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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认为这段不应该略写，因为之后几十年的中国的走向，实际上时在这场战争中将调子定好的。
孙中山为了武力统一中国，已经自顾自的忙活一年了，其工作的核心就是“挑动军阀斗军阀”，可军阀们中虽然老粗居多，却都不是白痴，让他们为了孙中山的“主义”出兵出饷的事，是万万不做的。尤其是掌控两广的陈炯明，此人非但不白痴，甚至连老粗都不算，他坚持“保境息民”和“联省自治”两个政治主张，首先，我的粤军就这点实力，能够保有这块地盘，让老百姓过几天安安生生的日子不好吗？为什么闲来无事非要去打仗。其次，现在的局面根本无法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也没有一个能够服众的人来领导政府，黎元洪、曹锟、吴佩孚不是，你孙中山也不是，与其这样，倒不如大家各省先行自治，把自己这一块治理好了，然后在适当的时候仿照美国以联邦制，制定联邦宪法实现国家统一，总好过打打杀杀，人民遭受涂炭。别管陈炯明心里怎么想的，起码人家是这么说的，这一年多来，粤、桂、滇、湘、鄂、川、陕、京、津到处在打仗，又打不出个所以然来，一些实力稍弱的地方军阀纷纷支持“联省自治”的主张，甚至准备联省互保，共同对付坚持武力统一的吴佩孚。
这陈炯明不仅提倡用美国式的联邦制统一中国，他还主动邀请陈独秀到广东建党，对共产主义采取友好甚至支持的态度，真非一般军阀可比，他对孙中山的态度基本就是敷衍，反正你拿我也没办法。但这种貌合神离，相互瞧不上，但又相互给面子的局面，终于在1922年6月16日被打破，孙、陈彻底决裂。
这事，还得从邓铿遇刺说起。
邓铿是一个受过专业军事教育的新式军官，从“辛亥革命”起就跟随陈炯明左右，东挡西杀间，为陈炯明立下汗马功劳，时任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铿在一师充分体现了其军事才华，在他的训练下，一师的战斗力已经远非其它各师可比，他多方设法罗致粤军中一些较有朝气的军官和由保定军校毕业不久的青年军官等作为第１师的骨干。当时被邓铿选入第１师的陈可钰、李济深、李章达、邓演达、叶挺、陈铭枢、陈济棠、蒋光鼐、蔡廷锴、张发奎、薛岳、余汉谋等人，其后均成为中国军政界叱咤风云的人物。
事发是在1922年3月21日，邓铿从香港公干回省，在广九车站突遭刺客枪袭，击中要害，两天后，不治身亡，他这一去却留下了一个大大的谜团，到底谁是凶手？
海峡两岸的正史中，都指出，杀害邓铿的人正是他的顶头上司陈炯明，原因是邓支持孙中山北伐主张，引起陈的不满。这种说法的源自孙中山和胡汉民的指证，而孙中山为海峡两岸共同推崇，他说的自然不会假，所以这桩政治谋杀案早早就被定性了。
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采纳罗香林的论述，但不等于说我会认可主流学者的说法，因为主流观点依然禁不起推敲，首先，孙中山指证的根据或者说证据，从来未见提及，其次，孙中山的指证并不是在邓铿遇刺后不久做出的，据本人查阅的资料，孙在公开场合指证陈炯明是杀害邓铿真凶，是1924年，他在《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一讲中提到的，也就是两年以后，是孙中山早就知道陈炯明杀害邓铿而不宣布吗？没道理啊，因为邓遇刺3个月后，他俩就决裂了，没必要替陈隐瞒啊，那就是两年之后孙才调查清楚邓的死因，也太牵强啊，当时找不到证据，两年后找证据岂不更难。第三，邓铿只不过是陈炯明一员部将而已，如果感觉邓的立场不利于自己，明着撤了他的职不就完了，何苦搞暗杀呢？第四，1921年6月28日，陈炯明进军广西时，由邓铿全权代行职务，第二年也就是1922年2月，邓铿遇刺前一个月，陈回海丰老家，仍由邓全权代行职务，可见陈对邓十分的信任，完全没有杀邓铿的理由。
邓铿不光是陈炯明的心腹，同时还是宣誓效忠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的党员，曾经的中华革命党军务部副部长，对孙中山敬佩有加。因为他和二人关系都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在孙陈出现矛盾时，他一厢情愿的努力从中斡旋，所谓斡旋就是两边说好话，结果却是两头不讨好。两头都对他产生猜忌，认为他被对方争取过去了。也正因为此，才使他的命案扑朔迷离起来。
本人虽然对罗香林的记载存疑，但却认为孙中山确实难逃嫌疑。
说到这里，我们重新审视一下孙中山实力，前面我们说了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挑动军阀斗军阀”，或者说是利用军阀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军阀们不傻，你可以利用我，我当然也可以利用你，不论是当初的“大元帅”还是现在的“非常大总统”都是利用与反利用，利用与被利用的产物，因此对于军阀们来说，孙中山是一枚重要的，举足轻重的棋子，孙中山深知并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周旋于各派军阀之间。
好，书归正传，先说动机，杀人是需要有动机的，杀邓铿当然也必须有动机，刚才我们分析了陈炯明没有动机，那么孙中山有吗？有，邓铿乃陈炯明手下第一大将，杀掉邓铿，可以敲山震虎，逼陈炯明就范。这可能吗？陈炯明要兵有兵要钱有钱，你孙中山敢这么干吗？这个问题得这么看，首先没有什么事是孙中山不敢干的，其次，这是暗杀，陈炯明可以怀疑孙中山，但却没有证据，没有证据要他直接抓大总统，自然会给其它军阀以口实，孙中山背后还有几派人马呢，这些人虽然不会为孙中山的“主义”打仗，但却完全可以利用孙中山找理由打自己认为该打的仗。
接着，我们来看看，邓铿遇刺后，孙陈都干了什么，孙中山结束其劳而无功的北进，从桂林返回，并派蒋介石去面见陈炯明，但陈炯明避而不见，并离开广州去了老家惠州。陈为什么要在孙中山回来时离开？为什么不见孙中山的使者蒋介石呢？
接着，我们来看看，邓铿遇刺后，孙陈都干了什么。
3月26日，也就是邓铿遇刺身亡三日后，在桂林主持北伐的孙中山决定停止劳而无功的北进，率领主要由李烈钧所属的滇黔赣联军和许崇智所属的粤军一部组成的北伐军密返广东，理由是粮饷给养接济不上，而负责筹措北伐军资粮饷的正是邓铿。之所以说是密返，是因为这次回返的目的地是陈炯明的大本营广州，可却没和陈炯明打招呼，而且是分兵两路，一路经梧州、西江到广州，另一路经韶关、北江到广州，所以说“密返”好听，准确的说法似乎应该是“杀向广州”，没有不透风的墙，何况是大军如此运动；陈炯明急忙向胡汉民电询，孙中山是否要班师？胡汉民回答说，欲进不能，只得回来。此时广州的守军只有刚刚死了师长的第一师和洪兆麟的第二师，可这个关键时候，洪兆麟却鬼使神差的请假去了上海，而魏邦平的第三师竟然宣布中立，其它部队远在南宁，已不及回救，4月9日，孙中山向陈炯明的部队发出警告：不许阻挡北伐军回师，否则武力对待。然后在行至梧州和肇庆时，两次电召陈炯明过来商讨所有问题，陈炯明拒不应召，很正常，都这时候了，搁谁能去啊。孙中山一看陈炯明不敢前来，知道他怕了自己，就派汪精卫前往会见陈炯明，传达几项命令：（一）省长、总司令让出一职。（二）北伐军需换新枪。（三）北伐军军费须于六个月内筹齐，这时候，已经不是和陈商量而是命令了。已处劣势的陈炯明再一次拒绝了孙中山，我不同意北伐，我不同意你拿钱去打仗。你也别让我让出一职了，不是给我内务总长、陆军总长、广东总司令、广东省长四个职吗，我都不要了。孙中山给陈保留了个陆军总长的位子，其余三职免去，陈炯明“遵令卸职”，命令自己的部队撤出广州，让给孙中山，自己也于21日离开广州，回到了他的家乡惠州。
我们来分析一下，如果陈炯明因为邓铿支持孙中山北伐而杀了他，那么就是就和孙中山撕破脸了，以陈炯明历来稳重的行事作风，他应该做好布置，一不做二不休才对，可事实上邓铿死后，陈炯明除了办理丧事再无其它行动，反观孙中山在洪兆麟离开、邓铿遇刺，广州武备最空虚的时候，突然回师，时机拿捏之准确，部队反应之迅捷有如诸葛重生。
综上所述，虽然不能断定孙中山杀了邓铿，但起码不能凭借同样有杀人嫌疑的孙中山的指证，将这次暗杀算在陈炯明头上，历史教科书这么写未免太不严谨了。
孙中山这次行动十分的成功，一举迫使陈炯明下野，于是迫不及待的开始筹划北伐事宜。就在这时，粤军第二军参谋长蒋介石向孙中山进言道：且慢，此时不宜北伐，陈虽被解职，但对其部署依然有足够的号召力，而我方将士也未必真心归附，现在广州城中的第一第二师尚未撤走，西江上游的陈军实力尚存，此次行动，我方已占尽先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不趁此机会一举剿灭陈部，待他将广西叶举调回，则大势已去，悔之晚矣。我认为，应该立即进攻石龙和惠州将陈炯明彻底打垮，然后回师将叶举歼灭，将广东真正变成咱们国民党的地盘。孙中山琢磨了一下，认为不妥，我回广东，人家没拦没阻，我撤人家职，人家欣然接受，我进广州，人家主动撤出，这时候下手追杀，赶尽杀绝，公众怎么看我，舆论怎么看我，我孙中山岂不和那些为争个人地盘儿打打杀杀的军阀毫无二致了吗？我还北伐个什么劲啊。
于是，孙中山非但没有采纳蒋介石的意见，反而派伍朝枢前往惠州迎接陈炯明回广州，并且电请陈炯明以陆军总长身份挂帅北伐。陈炯明回电语气恭顺，但却仍不肯挂帅北伐，对于请他回广州履行陆军总长职责，他只是向孙中山请假，但不再拒绝。孙中山一看，还是以德服人好啊，他只要不对我掣肘，我也没必要怎么着你，你好我好大家好嘛。遂指定肇、阳、罗、高、雷、钦、廉及梧州等地为陈军防地，派叶举以粤桂边防督办名义统率之，广州由第三师驻防。陈部欣然领命。
孙中山感觉后防已稳，粮草也已齐备，即令北伐军集中韶关、南雄、仁化，改道江西北伐。北伐诸军绕道不经广州，自三水转舟，直溯北江而上，经清远而至韶关。所有北伐大军自接到命令后，不及两个星期就全部在韶关集中。5月4日孙中山偕同胡汉明、许崇智等由广州前往韶关，趁直奉大战之际，颁下北伐总攻击令，前面咱们讲了，奉系张作霖这次是联合了皖系和孙中山要一起讨伐直系的，只可惜这边刚比划了一下，张作霖就跑回东北了。孙中山此时兜里有钱，手里有兵，哪管你张作霖败与不败，继续号令大家北进。北伐军半个月时间相继拿下南安、新城、崇义、信丰、虔南、龙南等县，势如破竹一般，孙中山沉浸在了胜利的憧憬之中。
一群得意洋洋的北伐军将领中，只有一个人闷闷不乐，在发出了“妇人之仁”“竖子不足与某”的感慨后，独自去了上海，不听老子言，吃亏在眼前，我不陪你们丢人显眼了。
离开的人是蒋介石，此时35岁，在孙中山阵营中属于后起之秀，但正值壮年的他已经表现出了超越常人的政治敏感，之后形势的发展，印证了他的判断。
5月8日，叶举不听号令，率领其南宁兵五十余营进驻肇庆，直逼广州，身在韶关的孙中山电令广州卫戍司令第三师师长魏邦平，没有北伐大本营的命令，任何部队不许进驻广州，这道命令几同废纸，18日，叶举部喊着“清君侧”，“除宵小”的口号涌入广州，而魏邦平未作任何抵抗，人家本来就是一伙的，叶举又人多势众，来势汹汹，让魏邦平替你孙中山卖命，似乎只能是一厢情愿。更可笑的是，20日叶举等公开联名致电孙中山，要求陈炯明官复原职，人家魏邦平也在跟着在电报中署名，你小子算哪头的呢？
面对转瞬之间广州易手的窘境，留守的国民党要员汪精卫和马君武急忙前往惠州面见陈炯明，讨个说法，陈炯明当即表示：我为了党谊和人格起见，绝对不会反对中山先生，对于部下行动亦必负完全责任。汪马二人将陈的态度报告给了孙中山。
这么多部队集聚广州周围，刹那间就弄的鸡飞狗跳，人心惶惶，这还不算，叶举部还每天跑财政部找财政部长廖仲恺要钱，我们大军开过来了，我们是政府的部队，政府当然要拨粮饷给我们啊。廖仲恺不胜其扰，请孙中山暂时回广州，镇慑一下，否则这么闹下去，成何体统啊。胡汉民则力劝孙中山千万不要回去，太危险了，如果陈炯明和你翻脸，后果不堪设想。
孙中山考虑再三后认为，一来从汪马汇报的陈的态度看，陈炯明不会撕破脸皮，二来他认为在陈不翻脸的情况下，凭借他大总统的身份，可以震慑一下无法无天的叶举，如果能将事件暂时平息下去，则可保证北伐军士气不受影响，因此孙中山安排胡汉民留在韶关，自己带亲随卫队回返广州。回返广州前，5月27日孙中山下令“陈炯明以陆军总长办理两广军务，所有两广军队悉归节制调遣”，这道命令实际是恢复陈炯明广东司令的职务，意思很清楚，我恢复你的权力了，你应该利用你的权力命令你的手下撤军，陈炯明对这一任命不置可否，只是说，你放心吧，我已经让叶退兵了。
孙中山到广州后，本想召见叶举等高级军官，请他们顾全大局，撤回防地，结果叶举早在头一天就已离开广州去了石龙，留下一群中下级军官，孙中山还指派不动，急忙连发三封电报给在惠州的陈炯明，这儿都是你的人，你小子倒是过来管管啊，陈炯明回复说，我不回去，此时回去，岂不让人误解。孙中山可气坏了，你装什么好人，叶举就是你调来的。
孙中山回到广州十几天，陈炯明、叶举避而不见，城中混乱局面有增无减，可是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6月11日，徐世昌下台，黎元洪复任总统，老国会恢复了，这样一来，使得孙中山这个大总统的合法性问题就暴露出来了，你说你还北的哪门子伐。
第二天，也就是1922年6月12日，孙中山召开记者招待会，会上，孙中山首先为自己进行了辩护：我之所以要率兵北伐，就是为了打破北方的武人专制，可是广东武人武武相互，反对我。陈炯明反对我是因为政见不同，但他手下这些人，则是为了拥兵自重。我之所以率北伐军回师广东，是因为湖南的赵恒惕已经表示服从于我，所以我没必要走湖南了，我途径广东是为了改道江西继续北伐，这样我一出广东就可以和敌人接仗了。陈炯明怀疑我回广东是为了对付他，根本没有的事，我这不是又派兵北上了吗？ 南宁兵将竟然以我改道为由大举入粤，逼我恢复陈炯明总司令职务，首先，总司令是变相的督军，本来就不应该存在，我裁撤他有充分的理由，其次，裁撤总司令是我总统的用人之权，我没有滥用权力。第三，我已经委曲求全，派陈炯明以陆军总长兼办两广军务，算是仁至义尽了，还想让我怎么样。可陈系军人们依然故我，广州城已是鸡犬不宁。
说完这些，孙中山话锋一转，开始说硬话了：我的北伐军闻听此言义愤填膺，纷纷要求回师平乱，我劝阻了他们，希望不动刀兵摆平此事。我如果没有点把握，是不会只身犯险的。“我下令要粤军全数退出省城30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人家说我孙文是车大炮（讲大话），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但残害六十余营的军人，且惊动全城的居民，不免过于暴烈，但我不如此做去，他们终不罢休。我只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十天之内，做足工夫，对于陈家军，加以纠正。陈家军若改变态度，即不啻如天之福，万一无效，就不能不执行我海陆军大元帅的职权，制裁他们了”【注28】
孙中山之所以敢于如此威胁，并非完全的虚张声势，他手头还有一只从护法运动开始就忠于他的部队——海军，现在就陈兵珠江。
可孙大炮就是孙大炮，这种不给人留下台阶的激烈言辞，难道真的能吓的住手握重兵的叶举吗？就算人家真的害怕，本来想撤兵，这时候硬着头皮也得维护军人的尊严了。
在此紧要关头，陈炯明急派秘书陈猛荪持亲笔信劝止叶举，叶举竟然当着陈猛荪的面将信摔在地上，他孙中山什么东西，何德何能，竟然敢武力威胁我，是可忍孰不可忍。6月14日，以叶举为首，粤军团长以上军官签名，向全国发出了《粤军全体官兵请孙中山下野电》【注29】，要求孙中山顺应新形势，停止北伐，辞去大总统职务，恢复国家和平。
6月15日夜，粤军高级将领在郑仙祠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孙中山。晚上10点，总统府接到了一个军官的通报：今夜粤军恐有不轨行动，请总统速离总统府。事后，大家知道了这个军官就是一个月前被孙中山任命为广州卫戍司令的第三师师长魏邦平。
得到密报后，孙中山在卫士的护卫下急匆匆逃离总统府，辗转到了永丰舰上。之后夫人宋庆龄也跟了来，匆忙之中夫人小产，竟至再不能生育，可见当时很是紧张。在码头负责接应孙中山的是一位相貌英俊的年轻军官，这小伙子并在之后的几十天水上漂泊中成为了孙中山的贴身侍卫，他叫叶剑英，这小伙子出身武术世家，父亲是武秀才，大致相当于现在体育系散打专业学生的水平吧，叶剑英也从小好武，在云南讲武堂读书时，还与日本教官比拼剑道，别看他现在还默默无闻，之后大家会发现，在中国近代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此公竟然是最为活跃的一份子，几乎每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点上都有此公的身影。
接着总统府挨了三炮，就是后来所谓的“炮轰总统府”，有人分析说，魏邦平的消息是叶举亲口告诉他的，而叶举明知魏的立场并不鲜明，基本属于脚踩两只船，而孙中山得到魏的消息后迅速驰往长堤海军司令部，一路未遇抵挡，因此很有可能是叶举故意将此消息透露，目的是逼孙中山离粤，并无加害之意。
第二天，也就是6月17日，孙中山命令海军向广州城中开了一通炮，据说伤亡不小。
孙中山弃岸登舟后，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