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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货。作为回应，林则徐也同样禁止了中国在澳门的一切贸易，这样一来，英国商船只能直接和中国走私贩子进行离岸交易。
紧张的形势因为一次酒后斗殴而进一步恶化，此次事件中，一名英国水手杀死了一位中国平民，还打伤了另外几个人。义律给了幸存的受害者一笔封口费，让他们声明这只是一次意外，随后又上演了一场装模作样的审判，宣告凶手无罪。凶手和他的同伙乘船回了国，从此逍遥法外。义律告诉中国人，说他实在找不出“此一不法行为之元凶”。很显然，义律是个“滑头哲学”的信奉者。
不幸的是，中国误解了英商个人和伦敦政府之间的特殊关系。国会受到了来自国内商界的强大压力，他们要求向这种挑衅自由事业的行为开战。而北京方面，也未免低估了英国的军事力量和它的破坏力，此种力量主要以现代化大炮为表现形式。
外交部则另有一个发动战争的动机：他们想以此强迫北京的朝廷和英国政府之间建立直接的官方交往，这是满清政府一直拒绝的。
英国军舰很快封锁了广州湾。在林则徐提出抗议的时候，“窝拉疑”号和“海阿新”号这两艘英国军舰就开了火，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在伦敦，威廉·格莱斯顿4在国会谴责了这次攻击：“一次比其起因更加不义的战争，也更是一次使帝国永远蒙羞的战争，空前绝后，闻所未闻。英国国旗被升起来，为的是去保护不光彩的贸易……面对这样的战争场景，我们应该惊恐地退避三舍。”
第一部分 叶赫那拉氏第14节 洋鬼子（2）
让中国大吃一惊的是，英国并没有继续攻打广州，而是沿着海岸线北上，直取长江口的定海，那儿的中国守兵毫无准备。大约一万名训练有素的英国士兵排好了阵势，他们所面对的是毫无作战经验的中国军队，他们除了自己窝里斗，还从来没跟任何外国人打过仗，而且也没见过现代化的大炮。其他战斗接踵而至，广州、宁波等口岸相继失守，直至北京投降。
1842年8月29日，《南京条约》被迫在英国皇家战舰康华里号上签署，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条约中开放了五个对外通商口岸；香港被割让给了英国；赔偿了被林则徐烧毁的鸦片款600万两；清偿了广州商人欠英国商人的债款300万两，再加上给英国的1；200万两战争赔款。（两年后，法、美两国提出要求，并得到了同样的协约口岸通商权。）
被打败的满清政府并不服气。皇上那些好战的谋士（被他们的死对头称为“八大臣”）仍然觉得在北京是安全的；许多年来，他们继续割让中国的小块领土。这一切对于道光皇帝来说，实在是太过分了。他为了对付洋鬼子而忽视了国内问题和内战隐患，结果弄得内外交困，两头失利。他的母亲，他唯一觉得亲近的人，也就在那时候驾鹤西去。道光皇帝失魂落魄，身体也垮掉了。他披麻戴孝，守在母亲的灵柩旁，捱过了接下来的27天。他拒绝吃东西，只喝少量的水。没过多久，他也撒手人寰，跟着母亲一起去了另一个世界。
他19岁的儿子咸丰继承了皇位。更大的灾难，就要降临在咸丰和他的后妃们头上，叶赫那拉亦在其中。
从一开始，西方人就认为，咸丰要么是个无能的花花公子，要么是个白痴，甚至连他父亲那样的荣誉感也没有。不管这是因为他的年少无知和缺乏经验，还是因为他与世隔绝的成长环境，无论如何，他都不合适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为国家这艘大船掌舵。他似乎没法认清形势，在关键时刻则束手无策。
西方人所无从了解到的（他们没有合适的观察位置）是：咸丰完全被八大臣捆住了手脚，这几个好战分子是他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是这八个顾命大臣而不是咸丰，在指挥着中国的行动。
每位皇帝都会指定一帮保守的大臣来辅佐他的继任者，他们中的核心成员是几个被称为“铁帽子王”的满族亲王，他们是这一阶层中最反动的代表人物。在19世纪中叶，朝廷上的铁帽子小集团被4个满族贵族所控制，他们是：户部尚书肃顺、他的异母兄郑亲王端华、怡亲王载垣和御前大臣景寿。他们是满清军队的将领，极端排外。这4个权势贵族控制了皇帝的4个军机大臣，凑成了所谓的“八大臣”。
肃顺5是这个小派系的主导者，并且是北京城里除了皇帝之外权力最大的人，胆大妄为，野心勃勃，他比咸丰大16岁，年轻的皇帝对他的印象是：年富力强、血气方刚。从一个小小的十品贵族开始他的事业生涯，但他得到了他的异母兄长郑亲王的庇护和支持，郑亲王在铁帽子王中权力最大。正是郑亲王将肃顺引荐给了皇帝，并巧妙地让他进入了核心圈，从此，肃顺逐渐找到了操控别人的感觉。到30岁时，肃顺已经负责打理所有的皇家游戏场，包括西苑三海，圆明园和热河行宫。一连串的晋升接踵而至。他被任命为内阁学士，旋升副都统，并且爬上了中国最令人敬畏的位置之一：左都御史，国家官僚机构的监督者，这个官职使得他可以通过恐吓来勒索银子。1859年擢户部尚书，使他能染指每个人的饭碗。他为了拍皇上的马屁而不惜介入他的私生活，成为皇上的皮条客，利用共同的性冒险把咸丰和自己绑到了一起。怂恿皇帝放纵自己，粗心大意的年轻皇帝身体被淘空了，精神也变得恍恍惚惚了。肃顺的对头们相信他是故意要毁了皇上的身体，从而让他更容易被控制。
肃顺树敌原因实在太多。他粗鲁无礼，咄咄逼人，残忍苛酷，为了维护一种恐怖统治，滥施刑罚，动则得咎，稍违礼教足招杀身之祸。而他自己的行为举止，则殊乖德教。为了掩盖财政亏空的丑闻，他索性一把火烧掉了户部，以此毁灭证据。在殿试中，他收受贿赂，让一帮失利的举子顺利通过。这些考试是步入仕途的唯一途径，所以也是一种获取官职的最佳手段。很多人终其一生，努力通过一轮又一轮的考试，为自己铺平通往高官厚禄的坦途。尽管肃顺的起点相对较低，但他最终还是敛集了一笔巨额财富。
1854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渐次平静10年之后，英国开始向咸丰皇帝施压，提出了新的要求：扩大贸易权，重新厘定关税，在北京设立英国公使馆，开放天津作为北方的贸易港口，外国人有权购买中国内地的土地，鸦片贸易的完全合法化。法国、俄国及美国政府也都掺和了进来，提出同样的要求，并给中国设置了最后的协商期限。
咸丰皇帝对此的回应，就是将所有涉外事务全一股脑地交给广州的汉人总督，一个名叫叶铭琛的脾气暴躁的胖子。作为一个乡村药剂师的儿子，叶铭琛完全凭着冷酷无情而爬上了两广（广东和广西）总督的位置。他受命镇压当地的太平军叛乱，屠杀了华北一大半人口而使自己名声大燥，他想当然地认为大多数农民都是反政府的，所以都是叛乱者。他将整个城镇夷为平地，吹嘘自己不到6个月的时间杀掉了70；000名“逆贼”。
在广州，叶铭琛拒绝会见外国使节，对他们的要求置之不理，并尽量避免与洋鬼子接触。他被认为是一个嗜血者，可以跟包令爵士及巴夏礼6相媲美。包令，60多岁，是个能干人，但过于自负，毫不理会顾全大局的政治法则。他是一位作家兼前议员，迫于经济需要才开始了外交生涯；1849年出任驻广州领事，1854年成为香港总督。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梦想着国王能委任他为首任驻华大使；成年之后，他渴望实现这个梦想，至于别人将会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非所计也。尽管他的首相屡次三番地警告：没有预先得到伦敦的正式批准（这可能需要9个月的时间），不要对华动武。但包令对此毫不理会。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他不惜以一场虚构的争端让大英帝国又一次卷入对中国的战争。
包令的这种想要迫使中国臣服的冲动，他的部属巴夏礼也有。巴夏礼是个年轻的翻译，临时担任英国驻广州的代理领事。他26岁，中等身材，橄榄色皮肤，有着一头金发和络腮胡子；不安的眼神和抽搐的嘴巴将他的极度紧张袒露无疑。他传奇般的职业生涯（正如一个赞佩他的传记作者所写下的）“主要是凭借着决不让步，决不允别人轻视自己，一直在中国人面前坚决维持自己国家的尊严和荣誉。”巴夏礼成了中国所憎恶的西方人的一切特性的一个象征。
他们把咸丰皇帝拖入战争的借口，竟然是广州一艘破烂不堪的旧船，这艘叫“亚罗号”三桅船，船体是葡萄牙的，船桅和船帆是中国造的。她曾经风光一时，现在东家是一个居住在英属香港的华人走私老板。为了发展英属殖民地的贸易，包令爵士随意给中国船只发放执照，允许走私船和海盗船悬挂英国国旗。这些船只（中国人戏称为“混龙”）在迎风飘扬的联合王国国旗下继续他们红红火火的鸦片贸易，成了中国政府最为头疼的事。为了保护“亚罗号”不会被中国海岸巡查人员查封，这艘船于1855年9月27日在香港注册，但是一年之后，也就是1856年9月27日，她的执照就到了期。船主忘了重新注册，亚罗号的船员都是中国人，却雇用了一个整天泡在酒里的爱尔兰船长，以便让这艘三桅船看上去有一副可信的洋模洋样。1856年10月8日的早上，亚罗号受英国保护的权利终结后的第11天，停泊在珠江口，而这会儿她的爱尔兰船长在港口的另一艘船上“与一位友人共进早餐”。这时，4名中国官员和60名水兵登上了亚罗号，为的是搜捕一个臭名昭著的海盗，这家伙很容易辨认：穆斯林头巾，缺了的门牙。这天早上，有人在亚罗号上看见了一个符合这些特征的家伙。尽管他已经不在船上，但船上的华人船员还是被逮了起来。
那位爱尔兰船长向巴夏礼发誓说：他们登船的时候，亚罗号仍然是在英国注册的，并且飘扬着联合王国国旗。中国人否认船的后桅上挂着旗子，当时在港口的其他欧洲船长也证实这一点。就连包令爵士私下里也表示怀疑：“看来，”他说，“经过检查，亚罗号无权再挂英国国旗；她这样做的许可已经在9月27日就到期了，从那时起她就不再受保护。”但他向中国人隐瞒了这些，还自我安慰说，是那些中国人自己对这一事实懵然不知，因此也就丧失了任何法律意义上的主张权。
巴夏礼既不是英国外交官也不是国家公务员，他只是个临时担任代理领事的翻译。但他擅自认定：这是一次中国军队侵犯英国主权、侮辱英国国旗的恶性事件。他登上中国军舰，要求释放亚罗号的所有船员。指挥官拒绝了他。巴夏礼后来对叶铭琛抱怨说，在他登船的时候，中国水兵曾对他进行暴力威胁。（按照自己一惯的行事方式，巴夏礼试图亲自动手放掉那些船员，一位中国官员给了他一下。他告诉朋友，那些水兵“嘲笑我……用武力威胁我，而且我还真的挨了那么一下，虽说是这样的情形，我也不曾做过任何官方暗示，就像我所希望的，能将任何个人因素置之度外。”）
为了照顾自己受伤的自尊心，巴夏礼不屈不挠地就此事向叶铭琛施压，坚持认为亚罗号有资格受到英国的保护，任何在中国水域的英国船只也就是“在英国的领土上”，享有充分的治外法权。包令也加入到了这场游戏中来，他指示巴夏礼，要求“对所发生的事情道歉，并确保今后英国国旗会受到尊重。”两周后，叶铭琛释放了全部12名船员，但拒绝道歉。巴夏礼将此次争端移交给英国皇家海军，由此引发了所谓的“亚罗战争”。
炮艇编队在海军上将西马縻各厘7爵士的指挥下轰击广州6天，只有周日那天因为基督教礼拜而暂停。出于兄弟情谊，美国战舰也加入了炮击的行列。中国对美国人进行了还击，打死了一名美国水兵。阿姆斯特朗准将决定好好给中国人上一课，他对准守卫广州的要塞一通狂轰滥炸，用每发50磅火药的炮弹彻底摧毁了这些要塞。
威廉·格莱斯顿再一次在国会义愤填膺地仗义执言：“你们将一个领事（巴夏礼）变成了一个外交家，而这位变身领事倒是真的不慌不忙地引导英国的全部力量去对付那些毫无反抗之力的人民。”这一次的议会斗争中，巴麦尊勋爵的内阁（他在1855年摇身一变，成了首相）被击败了，大选重新开始。然而，多亏媒体连篇累牍的沙文主义言论，一时间群情汹汹，巴麦尊东山再起，重掌大权。乘着大选胜利的好势头，他向中国派遣了一支由詹姆斯·卜鲁斯（也就是额尔金勋爵8）统领的讨伐大军。（正是这位布鲁斯的父亲从帕台农神庙运走了大部分的石刻，一多半掉入了大海，剩下的全都卖给了大英博物馆。）
第一部分 叶赫那拉氏第15节 洋鬼子（3）
这真是一个天赐良机，法国人也兴冲冲地来了，他们的借口是数月之前一场毫不相干的凶杀案，被杀者是一个藉藉无名的传教士，他违反中国的法律深入内地传教。法国远征军在格罗男爵9的指挥下登上了战舰，作为一名外交官，格罗男爵有30年的外交经验。
额尔金勋爵得到指示：要求获得英国公民在最近炮击广州期间所受伤害的赔偿；还有对此次事件中英国全部费用的赔偿；要求保护英国外交使节定期访问北京朝廷的权利；还要求将贸易权扩大到北方的天津、长江及中国内陆其他几大河流的沿岸城市。法国政府给了格罗男爵同样的指示。
矮矮胖胖的额尔金勋爵罩在他的黑色长礼服里，和一支雪茄的粗头颇有几分神似，虽说如此，但事实上他是一个聪明而敏感的家伙。在他浆得硬邦邦的衣领上面，是一张慈祥的脸，被花白的络腮胡子所包围。行将50之年，他依然足够年轻，以至于人们认为他未来有可能成为大英帝国的首相。作为牙买加总督和英国在北美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人们批评他的脾气未免太好了，是个和事佬。意识到有必要改变一下自己的温和形象——加之意识到公众对于“印度兵变”10（当即就被镇压下去了）期间英国男人、女人和孩子们所遭受暴行的愤怒——额尔金勋爵决心这一回要改变一下工作作风，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实际上就是要中国人当冤大头，为印度人的残暴付出代价。
美国派来了一个观察员，俄国也跟着来凑热闹。沙皇的特使是海军上将普提雅廷伯爵11，他的秘密使命是在满清与欧洲诸国之间斡旋，“以防止清王朝的垮台和满清政治中心由北向南转移，”这样的转移会有损俄国的利益而让英法受益。
英、法、美、俄的特使们聚集在广州湾的军舰上。1857年12月2日，额尔金勋爵和格罗同时向叶铭琛递交了外交照会，用“冷静而庄严的措辞”，要求履行在广州条约义务，保障进入港口的权利，赔偿迄今为止的损失。他们给了叶大人10天时间来考虑这些要求。英国战舰编队在广州城外严阵以待。
“一生中我还从未感受过这样的自惭自愧，”额尔金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在灾祸、瘟疫和饥荒之后靠念经混饭吃的家伙。”但他没有逃避自己的责任。
中国拒绝了联军的要求，经过长时间的炮击，广州于1858年新年前两天沦陷了。这个城市“一片荒凉，”被一个纯属捏造的借口（那艘该死的亚罗号）毁于一旦。一个由巴夏礼控制的占领政府成立了，在接下来的3年里，巴夏礼成了广州握有绝对权力的军事首领。
广州一安定下来，联军就沿海北上直捣大沽，直接向北京城里的皇帝发难。在肃顺的影响下（他控制了上达天听的所有消息），咸丰仍然相信联军是来向他祈求恩赐的。于是，他指示他的谈判代表：去逗弄逗弄这些“蛮夷”。
额尔金勋爵的如意算盘被这些推诿战术弄得快要拨不下去了，便索性下令：武力拿下大沽炮台。鞑靼骑兵全都部署在炮台之外，衣服穿得花里胡哨，而武器装备却只有弓和箭。额尔金写道，这个国家的军事状况实在太可怜了，以至于“只须24个铁了心的汉子，再带上左轮手枪和足够的子弹，就可以纵横中国，从一端打到另一端。”
大沽要塞上的大炮都是被锚定了的，联军充分利用这一点，让炮艇驶到大炮的最短射程以内，三下五除二地解决了战斗。额尔金和格罗趁热打铁，接着下令拿下了附近的城市天津。攻下天津后，他们离北京就只有70英里了。被敌人的进展吓得惊慌失措的皇帝赶紧派出了新的谈判代表，包括上了年纪的耆英12，他早年曾参加过《南京条约》的谈判。
至此，额尔金勋爵已经习惯于扮演巴夏礼那种“桀骜不驯、凶狠残暴的蛮子”的角色。他指示部下也照此行事，因为，这些“愚蠢的”中国人，“除了恐吓，是决不向任何别的东西低头的。”除非中国人现在就满足他的要求（而且还要快），否则英国人就会一路开到北京，（对于这一点，他们不必有任何怀疑。）
他将谈判的事交给了他的弟弟弗雷德里克·卜鲁斯13，和26岁的翻译李泰国14（“最狡诈的蛮夷”），之所以把他带来，就是因为他恰好也有虚张声势的爱好（巴夏礼无法分身），再加上他汉语流利，能够准确告诉额尔金：中国人的底线是什么，并做出相应的回应。当半瞎的耆英大人用恩抚并举的惯用伎俩（过去他总是这么干）对联军发表致辞的时候，李泰国打断了老先生的话，拿出一份耆英写给皇上的秘函，在他鼻子底下晃了晃，这封信是广州沦陷时被发现的。信中，耆英向皇上吹嘘：自己能够通过“安抚”和“遏制”来对付这些“蛮夷”。“我们不得不用表面上的真诚来和他们周旋，”他在信中写道。
当李泰国大声读出这封信时，老耆英羞得涕泗横流，只好落荒而逃。他被枷解至京，最后被勒令服毒自杀了。
咸丰皇帝的谈判代表向他提出忠告，说：正是耆英的密折落入夷人之手，才使事情弄得不可收拾。“皆由窥破中国虚实，故致大肆猖獗。”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