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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含蓄了，说部队从平原到了山区，原来走的是平原，如今走的是山道，原来专门打仗，如今又打仗又生产，生产比打仗多，“许多同志思想转不过弯，爬山骂石头磨鞋，开荒骂镢头磨手。干部管理不耐心，官兵关系不融洽。”总之，是心里没好气。离开了冀中，离开了家乡，每天吃的是黑豆，干的是农活，回来往炕上一躺直叹气，部队又转属到别的军区，心里有些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此，那些被抽出来返回路东——冀中工作的人，不论是干部还是战士，当然精神就来了。
到路西去，到路西去（6）
人们或许要问，冀中的部队，在“五一”大“扫荡”后，为什么没有再打回冀中去呢？聂荣臻曾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关于冀中主力部队撤离的问题，我的看法是：在敌人重兵压境，大部队活动困难的情况下，为了保存主力，暂时离开冀中，转移到山地或是毗邻地区，作大踏步地有秩序的退守，这是完全必要的，许可的。但是，拉起部队走了，没有及时返回去，则是不对的。敌人大规模“扫荡”冀中，部队为什么不可以转到冀南活动？冀南同冀中紧紧连在一起，宋任穷同志一直在那里坚持。那时，日本侵略军还没有修好石德路，在冀南地区周围都有依靠，把几个团撤向冀南，活动余地很大，兜个圈子再返回来，有什么不可以呢？要知道，敌人进行一次大“扫荡”，不是容易的事。它要重新部署部队，需要作一系列的准备，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它刚陷在冀中，不可能马上腾出手来，再对冀南搞这样一次大的‘扫荡’。待敌情变得对我们有利的时候，再打回冀中去，不是很好嘛！实际上，冀中部队撤离之后，敌人的大部分兵力也很快撤了。我们走了，敌人也走了，问题是我们没有再及时返回去。我们的一些同志，在一般的情况下，觉得还可以坚持平原游击战，而在严重的形势下，就感到坚持平原不可能了。这次撤退，冀中三纵队受到了很大的削弱，东移西转，后来从晋东南转到晋西北去，部队减员不少。
一些冀中的老人也叹气道：“唉，不该回去的时候回去了，该回去的时候又没回去。”所谓“不该回去的时候回去了”，是指1942年5月下旬，敌人伪装撤兵时，一些主力部队返回了中心区；所谓“该回去的时候又没回去”，就是指聂荣臻所说的：“我们走了，敌人也走了，问题是我们没有再及时返回去。”
其实，冀中的领导何尝不愿意打回去？“五一”大“打荡”过后，每一位从路东到路西的人，按照组织原则，都要汇报自己这一段时间的经历、表现。有的还要写成详细的文字材料：哪一天在什么地方？看到些什么？碰上什么人？等等，都要一一写明。有的老人说，“当时也是真老实，连违反了群众纪律，实在忍不住摘老乡个瓜吃，都写上了。”据说，写成的材料多得用麻袋装，通过口头汇报和书面汇报，冀中区领导人还是很了解“五一”大“扫荡”后冀中的实际情况的。
1942年秋、冬，冀中领导机关派得力干部，潜回冀中，进行专项调查。如派原《冀中导报》报社副社长朱子强回冀中调查两面政权的情况，派作战科韩夏东回冀中调查地道斗争情况。9月中旬，吕正操还电令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让他派部队回冀中侦察情况，看能否站住脚。马本斋遂派排长白振武率20余人组成的武工队返回冀中，结果证实部队回去坚持斗争有困难，站不住脚。所以有些老人说：“五一”大“扫荡”后，冀中的客观环境，是不允许主力部队回去的。这种观点，也不是一点根据没有的。
从敌情看，“冀中平原根据地，在敌‘五一’大‘扫荡’后的1942年下半年到1943年上半年，是坚持斗争的最困难时期。”“直到1943年6月底，斗争形势依然是严峻、残酷的。1943年6月底前，敌人修的点碉密度达到顶点。冀中全区有点碉1753个。”“村政权大部分仍资敌，还有一部分对敌我双方都供应的‘两面政权’，不供应敌人的村政权极少。”依仗着重兵压境和堡垒林立，“五一”大“扫荡”后日本人非常猖狂，几十个人，几个人甚至单个人都敢到处乱窜。日军独立混成第9旅团参谋冈本孝行大佐在谈到“冀中作战后的状况”时说：旅团最初进驻时，在警备区内，如果没有一个步兵中队以上的兵力，就不能自由行动；而经过剔抉周之后，到12月份，不带警卫人员也能随时外出视察了。
冀中平原上的八路军武工队
这么几个、几十个鬼子，为什么就不能打一打呢？“五一”大“扫荡”后没有离开冀中，一直在当地坚持斗争的七分区参谋长苏锦章老人说：“本来，打击分散外出‘清剿’之敌并不困难，但是，退出战斗和转移时，却易于被敌人利用碉堡体系前堵后追，四面受敌，而受到损失。因此，如何解决我军打与走的矛盾，即成为我军保存自己，打击敌人的迫切问题。不但如此，敌人以烧杀手段实行‘民匪分离’的政策，致使群众较普遍违心地产生了不愿让我军住房，和不愿让我军在其本村打仗的现象（特别是怕我军‘捅马蜂窝’），打与群众的暂时利益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不顾群众和两面政权人员的情绪，仍然机械地按照战争的一般原则去办，就会脱离他们，陷自己于孤立。结果，不但不能消耗敌人，而且连自己也不能保存。当然更谈不到坚持冀中游击根据地的抗日游击战争。”
八路军和游击队进攻日军碉堡
打吧，不行；不打吧，也不行。这恐怕就是“五一”大“打荡”后一段时间内主力部队在冀中难以站住脚的原因吧。直到1943年夏季青纱帐起来之后，这种状况方有所变。这一时期日本人在冀中的兵力大大减少，“一九四三年五月份日伪在冀中兵力与上年同期相比，日军减少507％，伪军增加405％。在冀中1700多处点碉中，由伪军单独守备的占3/4，日伪混合守备的占1/4，日军单独守备的很少，配备也很分散。”敌情有了变化，我方地道工作、两面政权、敌伪军工作等又有了发展，形势才慢慢好起来。不过不要忘了，1943年青纱帐以后，也仍是敌强我弱。“开始恢复根据地时的敌我斗争形势仍然是严峻的，我仍处被动地位。”由此，从敌情和冀中的实际情况看，“五一”大“扫荡”一结束，主力部队要回去的话，恐怕是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也站不住脚，只好又退回路西。当然，如果指挥巧妙，打几个大胜仗，也有可能是付出代价后，能站住脚，这些结局都很难预料，有时候，事后诸葛亮也不那么好当。
到路西去，到路西去（7）
冀中既然回不去了，那么，只有少数干部离开了路西，或潜回冀中开展工作——即所谓“咬牙干部”；或奔赴延安进行学习——即所谓“建国干部”；大部分干部仍留在路西，也没有安排太多工作，只是集中学习，实际上是“储存”起来，以待来日——即所谓“反攻干部”。
说到反攻，有一件事情似乎应提一提。据《大江南北》杂志1994年刊登的一篇文章说，1942年7月，毛泽东打电报给当时在山东的刘少奇，指示一定要加紧山东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不要丢掉这块未来反攻的基地。文章说，1942年正是抗日战争最残酷、最艰苦的一年，而毛泽东却想到以后反攻的事，足见毛泽东是站得高、想得远。但文章没有说为什么早不打，晚不打，偏偏是这个时候，毛泽东要打这个电报？联想到冀中的“五一”大“扫荡”，我们很自然要想到，或许是在1942年7月，毛泽东看到冀中这一战略要地、反攻基地局势已难以逆转，生怕山东根据地再有个闪失，故打电报提请刘少奇注意。当然，这只能是一种猜测。说到延安，也有一件事情似乎应提一提。吴西老人讲1943年2月中旬，他接到通知去延安，一共有600多人，由他和帅荣带队。分两批走。约5月份到的延安，到延安后的一天，朱德把他和帅荣——当时在延安的两位级别最高的冀中军区军事干部，叫去，铺开地图，叫他们讲一讲“五一”“扫荡”是怎么回事。他们两个就指着地图，向朱老总汇报了当时的情况，敌人有多少？从哪里进来？我们部队怎样部署？等等。吴西老人说，朱老总当时说了一句话，什么话？吴西老人没有说，只是说那意思是应该搞好一点。采访吴西记录。再采访帅荣，却说不记得有这件事。采访帅荣记录。究竟是怎么回事？目前也只能先作为一个线索，记载在此吧。
侵略者的悲哀（1）
◇
在抗战初期，甚至直至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士兵武士道精神都很强，不容易抓到俘虏。抓到俘虏也难以改造。军事技术也不错，冀中的老人说，那时候鬼子站在卡车上，开枪打人，车是动的，人也在跑，却能枪响人倒，拼起刺刀来，咱们这边两三个人对一个，不一定能占着便宜。体格也好，受点轻伤满不在乎。有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说战前日本曾有意派了许多日本妓女到德国去，一旦怀孕，便回国来生下孩子。所以日本军队里有不少个头不小的，都是德国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上大批日军被抽调走，抽调兵力，有两种方式：一是成建制的部队被调走，像41师团，被调到新几内亚新不列颠岛的腊包尔；一是原建制未变，但有经验的老兵被抽走。缺额由新兵——都是些原来不符合征兵条件的人，也没有战争经验。所以，在中国的日本兵的气势、体格、战斗经验都不行了，比起抗战初、中期，差了一大截。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军士兵在各方面都强一些，往后越来越不行，这个道理不难明白，但似乎还抽象了一点，我们也应该具体地看一看，端着三八大盖在冀中“拉大网”的日本兵，扛着歪把机枪在据点练操的日本兵，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市川幸雄：一位日军士兵的回忆市川幸雄，是一名日本普通农民家庭出身的普通士兵。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即来到中国，在北平南苑机场当维修兵。其间随部队到过华北不少地方。
时过境迁，半个世纪后，市川幸雄已成为一名热衷于中日友好的日本友人。回忆起年轻的时候踏上了侵略中国的道路，他深感忏悔，并感叹当时日本人所受的愚民教育。他说：“战争时期的日本年轻一代，出生于贫困的年代，他们是直到太平洋战争结束时，还不知道什么是个人自由的一代人。”
市川幸雄说，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都是当兵光荣，大和民族优秀，大日本国强大。等等。他写道：“那时候，政府给我们灌输的是‘大日本帝国是与美、英两国并驾齐驱的世界三大强国之一，是头等国家’这样的思想。”“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充满了‘日本是神的国家，每个人都是神的子孙’的说教，政府告诉我们，为了使日本富裕起来，只能占有别国的资源，统治别的民族，在此基础上，谋求共存共荣，除此没有别的办法。政府还把实现这种统治的战争叫作‘圣战’。对此，我们是毫无戒心地接受了，教育的力量实在是可怕。”为了“圣战”而参军，当然是无上荣耀的。1937年志愿加入日本军队的水野靖夫回忆说：“本村曾有一个当兵出征的人，在卢沟桥事变中战死了。他的家属究竟如何承受了这一哀伤事件，固然无从知晓，但在村里却成了一个天大的喜事。他是本村从明治时代（由1868年）以来，第一个荣获金到鸟勋章的人。在村边，特地为他树立了一个极其壮观的墓碑，全村还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这使我深深感到——人生在世再没有比为国尽忠这件事更光荣的了。”
在这样的气氛之下，不难理解，日本的青年人都愿意“为国献身”。水野靖夫说，“这在当时的青年人来说是很自然的。一朝国家需要，‘为天皇陛下尽忠’，这比每天的三顿饭还要自然。”
当年，日本青年不了解外面的世界，只有接受官方的愚民教育：大和民族是优秀的民族，日本帝国是世界强国，参加“圣战”无上光荣。
参军光荣，日本是世界强国，这是日本青年从小受官方教育逐渐形成的两个梦想。等到他们真的走上人生道路，这些梦想一个个都破灭了。
先说参军，也就是入伍离开家乡那一会儿光荣，等到了军队，才发现满不是那么回事。水野靖夫回忆说：“作为新兵的惟一享受，也只不过是到酒保（军营中的小卖部——译者）买点饼干或馒头藏到厕所里去打牙祭而已。如果不小心在队内的内务班吃，就会受到老兵的厌恶和嘲笑。”满怀理想到了军队，却只能跑到厕所去发泄，给家人的信件中，还只能报告自己是多么幸福——因为军队里有严格的邮检制度。
日本军队是怎样的一所“学校”呢？这所“学校”是崇尚暴力的。打耳光，举枪站立等体罚是家常便饭。士兵受到暴力的对待，不敢反抗，只得把怒气发泄到比自己更弱的人身上，老兵打骂新兵，新兵则打骂百姓——中国的百姓。文明的举止和丰富的知识，在日本军队中是吃不开的。市川幸雄说，“在日本军队中有一种明显的倾向性，那就是故意刁难知识分子和学历高的士兵。”“好像越是无教育，就越能胜任其职，”“浑身总是汗味和马粪味”的人，“大口大口地喝酒，搂着慰安妇消愁解闷”的人，“杀人放火都不在乎的充满杀气的人”才会赢得荣誉和尊重，才有可能出人头地。
这所“学校”是鼓励犯罪的。要作战，首先就要学会玩弄女人。水野靖夫回忆说，“为了满足性的欲望，不，为了培养一个像样的杀人部队，使之玩弄一下敌国的女人，那简直算不了什么。”他说，他在1939年从日本芝浦乘船来到中国青岛，“等待我们的并不是敌国的军队。上级号召士兵们首先要去‘养精蓄锐’”。
“‘没有没和女人接触过的吧！’‘没有接触过女人的人，就打不了仗。’所谓‘养精蓄锐’，就是要去体验女人。上岸后，日军士兵便结队成群地走向慰安所，那里就像医院里那种造价低廉的大病房。在一条长廊的两侧拉着帘子，里面是细长的屋子，有五十张左右的床排成了一大排，女人们躺在床上等待着。
侵略者的悲哀（2）
士兵们在帘子前面排着队。有的帘子上面还附有红色的记号，这表明里面的女人带有性病。分配给每个人的时间是十五六分钟。如果超过了时间，外面的人就会催喊：‘还没完呀？’有些老兵为了挑选自己喜欢的女人，到处扒开帘子寻视。这真是‘皇军’士兵随心所欲、恣意妄为的时代。”
除了学会玩弄女人，还都学会了偷窃。在军队中，“个人之间互相偷窃官发物品的情形已成为家常便饭，”而一旦丢了东西，“即便丢了一双袜子也要成为‘事件’。全体新兵吃够了拳头以后，还要遵循‘寻找’命令，到处去寻找。所谓‘寻找’，就是要到别的队去偷的意思。为了不使自己队内洗过的衣服丢失，不得不在晒衣场上派兵看守。”
习惯了暴力和杀人，学会了玩弄女人和偷窃东西，才算是“毕业”了，成了一名合格的士兵。每一个日本青年有了这一番经历，在精神状态上都有很大的改变。市川幸雄以他的三个战友为例，说明了这种变化：同年入伍者A君，生长在农村，曾是村里的模范青年，也是个热心研究农业生产的人。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辛勤的劳动磨炼了他的意志和性格。他不仅敦厚笃实，而且富有才干，是一位当时流行的二宫金次郎式的优秀青年。但是，A君最后却变成了一个凶恶残忍的家伙。他曾说过：“军队是依仗权势建立起来的毫无人性的无情无义的集团，军队里的教育是胡说八道。我原有的人生观，在军队中被彻底粉碎了，我变了。”
他在以后的所作所为中，完全变成了无情无义的魔鬼。据说他留在训练队任职后，对新兵的教育也是极其残酷的。
僧侣也要变成“鬼子”
同年入伍的B君原是京都地方一个寺院的僧侣，他严格遵守寺院的清规戒律，为修身到处化缘，飘泊流离，饱尝了人间的辛酸，对任何艰难困苦都能做到坚韧不拔，毫不动摇。但这位年轻的“杰僧”入伍后却感叹地说：“军队的教育全是胡扯，只要肩章上多一颗星，就得称他们为上司，而他们无视部下的人权和人格，要求部下在自己面前俯首贴耳，把折磨别人视作享受。他们做事为所欲为，毫无顾忌。这种残忍的虐待，除了在军队之外，在人世上，甚至在地狱里，也是不可能有的！在军队里生活还不如下地狱。”
同年入伍者C君，是东京帝国大学出身的高材生，工科学士。由于学习期间可以延缓征兵期，他比我大4岁，胸襟开阔，像长兄似的。然而有一个年龄比他还小又没有受过教育的两年兵，只因比他多一颗星，便成了C的上级，盛气凌人地耍威风。C君为此事极为恼火。他说道：“我在学生时代，要是像在军队这样严酷的教育下学习，也许没毕业就成了博士了。老师和母亲都会为我高兴的。”
纯朴的农村青年，刻苦的模范僧人，文雅的大学学士，经过日本军队的“培养”，就都变成了杀人狂。市川幸雄说，“正是号称‘世界上最强大的大日本帝国军人教育的体制’造成了这一切。”他说，“这样的罪行绝不会再度出现在民主主义的国家。”换言之，用那位上过大学的C君的话说，日本军队的一些作法，“若在法制社会是无法饶恕的。”
参军无上光荣的美梦破灭了，那么，既然日军内部当官的欺压当兵的，老兵剥削新兵，但仍有相当战斗力呢？这是因为，这些日本青年还有另一个梦：日本是世界强国，大和民族是不可战胜的。这个梦，又掺杂着民族自尊感，比第一个梦更难破灭。许多日本士兵忍受着上级的欺压和老兵的拳头，是因为有一个信念在支撑着他们：我们是为日本而战！慢慢的，这个梦也破灭了：原来日本在许多方面都算不上世界强国，别的民族也同样优秀，在某些方面甚至更优秀。市川幸雄是一名飞机维修兵，他似乎比一般士兵更早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回忆说，当他1937年来到中国时，觉得中国比日本还穷，很有点瞧不起。因他是维修兵，相对而言，行动比较自由，看到颐和园的建筑，看到北京高大的城楼，他开始感到，中国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