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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正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二．给夫人宋美龄的私人遗嘱：
美龄吾妻：
吾决心殉国。经国、纬国吾子即汝子，望善视之。
蒋中正
三．给两个儿子蒋经国和蒋纬国的：
经国、纬国吾儿：
余只承认宋美龄为余惟一之妻，务望汝等以生母待之，则吾虽死九泉之下亦瞑目矣。
蒋中正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宋子文一看这三份遗嘱，知道这事难办了，蒋介石这已经是一心求死了，而南京何应钦那边是一心求战，张、杨如被逼入绝境，难保不退入山中，把蒋介石交给共产党。遗嘱拿出来，就被张学良给没收了，他向宋子文保证，如果发生战事，我以人格担保，把这几份遗嘱发送，但现在不行。
21日，宋子文再次面见蒋介石向其辞行，说是回去向政府汇报，再某良策，后日必归。蒋介石反复叮嘱他千万不要让宋美龄来，你也不要回来了。
可宋美龄还是来了，第二天就来了。宋子文和一同返回南京的端纳也同机回到南京，随行者还有戴笠。宋子文知道，只有宋美龄能够软化蒋介石的立场，也只有蒋介石立场软化，方可和平解决西安危机，来之前，他要求：“四天之内，飞机不能轰炸，陆军不得进攻。但假若四天期限已过，尚未寻出解决方案，此时委员长亦离开西安，他们可放手让飞机大炮轰炸攻打西安，及其它任何彼等欲攻打之地方。”宋子文真的很难啊。
在飞机上，宋美龄将一把手枪交给了端纳，告诉他：“如果叛军有任何对我不礼貌的行为，你就一枪打死我”。
专机缓缓的停了下来，走下舷梯的宋美龄看到了前来接机的张学良，两个人脑海里恐怕都会忆起12年前上海滩上那个初夏之夜，那时的宋美龄还是风姿绰约的宋三小姐，张学良则是人人艳羡的东北少帅，如今，少男少女的欢声笑语已随风远去，曾经的相互欣赏只能埋藏在心底，岁月的留痕使得宋三人青春不再，但却增添了沉稳大气的成熟之美。
“汉卿，这是我的东西，就不要再查了吧”。宋美龄指的是端纳。
“不敢”，张学良回答。
当宋美龄走进蒋介石的房间时，蒋介石潸然泪下，责怪美龄身犯险地，如入虎穴。蒋介石日记中记载了宋美龄的一句话：“宁抗日，勿死敌手！”，剩下的，两个人在一起还密谈了什么，外人很难知晓，但之后蒋介石立场开始软化。后人分析无外乎如下几点：1。只要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则张、杨可放他回京，否则性命堪忧；2。如不幸殒命，则中国将会陷入新的因权力分配而导致的争端，为日本所乘；3。何应钦等主战派巴不得你死呢；4。夫妻十年情份，实难割舍。
第二天，宋美龄亲自参与了和周恩来的谈判，口头达成了包括“停止剿共”、“改组政府”、“清除亲日派”，“释放七君子”，“准备抗日”在内的多项协议，不光如此，还答应暂时通过张学良为红军发放给养，张和周商定多少就多少，三个月后，政府改组完毕，正式给予红军番号，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共产党重新获得合法地位。
在此基础上，蒋介石与周恩来会面，在周恩来面前，他是曾经的大哥、曾经的领导、是现在的领袖，想必架子拿的还是很足的，跟周说 “恩来，你是我的老部下，你应该听我的。”周说：“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接着，蒋介石向周恩来当面重申了他的许诺：一、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宋氏兄妹和张学良全权代表他解决与红军的关系问题。三、蒋回南京后，周恩来可以直接去谈判。得到蒋介石的这些保证，周恩来告辞而出。
事情到此，应该说西安事变解决的还是挺圆满的，国家终于可以停止内战了，特别是7个月后抗战全面爆发，更显出此次停战的重要意义。参与谈判的几方也都得到了好处，蒋介石可以安全返京了、中共也终于在悬崖边立住了脚跟。即使没有共产国际的命令，中共的这个选择也是正确的，因为杀了蒋介石根本无益于红军的艰难处境，只不过换一个人来继续打你而已。
不对，参与谈判的还有张学良和杨虎城呢？他们二人如何处置，怎么没见说啊？难道没有谈吗？这是一项重要内容，不可能不谈的，张学良不听众人劝阻，甘愿只身送蒋介石回京，张本人的胆识是一方面，但蒋给予他一定的承诺，想必也是他做此决定的动因。可具体是什么承诺，却成为了千古之谜。
25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返回南京，得到了南京市民的热烈欢迎，与之相对的是，张学良旋即被拿下，29日，军事法庭开庭审理张学良，31日，军法会审判决“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减处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权5年”。
1937年1月4日下午，张学良又接到国民政府发布的特赦命令：“经国府委员会讨论，一致决议接受蒋委员长请求，张学良准予特赦，张学良所处10年有期徒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宋子文陪同张学良出席军法会审后曾说：“审判是走个手续，5天后汉卿保证回西安。”然而事实上，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即长期监禁，直到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辞世，90高龄的张学良方才获得自由，在长期的幽禁生涯中，一直陪伴着他的就是那位风华绝代的赵四小姐，之前赵四连妾的名分都没有，直到1964年二人才正是结为夫妻。晚年，张学良接受采访时，赵四也偶尔会插话，洗尽铅华的赵四小姐，完完全全成为了一位和善的邻家大妈，当然，曾经叱咤风云的少帅也成了一个极其善谈的邻家大爷。
杨虎城被罢免了兵权，令其出国，抗战爆发后，他毅然携家眷回国，当即被抓，开始了和张学良一样的软禁生涯，1949年9月17日，国民党大势已去，将杨虎城及其三夫人还有两个子女杀害。
虽然是口头承诺，但对于给中共的承诺蒋介石基本都兑现了，可对张、杨的呢？为什么从犯杨虎城被杀，而主犯张学良却安然无事呢？
大家普遍相信，西安谈判时，通过宋美龄和张学良的谈判，蒋介石是给予了张、杨宽大处理的承诺的。因此才有了晚年宋美龄屡次说对张学良不起的话。在张被软禁的时候，宋美龄一直和张学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照顾有加。张学良获得自由后，对记者说，没有蒋夫人，我早死了。原来，逃台之前，蒋介石也想杀掉张学良，被宋美龄强力阻止，跟蒋介石说：“你如果敢对那个小家伙（指张学良）不利，我马上出走台湾，把你的事都给你抖出来”。张学良重获自由后，对记者百无禁忌，谁都敢骂，谁都敢说，包括自己年轻时的风流韵事都津津乐道，可惟独对西安事变谈的少之又少，对于蒋介石对他的承诺，更是绝口不提。有记者试探的问他，是不是因为蒋夫人还在，所以你不愿意惹她不高兴。张学良没有说话，只是笑着拍了拍记者的大腿。于是大家就只好耐心等待，等着张学良说出史学家们都想知道却又都不知道的西安事变中这一重要细节。张学良非常长寿，2001年，百岁高龄方才撒手西去，只可惜蒋夫人更能活，2003年，106岁高龄方才离世，则当初的迷团就成为了千古之谜。
张学良非常认可宋美龄对自己西安事变的评价：他不要钱，不要地盘，要的是牺牲。
前面本来认为西安事变已经写完了，但后来发现还有一个人必须写上几句，否则不完整，所以补了如下这段话：
在处理西安事变的中共要员中，还有一个人，就是博古，博古虽然在遵义会议后，从一把手位置上退了下来，但始终位居中共核心领导层，且在之后红军长征过程中，与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保持了高度一致，表现了很高的集体主义观念，我没有看到他为了个人荣辱得失去计较的记录，哪怕是只言片语。他只是一个在错误的时间被放在了错误的位置上的好人，他会整人、会犯错误，但我们却无法找到他在道德上的瑕疵，这是这部书中少有的活的非常干净和纯粹的人。
好，下一节：卢沟晓月下无尽的硝烟——敬请关注
第三十七章 卢沟晓月下无尽的硝烟
西安事变后，国民政府停止了对中共的围剿，内争全面停息，何应钦等对共强硬派被解职或公派出洋，自民国开国以来，国家首次实现了各政治派别的全面和解，哪怕这种和解只是表面的，对于多灾多难的近代中国，也是极其难能可贵。
这种难能可贵的和解，虽然出自西安事变的偶然，但偶然中蕴含着必然，毕竟全民族的和解并不只是国共停战这么简单。日本人对中国领土的窥觑由来已久，就在国共打的不可开交之时，中国军队在长城的义院口﹑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等地还与日军进行了一场持续两个月的激烈战斗，史称“长城抗战”。之后，“中日之间必有一战”逐渐成为广大军人的共识，那么“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至于很多人分析，如果张杨不鲁莽行事，也许中央政府可以在日军大肆侵华前夕，肃清“共匪”，没有后顾之忧的去抵抗侵略。我认为这是一厢情愿的事，不是说国民政府没有成功的可能，而是说没有成功的把握，起码谁也没有把握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成功。要知道参加过长征的这些红军指战员，经受了心理、生理的严酷考验，拥有过硬的军事技术和顽强的意志品质，国民政府也许有能力在短时间内杀伤其90％以上的兵员，但却谁也不敢奢望剩下的一成人马会放弃抵抗。李自成曾经被打的只剩18骑，但最后，好端端一个大明江山还是断送在了李闯和清兵的合力绞杀之下。如果没有西安事变，谁又敢保证明亡的历史不会在中国重演呢？
所以，我抛开党争，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来看西安事变，我认为——来的正是时候。
参加“长城抗战”的有西北军、东北军、晋绥军和中央军多支武装力量，装备最差的应该算是宋哲元的29军了，这支部队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原大战后，冯玉祥战败，该部队划归张学良的领导，被编为29军。因为武器弹药缺乏，无奈之下，人手一口中式砍刀，在世界战争早已进入火器时代的时候，这只身背大刀作战的部队，显的是那么的另类。可他们却凭借着原始的武器，取得了长城抗战中喜峰口战斗的胜利，一时传为佳话。日本《朝日新闻》评论道：“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经此一战，宋哲元极其手下佟麟阁、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等名扬天下。
当然，即使中国军人表现的十分英勇，但整个长城抗战还是以失败告终，这是1933年的事，当时主政华北的张学良被迫下野。之后，中日双方在华北地区屡次发生小型冲突。1935年7月6日，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答应了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所提出的所有条件——“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承诺的主要内容是“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及平津的党部；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取缔河北省的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等等”，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至此中国中央军必须撤出华北，日本人可以合法的在平津驻扎。
那么何应钦为什么如此没有骨气呢？我想这事怪不得个人，逞匹夫之勇谁都会，他何应钦就是不签字，日本人也不能把他怎么着，蒋介石作为国家领袖，喊句口号也不会伤到自己，毕竟不是他亲自上战场和敌人拼刺刀，后面我们还会提到汪精卫，大家也不要简单的把他想象成一个胆小鼠辈，这些人的身份地位保证了他们很难有性命之忧的，他们不是咱们普通人，所以我们不妨站在他们角度考虑问题，何梅开始谈判的5月29日，红一方面军刚刚突破了大渡河防线，谈判过程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师，红军开始混合编队北进时，《何梅协定》出炉，蒋介石正在积极的“攘外必先安内”，自然不能南北两线作战，最终选择了对日妥协。
那么谁陪着日本人一起驻守平津比较合适呢？日本人说，就29军吧。自北伐胜利后，北京政府被取消，捎带连名字也变了，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你这地方就别叫京了，改叫北平吧。为什么选中29军呢，一是这支部队好对付，都什么年代了，还抡大刀片呢，虽然说喜峰口让你占了点便宜，但那只是偶然而已，不信你再拿大刀片砍我一次试试。二是这支部队十三不靠，要说他是正统的西北军，可现在西北军都散摊子了，后来吧划归张学良管，现在张学良也找不着了，又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日本人觉得让他在平津呆着，心里比较有底。
之后，日本人不遗余力的推行所谓的“华北自治”，其实就是在扶持了溥仪实现满洲独立后，再进一步分裂分化中国，司马昭之心而已。在日本人变本加利、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之下，宋哲元也曾有过动摇和彷徨，但最终他还是守住了那条关键的底线，宋哲元的作为，令日本人非常的愤怒，让你们自治你们还不干，惹急了，我直接把你们纳入大日本帝国版图。
1936年2月26日，日本东京爆发了“二二六军人政变”，在镇压政变的过程中，日本陆军部获得了无上的权力，实现了军人独裁，并实施法西斯主义，而中国政府、中国军队无以复加的软弱表现给了狂热的日本军人无限的遐想，1936年冬，日本华北驻屯军举行军事大演习，以北平、丰台为假想目标。自中央军撤出平津后，整个华北地区除了亲日的汉奸武装，实际上就剩下了29军，在征得中央政府同意后，宋哲元开始大肆扩军，此时已经拥兵10万之众，在中央政府的资助下，其武器装备也有了一定改善，当然，标志性的大砍刀依然是人手一把，且斗志高昂，宋哲元看着如此众多的部队，胆气自然也壮了许多，遂针锋相对，举行二十九军大演习。日军演习部队为1万余人，29军演习部队为5万多人。双方这次的军事调动，明显是演习为辅，示威为主。
进入到37年后，剑拔弩张的局面突然缓和了下来，这种缓和当然是日本人的主动为之，中国哪有主动的资格啊。先是林铣内阁上台，宣称不尚武政策，再就是经济代表团频繁访华，号称要进行经济合作，日本华北驻屯军还主动和29军改善关系，送了29军十几门山炮，并且盛情邀请宋哲元、张自忠访日，宋哲元心说话，你们少来这套，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我才不去呢，被国人骂成汉奸，我到哪说理去。可人家日本人破天荒的陪了笑脸，咱们这边一直绷着也不像话，就派张自忠率领代表团去了趟日本。
就在这表面祥和的气氛掩护下，日本已将大量关东军调入关内，平津间的日本驻军数量达到了三四万人。从四月下旬开始，日军频繁的进行各种军事演练，6月开始进行以攻击卢沟桥、夺取宛平城为目标的昼夜演习。
自中日甲午海战以来，日本对中国军队向来是以少胜多、从无败绩，而驻守华北的宋哲元，一贯的唯唯诺诺、委曲求全，以至于29军以演习对演习的强硬的表现，让日本人很不适应、非常气愤，从而放弃了策反宋哲元的策略，转而进行军事决战的准备。
中日在平津一线对峙了两年的时间，摩擦不断，但最后都得以政治解决，因此宋哲元错误的把日本人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的战争准备，误认为是之前的故伎重演，不过是想再沾点好处而已，加上日本人之前的友好表现，让宋哲元更加的放松了警惕，自信区区三万日本驻屯军不敢对自己的10万大军下手，正好最近身体不太好，也懒的搭理日本人了，把工作交给副军长佟麟阁，于37年5月回老家山东乐陵养病去了。
佟麟阁，时年45岁，性格刚毅，为人内敛，华北地区是军政一体的，因宋哲元要更多的负责政务，主抓军事的佟麟阁就成为29军实际的军事主官。和中央军军官多为军校科班出身不同，西北军军官基本都是靠打仗勇敢而获得升迁，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像佟麟阁这样识文断字、能写会说的在西北军中就是高级知识分子了。
当时29军军部设在北平南苑，这里驻扎有29军卫队旅、骑兵第九师留守的一部、军事训练团和平津大学生军训班等共5000余人。佟麟阁曾对部下说过：“中央如下令抗日，麟阁若不身先土卒行，君等可执往天安门前，挖我两眼，割我两耳”。进入7月，面对日本人越来越频繁的演习，佟麟阁已经隐隐感觉到危险的临近，令官兵提高警惕的同时，自己也不再回家。
1937年7月7日晚上7点半，日军在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进行军事演习，这么折腾到了22点40分，日军演习地点传来了枪声，接着日本华北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在中队长清水节郎率领下，来到中国驻守的宛平城下，要求进城搜查，理由是：刚才我们听到枪声，急忙收拢队伍清点人数，发现一个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失踪了，我们怀疑枪是你们放的，人在你们城中。这不扯淡吗？日军的标准中队不过是180人，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加强连，就这么点人，在一个连长的带领下，无凭无据、深更半夜、就荷枪实弹的要求进城，哪有这么欺负人的。当时的宛平守军是29军第37师第110旅第219团，团长叫吉星文，当即决绝了对这无理兼无耻的挑衅。
24时左右，冀察当局接到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的电话，意思很明白，我就是要进城搜查，你让我进城我得进，你不让我进城我还得进，你们看着办吧。就在交涉的过程中，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日军已对宛平城实现了包围，可随时发起攻击。另一件，失踪的志村菊次郎归队了，这小子是个新兵，道不熟，演习的时候肚子不舒服，去拉了泡屎，回来就找不着部队了。此时的日本人已经骑虎难下，最后通牒也发了，战斗队形也展开了，如果撤兵，大日本皇军的面子往哪放，重要的是，你中国军队竟然敢跟我来横的，还反了你了，必须要给你们点颜色看看，8日凌晨，日军 3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命令向宛平城开炮，吉星文在得到师长冯治安“寸土不让”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