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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让老爷子直接顶着摄政王干，他还真没这个胆量，毕竟这是皇权时代，摄政王是当时皇权的代表啊，于是说道：
“国家正是大丧期间，皇上岁数又小，国家本来就不稳定，这时候杀大臣，恐怕有损国家稳定，后患无穷啊，我看找个理由让他回家算了”。
载沣又征求其它几个军机大臣的意见，结果大家也不主张杀袁。
现在基本情况是，干实事的，不管是满人汉人都不支持自己，而不干实事的是非要杀袁而后快。可干实事的除了奕劻这个旁支的旁支的旁支外，都是外姓人，而不干实事的却有着比较纯正的爱新觉罗血统，而载沣现在最怕的就是皇权被外姓人拿去，载沣可犯难喽。
要说，这载沣的政治智商也实在是不高，这么件杀人的大事，你整这么多人问计，闹的满城风雨人家袁世凯能不知道吗？那么手握重兵，得到了军机大臣及外埠重臣广泛支持的袁世凯，在得知摄政王欲杀自己而后快的消息后，将做何打算呢？
1909年1月2日，寒风刺骨。袁世凯心事重重，但还是按时到内廷来上班，自载沣上任后，每天都要召集这帮军机大臣们开会，也不知道他商讨了什么。刚走到门口，被当值太监拦住去路，此人竟然也是袁世凯的人，袁世凯的耳目之多，散布之广可见一斑。这个当值太监偷偷告诉他，摄政王今天怒形于色，听说严惩的谕旨马上就要下了，具体是什么内容我还不清楚，但恐怕对袁大军机不利，还是不要进去了，快想办法。
袁世凯二话不说，跑回家来，收拾行装，即在张怀芝等人的保护下前往火车站，投奔身在天津的直隶总督杨士骧，此人是袁世凯的亲信。为防不测，袁世凯不敢到天津本站下车，而是提前一站让张怀芝给杨士骧打电话，让他派人来接。杨士骧倒还镇定，他接到电话后让袁世凯万万不可来督署，也不能让人看见他的行踪。正当袁世凯气恼之时，杨士骧的亲信带来了北京的最新消息，说袁世凯“罪只及开缺，无性命之虞”。袁世凯听后这才长舒了一口气，随后立刻回京。
第二天，袁世凯终于见到了那道上谕“内阁军机大臣外务部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驱驰。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艰难，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
意思是说，你能耐很大，忠心耿耿，我们正想用你呢，没想到你现在足疾严重的路都走不了了，你回家养病去吧。
三天之后，袁世凯收拾好了行囊，带着他的一妻九妾在凄风之中黯然离开了北京，离开了这个曾经寄托了他无数憧憬和理想的繁华都市，离开了中国的政治中心。
看着袁世凯落寞的背影，张之洞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那天，袁世凯没有参加军机大臣们的例会，接着大家就发现袁世凯失踪了，当时张之洞就毛了，他预感自己最担心的事情就要发生了，袁世凯此次逃脱，必然调集重兵回来报复，而朝中这群废物，打小报告在行，干正经事完全无用，这可如何是好。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袁世凯回来了，而且规规矩矩的谢恩，规规矩矩的回了老家。
有人该说了，你这写的都什么啊，前面说袁世凯手握重兵，党羽遍布全国，到处都有他的耳目，又一直想攫取更多权力，而摄政王年轻阅历浅，那帮皇亲国戚一群废物点心，怎么到了动真章的时候，倒看人家载沣气定神闲，而袁世凯惶惶如丧家之犬啊。
您算说对了，这正是问题的关键，如果得到当值太监密报之后，袁世凯还凛然进殿，那他就是岳飞，可惜他不是，他转身就跑了，这是人之常情，咱们没资格这么去要求别人；
如果他跑了后，调齐人马，围攻紫禁城，迫使载沣交权，然后挟天子令诸侯，那他就是曹操，可惜他也不是；
如果他跑了后，调齐人马，围攻紫禁城，迫使载沣交权，从而实行他所倡导的君主立宪，那他就是一代伟人，可惜啊，历史就是这么无情，英雄和狗熊有时就是一念之差。
事实上，他什么也没做，乖乖的，没做任何反抗的交出了所有的权力。
袁世凯是什么？我想大家已经得出结论，至少到目前为止，他还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忠臣，尽管这种忠君爱国的思想在当时已经不那么合时宜了。
第六章 治国如同过家家
罢黜袁世凯的行动竟然是出乎意料的顺利，这样年轻的载沣不禁洋洋自得起来。既然袁世凯我都可以收拾的如此轻松，别人自不在话下。
于是载沣的干劲更足了，干什么？干事业呗。干什么事业？过家家呗。
有人说了，人家是政治家，是国家领导人，人家做的是军国大事，怎么到你嘴里就成过家家了，别着急啊，听我慢慢讲来。
我没就从载沣从政开始说起吧。
此人他当年作为“谢罪专使”到德国转了一圈，别的没学着，只是记住了德国皇帝威廉的一句话：皇帝要直接掌握军队。载沣越想越有道理，是啊，军队必须掌握在我们皇族手里，特别是不能让汉人拿去了，那江山必倾。于是回国就建了个陆军贵胃学堂，主要招收出身于亲贵家庭的子弟，当时载沣带头入学，他的弟弟载洵和载涛也跟着进了学堂。那个喊着要手刃袁世凯的溥伟当时也是这个学堂的学生。这下乐子可大了，一群富二代、富三代、富四五六七代外加权二代、权三代、权四五六七代，他们平时是干什么的啊，提笼架鸟的呗，招猫斗蛐蛐的呗，把这帮孙子们凑在一起，那太合他们的心意了，直接把贵胄学堂当成可以天天开的大PARTY，老师直接就当奴才那么使唤，吃的那是山珍海味，想来就来，想不来就不来，高兴了还可以在课堂上来段京戏，靠，就这么所破学校，竟然诞生了那么多军队高级将领，你说这不是过家家，是什么？
这还是当年的事情，咱们再看看真正开始摄政后，载沣是怎么玩儿的。
1908年12月，建立了一只由载涛、毓朗和铁良担任训练大臣“禁卫军”，都是从陆军中挑选的精壮士卒，目的是用来保卫皇帝和王宫。
1909年1月，载沣指派善耆、载泽、铁良妥为筹划，意欲重整海军，而真正海军出身的萨镇冰却名列第四。
1909年7月，宣布三岁的溥仪为海陆军大元帅，并由摄政王代为执行。
接着，将军谘处从陆军部独立出来，变成一个襄助摄政王的一个专门机构，指派载涛和毓朗负责；
将海军处从陆军部中分出来，设置独立的筹办海军事务处，由载洵和萨镇冰充当筹办海军大臣。
载沣还任命排汉思想最厉害的良弼为禁卫军第一协统领官。
1909年8月，载沣又命陆军部尚书荫昌兼任近畿陆军六镇的训练大臣。
1909年12月，载沣宣布设立海军部，以载洵为海军大臣。
类似这样的安排一直折腾到1910年秋天
大家都看出来了吧，载洵为海军大臣、载涛统领禁卫军和军谘处，他自己海陆军大元帅，三个毕业于陆军贵胃大PARTY，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后生，获得了中国军队的领导权。这恐怕也创造了世界军队史上，最高级将领年轻化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任人唯亲做的如此露骨，如此的不加掩饰，以为只要是自己兄弟就放心，可结果是不光让有能力的汉族官员心灰意冷，也使那些忠心耿耿的满族官员倍感受伤。于此同时，在满族贵族内部也存在着很多的不和谐，帮派内耗，贪腐横行，而就在这时候，各地的革命党风起云涌，接长不短的发生以推翻清廷为目的起义。
面对摇摇欲坠的现实，载沣就如一个坐在波音飞机驾驶室的老农，除了把自己的农民兄弟调进驾驶室外，就只剩下对着那些花花绿绿的仪表盘发呆了。
第七章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晚清，一直有立宪和革命两股希望促成国家政体变革的势力，其中以当年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相对温和，他们寄希望于清朝统治者，希望他们能够看清国际国内形势，从善如流，穷则思变，学习先进国家的治国经验，将中国引向一条民主治国的康庄大道，事实上他们也曾接近成功，他们遇到了一位开明的皇帝，只可惜开明皇帝背后还有位不太开明的皇太后，以及她所代表的力量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1898年，戊戌变法被残酷镇压之后，原本不为大家接受的激进的革命势力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主张不妥协，不忍让，坚决推翻满清统治，对，就是造反。但与以往历次与改朝换代有关的革命不同的是，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的帝国，而是要推翻帝制，走向共和。
中国近代史中，最难讲最难理解的就是这一段，立宪派好几拨，革命党数百个，尤其是革命党，一群晚清愤青，他们有理想、有知识、爱国家，爱人民，勇于现身，但又固执己见，刚愎自用，很多人眼高手低，敏于言而讷于行，今天的敌人明天就握手，明天的同盟后天就解体，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和历次改朝换代相比，这个时候思想空前解放，行动空前混乱。
那么，从哪说起呢？从同盟会开始吧，这个组织太重要了，后来影响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大都出自这里。
1905年8月，日本东京，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与宋教仁等人的“华兴会”、蔡元培与吴敬恒等人的“爱国学社”、张继的“青年会”等组织，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为同盟会总理，将其几年前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确定为同盟会的革命政纲，并将华兴会机关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改组成为《民报》。
这个孙中山可不一般，现如今，他的故乡被命名为中山市，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有中山路，且都是该市最繁华的大道之一。
孙中山，姓孙名文，字德明，号逸仙，只因在日本时用的化名中山樵，后人才称其位中山先生，其实他自己题字写文件从来没用过这个广为人知的名字。
孙中山从小受西方教育，属于民智未开之时最早接触先进民本思想的知识分子，喜欢高谈阔论，自视甚高，曾经在1894年，二十八岁的时候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上李傅相书》，洋洋洒洒七千言，开头一大段是马屁文，奉承完李鸿章博学多才日理万机，又说我国的经济建设日新月异，取得了伟大成就，国力已经堪比欧洲，洋人有的我们都有了，我们广大群众无不欢欣鼓舞等等，要不是用古文写的，我还以为是新华社社论呢。马屁拍完，进入正题，后面应该说写的不错，用流畅的文笔，清楚的逻辑，以拳拳爱国之心，说了一大堆放之四海皆准的废话，水平大约可以相当于政教系本科的毕业论文。
不要认为我这么说是贬低革命先驱啊，革命先驱也有年轻的时候，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章，对于一个年轻人已经殊为不易。
当然了本科毕业论文没有引起李中堂的注意，也是可以理解的，也许李大人根本没有看到这封信，也许看到了，懒得作秀，于是没有回信。总之，孙先生的这篇寄托了自己革命理想的大作发出后，即石沉大海。
可孙中山显然将这看做了李中堂的傲慢，于是跑到美国檀香山，创建了一个叫“兴中会”的组织，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本来想报效朝廷，结果不给老子机会，老子推翻了你。
几个月之后的1895年2月21日（正月二十七日），兼并了“辅仁文社”的兴中会在香港正式成立总会，与会者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誓。
这个誓言的前两句，概括起来就四个字——反清复明，后两句概括起来六个字——等贵贱，均贫富，有人说，你就扯吧，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驱难道狭隘到和韦小宝一样吗？难道就会拾人牙慧，拿宋朝农民起义领袖的政纲直接照搬吗？
你还别说，孙先生后来加入了洪门，而许多资料显示，这个洪门就是当年的反清复明组织天地会，韦小宝同志是天地会青木堂堂主，孙中山同志是洪门致公堂洪棍，二人职位相当。
这里要表明一下本人观点，本人绝对不认为孙先生这四句口号狭隘，之所以很多人认为“反清复明”这个口号是狭隘的，“驱除鞑虏”就是大汉族主义，纯粹是这些年错误的历史教育造成的。
元朝，清朝作为我们中国国土上曾经出现过的历史时期，是客观存在的，于是我们弱智的历史教科书的编撰者不知出于何种目的，竟然简单的将这两个朝代的入替等同于中国历朝历代的改朝换代，根本抹杀了侵略者以武力征服弱小，以野蛮强奸文明的罪恶，在CCTV一套竟然在黄金时间播出《施琅大将军》，公然将一个先投降侵略者，后又狐假虎威，帮侵略者将祖国最后一个据点攻陷的大汉奸涂抹成民族英雄，这是纯粹的颠倒黑白。
所以说，基于正确的历史观，孙中山先生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很有见地的，以反抗侵略者为由，不仅可以得到广大大汉族群众的共鸣，也更容易化解汉人知识阶层、汉人官僚阶层的敌意，应该说这是一个和大汉族主义无关的政治正确、效果显着的政治口号。
如果您不同意我上述的历史观，那就不用往下看了，因为我后面会讲到很多很多的抗日英雄，如果以现在那帮弱智历史学家的观点，薛岳还打什么长沙会战，直接投降，然后率领虎狼之师一举攻克重庆，大东亚共荣圈建立后，也许也可以拍一部《薛岳大将军》的电视剧在黄金时间播出，岂不扯淡。
至于“等贵贱”，与人本思想，与人权思想相符合，与资产阶级革命“人生而平等”的观点相符合，是及其积极的，是我们大家至今还在为之奋斗的目标。而“均贫富”则有其历史局限，这一点，待咱们讲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实践”时，会和大家一起深入探讨。
言归正传，接着说我们的孙先生，从这之后，孙中山就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在游历列国，宣讲自己的思想的同时，也在逐渐完善自己的思想，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已经不再是给李中堂写毕业论文时候的毛头小伙子了。
及至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孙中山的地位日隆，此时的他及他的战友们已经不满足于零敲碎打的宣传革命了，他们准备主动的向保守的立宪派，也就是保皇派发起论战，《民报》于是理所当然的成为了他们的阵地，孙中山在这个阵地上发出了第一声呐喊，在这里他首次提出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也就是“三民主义”，这次为《民报》所写的发刊词，言简意赅，深入浅出，与十年前那份洋洋洒洒的“毕业论文”已经是天壤之别。
清末的革命党与历次农民起义不同，晚清的革命党不是官逼民反的下层群众，正相反，他们是一群衣食无忧，且大都有过留洋经历前景看好的年轻知识分子，因此他们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更多的具有理想主义的光辉，记住这些人物吧，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其美、张继、章太炎、陶成章、汪精卫、朱执信、廖仲恺、陈天华、黄侃，他们是同盟会的第一批会员，他们那时都很年轻，不知是清末的摄影技术高，还是这些革命家真的都具备了偶像明星的气质，一个个文弱清秀中又透着勃勃英气，单看照片，你无论如何不能相信这是一群坚定的暴力革命的信仰者、鼓吹者，更不能把他们和心狠手辣的暗杀活动联系起来。
可是，无数次的实践证明，一群精英组成的团体，也许是最没有效率的团体，没有强势领导的一群精英组成的团体则肯定是没有效率的团体，很遗憾，在这一群自视甚高，也确实十分有才的愤青之中，孙中山确实还没有让所有人心悦诚服的资本，而未经众议，私自收受日本政府的资助离开日本，则导致了成立不足两年的中国同盟会分裂。
不过分分合合在晚清革命党当中确属常见，于是孙中山没有气馁，似乎所有人都没有气馁，大家在折腾中继续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奋斗，之后几年，革命党最主要的成绩就是组织了无数次失败的武装起义。
第七章 连载完，将原来的章节名“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改为“爱国愤青孙中山”，原因是写起来，东西越写越多，本来准备描述的革命党的牺牲只能往后了。
第八章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不仅使革命党人士气低落，也使本已在舆论上处于劣势的温和的立宪派重新找到了突破口，立宪派著名领导人，坚决反对暴力革命的梁启超先生1908年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指出，你们革命党领导人煽动人家子弟去送死，自己却住着高楼华屋，安然自在，不过是“远距离革命家”而已。
这个说法确实太有杀伤力了，确确实实，一次次起义，这些革命家们都躲的很远，幕后操纵，很少有人到前线去厮杀，出了事转身就亡命海外，竟然连类似维新派中的“戊戌六君子”的人物都没有出现过，这绝对是授人以柄的。
而在此之前的1907年，竟然出现了上节咱们提到的同盟会一把手孙中山私收资助案，以这件事是这样的，日本政府按清政府的强烈要求，驱逐在日从事反清活动的孙中山，离开时，孙中山收到了日本友人两万多日元（当时普通日本工薪阶层的月薪不过二三十日元）的赠款，因为同盟会的收入都是靠从各界募集，因此孙得到的这些费用理所当然应该属于同盟会的收入，而孙中山只给《民报》留下2000元经费，其余自己全部带走。这下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时任主编章太炎急了，直指孙中山贪污，并领着自己的一拨人愤然退出同盟会。之后，孙中山写了详细的收支明细，以证明自己这些钱都用于革命，自己没有多花一分钱。但作为同盟会的一把手，以前财务制度不明晰，此时出来辟谣，不管真假，都已为时太晚，同盟会就此竟然四分五裂。
面对革命党声誉的每况愈下，一个时年27岁的年轻人勇敢的站了出来，
“我要去北京，刺杀清廷高官，让世人看看革命领袖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不是什么远距离革命家”。
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同盟会创始人之一，三大支部之一评议部的部长，曾任《民报》主编的汪兆铭，因其发表文章时笔名精卫，后人多以汪精卫称之，在同盟会分裂后，他一直追随孙中山到了南洋。
孙中山一听就急了，说你是革命领导人，怎么能去做刺客呢，汪的朋友胡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