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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39年，在许多日军将领纷纷惊呼要以“共产军”为主要交战对象时，时任第十一军司令官的冈村宁次，却认为对国民党重庆政权的打击还不够。在这一年的11月14日，冈村宁次提交了一份《迅速解决日华事变意见书》，据日方文献介绍，这份意见书的主要精神是：“重庆中央直系军是抗日势力主要力量，只要这个军队不垮，就不能考虑和平解决。因此，只有积极进行作战才能掌握解决事变的决定权。”
冈村宁次认为只有给重庆点颜色看看，才会真正实现“和平”。对一些文人特工实施的“梅工作”（引诱汪精卫的工作）不感兴趣。他在1939年3月6日，曾发出以下感慨：中国的政治，现在仍然是掌握武力实权的说了算，仅靠言论的汪精卫，能否导致和平确属疑问，毋宁说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
中国军队中，在兵力、素质、装备、团结等方面占绝对优势的是蒋介石嫡系黄埔系的部队。即使东北系、西北系、四川系、广西系、广东系等地方部队都联合起来（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敌不过蒋的嫡系部队。共军虽然勇敢，团结巩固，其政策也博得青年人的好感，但其实力到底远不如蒋的嫡系部队。
从冀中开刀（3）
我国指导战争的当局，满足于汪精卫的脱出重庆，并考虑将来以他为中心建立和平的中国政府。但以此等临时政府压迫重庆，不过是白日做梦。
冈村宁次骨子里老是那么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劲头，但也不能不承认，此人看问题较某些被他斥为“不懂中国国情”
的人，的确要深一点，准一点。他的态度及言论，在日军内部也不会一点影响没有。一些资历较浅、表面备受“梅工作”成功鼓舞的军官，内心实际上也是十分不安的。日本陆军省军务科一位名叫永井八津次的中佐，在1939年5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对以汪精卫为首成立“新政权”表现出很不乐观的估计。他说：由此建立的中央政权，从实质上看，预想有如下两种情况：一是统帅部所希望的，使重庆政府分崩后在某种程度上将该政府合并在新政府下成立中央政府……二是如果不能把重庆政府合并在新政府之下，预料将与重庆政府之间出现对立状态。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央政府就将处于日本的强有力的指导之下，成为一种傀儡政权而不能真正解决事变。万一事态如此发展，陆军将要比建立政权下定更大的决心，进行大规模的持久战。
正是应了那句俗话：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历史的结局现在大家已知道了，汪伪政权建立后，重庆政权并未如日本人希望的那样土崩瓦解。于是，要求对重庆实施武力压力的呼声又高了起来。
1939年12月10日，冈村宁次再次要求予重庆以迅猛一击，他写道：“长期持久的战争，对帝国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而且从目前形势看来，依靠谋略、外交或小规模的作战，终究不能期待早日解决事变，所以痛感不配合大规模的进攻作战而欲迅速解决事变，断定是不可能的。”
冈村宁次最后还引用中国古代军事家孙子的话，来结束全文：“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看来，孙子也是主张速决，害怕持久战的。
据日方文献声称，冈村宁次“这个意见虽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内有深刻的共鸣，但未被中央采纳。冬季攻势到来，证实冈村意见是正确的。中国派遣军体会到中国军至今还保持着有不可轻视的抗战力量，只有打垮敌战斗力量才是解决事变的先决条件，并坚持认为不给敌以沉重的压力就不可能收到政治谋略（当时中央部把这看作瓦解敌人的主要手段）的效果。”也就是说，日本人痛感，对国民党重庆政权，光有军事打击固然不行，可光有政治诱降也不行。必须是既有政治诱降，又有军事打击。这样又打又拉，方有可能奏效。这里所说的“冬季攻势”，是指1939年底到1940年初，国民党军从北起蒙疆、南至靠近法属印支边境，发动的一场全面出击。本来，日军为了切断国际社会通过中越边境对中国的援助，在1939年11月，向广西南宁发动了进攻。日军作战部长富永恭次少将说“这是中国事变的最后一战。”为此日军调集号称精锐的第5师团等兵力，作战之初，日军进展顺利，国民党军一溃千里。11月24日，日军攻陷南宁，但稍后在距南宁50公里处的昆仑关，日军却受到二十几个师的国民党军的反攻，日军精锐第5师团约一个旅团的兵力几被全歼，旅团长中村少将死在手术台上。消息传来，日军21军指挥部“充满悲观气氛。”
在华北、华中各地，日军也均遭到国民党军的反攻。日方文献声称：这次冬季攻势的规模及其战斗意志远远超过我方的预想，尤其是第三、五、九战区的反攻极为激烈。据分析，蒋政权发动这次攻势，是为了适应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用以显示本国军队仍然强大的行动，维系其国际信誉，借以掌握民心。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还想以此行动抑制和阻止新中央政权（指汪伪政权）的建立。
这次冬季攻势，据日方文献，国民党军“蒙受极大损失，仅遗弃的尸体就约有五万具。”而日军自供“付出的牺牲是过去作战不曾有过的。”日本人说：“这次冬季攻势，对于缺乏进攻作战积极性的日军来说，也是一次教训，使之有机会重新估计敌人的战斗力量。”日军“对重庆军有了新的认识，痛感必须在军事上加以压制，坚决要求增派兵力。”
为了报复国民党军的冬季攻势，并打乱国民党军在整训结束后可能发起的进攻。1940年5月1日，日军突然进攻湖北宜昌，国民党军被打得大败，宜昌失守。宜昌距重庆仅约480公里，宜昌一失，日军进攻四川，攻打重庆的门户就打开了。日方文献对宜昌作战评价很高：“众所周知，这次作战给了当初战斗意志旺盛的第五战区部队，精神上、物质上极大的打击。在重庆很快传出‘日军逼近重庆’的风声，加上欧洲形势激变，使重庆政权内部抗战与和平两派的分裂更加激化。日中战争八年中，蒋介石总统最感到危机的时刻，就是宜昌作战的时候。”
日中国派遣军总部的一位作战参谋井本，在6月7日的日记中洋洋得意地写道：“欧洲形势正急剧发展。我相信，这时候加紧对重庆压迫而不是放松下来，对解决事变实乃一大助力。”
在地面进攻的同时，日军还从空中实施打击，从5月18日至9月4日，历时110天。狂轰滥炸之后的“重庆街道几已无法辨认，”国民党军方面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而就在这“占领宜昌使重庆政权受到震撼，另外正当对重庆的和平工作（桐工作）颇有进展之际，”华北八路军突然于8月20日夜发动“百团大战”。予日军以沉重打击，日军此后没有向国民党军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并于1941年初从华中调两个师团北上，大大减轻了国民党军的压力。所以彭德怀说，百团大战“减轻了当时日军对蒋介石的压力。在客观上是起了援助蒋介石的作用。”
从冀中开刀（4）
1941年一年，日军忙于进攻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一年年初，国民党当局制造了“皖南事变”，国共关系极度紧张，日军也乐于处于一种坐山观虎斗的位置，以武力压服重庆政权的事情一时搁置下来。但少数人仍坚持在中国大陆应一举粉碎重庆政权，日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后宫中将就说：“我个人历来主张进行四川作战，”但“在当时的派遣军中，除畑总司令官之外，关于以武力解决中国问题都不热心，”在1941年10月，日参谋总长杉山前往中国巡视时，时任日华南派遣军司令官的后宫淳中将就坚决主张应集中全部军队打倒蒋政权。认为“打倒蒋要远比打倒英美容易。”他知道时任华北派遣军司令官的冈村宁次与自己观点一致，故提出可以由华南派遣军和华北派遣军联手作战，他说：只要“给华南方面军增加三、四个师团，”就“可以占领昆明，断绝缅甸通道。接着与华北方面作战相配合，可以消灭蒋政权。”这个意见，未被采纳。
战后日方军史研究人员以遗憾的心情写道：“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意见对日本方面来说，确实是行使武力的惟一有利之处。但是，它同当时中央的想法完全合不拢，一点也没有予以考虑。”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界的注意力集中在东南亚一带的作战上，中国方面的问题暂且被放在一边。就是日军一般的将领、参谋，也大多沉浸在“大东亚圣战”的捷报声中，对研究中国问题兴趣不大。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一再说明，“除以武力使重庆屈服外，别无解决办法。”但日本决策层对此反应迟缓，一直“避免正面的回答，一直拖到3月29日，”才召开规格很低的“幕僚联络会议，”
决定1942年在中国方面维持现状，算是给了日中国派遣军一个答复，对此畑俊六等当然是很不满意的，于是，1942年4月16日，日大本营又通知中国派遣军：“有关对华处理方针，不久（五月末以前）即将有明确指示。”
由于大本营的态度和能否增加兵力都不清楚，日中国派遣军对冈村宁次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以武力压迫重庆的请求，自然是无法给予一个明确、圆满的答复。早在1941年11月27日，在南京召开的驻华日军高级将领会议上，冈村宁次就提出“要以十个师团兵力越过秦岭进攻重庆”，不过据日第11军司令官阿南中将的日记讲，这时还“没有具体计划”，只是“解决中国事变的一种方案。”过了没多长时间，1942年1月末，华北派遣军已制订出“以武力压迫重庆为目的的‘西安洛阳作战’等方案”并请求日中国派遣军尽早就此方案给予答复。1942年4月及5月，华北派遣军副参谋长有末精三，一再提出此请求，但他也看出上峰对此兴趣不大。“有末少将可能考虑到总司令部未必同意西安和延安作战，所以是在总司令部有关人员不在的情况下，提出上述要求的。”事情弄到这个地步，日华北派遣军参谋岛贯武治大佐忍不住埋怨说：这件事已被列入方面军的1942年度肃正建设计划之中，而且于1942年2月初向中国派遣军作了报告。但是，中国派遣军比起西安作战来，更为重视长沙、常德作战。至于消灭延安更是不在话下了。
这里所说的“消灭延安”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中国派遣军总部内部，曾有人指出华北派遣军进攻西安计划不可取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未利用国共之间的矛盾。“他们认为目前国共双方斗争正在激化，最好不要触动与延安对峙的第八战区部队。”对此华北派遣军反驳说：“这种看法是对共产党势力的本质认识不足。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有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则是不容许共存的。求助于国共斗争等想法，完全是一种姑息的看法。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毅然决然地围剿消灭共产党势力。”因此，在1942年1月制订的“西安”、“洛阳”等作战方案中，“均含有摧毁延安的意义。”岛贯武治甚至说：“华北方面军的真实意图，却在于消灭延安。”
1942年2月25日至26日，日华北派遣军召开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下达了岛贯武治提到的《1942年度治安肃正建设计划大纲》，该“大纲”声称：“特别要先以河北省北部的肃正工作为重点，”同时，“根据情况，断然进行西安作战、延安作战，为中国事变的解决、华北局势明朗化作出贡献。”
1月底制订的西安作战计划，2月底才下达“治安肃正大纲”，从这个时间顺序上也可以看出，当时在冈村宁次心目中，西安作战的位置是第一位的。可是，事情却迟迟定不下来。为此，冈村宁次很不耐烦地表示：“如能增加一定的兵力，则可以进行五十号作战（指进攻西安）。如不能增加，则准备暂时从满洲借用兵力，彻底进行治安整顿。”
看来，当年冈村宁次的打算是：第一位的选择，是进攻西安，以压迫重庆，并摧毁延安。“为中国事变的解决”作出“贡献”，以从中国战场腾出手来；第二位的选择，是在进攻西安不可能的情况下，转而全力进攻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特别是河北的抗日根据地。这河北的抗日根据地中，据日后日方实际实施的情况看，又主要是冀中。
不过，冈村宁次始终念念不忘进攻四川的念头。1944年12月15日，也即他任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后，还对参谋人员们说：“大东亚战获胜之道，惟有在太平洋上与美军死拼，并使中国政策迅速屈服。派遣军应排除万难，达成屈服中国政府的目的。”
从冀中开刀（5）
这是一个始终牢牢不忘自己的敌手，并一定要倾其全力压倒对方的人。他将会给对方带来怎样的灾难呢？灾难的钟摆，在延安和冀中两者之间晃动着。它将停在何处呢？■减少一个日本兵，即可节省二千日元早在1938年5月，毛泽东便指出：“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日本统治者想从战争中解决这个困难问题，但同样，将达到其所期求的反面，这就是说，它为解决这个困难问题而发动战争，结果将因战争而增加困难，战争将连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言。日方文献声称：“从昭和14（1939）年秋天到15（1940）年春天，日本的国力穷困急剧表面化了，”“日本为突然表面化的国力穷困状态而苦恼着。寄以极大希望的扩充生产力计划已正式开始执行，而实际完成情况仅仅为计划数的80％。电力不足、严重的米荒一齐袭来。”看来还是工业、农业全面危机，其中农业危机尤为严重，在日本国内的东京、大阪等大城市，缺米现象十分突出，“在东京各警察署管区内，许多人家的米谷保存量降到平常需要保存量的一半以下。警察署长亲自和粮商一同为买米而奔走，并采取了每次出售限制在二升以下的办法。”
“此粮食问题造成人心极度不安，”甚至“发展成为阿部内阁倒台的最大因素。”然而，“接着组阁的米内内阁仍然为此问题而苦恼，直到昭和15年（1940）5月每次的阁议‘总是议论米的问题’（5月4日，畑陆相在陆军省局长会议上谈话）。
结果政府花费两亿日元进口外国大米，约相当于国家进口总额的10％，大大打乱了整个进口计划。”
如此糟糕的国家经济，怎么能支撑住战争的需求？日军参谋次长泽田茂中将，忧心忡忡地说：“外强中干是我国今日的写照。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了。畑陆相也是这样判断的。”泽田茂左思右想，不由发出“日本的力量究竟还有多大”的哀叹。战后日方军史研究人员说：“由于国力衰退，使陆军统帅部的首脑打赢战争的信念发生了动摇。”国力穷困，养不起那么多兵了。为此日方只好削减兵员，紧缩经费。
据说，日本的年度预算是由大藏省主计局和陆海军之间协商决定。1939年年底，大藏省提出把陆军1940年的预算金额从60亿日元削减为44亿日元，并要求把在华兵力从80万人缩减到50万人。“削减一个兵就等于节省二千日元。”一些负责官员如是说，结果大藏省和军方之间形成“极大的纠纷”，吵得不可开交。1939年12月7日，甚至“一直对峙了一整夜”到“将近天亮时分”，才以大藏省增加两亿九千万日元预算而勉强达成妥协。缩减人员的事也暂时作罢。
大藏省与军方的矛盾刚告一段落，军队内部又争吵起来。1940年5月，日陆军省、参谋本部决定缩减在华驻军，以省下钱来加强关东军的军备。消息传出，日中国派遣军反应强烈，总司令官西尾说：“这样一来不好办了，”并决定让总参谋长坂垣回国，当面力争。5月19日，又专门开会研究这一问题。与会者情绪激动，“总的意见是，如果中央部一定要削减兵力的话，就请改变总司令部的阵容吧！”
也有人说最好还是避免“最后辞职”的态度，负责作战的副参谋长本多听了没好气地说：“削减十万的话，说什么也干不了。
最好派一位新人来。”坂垣就这样带着大家的怨气、不解，于会后回到东京，与陆军部谈得很不愉快。据当时任陆相的畑俊六的日记：“坂垣中将的态度比军司令官更加固执，怎么也不服从。”因为财政困难，尽管日中国派遣军“自1月初（指1940年）以来拼命要求陆军中央部派遣新的精锐兵力，但年度已过而未见答复，极为苦恼。”在华日军兵员短缺，顾此失彼。为掩饰这种捉襟见肘的窘态，当年日本人倒也想了不少补救的法子。1940年夏，当一二九师部队偷袭山西长治、高平一带的日军警戒线时，竟发现有的地方的“哨兵”
是橡皮人或木头人。橡皮人的肚子里还藏着毒气，几个战士用刺刀一戳，毒气冒了出来，好几个战士还中了毒。
“百团大战”时，也发现过日本人搞的稻草人、假炮。在冀中，老乡们讲“敌人的汽车每天四点钟的时候从这儿过，……汽车里并没有许多人，两旁站的都是假人，远远望去，这些假人与真人差不多。”刘伯承师长当年曾风趣地评论说：“看来，敌人的名堂还不少哩。这是由于他战线过长，兵力不足，无法兼顾，形成到处挨打的架势，就好比一头野牛在沟里吃草，向左伸嘴左边挨一棒，向右伸嘴右边挨一棒。结果在左右受敌之下，只有吃亏。”
也因为财政困难。从1940年起，驻华日军开始“就地筹措”经费，也就是日本国内不再拨与经费，让他们“自力更生”，以战养战。日本兵哪会什么自力更生，还不是掠夺中国的老百姓。
冀中区一位干部，曾记述了1941年前后敌占区百姓所要承受的苛捐杂税，竟达40余种，最主要的有：“（1）地亩钱粮和门牌捐。每亩每月花费七角至二元左右。
（2）户口册费。敌人为了‘治安强化运动’，清查户口，全家人口登记。每月每户交纳户口册费二角。
（3）照相费。敌人强迫各家照相，说是什么‘良民像’，无非是想法子向群众榨取钱。照相费每片四角，印戳登记二角，装夹三角，铁索二角，县署印戳登记二角，共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