在会上，大家分析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抗拒中央命令的种种表现，一致认为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严重后果。
为了坚持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同时为了给整个红军北上开辟道路，中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立即率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一部继续北上。这次会议时间很短，在凌晨结束，到会的领导迅速各自返回宿营地，在黑暗中带领机关和部队离开，还规定不许打火把，天亮后红四方面军的部队才发现中央已经离开。
这次匆匆开始、匆匆结束的会议，就是著名的巴西会议。9月10日凌晨，党中央率直属纵队离开巴西地区向甘肃俄界进发时，又发布《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俄界开会确立新方向
9月11日晚，毛泽东等人带领中央机关和红三军陆续到达俄界（今属甘肃迭部县），与先期到达的红一军会合。到达次日，政治局又召开了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着重指出：中央坚持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张国焘反对中央这个方针，主张向南，在政治上是没有出路的，中央不能把一、三军团也拉上这条绝路。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和破坏，使一、四方面军不能共同北上，因此，一方面军主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