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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胡景翼统帅的西北军国民二军，有个军官训练团，训练团中有个身高一米九的大个子，这小伙长的太英俊了，现在这些涂脂抹粉的大明星们和他比起来，非但英武之气远逊，就连清秀也难达其项背，也就二十多年前的那位唱“冬天里的一把火”的费翔，能有他八分神韵，此人就是后来名震天下的民国第一悍将张灵甫，而此时他还叫张宗灵。这日，国民党大员于右任路过军营，一眼就认出了鹤立鸡群的张灵甫，原来这张灵甫是个才子，写的一手好字，逢年过节经常帮人写个对子什么的，已经是乡间小有名气的书法家，一日在西安碑林习字，偶遇书法大家于右任，于一看张灵甫的字，直叹“人才难得”，此时在军营中见到张灵甫，甚是惊讶，你不是考上北大了吗？怎么又当起兵来，张灵甫答曰，生逢乱世，当投笔从戎。于右任一听，这投笔从戎也不是这么个从法，在这杂牌军里混，能有什么出息，既然你投的是“北大”的笔，那你就该从“黄埔”的戎，我给你写个条，你去广州吧，于是黄埔四期里多了个大个子。
黄埔四期一共招生两千六百余人，大批有志青年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了广州，除了林彪和张灵甫，还有谢晋元、胡琏、李弥、文强、刘志丹等，这些人此时只是十八九，二十出头的大男孩儿。
经过前三期的磨合与探索，黄埔的教学愈发的正规与有的放矢，在四期增加了一个类似现在新兵训练营的阶段，所有学员先进行各种摸爬滚打的单兵训练，之后再进行甄别和分班。一群小知识分子们在这里开始接受正规严苛的军事训练，在新兵训练合格后，开始分班，黄埔四期直接按军队编制来分班，也就是直接分团、营、排、连，其中步科分两个团，一个叫步兵军官生团，一个叫预备军官生团，也叫一团、二团，看名字就知道一团比二团成绩好，其实就是快班、慢班，小个子林彪被分在了二团三连，大个子张灵甫被分在了二团二连，从这种分班的结果我们可以知道两点，一，这哥俩单兵素质不强，说也是，就林彪那小体格，能把新兵营的训练坚持下来已经很需要点精神了。二、这哥俩在政治上起码表现的不够积极，因为黄埔是最注重政治表现的了，而两个人的性格都是沉默寡言型的，你不说话，谁知道你进步不进步啊。
不过二人虽然都是慢班，但形象挺拔的张灵甫很快凭借其出色的书法在黄埔军校里小有名气，而林彪则始终默默无闻，若不是因为一次打架事件，他几乎在黄埔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当时，新兵训练阶段，林彪没按规定上交枪械，晚上睡觉时候自己拨弄，竟然鬼使神差的走了火，一枪打穿了上铺的床板，幸亏上铺的林伟俦出去喝水，否则的话一下两个抗日将军就都交代了，林伟俦在后来作为陆军中将军长，率部参加了辽沈和平津两大战役，被这个睡在下铺的兄弟打的落花流水，直到最终兵败被俘。
这枪声一响，执行官就进来了，这还了得，文强，是怎么回事？文强现在是林彪的班长，他的姑姑文七妹就是毛泽东的母亲，他加入共产党的介绍人是周恩来，加入国民党的介绍人是邵力子，此人一生很是坎坷，作为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共产党干部，却因为党内斗争而被迫脱党，转而投入国民党阵营，成为军统少将，其最为得意之作就是通过对各种情报的分析得出了日军要“偷袭珍珠港”的结论，可惜的是这一情报没有被重视，关于这点，我们在谈及抗战中的军统时，还会涉及。后来，在国军失败后，文强作为战犯被关到了1975年，之所以被关了这么久，就是因为他不光拒写悔过书，而且还要喊：我曾经是红一师政委，毛泽东是我表哥，周恩来是我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的部下。就差喊文天祥是我老祖宗了，哈哈，弄的这些革命家们即使想给他走后门都走不成。
此时，执行官一问，谁打的枪，文强就交代了是林彪，执行官很是生气，宣布林彪私藏枪械，且还放了一枪，二罪归一，明天禁闭，执行官一走，林彪就急了，文强你小子就这么出卖兄弟啊，两个人吵了起来，越来越激烈，内向的人急了眼往往比外向的人要凶恶，林彪就属于此类，他受不了这个气，冲过去，和文强厮打起来，比武的结果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物质第一性，没有物质基础，单凭精神是没有用的，瘦小的林彪自取欺辱，败下阵来，从此不理文强。
很多学者认为，国共两党的派系之争从黄埔初期就开始了，老师对老师，学生对学生，理由是这些人当时就有政见之争，且最终分化成了水火不容的两派，我倒不这么看，其实在黄埔初期，国共之间并没有泾渭分明的政治分歧，在黄埔工作和学习的后来的共产党人，当时也都是国民党员，而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是“以俄为师”的，在共产国际眼中，中国国民党是比中国共产党更靠谱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起码是可以经过改造和引导而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孙文主义学会”和“青年军人联合会”之间的论战，也并非是后来的国共两党宗旨与主义之争，事实上1921年才成立的、弱小的、作为共产国际支部存在的中共，尚无自己独立的、鲜明的政治主张，也未获得自己独立运作的授权，连他们的领导人之间也还存在着诸多认识上的分歧，让他独立行动，也是没有能力的，所以，我认为共产党当时的官方思想就是遵照共产国际的命令，真诚协助甚至是全情依附于国民党的，例如后来的国民党一级上将胡宗南在学校期间与时任政治部主任的共产党高官周恩来过从甚密，后来的共产党大将陈赓当时对蒋介石忠心耿耿，深得蒋介石信任，被任命为蒋的侍卫长。两党真正的纷争是在后来革命形势大好之后，而这一纷争缘于失去了一个强力的平衡人物——孙中山逝世了。
就在孙中山在广东联俄联共的时候，人家北方也没闲着，直系老大曹锟靠贿选当上了总统，奉系张作霖养精蓄锐后再次南犯，1924年9月，两家来了回二次直奉大战，这回张作霖带来了长子张学良，培养提携之意已很明显。直系老二吴佩孚率部亲征，两派打的不可开交之际，直系第三军司令，行伍出身的冯玉祥，伙同胡景翼、孙岳突然回师北京，发动“北京政变”，将曹老大拉下马，把溥仪赶出紫禁城。吴佩孚回救不及，大败而去。之后，冯玉祥一方面电邀孙中山北上主事，另一方面却又邀请段祺瑞出山主军。孙中山还就率队北上了，结果在北京竟然一病不起。
住进协和医院一查，肝癌。手术未能挽救孙中山的生命，在弥留之际，吴稚晖起草，汪精卫等人共同参与制定了三份遗嘱，由汪精卫念给病榻上的孙中山听；孙中山首肯后；在临终前一日进行了签署，随后由亲属宋庆龄、孙科及当时在病房守护的张静江、吴稚晖、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戴恩赛、邵元衡、戴季陶、邹鲁、陈友仁、何香凝依次签字为证明人，汪精卫最后又署名为“笔记者”。
孙中山先生的家事遗嘱全文是：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孙中山先生的政治遗嘱全文是：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孙中山先生致苏联遗书的全文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产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它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为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孙中山不是圣人，更不是神，他有普同人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他会犯错误，犯很多错误，犯很多幼稚可笑的错误，四十年间几乎一事无成，大家看了我之前写的这么多东西，肯定认为我是倒孙派，错，大错。
屡败屡战、愈挫愈勇，说说容易，能够做到的又有几人，一个连续失败四十年，从英姿勃发的青年一直败到垂暮之年仍不言放弃的人，难道不是英雄吗？一次次倒下，再一次次站起，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孙中山的每一次站起都会迸发出比上一次更大的力量，只要还能够站起继续投入战斗，那么比拼就没有结束，孙中山没有败给任何对手，他只是最终无法跑赢时间，幸运的是，他在被时间致命一击之前，做了一生中最正确的决定——联俄、联共、扶住农工，那个欣欣向荣的黄埔军校，那个依托黄埔军校而迅速成长的国民革命军，将帮助他实现北伐的理想，更重要的是，这群铁血军人，将在12年后，不避刀斧之险，挺身而出，用血肉之躯铸就中华民族不可摧毁的万里长城。
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被推到了前台，这是一个众望所归的结果，论资历，国民党内已无出其右者，论忠贞，孙中山几十年来周围的朋友战友走了一拨又一拨，又有几人能如汪精卫这样始终不离不弃，论献身精神，曾“引导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更是无人能及。
1925年６月26日，由汪精卫主持召开了国民政治会议，会上确定了将“国民党总理”的称呼永远留给孙中山，国民党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会议还决定原来的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设国民政府主席为最高领导人。在此次中央政治会议上，汪精卫以全票当选国民政府主席，成为孙中山以后第一位国民党领导人。 1925年７月１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兼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汪精卫上台后，没有弄什么新思想、新主义，而是不走样的“按既定方针办”， 一方面继续执行三大政策，另一方面号召大家“挥师北伐，统一中国”。
此时，国民党内部分成了赞成和积极推进三大政策的左派和持相反意见的右派，两派的争斗随着孙中山的辞世而趋于白热化，直到1925年8月19日，左派代表人物，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在国民党部大楼前被枪击身亡，已经记不清这是本书中提到的第几桩谋杀案了，其实我们提到的谋杀案只是民国时期众多刺杀行动中比较著名的几个，事实上，政治谋杀在民国几成传统。汪精卫大怒，遂与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特别委员会，要彻查此案。随着调查的深入，种种疑点指向了胡汉民，胡是国民党右派的代表人物，也是国民党内唯一和汪精卫资历相当的人物，此时手握兵权的蒋介石坚定的站在了汪主席一边，这样，虽证据不足，但却难逃嫌疑的胡汉民被迫卸去了外交部长职务，去苏联考察。汪蒋之间也因这次合作而进入了蜜月期。
汪精卫上台后的所作所为，使自己俨然代替了廖仲恺，成为了左派领袖，而失去胡汉民的右派们看广州无法立足，竟然跑到北京西山孙中山灵前，开了个“西山会议”，戴季陶、林森等后来就被称为“西山会议派”，会议决定，开除汪精卫党籍半年，汪精卫心说话，我要是郭德纲我就把你们拉出去枪毙五分钟。
汪精卫随即任命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开始对东江的陈炯明进行最后一战。蒋介石虽然在“炮轰总统府”那会儿，就已经深得孙中山信任，进入到国民党的核心层，但作为军人的他却在党内无实际头衔，国民党一大时，他连候补委员都不是，党内职务甚至低于毛泽东。而此时，军权独揽的蒋介石已经成为了国民政府二号人物。
二次东征，蒋介石亲临前线指挥，这是蒋介石第一次独立指挥战役规模的军事行动，此次行动中，蒋介石遭逢一生中最危险的局面，在在向华阳进军途中，第三师遇到优势敌军的猛烈抵抗，久战不克，反被敌人的钳形攻势所困。蒋介石亲临前线督战，希图激励士气，扭转战局。该师系最近由粤军改编而来。虽奋力苦战，但毫无改观。在敌军冲击下，全线崩溃。蒋介石环视左右，只有侍卫长，黄埔一期生陈赓寸步不离，紧随身边，而总指挥部的其它成员已各自逃命去了。此时的蒋介石因为受伤不能走动，面对越来越近的敌军，蒋介石万念俱灰，竟欲杀身成仁，被陈赓劝止，然后背起蒋介石就跑，蒋介石将近一米八，陈赓不到一米七，背起来相当吃力，可陈赓却始终不肯放下蒋介石自己逃命，就这么跑了几里地，在一个小河边，周恩来率兵来救，二人方才脱险。
虽然有惊但却无险，二次东征如摧枯拉朽，陈炯明被彻底打垮，逃往香港，组建了致公党。凭此一战，国民政府“底定广东”， 凯旋而归的蒋介石声威大震，黄埔将士声名远播。风光无限的蒋介石参加了1926年3月，黄埔四期的开学典礼，两千余身着戎装、英姿飒爽的青年才俊整齐列队，接受校长检阅，并高颂誓词：
不爱钱，不偷生。统一意志，亲爱精诚，遵守遗嘱，立定脚跟。为主义而奋斗；为主义而牺牲。继续先烈生命，发扬黄埔精神。以达国民革命之目的；以求世界革命之完成。谨誓。
最后，用黄埔那副著名的对联结束本节：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此门，横批——革命者来。
冯玉祥阵前倒戈，发动“北京政变”，事做的轰轰烈烈，原因却扑朔迷离，本人认为“李大钊策反”一说更靠谱些，李大钊为了帮助“亲苏”的广州国民政府实现统一中国的梦想，利用自己在北京的关系策反了直系大将冯玉祥，因为孙中山早就与皖、奉结成联盟关系，所以如果将直系挤垮，似乎不用刀兵，就实现国家统一了。之所以认为“李大钊策反”更靠谱，“北京政变”后，马上邀请孙中山北上，这符合苏联利益，符合“共产国际”利益，符合国民政府利益，而李大钊正是这三方利益的代表。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但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且在“一大”上没有获得与之创始人地位相匹配的党内职务，可他还却顺利的成为了“国民党一大”代表，而且进入了“国民党一大”五人主席团，后又成为宣言审查委员会委员、组织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宣传问题审查委员会委员、预算委员会委员，成为在“国民党一大”但任职务最多的人，而且还是孙中山临终前确认的国民党五人政治委员会成员之一。李大钊之前不过是一个宣扬马克思主义的北大教授，何德何能使他如此快的提升，进入到国民党核心领导层呢？这是因为，李大钊之于孙中山，并非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中共党员身份，而是“第三国际共产党员”的身份，在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政策中，他不光是积极促成者，同时也作为其中一方，“俄”的代表身份出现，而孙中山需要苏联包括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全面帮助，自然也就必须对“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言人李大钊同志高看一眼了。相比于李大钊积极响应“共产国际”号召，唯“共产国际”马首是瞻的做法，陈独秀就显的不是那么听话，这也是陈独秀在广州国民政府里地位远不如李大钊的原因，而陈独秀的屡屡“犯上”，为其最终的悲剧结局埋下了种子。
冯玉祥的资历与能力，是很难服众的，而且作为一个临阵卖主的倒戈将军，也很难得到尊重，虽然他邀请了孙中山北上，可在孙中山到达北京前，冯玉祥已被迫离京赴张家口，出任西北边防督办，他手下的部队，就成为了后来的西北军。这是一个相互妥协的结果，在冯玉祥的国民军（也就是后来的西北军）和张作霖的奉军先后撤出北京。之后，段祺瑞重新出山，做了“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但北方势力最大的人已经是奉系大帅张作霖了。孙中山的意外仙逝，国民政府忙于东征，使得冯玉祥无法得到有效的外界支持，“北京政变”看起来失去了任何积极意义。1925年1月，奉军进入了华东重镇上海，使奉军势力达到鼎盛。
张大帅没读几年书，是北洋系最后崛起的两个青年军官之一，另一个是吴佩孚吴大帅。以前很多人说张作霖是土匪出身，我查遍资料也没见到他当土匪的记载，其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