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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的一手，就是烧杀、封锁。加岛说：“根据师团的指示，荣成和无极县界之间挖筑了一系列隔断壕（主要道路口设置了瞭望岗楼），并在该地区进行了积极的讨伐和肃正工作，从而粉碎了敌方策划的活动。”
据说，加岛部队在藁无地区活动是极其猖狂的。汉奸、特务到处乱窜，说什么“八路军大势已去，识时务者为俊杰。”散发所谓“回心票”。劝诱党员、干部去自首。并要求自首时，文的带文件，武的带枪支。并针对一些意志薄弱的人的特点，爱财的以金钱引诱，好色的用女宪兵引诱。
说：“到日本人这边来干吧，什么样女人都有，任你挑。”结果被拉下水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叛变后，因为十分熟悉我方情况，时常三更半夜伪装成八路军去叫门，开门的就杀。离间群众与八路军的关系。又强迫伪军必须打死若干中国人，使得伪军死心跟着日本人干，不易“变心”。据统计，在贤庄村一村，即打死2人，打残打伤50多人。
南屯村被打死7人，打伤30多人。
日本人还实行血腥统治，恐怖屠杀，赵庄的杜洛夫去挖封锁沟来迟了，被一脚踢进沟里活埋了。刘家庄被刺刀挑死12人，只照村路洛博被点了“人灯”。韩家窑一个青年被拴在马上活活拉死。妇女乳头被咬掉，产妇被刺死在炕上……日本人的据点里，他们自己贴了一副对联，上联是“人进鬼出”，下联是“七天净狱”。
冀中部队早就想给如此猖狂的加岛部队一个教训，但一直抓不到战机。“五一”大“扫荡”开始后，加岛部队更加活跃，也更加狂妄，觉得几万“皇军”大“扫荡”，冀中的八路都被消灭或赶跑了，这里真是成了“王道乐土”
了。这样，战机就来了。
在12日这一天，左叶正率22团一营及其他部队在无极大陈庄一带活动，得知伪正定道尹和8个县的伪县长组成了一个所谓“视察团”，来到这一“模范区”。
加岛很可能要陪同他们“视察”，决心利用敌轻敌、狂妄的心理，打个伏击。看好地形后，左叶让小吕、王光村的联络员（均为党员）去无极县城报告：今日平安无事，没有八路。
左叶在回忆文章中，详细叙述了这次伏击战：13日上午十点后，日寇出城了。加岛亲自率骑、步、炮兵以及正定伪道尹和8个县的伪县长组成的视察团，到他们所谓“明朗化”地区扫荡、视察……我们刚埋伏好，日寇骑兵就出现了。从望远镜里看见日寇背着崭新的三八马枪，挎着战刀、脚蹬马靴，戴着战斗帽，骑在马上耀武扬威。每班配有直把子轻机枪一挺、掷弹筒一个，毫无战斗准备。日寇从朱家庄过木刀沟，向距城十里的小吕、王光村进发。骑兵在前，加岛随视察团在后，再后面是炮、步兵中队。骑、步、炮兵之间都有一定距离。鬼子在行军我在望远镜中看到骑兵已接近小吕、王光村，加岛和视察团也过了木刀沟。战机已到，我就命令机枪对着敌队尾部试射。“叭”的一声枪响，伪道尹栽下马来当场毙命。两挺重机枪一齐射击，枪一响，加岛便重伤栽下马来；顿时，敌人马躺倒一片。这时，日寇炮兵和步兵得知骑兵已落入我军火力网，忙不迭地逃回了县城；而伏击圈内的骑兵大队则涌向小吕、王光村。当他们进入我团二连的火力网后，六挺轻机枪和掷弹筒、两门迫击炮及其他武器一齐射击，炮弹准确地落在马群里。骑兵大队再次挨打，伤亡惨重，被迫向王光村逃窜。我预伏在王光村的17团一个连又用机枪、步枪等武器招待了一顿敌人。最后，日寇被迫抢占坟地。
坟地距木刀沟我重机枪阵地及小吕、王光村距离差不多，且坟地是日寇惟一可以利用的有利地形。坟头、树木比比皆是。战前我们料定敌人三面挨打后，只能退到这个坟地来，就在坟地里埋设下各种地雷。日寇到坟地后，纷纷下马进行抵抗，地雷纷纷爆炸，欢迎敌人。这时，区县武装和民兵的几十门小迫击炮和三个村的炮火不停地向坟地射击，日寇骑兵又挨枪炮打，又被地雷炸，整个坟地烟雾笼罩，受惊的战马脱缰狂奔，日寇骑兵人仰马翻，自相践踏，乱作一团，真是只有挨打之功而没有招架的余地了。整个坟地变成了埋葬日寇之地。
25月11日至15日，“拉大网”（10）
抗日武装在埋设地雷经过40分钟的火力袭击，日寇骑兵大队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由于距离县城较近，作战时间不宜过长，我们就迅速撤离了阵地。
这一仗，狠揍了猖狂一时的加岛大队一顿，加岛大队长本人受重伤，部下死伤180余，视察团团长也被击毙，而我军，包括参加民兵，无一伤亡。180比0，打得漂亮。
到了“五一”大“扫荡”后期的6月9日，左叶带着22团两个连及其他部队来到深泽县宋家庄，又遇上敌坂本旅团长陪同3个日本人组成的“参观团”也来到这个村子，视察刚刚经过大“扫荡”的“治安区”。结果吃了一顿子弹，坂本少将被击毙。随后日军以优势兵力包围了宋庄，我军一直坚持到天黑，然后胜利突围。这一仗，日伪军伤亡1200余人，其中日军死600，伤300余。我军伤亡73人。又是一个15比1的漂亮战。
《冀中抗战简史》一书，是这样总结冀中部队在“五一”大“扫荡”期间的作战的：“总计自5月1日至6月底，整个反‘扫荡’战役，我军作战272次，击毙日伪军坂本旅团长以下官兵3981名，击伤日伪军加岛大队长以下官兵7521名……”
宋庄战斗的“模范战斗连”1连
在“五一”大“扫荡”期间，击毙、击伤日军最高级别指挥官的战斗，都是左叶指挥的。所以有的老人说，要写“五一”大“扫荡”，应该写写左叶。应该说，左叶，是冀中众多优秀指挥员的一个代表。
左叶到冀中的时间并不长，他说：“1941年初春，我正在延安学习。组织决定让我提前出校，总政组织部长胡耀邦同志找我谈话，准备让我到冀中区去工作。经过长途跋涉，时至端午节，我们才到达冀中，军区负责同志将我分配到十七团试任副参谋长。”
17团是冀中部队中最能打的主力团之一，能到这个团任职，当然是好事。可左叶上任不久，就差点出了事。
8月2日清早，那是左叶刚从团直各单位巡视了一番回到团部，就接到二营营长刘鸣琴打来一个电话说：“安国县的日军约七八十人朝马阜才方向运动，”左叶问：“你打算怎么办？”刘营长说：“我准备在青纱帐里消灭他。”左叶也未请示团里的主官，也未核实情况，就说：“你们打吧，我马上就来。”
战斗一打响，才发现情况有误。敌人不是七八十人，而是日军松尾大队好几百人。那几十人不过是先头部队。没想到后头还有个大头。这一下可被动了，连左叶本人都上了阵。多亏17团作风勇猛，迅速。三个营全部参战，打到下午一点多，击伤击毙敌400多，而我军也伤亡170多，二营营长刘鸣琴和两位连长，均阵亡了。
战斗结束后，部队撤下来休整。左叶说，因他“初到17团就擅自决定打这么大的硬仗，并且营长、两位连长阵亡及部队的伤亡，气得闵团长呼呼地。连饭也不吃了”。
左叶是等着挨批了，不料，一天当他们正在吃饭时，译电员送来了电报。一看，是延安军委给17团全体指战员发来的嘉奖令；太行八路军总部给17团全体指战员发来的嘉奖令；晋察冀军区给17团全体指战员发来的嘉奖令；最后是冀中军区给17团全体指战员发来的嘉奖令。“共四份。”
马阜才战斗本来是个相当被动的遭遇战，左叶自己也承认，“这一仗有一定的盲目性。”怎么又忽然一下屡受嘉奖呢？左叶分析说，可能有这么几条理由：一是敌我伤亡比近四比一，还缴获了不少战利品；二是这一仗迫使敌人撤了14个据点，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三是当时一个步兵团基本全歼日寇一个大队的还不多。
1942年初，左叶被提升为22团团长。到任仅3个月，就赶上“五一”大“扫荡”。左叶指挥22团，打得相当出色。
一个优秀的指挥员，成长起来，也是要有一个过程的。
后来，左叶率部队去了路西。以后又到了东北，在辽沈战役中，左叶任辽南独立二师师长，率部参加奔袭廖耀湘兵团，解放辽南和营口，也打得相当不错。
1942年一个主力团的团长，在解放战争时期任地方军区独立师的师长。进步当然不慢，但也谈不上多快。冀中根据地沦为游击区后，冀中部队和干部不少去了其他根据地，在使用和提升上，自然要受一点影响。老人们说，在冀中军分区这一级，也就十分区旷伏兆评了个中将，其余的评个少将就不错了。而路西呢，“你先数数有几个上将。”
不过，老人们也都想得开。想想北疃被日本人杀害的百姓，想想雪村战斗牺牲的八分区司令员常德善，还计较这些干什么。吴西就说：“常德善真是一员好将，不死的话，评个上将都没问题。”采访吴西记录。
5月16日至6月中旬：“剔抉清剿”（1）
◇据日方文献，日军自5月16日起停止大规模的“拉网扫荡”，各部队划分区域，分区驻扎，“剔抉清剿”：第四十一师团负责扫荡滹沱河、滏阳河和石德路间的三角地带；白泷、小川部队则以连结高阳、饶阳一线为界，负责扫荡滹沱河以北地区的敌人。
在此期间，第二十七师团极力搜索估计逃往任丘（白洋淀东南地区）的敌集团，设法以突然袭击歼灭之。
冀中的老人们说，要说“拉大网”那几天是残酷，可还赶不上这段日子难熬。因为日本军队也不可能天天到野地里去“拉网”，再苦也有个头。可日本军队带着汉奸在村里驻扎下来，修炮楼、挖大沟，抓干部，抢东西，一个劲地折腾老百姓。让人觉得这苦日子熬到哪天算一站？“拉网扫荡”那几天，冀中部队是受了不小的损失，可还赶不上这一时期受的损失大。因为冀中部队毕竟与日本人打了几年的仗了，又多为家乡人。人熟、地熟、敌情熟。日本人再“拉网”，也有可钻出去的机会。实在不行，只要指挥得当，还可拼个鱼死网破。从现在掌握的材料看，在“拉网扫荡”那几天，冀中主力部队陷入重围的并不多，大多已在此前转移到外线去了。陷入重围的部队，真正被敌人打散、歼灭的也不多，大多坚持战斗而后突围。所以日本人也说，在第二期作战——也即“拉网扫荡”时，“共军已经便装分散，未能取得多大战果。”而在这一阶段，敌人表面伪装撤兵，实则张网以待。而我方未能判明敌人真实意图，一些部队又转回内线，结果遭受严重损失。在这一时期率骑兵团在内线活动的李健回忆说：看到当时点碉林立，路、沟成网的情况，我们感到形势日趋恶化，骑兵活动更加困难危险；但不知什么原因，听说有些主力部队又从外线转入内线，有的部队还受了严重损失。我们电台在宗佐遭伏击就被打坏，联络不通，当时我们不知道军区、区党委于5月21、22两日曾连续发出反敌“清剿”、恢复地区指示，要求六、八、九分区主力返回中心区，以连为单位分散活动，打击‘清剿’之敌。所以有些部队跳出外线后，又返回中心区，中了敌制造假象，诱我主力上当的诡计。
日方文献也谈到，对冀中作战所取得的“大部分战果是由于第三期扫荡剔抉作战所获得的。”
在“五一”大“扫荡”期间，日军制造的一次残杀我平民最多的惨案——北疃惨案，是发生在这一时期；在“五一”大“扫荡”期间，我方两位级别最高将领战死的战斗——雪村战斗，也是发生在这一时期。
■5月27日，定县北疃村，被毒气熏得半死不活的中国人，从地道口给拖出来，然后……北疃村，位于河北省定县县城东南约60里。
北靠沙河，当年共有220多户人家，1200多口人。这个普普通通的冀中村庄，因为“五一”大“扫荡”期间日军在此掘开地道，施放毒气，连毒带杀，杀害我军民约1000人，制造了震惊华北、震动全国的大惨案而闻名于世。
“扫荡”北疃的部队，是日军110师团163联队上坂胜大佐指挥的大江芳若大队。上坂胜在抗战胜利后成为我方战俘。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审讯了他。制造北疃惨案，是对上坂胜指诉的一项重要内容，上坂胜对此也供认不讳。当时的审讯档案记录了他的供词：上坂胜（卷七）编号二十一第一页
日军“扫荡”北疃村时，被毒气毒死的儿童问：你把“五·二七”事件的经过系统地谈一谈。
答：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1942年5月27日，在冀中作战中于定县南方22公里（地点忘了）及滹沱河北岸附近，制造事件之部队是上坂胜指挥的步兵第163联队。其中，在定县南方的罪行是第一大队所为，在滹沱河北岸地区的罪行是第二、第三大队所为，其残酷手段中最毒辣的就是使用毒气，尤其是将八路军战士与住民驱入地道内而使用毒气，大批的人被杀，有的用刺刀刺杀或者用军刀斩杀及强奸等。此外为了收集情报捉住居民来拷问，以及放火和破坏，掠夺财产更不用说了，都干过。这种残酷性就是帝国主义日本军队之特征。其结果：使无数住民被杀，用具体数字来推测的话，这只限于推测来统计，即我之联队各中队所杀死、伤的人员以最低限度来计算有3000人以上。其中特别是在定县的南疃、北疃杀害八路军住民的数字约1000，又在滹沱河北岸地区，杀害约2000以上。我是如此指挥教育了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发挥了残酷性。我如何能赎回这种罪恶呢？这完全是我的责任，我痛感我的责任是重大的。我在中国人民各位面前衷心谢罪。
被讯人：上坂胜讯问员：王宝棋书记员：徐永忠翻译：张铁转引自《“五·二七”北疃大惨案》一文，载《革命回忆录》第八期，中共定县县委党史办1982年9月铅印本。最后，法庭判处上坂胜徒刑18年。
上坂胜虽然服了罪，但日本军方的某些人似乎还不服气。在《华北治安战》一书中，仍把日军在北疃杀害的我抗日军民统称为“敌军”，以掩饰他们杀害平民以充战功的罪行。原文是这样的：当时步兵第163联队第一大队（大队长大江芳若少佐）于5月28日在安国西南地区，急袭包围了约1000敌军，并在地道中予以歼灭。
这里5月28日当为5月27日之误，安国当为定县之误。尽管基本的时间地点都搞错了，但编著者惟恐读者未理解他们列举此战例的真实意图，又专门把大江芳若的长篇回忆，列在了下面：关于大江大队的歼灭战，据大队长的回忆如下：警备地区南部的沙河流域一带历来治安情况很坏，民众不与日军接近。大队在此虽反复进行了讨伐，但未能与敌军交战。5月27日获得情报说，有一营共军正在召村东南方北坦村附近修筑地道。
5月16日至6月中旬：“剔抉清剿”（2）
大队于当夜秘密从各警备队驻地出发，采取离开道路机动前进的方法，在拂晓以前包围了北坦村。天亮时开始了战斗，敌军虽猛烈射击，但我方逐渐压缩包围圈，攻入村内。此时一直坚持战斗的敌兵突然消失不见踪影。有时敌兵从房顶上抛来手榴弹，有数处地雷爆炸。
于是立即搜索村外的地道和村内地道口，切断了通向邻村的地道。村内地道及地下室内充满了敌兵，进行顽强抵抗，因而费了很大力气，全部予以歼灭，缴获颇多。
我方军官以下战死三人，伤五人。
此次作战取得胜利的原因：日军精悍强干，军纪严明，受到民众的信任，从民众中及时获得了可靠的情报；预先研究了中共方面的地道战术，出其不意地突然袭击了潜伏的敌人，并堵住了地道口。
而上坂胜的供词中，曾引用了大江芳若的报告，说到：“大队在战斗中，使用了赤简和绿简毒气，配合机枪扫射，不仅射杀了八路军战士，而且射杀了迷失逃跑方向的居民。此外，还对村内进行扫荡，很多居民逃进地下壕内，便向壕内投入赤简和绿简毒气，使其窒息。有的居民困惑痛苦而逃出，便对跑出的居民进行残酷的射杀、砍杀等。”
不知道是大江芳若的回忆中没有提及这一段，还是编著者有意进行了删改？《华北治安战》中所引用的大江芳若的回忆，既没有说杀害了平民，更没有说使用了毒气，反之，却说什么日军制胜，是因其精悍强干，军纪严明，得到民众信任！？
是编著者不熟悉这段历史吗？不是，我们知道，《华北治安战》一书是战后由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的，而在这个战史室工作的，大多是前日本军队军人，其中不少人就参加过侵华战争，何况，从《华北治安战》所依据的资料看，有日本侵华时期上层的机密文件，具体执行者的日记、文件等，掌握的材料是相当丰富的，他们应该是知道中国方面对北疃事件的态度的。
是编著者找不到别的战例来证实“五一”
大“扫荡”的“战果”吗？也不是。仅我方承认的失利战斗就有不少：5月11日40地区队在白宋庄被围，大部被打散。
5月12日，十八团在饶阳三角村与敌激战，团长牺牲；37地区队陷入重围，受到严重损失。
5月23日，冀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张仁槐率警一团一部在护家池、陈二庄一带陷入合围，且战且走，仅突出十余人，张仁槐牺牲，警一团团长张子元投敌。
5月27日，45地区队在束晋地区吕厢口村遭敌合围，区队长刘进牺牲。
5月28日，23团一部在饶阳东西张冈村遭敌合击，损失惨重，团长战死。
5月30日，警备旅和17团一部在深泽县北白庄被敌包围。
6月9日九分区机关率18团在东西城、赵庄、马阜才一带陷入合围。由于指挥员犹豫不决，拖延战机，突围失败，伤亡惨重。九分区政治部主任袁心纯被俘（后绝食五日殉国），18团政委、政治处主任均战死，副团长被俘……从日方角度看，从这些战例中任意挑选一个，不比北疃战斗更有说服力吗？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战后日方战史研究人员却偏要选择又杀平民、又放毒气按说应予回避的北疃战斗来说明大日本皇军的“赫赫战功。”
没有别的解释，我们只能理解成，日方战史研究人员这么做，并非无意，而是有心。他们不是不知道北疃事件的历史事实，也不是不了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