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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的密电码，并计划到川康与他们会晤，但因交通阻碍，尚不知能否如愿。张国焘很高兴，毛泽东带人离去令其始终不爽，一看钦差大臣来了，马上发了一封告状电报，因为他已经将毛泽东，张闻天等开除党籍，所以电报的台头写的是“林聂彭李转育英同志”，：
林聂彭李转育英同志：
１． 给焘电已收读。党中央尚未收到七次大会决议，兄即到极好，请将国际决议速为指示。
２． 五次围剿在“决定胜负战争”左倾空谈之下，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对堡垒主义恐怖，放弃了集中主力，用运动战方法各个击破敌人的进攻路线。
３． 在持久战中未能取得胜利，突围成为必要。但在突围后，因失去反攻各个消灭敌人、创造新赤区的信心。过分夸大敌力，因此丧失许多反攻的机会，造成大量减员和严重失败情绪与张惶失措的逃跑。
４． 遵义会议是以决战防御对单纯防御路线，模糊了反围剿战争中集中主力各个击破的进攻路线。已成右倾机会主义的泽东和拼消耗的左倾空谈的防御主义的恩来的妥协，将五次围剿收到挫折之责任推到华夫（即李德——作者注）个人身上，暗中宣传应由国际负责。
５． 一、四方面军会合后，过低估计。两方面军会合后所产生之新逃跑，失去战败敌人、创造新根据地的信心。不顾一切，一心只朝着苏联和外蒙古逃跑，最后以无耻的手段分裂红军。
６． 机会主义的另一表现就在于抑压自我批评。在迅速进攻敌人的借口下，阻止对于遵义会议和五次围剿经验的任务学习。利用两军会合后的一些小的误会和缺点，故意将反机会主义斗争转变为一、四方面军的冲突。
７． 毛周逃跑时破坏指挥统一，放弃对敌警戒，烧粮毁圹，公开反对南进。无异向敌告密，造成最大罪恶。
８． 我主力红军在党中央直接正确领导下，坚决向南进攻，发挥了布尔什维克的无上英勇，打坍了敌人九十个团以上。现在天全、名山、雅州（安）一带发展苏区，打破一切蒋介石统治，稳定南进是死路的胡说，揭穿了右倾逃跑的实质。
９． 临时中央主张在最近时期召开中国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四方面军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尽力反对毛周路线。特别在抗日反蒋和红军胜利今日，应即团结全国同志，加强中央领导，来争取民族革命战争和反围剿的新胜利。
１０． 对陕北赤区及红军的任务，已屡有建议。望他们立即接受中央正确领导，反对毛周路线。并要求林彭聂李立即与中革军委和总司令部发生经常关系，恢复红军的指挥统一。
１１． 望你设法多派同志来这里工作，绍禹（即王明——作者注）和你及我党驻莫代表和留莫同志设法来此。切盼。
党中央 １２月１８日
应该说，张国焘这封电报写的还是比较有水平的，事实陈述部分相对客观，算不得诬告，但此公的政治智商确实有问题，你说了那么多，却惟独没有向共产国际解释自己为什么建立临时中央，落款你写个“国焘”不就挺好吗，还显的亲热，非得牛哄哄的署名“党中央”，在无法和共产国际联系上的情况下，你自立中央的举动，虽然有些冒失，但仔细把前因后果说出来，也不是多么不占理。可既然国际代表已经来了，此时你应该首先征得共产国际的理解，并争取转正，而不是不顾林育英感受自称中央。
林育英此来的任务很简单，就是找到红军，和中共重新建立联系，并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根本也想不到此时中共有两个中央，各自拥兵、互不相让。那个时代，中共是共产国际的远东支部，对于共产国际的命令必须服从，这种服从一度达到盲从的地步，只要是国际来的人，不论身份如何，都被奉为“钦差大臣”。尽管张国焘、毛泽东平时都不太把共产国际当回事，但在这个时候，似乎也只有林育英居中，才能令双方信服，因此张国焘才会向林育英告毛泽东的状。
毛泽东当然也看到了林育英的价值，于是希望他以国产国际的名义协调和红四方面军的矛盾，换句话说，要让林育英在未得共产国际授权也无相关职务的情况下，假共产国际之名发表意见，当然这个意见应该是有利于陕北中央的。林育英和张闻天、博古是旧识，同时还是林彪的堂兄，在私人关系上和陕北这边更亲近。再说，在博古难服众望的情况下，由张闻天接任总书记，远比张国焘来的名正言顺。只能发发电报的张国焘，在争取林育英支持上本就先天不足，结果电报发的还那么四六不懂，加上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北上的分析也确实很见水平，因此林育英的倾向性逐渐倒向陕北中央。
在数次电报往来后，林育英表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路线，以共产国际的名义要求张国焘取消“中央”名号，成为中共西南局，但不归陕北中央节制，直接由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管辖，算是给了张国焘一个面子。接连的失败，使他的威信已经比卓木碉会议时下降，人困马乏，粮食弹药紧缺的局面迫使他必须迅速做出抉择，这时候，林育英代表共产国际发出的声音算是给张国焘一个下台阶，我不是怕了你毛泽东，不是斗不过你，我是严守党的纪律，服从国产国际的命令。于是，红四方面军调头北上。朱德、刘伯承等已经是第三次翻越夹金山（雪山），而且这次是冬季行军，其困难远大于前两次，而徐向前、陈昌浩及其所率领的原右路军所属的４军、３０军，更是两过夹金山，三过草地。
此时，朱德这个总司令又可以履行职务了，1936年3月15日，朱德、张国焘率领红军总部抵达道孚，尔后又进驻炉霍，红军本不打算在此路过，可这时得到消息，说贺龙率领红二、六军团已经到达滇西北地区，准备北上与红四方面军汇合。朱德于是建议部队原地休整，等待红二、六军团。这里经济状况比懋功、大小金川稍好一些，红军在这里得到了一个休整的机会。
此时的贺龙早就断了和中央的联系，却因为和张国焘之间有通信的密电码，而可以相互通报情况。中央曾经向张国焘讨要联系方法，都被张国焘婉拒。此时得到红军总部报告，说要在西康地区等候贺龙，然后一起北上。
4月1日，红军总部收到了一封发自林育英的奇怪电报，电报坚决反对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在西康会师，并令二、六军团在云贵建立根据地，而以四方面军失去北出陕甘机会为由，要求四方面军南下。
自从林育英“假传圣旨”开始，他就和陕北红军和中共中央站在了一个立场上，所以林育英发布这些命令，其实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命令。从这封电报来看，我认为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中央害怕贺龙和张国焘会师，因为那样会使本就实力占优的张国焘如虎添翼，毕竟贺龙大家都不了解，他现在什么态度大家也不知道，两下一会师，浩浩荡荡开进陕北，怪吓人的。
朱德得到命令后，感觉十分的突兀，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哪有这样朝令夕改的，南下已经被证明没有出路，此时命我们南下是何意也。于是顶住压力，命令部队原有计划不变，就地休整，等待贺龙。
这次红四方面军接受了上次到藏区的教训，尊重当地人的文化和宗教习俗，不再随便打砸寺庙，境况比上次好的多了。
一直等了3个月，7月初，贺龙率众到来，两大主力会师。红四军团对红二军团十分的热情，送衣送粮，嘘寒问暖。
张国焘当然希望和贺龙拧成一股绳，那样对抗陕北的毛泽东，就会更加主动。可是，张国焘这个书生出身的军政领导，还真不太会和贺龙这样的行伍打交道。前面咱们说过了，贺龙是唯一一个即未受过高等文化教育也未受过专业军事教育的中共高级将领，为人豪放、略带粗鲁，喜欢称兄道弟，说话经常是“兄弟我如何如何”，“弟兄们如何如何”，张国焘就很看不惯，这不是军阀作风吗，哪里像革命军人，贺龙和张国焘在南昌起义的时候就认识，当时张国焘就拒绝了贺龙的入党要求，在他眼里朱德、刘伯承、贺龙都是军阀。前面咱们说过，贺龙是唯一一个即未受过高等文化教育又未受过专业军事教育的中共高级将领，此人为人豪爽甚至粗鲁，喜欢称兄道弟，“兄弟我如何如何”，“弟兄们如何如何”，是贺龙惯用的说话方式，在张国焘看来，这就是军阀作风，哪里像革命军人，可问题是朱德、刘伯承虽然同样是行伍出身，但受过高等教育，说话办事留有余地，可贺龙不一样，他向来直来直去，如果哪句话说茬了，他真不给你台阶，不给你面子，那时这个总政委可怎么办。因此，张国焘对贺龙是三分轻视七分怕。这不，张国焘硬着头皮来和贺龙套近乎，贺龙对于中央分裂的事早有耳闻，这时候，在张国焘耳边轻轻来了句：“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虽然是半开玩笑，但还是把张国焘惊着了，他知道贺龙这个人说的出做的到。
贺龙不愿意受自己节制，朱德、刘伯承这两个贺龙的老部下，在中间积极活动和争取，陈昌浩、徐向前等也心向团结，6月6日，张国焘取消他的“党中央”。接着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命令，红二、六军团，加上随红四方面军行动的32军（也就是湘江之战时的红九军团），组成了红二方面军，由此，红九军团也成为了长征之中，唯一参加过红军三个方面军行动的部队。
前面这段都编乱了，重新发一下
这次红四方面军接受了上次到藏区的教训，尊重当地人的文化和宗教习俗，不再随便打砸寺庙，境况比上次好的多了。
一直等了3个月，7月初，贺龙率众到来，两大主力会师。红四军团对红二、六军团十分的热情，送衣送粮，嘘寒问暖。
张国焘当然希望和贺龙拧成一股绳，那样对抗陕北的毛泽东，就会更加主动。可是，张国焘这个书生出身的军政领导，还真不太会和贺龙这样的行伍打交道。贺龙和张国焘在南昌起义的时候就认识，当时张国焘就拒绝了贺龙的入党要求，在他眼里朱德、刘伯承、贺龙都是军阀。前面咱们说过，贺龙是唯一一个即未受过高等文化教育又未受过专业军事教育的中共高级将领，此人为人豪爽甚至粗鲁，喜欢称兄道弟，“兄弟我如何如何”，“弟兄们如何如何”，是贺龙惯用的说话方式，在张国焘看来，这就是军阀作风，哪里像革命军人，可问题是朱德、刘伯承虽然同样是行伍出身，但受过高等教育，说话办事留有余地，可贺龙不一样，他向来直来直去，如果哪句话说茬了，他真不给你台阶，不给你面子，那时这个总政委可怎么办。因此，张国焘对贺龙是三分轻视七分怕。这不，张国焘硬着头皮来和贺龙套近乎，贺龙对于中央分裂的事早有耳闻，这时候，在张国焘耳边轻轻来了句：“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虽然是半开玩笑，但还是把张国焘惊着了，他知道贺龙这个人说的出做的到。
贺龙不愿意受自己节制，朱德、刘伯承这两个贺龙的老部下，在中间积极活动和争取，陈昌浩、徐向前等也心向团结，6月6日，张国焘取消他的“党中央”。接着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命令，红二、六军团，加上随红四方面军行动的32军（也就是湘江之战时的红九军团），组成了红二方面军，由此，红九军团也成为了长征之中，唯一参加过红军三个方面军行动的部队。
第三十五章 悲情西路军
现在红军虽然号称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但战力却不可同日而语。四方面军人数最多，打的仗也不少，但大多军事干部是工农出身，未受过正规军事教育，这点上影响了他的能力发挥。一方面军到达陕北时，只有8000多人，但这些人是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转战两万里，身经数十战，大浪淘沙筛选出的精华，不论单兵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信仰忠诚度都是经过残酷战争考验的，加上他的干部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因此仍然颇具实力。而二方面军就差了很多，一是人数少，也就和一方面军差不多，二是打仗少，在整个长征过程中，未遇大战，三是士兵素质差，这是红军队伍里唯一一支允许抽大烟的部队，主要是在湘西活动时，这里的老百姓几乎家家种鸦片，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抽鸦片，以至于如果你不招抽大烟的，就无法扩红，没办法，只得允许他们带着烟枪上路。所以，三大主力中，实力最强的还是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但发展前景最好的是一方面军，而二方面军实力最弱。
就在二、四方面军千里转战之时，陕北红军却过着相对太平的日子。原来虽然包围陕北的敌人不少，但直接正面对敌的是东北军，这只被日本人吓的灰溜溜跑到关内的部队，遭到了全国人民全国军队的鄙夷，连他们自己都觉的人丢的太大了。所以，张学良被迫下野出国，考察兼游山玩水，半年后回国，走之前蒋介石跟他说，汉卿啊，我知道你好玩，可这次回来咱不能再玩了，你选择一下吧，去打刘黑七（一个土匪）还是去打共产党。当时按照汪精卫的意思，让张学良当京沪卫戍司令，张学良挺愿意啊，一可以经常去上海玩儿，二可以不带这支东北军了，他真的带累了。可蒋介石不干，东北军还得你带，去打共产党吧。
可这群东北兵不好带啊，有家不能回，有日本人不能打，跑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打什么共产党啊，况且当时的政策是死伤士兵的抚恤回原籍去领，这不扯淡吗，总不能东北军在陕北打共产党，然后去找日本人领抚恤金啊。在东北军将士消极避战情绪影响下，张学良也喝出去了，1936年4月，自己跑到延安，和周恩来见面，签订了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只要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上边逼急了，就事先打个招呼，然后假模三道的比划一下。
其实，现在的中共政策已有所改变，一是实力所限，无力与国民政府继续对抗，二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日见明目张胆，使得“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声越来越高涨，三是林育英带回的消息说，由于希特勒的崛起，国产国际放弃了原有政策，转而希望建立全世界的反法西斯阵线，具体到中共就是放弃原来“苏维埃”的口号，放弃“土地革命”，甚至连“反蒋抗日”都不提了，要争取“联蒋抗日”，团结全国各阶级来保家卫国。张学良此时认为“联蒋”没有可能，必须“反蒋抗日”，比红军还要激进，在此情况下，中共和张学良达成的协议，即符合了共产国际的精神，又解决了红军的燃眉之急。
只不过此时的蒋介石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意欲将已成“星星之火”的共产武装彻底扑灭。毕竟围困陕北的不止一个东北军，在重重包围之下，仅仅两万人的红军实在势单力薄，给养粮饷再次告急，再想跑山西打粮已经不可能，连黄河都过不去，怎么办？毛泽东有两条路，一条让二、四方面军北上陕北，以壮大实力，力敌敌军，另一条就是西出宁夏，投奔苏联。第一条路，有两个问题，一是张国焘的到来，依然涉及权力分配的问题，二是这么多红军过来，会使吃饭问题更加严峻，敌人只须围而不打，红军自乱。而第二条路，虽然有逃跑之嫌，但也不用上纲上线，“逃跑主义”本来就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词，“逃跑”就是认为打不过了，我们躲一躲，根本也上升不到主义的层面。而我认为这个想法还是有道理的，只要撤退到中苏边界，那么战局好的话，可以背靠苏联，解决四面被围的困境，同时得到苏联的援助，战局不利，还可一步就跨入苏联以保存实力，反正共产主义者是信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也没有“不干涉别国内政”之说。
于是给张国焘发电报，“依据现时力量，假如以二方面军在甘中、甘南策应，而以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兄等认为有充分之把握否？”，张国焘其实对于和一方面军汇合还是心存芥蒂的，因此如果能够西出，打通苏联，首先可以不和毛泽东朝夕相处，其次，如果得到苏联的援助，也可先装备自己，确实是不错的选择，于是在征求了徐向前的意见后，回答没问题。
1936年的10月9日，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徐向前率兵到达时，前来接他的是黄埔老同学，红一师师长陈赓。大家相见甚欢，但因为有了之前的隔阂，所以这一次大家都格外的小心，没有混住，恐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这次的会师，标志着三个方面军的长征均告结束。
会宁会师后，四方面军还没来得及休整补充，双方领导人也没见面，四方面军的30军、9军和红一方面军的5军团一共2。18万人便在徐向前、陈昌浩的率领下，西渡黄河，进入了河西走廊开始西征，这支部队就称为“西路军”。渡河之后，后续部队在河东再未给予这支部队任何的支持，5个月后，缺衣少粮、弹药匮乏的西路军在与回民武装马家军（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的战斗中，几乎全军覆没。
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轻车简从逃回了河东，在向陕北进发的过程中，陈昌浩病倒在老乡家，徐向前一个人回了陕北，经此一别，两位红军时期最为默契的军政组合即宣告解体。因为在1937年的3月17日，距西路军残部分散游击仅仅三天，中央就已经把西路军败局与过去张国焘擅令四方面军南下、另立中央的错误相提并论，严厉谴责西路军领导人的所谓“机会主义的路线”和“一贯反中央及军委指示”的行为。徐向前，这位红军时期卓越的军事领导人，手中再未掌过重兵，而陈昌浩则就此从中国的政治舞台消失，再次被人想起已是“史无前例”的1966年，已经与世无争二十余载的陈昌浩，作为“张国焘的忠实走狗”，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妻离子散，一年后，不堪凌辱的陈昌浩服下大量安眠药，结束了自己年仅61岁的生命。流落在西北的红四方面军老战士非但没有享受到老红军的荣光，在那全民疯狂的岁月，他们还屡遭迫害。
同时，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开始对红四方面军将领进行全面整肃，发生以时任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许世友为“主谋”的所谓“抗大反革命暴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