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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冀东的策应，或估计到对冀西的扫荡，而部署了晋西北、太行、冀中的策应。4月27日夜（此日期不确——引者注）对冀中军区的高阳、博野、安国一带发动了全面袭击。这些都是根据第十八集团军的统一命令进行的，其战略倾向值得注意。”显然，日本人非常害怕八路军再来一次“百团大战”，对我各根据地采取的统一行动——尽管规模并不是很大，也非常敏感，可以设想，在27日夜日华北方面军的会议上，18团的进攻，对于坚持按原计划“扫荡”冀中的意见一方，一定是个不小的砝码——连县城这样的大据点都失守了，再不“扫荡”，事态将难以控制。
在这一天，冀中军区变更了密码，日方“此后就以谍报人员的报告为主，而对特种情报（指无线电探测——引者注）已不能寄以过多的期望了。”日本人本已在3月破译了冀中军区的密码，以为稳操胜券。冀中军区忽然改变密码，日本人对此是很失望的。
1942年4月28日——距“五一”大“扫荡”3天。
日华北方面军召开会议，下达了对冀中“扫荡”的作战命令。日方文献记载说：“4月下旬，由于华中作战，突然抽调了兵力，而且对冀中地区的特种情报活动受到了挫折，尽管如此，方面军仍然按既定计划决定从5月1日开始冀中作战，在4月28日召开的兵团长会议上，下达了作战命令。”
进入倒计时（5）
1942年4月29日——距“五一”大“扫荡”2天。
日军对冀南地区我军及国民党军发动了突然袭击。这一被日军称为“十二号作战”的行动，“为了隐藏冀中作战的企图，迷惑并牵制敌人，”特地安排“在冀中作战之前进行。”日本人不仅在“五一”大“扫荡”前利用对冀南的“扫荡”“迷惑并牵制”我方，直至“五一”大“扫荡”已经开始，仍在利用对冀南的“扫荡”扰乱我方视线。5月7日，日军41师团万余人，从山西临汾地区东移，先是乘火车至邢台，企图使我方误以为是去“扫荡”冀南，10日突然乘火车北上至石德路衡水、辛集一线，“扫荡”冀中。
日军4月1日开始对冀东的“扫荡”（至6月方结束），4月25日开始对冀西的“扫荡”，4月29日开始对冀南的“扫荡”（5月15日结束），5月1日又开始对冀中的“扫荡”，我河北各根据地几乎全面受敌。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在这一系列“扫荡”中，日军的重点，是对冀中的“五一”大“扫荡”。而当时我方是难以一下判明日军的主攻方向的。等到我方明了了日军的企图，时间又已过去了。而日军要的，正是这个效果。几十年后，吕正操在回顾起“五一”大“扫荡”时，还特别指出：敌人在对冀中区作战之前，先于4月初由敌27师团对我冀东根据地进行“扫荡”；于4月25、26日由敌110师团对我冀西地区进行“扫荡”；于4月29日开始对我冀南军区进行了突袭。敌人的这几次作战，都是为了起佯攻牵制作用，用以迷惑我军，目的是为了隐藏即将对冀中区的重点作战。
1942年4月30日——距“五一”大“扫荡”1天。
上午：献县盖田庄一带九分区为庆祝“五一”节，召集党政各界干部聚餐，会间九分区政治部袁心纯主任把敌工科一位干部王闻介绍给地委组织部长，他说王闻即将带一个武工队去高阳、蠡县一带活动，请他给蠡县县委书记写封介绍信，让蠡县县委书记准许王闻列席县委会议，以便了解全县情况。当天晚上，这支由42区队三四十名老战士（1/3以上是班排干部）组成的武工队，就穿过肃蠡公路，向已被敌人蚕食的蠡县地区进发。上午，赵县西南角的中近村。六分区所属44区队九百多人，在头一天晚上刚刚秘密进入这个村子，这村有个三层高的岗楼，但无敌人驻守。部队进村后，立即在村边和街上放了游动哨，在岗楼上放了瞭望哨，然后才进屋休息。
这天早饭后，连长杨义山正和值班班长赵永清研究放哨的事，八点来钟，两个便衣哨急急忙忙跑回来报告说：“连长，来了三个狗子（伪警察），带的全是新三八大盖，要不要？”杨义山还未说话，赵永清就说：“这么好的事，又是送上门来的，还能不要？给我一个班，去去就来。”杨义山也未来得及细想，刚一点头，赵永清带着几个人扭头就出了屋。他们几个人正隐藏着向敌人接近，不料刚一拐过房角，就被狗子们看到了。几个狗子大叫“有八路，有八路”，一边喊一边顺着街就往村外跑。赵永清几个在后头打了几枪，也未打中。
这枪一响，目标就暴露了。队领导也顾不上批评他们，只是命令：“让岗楼上的瞭望哨随时报告情况，部队准备战斗！”这时在岗楼上站哨的，叫侯小保，原来是理发员，快到九点的时候，小侯报告说：“正北起了一流趟土，其他看不清。”过了一会儿，他又报告说：“北边是敌人的骑兵过来了，还有一些步兵，大约几百人，”敌人把村子团团围住，但地形对他们不利，冲不进来，丁当丁当一直打了一天。外头打得这么热闹，队政治部主任康万聚却坐在村里一处露天磨台上，和一个地方干部商量晚上突围的事。康万聚一拳头砸在磨台上，说：“当年诸葛亮还草船借箭，咱们也不能白打了子弹，临天黑，冲他一家伙，捞一把就跑。”
天黑下来了，44区队几百人一个猛冲，冲出了敌人包围，预先安排好的30名捡东西的战士，每个人都捡了点枪弹。打了大半天，44区队不仅无一减员，还多了一个人——捉了个俘虏。
中午，饶阳县张保村，冀中军区驻地。午后，村外土路上，几匹战马飞驰而来。他们是冀中军区骑兵团的马团长、汪政委和当时到骑兵团帮助工作的李健。李健回忆起那天的情景说：
我们到时，吕司令员、沙克参谋长、张学思参谋处长，都在作战室等候。张学思处长说：“你们走得怎么这么慢呀！”
我说：“不慢呀！接到电报就出发，一路快马加鞭。”看来首长都很急切，我们三人敬礼后，就让坐下了。
沙参谋长说：“吕司令员特地要向你们骑兵团交待任务。”
吕司令员神情严肃，一字千斤地指着地图说：“总的情况你们从军区的几次敌情通报已经知道了。今天要说的是根据现已掌握的情况看，驻定县、新乐的第26师团的坂本部队，明天可能倾巢出动到沙河以南的定县、邢邑一带，继续进至安平、深泽及滹沱河以北地区；驻安国、博野的第110师团的白龙部队，于同一时间可能出动到潴龙河以南与滹沱河以北的走廊地区；驻河间的第七独立旅团的小川部队，于同一时间可能分路出动到肃宁和滹沱河北岸的饶阳、献县地区。这三支部队可能反复‘扫荡’以上地区，将我军赶至滹沱河以南、石德路以北的中心地区，并严密封锁滹沱河。同时已发现由石家庄增援石德路敌人万余，正封锁石德路和沧石路。驻束鹿的第七旅团池上部队，沿石德路南侧东进‘扫荡’，企图将我军驱赶至石德路以北；驻衡水的骑兵十三联队的山崎部队，沿滏阳河北进，控制滏阳河中段，同时在小范镇以北筑坝以提高水位，封锁滏阳河。这样看来，敌人是企图对滹沱河以南、滏阳河以西和石德路以北的深县、武强、饶阳、安平和献县西南，我冀中根据地的腹心地区构成一个大包围圈。”
进入倒计时（6）
说到这里，吕司令员用手在地图上划了一个大圈圈，并以轻蔑的口气说：“冈村宁次好大的野心啊！想在这个圈里消灭我们，不那么容易吧！明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还准备开大会演大戏呢！”
李健说，接下来，吕司令员向他们几个交待任务说，骑兵团的任务，是“在内线坚持，牵制、吸引敌人，侦察情况和向人民群众宣传。骑兵目标大，容易吸引和牵制敌人，但骑兵走得快，也容易摆脱敌人。”最后，吕正操说：“如情况严重，可以连为单位分成几股活动。你们还有什么意见？”
在这之前，骑兵团一些干部议论过在这次反“扫荡”中骑兵的使用问题。他们建议应发挥骑兵快速的特长，把骑兵团放在前来“扫荡”敌人的侧后，袭击、牵制敌人，而不应把骑兵放在内线。李健说：“我们认为这些意见很有道理，和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这会儿一听司令员让他们留在内线，“我们三个人心里都在想，让我们这‘四条腿’的部队，到外线快速袭击‘扫荡’之敌的后方和侧翼，岂不更好么？”但作为军人，在危急之际是不能提出这种意见的。我们三人几乎同时回答：“请司令员放心，我们尽一切努力，坚决完成任务。”任务明确后，他们几个就急着赶回去。沙克、张学思要留他们吃晚饭，可他们怎么吃得下？骑上马一口气跑了几十里，赶回在安平、深县之间活动的骑兵团时，天已黑了。可当他们走进团部时，却发现团的干部及各连干部，都在等候着他们，一双双眼睛无声地望着他们。当天夜里，李健和马团长，汪政委就研究好了分股活动的方案，几乎一夜没睡。李健回忆说，“五一”大“扫荡”的前夜，是个不眠之夜。
中午，饶阳张岗村。十分区35区队驻地。
1941年6月大清河北被敌占据后，十分区领导机关和一部分部队都退回到冀中腹心区。35区队，是在1941年12月，由原分区警卫营和五总队特务大队部分人员组建的新队伍。在这一天中午，35区队接到十分区命令，让他们立即向文安洼地区转移。当天黄昏，35区队由驻地出发，一路向北走，穿过数条公路，封锁沟，一口气走了百余里，5月1日拂晓时，已到了文安洼的皇甫村一带。跳出了敌人的合围中心区。
晚上。七分区部队开始分散活动。当时任七分区政委的吴西回忆说：“4月30日晚上，我们七分区党委开会研究决定，司令员于权伸带17团和分区机关到沙河南北安国、定县、无极一带，我带22团到滹沱河以南，副司令员尹诗炎带32区队东去饶阳。”
当天夜里，22团来到滹沱河南深泽县城附近，发现城里的敌人正在杀猪宰羊，哇哇乱叫。估计敌人明天很可能要“扫荡”滹沱河以南地区，遂连夜跳到了滹沱河以北。晚上，深泽县大兴村；在此前几天，冀中军区第4期摄影训练班的学员80余人，分成三个小队，分别由队干部石少华、焦国珍和梁明双带队，转移到安平、深泽交界的大兴村、马里村一带。来自22团，此时任教育干事的梁明双回忆说：就在“五一”大“扫荡”的头一天晚上，大兴村来了一个陌生的女人，携带护照，自称是吕正操司令员的爱人，村治安员及时向石少华同志报告了。石少华、焦国珍立即赶到村公所一看，根本不是吕司令员的爱人。因焦国珍同志给吕司令员当过警卫员，认识其爱人。经过严厉审讯，原来是敌人派遣的特务，专门来刺探我军情的。她以此身份蒙骗了许多人，通过了我军民设置的哨卡，直接窜入我们的驻地。
根据敌特乱窜这个征兆，说明敌人马上要大“扫荡”了。于是石少华等决定把这个女特务交给村干部处置，马上带队转移。
这一天，岂止是这一个女特务，还有货郎担子、小炉匠，捏糖人的，等等，陌生面孔愈来愈多。咱们自己的队伍又纷纷转移。老乡们都有经验了，一看这阵式，都知道日本人要大“扫荡”了。有的老人回忆说：“四月的最后一天，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十分混乱。敌人据点大量增兵，使气氛更加紧张。少部分群众已开始逃难了。”
往哪逃难呢？老乡们也有经验了！往敌人的“爱护村”逃。敌人大“扫荡”时，位于敌占区或近敌区的“爱护村”反倒安全。在这一天冀中乡村的土路上，不像往常那么平静，来来往往，都是人，有携幼扶老逃难的老乡，有全副武装的军人，有飞驰而过的骑兵，还有贼头贼脑的特务……
这一天，在饶阳往安平的土路上，走着两个神色疲倦的男人。他们一个是之光县（今清苑县东半部）的干部窦森瑜，一个是警卫员孟庆善。4月26日，县长董杰不幸被捕。他们两个是专程去找上级领导汇报的。当时谁也说不准分区和地委在哪里，他们俩只好沿着潴龙河南堤，挨村去问，每天走七十多里地。转了几天，总算找到了地委书记吴立人。吴说：“老董被捕，县委已有报告，地委与专署研究，由你任县长。”并要他们去见一见专署赵专员。4月30日这天，他们找到了专员赵介，汇报了之光县的情况和董县长被捕的经过，还吃了一顿红高粱米饭。赵介告诉他们，明天敌人要“扫荡”这一带，分区机关已经转移了，我们也要走。你们过两三天回来再详谈。傍晚，窦、孟两人到了潴龙河北岸，走到博野县一个村庄，刚要进村，见村边插着日本旗，估计村里有敌人，只好又返回河南岸，这会已是半夜光景，两人索性就露宿在一块麦地里。第二天天刚亮，他们一睁眼，就看见四周村子的百姓都往外跑，日本人的骑兵在后头追。“五一”大“扫荡”已经开始了。
进入倒计时（7）
参考文献：①《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②《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38期、39期、44期、第7期、第2期、第24期、第5期、第2期、第49期、第21期、第50期、第2期、第32期、第35期、第33期、第46期、第46期、第40期，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1985年铅印本。
③《吕正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
④《帅容回忆录》，1990年油印本。
⑤《陈再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⑥《历史的记忆》，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
⑦《冀中区在石门的地下斗争》，中共石家庄市委党史征编室，1987年铅印本。⑧《河北党史资料》第13辑，中共河北省党史研究室，1992年铅印本。
⑨《连天烽火》，华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⑩《程子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腹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冀中一日》，百花文艺出版社，1963年版。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老骥忆烽烟》，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回忆十二个春秋——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八年参加革命活动的史实》，刘剑华著，油印本。《华北大“扫荡”》，中华书局，1998年版。
《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杜敬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烽火情：冯佩之和他的战友》，吴继路等编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冀中熔炉》，抗大二分校三团史编委会，1986年编印本。
《大本营陆军部摘译——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著，中译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滚在刺刀尖上的日子》，徐光耀著，载《文史精华》2002年第一期。
《地道战档案史料选编》，河北省档案馆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第五章 五月一日……
5月1日至10日（1）
什么叫“拉网扫荡”呢？一位老人回忆说，所谓“拉网扫荡”，也叫“鱼鳞式铁壁大合围，”“就是‘扫荡’时，前头是特务先行，第二层是警备队，第三层是治安军，最后日军出动，没有空隙，群众称作‘拉大网’”。
作战第三期（自5月16日前后开始约25天），是敌人觉察到“铁壁合围”未达目的，从而在我腹心区反复“扫荡”，“剔抉清剿”，“围剿”我方小部队和零散人员，设据点，强迫建立维持会，摧毁我方基层组织。并对平汉、津浦、石德路沿线等原来“不起眼”的地区进行“清剿”。整个大“扫荡”，持续了约两个月，参加“扫荡”的日军就有约5万人，还有伪军约4万人。日华北派遣军司令长官冈村宁次，亲自策划并指挥了这场“扫荡”，在其回忆录中曾提到：“1942年5月我曾去石门的方面军战斗指挥所，亲自指挥冀中作战为时八天。”据日方资料，石门战斗指挥所，是5月4日设立的。那么，冈村宁次最早在5月4日来的石门，最早12日离开的石门。这时“拉网扫荡”已经开始。当年，冈村宁次大概也像一个正在收网的渔夫一样，也在焦虑地等待着：这一网能打上多少呢？15月1日至10日：“要先从上面轰赶，藏起的鱼入网后再拉网才行”
■吕正操指着在天上转悠的飞机说：“也许是冈村宁次坐飞机来看我们了”日军第110师团参谋长中村三郎大佐，回忆起对中共军的“扫荡剔抉作战”，曾用撒网捕鱼来打比方，他说：在急流里捕捉鲇鱼，不能在投网后立即拉网，以免隐藏于石缝的鱼逃脱；要先从上面轰赶，藏起的鱼入网后再拉网才行。
既然如此，那么吕正操所率领的冀中领导机关，在日本人看来，就是那条最大的鱼了。为了捕捉到更多，更大的“鱼”，日本人是颇花了些功夫，用了些
“五一”反“扫荡”示意图
心思的。从1941年1月起到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日本人步步紧逼，进行“蚕食”。我方的巩固根据地已缩小了三分之二，十分区全区沦为敌占区，六、七、九分区的西部和八分区子牙河以东地区均被敌人蚕食。“鱼”们可以自由遨游的水域已经很狭窄、很拥挤了。可以说是“水少鱼多”了。
“五一”大“扫荡”一开始，日本人的第一步棋，不是漫天撒网，而是筑坝拦水，进一步压缩我方已经十分狭窄拥挤的“水域”。据说，古人看史书是讲究“左书右图”的。下面，如果我们拿一本地图放在手头，对照着看，一定会更清楚地了解日本人在当年是怎样行动的：
东面和东北面：主要是日军独立混成第7旅团所属小川部队（部队长独立步兵第29大队大队长小川雪松大佐）在活动。当时，小川部队队部设在河间县城。5月1日前，小川部队在小范镇附近的滏阳河上筑起一道拦河坝，截满河水构成障碍。滏阳河是往东北方向流的。这样，日本人筑坝后，从衡水往北到小范镇这一段，就主要靠河水形成障碍，由小范镇往北到献县这一段，则主要靠人力实施封锁。4月30日夜，小川部队即开始活动，5月1日拂晓，小川部队首先合围了河间至肃宁公路以北地区，2日，则回过头来，合围了河间至肃宁公路以南地区。从3日到9日，小川部队以河间、肃宁为据点，主要在子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