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宦酆问保湫≈了奈迨奖卸几接信诒吧偈锉ㄕ觳炀洌＝タ际紫仁桥诒浠鳎诨げ奖敖�
又是大车、汽车拖着弹药、补给，又是骑兵、炮兵，完全是一副正规战进攻的架式。这种打法，对死守阵地等着挨打的国民党军，还有些效力。对奉行“打得了就打，打不了就走”的八路军可就完全失效了。
日本人也还不太懂得掩盖自己的作战企图，每次出发，都要在黑板上写通知。一位当年从事情报工作的老人，回忆起1938年后期新安县城日军的情况，说：后来，敌人要情报员，为了更及时、准确地掌握敌人内部的情况，我们派了两名忠实可靠的党员王林和赵德祥同志，到宪兵司令部情报股当情报员——打入了敌人内部。
冀中，从印象不深到“讨伐重点”（3）
敌人每次出发，值班员都把“几点钟吃饭”、“几点钟向那里出发”写在伙房的黑板上，王、赵两同志看后，立即把情报转告我们，而后把情报通知城外抗日政府和老乡们做好迎敌的准备。敌人到处扑空……时间长了，敌人多了心，不再在小黑板上写出发时间和讨伐去向了，改为夜间在城门后面写。就是这样，他们还是遮不住我们情报员的耳目。
然而，日本人是很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在实战中，日军很快意识到现行作法的不足和缺陷。
1939年3月6日，日华北派遣军颁发的文件中提到：“用微弱的兵力而警备广大的地区；若是处于被动，就完全没有下手的余地，同时匪军是一天比一天变成优势。”
就是说，日军已意识到，到处安扎据点这种作法有缺陷。本来安扎据点的目的是控制地盘并主动出击。但不料人数稀少的部队反被人数众多的中国人所包围了，只求自保，不愿出战。其结果自然是对方一天比一天变成优势。为此，日华北派遣军在尔后制订的《治安肃正纲要》中特别强调：分散配置采取的是最好的进攻态势，绝不是防守态势，……实质上，正是对潜入和蠢动在各分散配置地点中间的匪团，采取积极攻势的据点。如果分散配置按防守态势而配置的话，我兵力必致形成到处都是微弱的据点而成为敌人自由蠢动和各个袭击的目标。所以说那将是极其危险的配置，后果只会不利。
日军110师团师团长桑木崇明中将则训示部下说：“只在白天以正规的行动，数纵队包围的战法，非常困难的，必须应用奇袭急袭的办法，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
至于奇袭的方法，主要是迅速周密的计划，与秘密企图，利用夜间或雨天不良的气候，进入困难的地形，发挥迅速锐敏的机动，一举向目标急进；利用拂晓，黄昏，吃饭等敌人警戒疏忽时机，出其不意的攻击敌人，是最有效的办法。”
就是说，日军已注意到，用正规战的办法进攻八路军是行不通的，应采用新的战术，比如说偷袭。明的不行来暗的，白天不行晚上来。虽说在那时，日军实施偷袭战术还不太熟练，如周士第谈到的，“本来敌人的袭击，在平地比山地容易，且距离很近；可是我们在冀中平地中活动的部队，却没有遭受到敌人袭击的损失。自然敌人也对我军施行过袭击，但没有哪一次是成功的。有的是我军及时转移，敌人袭击落空；有的是我军早有准备，反给敌人以打击。”不过，这毕竟表明日本人已意识到“如果见到敌人不用新的智巧，仍照原来的老办法实行正面的攻击，没有奇巧特变，不但得不到效果，而且是很危险的。”
在1939年，特别是这一年的后半年，在华北的日军广泛开展研究游击战术，学习中国话的活动。如日军第32师团参谋长当山弘道大佐在1939年11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少佐以下及士兵、勤杂人员，开始了学中国话的教育，经过督促，约半年才得实现，每周进行两次。”
1939年12月1日至2日，日军华北派遣军召开情报工作负责人会议。“参加会议者，有方面军司令部的有关人员，各军、直辖各兵团及驻中国宪兵队司令部的情报工作负责人等。”华北派遣军参谋长笠原幸雄中将首先讲话，“指出今后华北治安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只有打破这个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该次会议的最后结论是：“中共势力对华北治安的肃正工作，是最强硬的敌人。为此，应加紧收集情报，确立排除中共势力的对策，实为当务之急。”战后，日方战史研究人员予以这次规格并不高的情报会议很高的评价，认为“此次会议，认识到共军是华北治安的致命祸患，并且针对此种情况，具体地研究了有综合、有组织的情报收集工作。由此可以看出其意义的重要。”如果说，在1938年，华北日军在“华北治安的对象是共军”这一点上还未达成共识的话，那么，到1939年底，已吃够八路军游击战苦头的日本人，终于省悟到抗战最坚决的八路军，才是他们的心腹大患，务必除去而后快。
总之，在1939年，华北日军虽然还不太适应八路军的游击战，采取的战术也不那么对路，但活动比1938年要积极的多。以冀中为例，1939年春季，日军集中110师团、27师团等部队，“扫荡”冀中，占据了所有县城和大的乡镇，安扎了许多据点。夏季，冀中遭受特大洪水，到处一片汪洋，日军无法下乡“扫荡”，遂四处掘堤，妄想借大水之力毁坏冀中军民的生存环境。9月洪水刚过，日军就组织了三次分区扫荡。第一次日军6000余人，扫荡大清河以北地区。
第二次日军1500多人，扫荡正定、新乐、无极、深泽等靠近平汉线的县份。第三次日军竟出动12000多人，合围冀中三个地区：从石家庄出动的敌人，“扫荡”深县、武强、饶阳、安平等冀中腹心地区；从津浦沿线出动的敌人，“扫荡”河间、沧县、献县、交河一带靠近津浦线的县份；另有敌军6000多人，再次“扫荡”大清河以北新城、霸县、雄县永清、固安、安次等地。吕正操将军回忆说：“在1939一整年里，敌军对冀中平原的围攻与‘扫荡’，比任何地区都频繁。”
在1939年，年轻的冀中根据地受到的压力是很大的，这里应该提到的是，贺龙、关向应率一二〇师主力于1939年1月到达冀中。一二〇师在冀中待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打了许多漂亮仗，其中4月齐会一战，歼灭日军渡佳行联队700多人。给日本人一个狠狠的教训。大大减轻了冀中的压力。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说：“一二〇师在冀中进行了英勇的战斗，消灭了大量敌人，打击了日军嚣张的气焰，对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坚持、发展、巩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敌人除集中较大兵力进行‘扫荡’外，少量兵力再不敢轻举妄动了。”
冀中，从印象不深到“讨伐重点”（4）
不过，冀中出现了八路军主力部队，也引起日军的高度重视，在缴获的日军文件中，有这样的话：“贺将军此来，对北支那威胁更非昔比。尤其直接威胁平津，不容坐视。必须立即覆灭其势，以确立永久之治安。”
正如吕正操将军所说的，冀中的名字，“是随着中日战争才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在1939年，冀中的名字，已在日本人的脑子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极其深刻的印象。
至1939年底，敌人在冀中已修筑了177个据点，“在冀中的总兵力已达日军18300余，伪军13000余。”
1940年，“讨伐重点是肃清京汉、津浦两线中间的冀中地区”
1940年3月19日，日华北派遣军召开各兵团参谋长会议，会上，日华北派遣军司令长官多田骏中将首先讲了 话，他说：“实现肃正建设，其前途甚为遥远。尤其敌人积极强化地下组织，继续进行顽强抵抗，要剿灭这种地下组织的势力，存在很大困难。在建设方面，也由于事变的长期化带来各种障碍，欲求速见成效，看来更为困难。此外，现阶段所采取的高度分散部署兵力的战法，对军队的教育训练产生不利的后果。针对上述问题，方面军根据过去一年的宝贵经验和治安建设的成效，决定了下期肃正建设的方针。”
多田骏这篇充满政治词汇的讲话，说来说去不外这么几个意思：一是共产党积极发展与群众打成一片的武装，即所谓“积极强化地下组织”；二是“治安肃正”要速见成效，恐怕有困难；三是到处安扎据点的作法，应予检讨。那么，针对上述问题，根据过去一年的经验，华北日军在1940年又准备怎样去做呢？多田骏讲话之后，华北派遣军参谋长笠原幸雄中将，布置了这一年“肃正建设”工作计划，并强调本年度的工作重点有二：1、讨伐重点指向剿灭共产匪团。
2、肃清京汉、津浦两线中间的冀中地区，打通滏阳河及卫河水路。
根据该次会议精神制订的所谓实施“要领”中，再次强调：讨伐肃正的重点地区为京汉、津浦两线之间，特别是冀中地区，要随着打通水路进行肃正讨伐。下记各兵团应以较大兵力使用于该地区：第二十七师团，第一一〇师团，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第十二军。
为什么要把冀中列为“讨伐重点地区”呢，华北派遣军参谋副长平田正判少将解释说：“在计划中所指定的讨伐重点地区，是方面军从全局观点决定的……该地区接近京津，是华北的中枢，是匪团尤其是共产系匪团的根据地，目前治安肃正工作进行缓慢，治安状况极端不良。在下期必须清除祸根，取得治安肃正工作的实效。为此，第二十七、第一一〇师团应在第十五混成旅团的协力之下，自4月上旬在方面军统制下，与有关兵团相配合，准备进行讨伐。”
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1940年华北日军“扫荡”的首要目标，就是冀中。3月23日，日华北派遣军又召集准备参加冀中作战的第27、110师团及独立混成第15旅团长官开会，具体进行了布置，并令各参战兵团分头准备作战。
1940年4月11日起，日军纠集日军3万余人，伪军6000余人，对冀中进行所谓“全面扫荡”。这是自冀中根据地建立以来，日伪出动兵力最多的一次“扫荡”。不过，那时日伪军的“扫荡”布置还不甚周密，目标也不太明确。说是“全面扫荡”，但实际上仍是分区合围四个地区：大清河北地区、唐河及潴龙河流域、子牙河流域和南边晋县、深泽、深县及沧石路以南地区。三四万人分成四摊，每一摊又分成若干路，每一路再分成若干股，在辽阔的冀中平原上一摆，也显不出多少人来，我军还是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和出击机会的。结果到5月底止，各路扫荡之敌都龟缩回穴，50天激烈的反扫荡斗争基本结束。其间，我军共与敌作战216次，毙伤日军4300多名，伪军350多名，俘获日军12名，伪军2250多名。
这一年6月，日军在冀南也进行了“扫荡”。参与此次作战的日军第12军作战主任参谋松田正雄大尉曾有如下一段回忆：作战期间，在很多情况下，不能确知各讨伐队的位置，即特殊情报也不能收效。我为了指导战斗，尽量以飞机进行侦察联络。但是，即使发现共军，由于战场极为辽阔，仍然不能及时指挥将其捕获，以致未能取得像样的战果。
这段话，用来描述4月日军在冀中的“扫荡”，也是完全适用的。
日本人是不达目的死不罢休的，这次3万多人的大“扫荡”既然未果，日军方面肯定在策划新的阴谋。不过，5月底“扫荡”结束后不久，青纱帐就起来了，再加上又值雨季，阴雨连绵，道路泥泞，日军行动不便。冀中部队为了打乱敌人的部署，又发起青纱帐战役，主动进攻驻河间、献县、青县、肃宁和博野等地的敌人，8月，作战146次，毙伤日军2200名，伪军420名，俘伪军500余名，光复据点15个。
8月20日，华北八路军突然发起“百团大战”，从8月20日至12月5日，历时3个半月，共毙伤日军2万多人，正太路基本瘫痪，平汉、北宁、津浦铁路也遭破袭，给予日军沉重打击。日方文献说：“共军乘其势力的显著增强，突然发动的‘百团大战’，给了华北方面军以极大打击。”“特别是在山西，其势更猛”，“日方从未想到中共势力竟能扩大到如此程度……”加之“中共一向对其行动意图巧妙而严格地加以保密，因而完全出乎日军的意料，取得了奇袭的成功。”
冀中，从印象不深到“讨伐重点”（5）
日本人本来就兵员短缺，现在全线迎战，则更是狼狈不堪。
驻太原日第1军参谋朝枝繁村大尉回忆，当时日军竟狼狈到抽调军部卫兵充数的地步。他说：“军直属部队中当时手下因无可用之兵力，乃由军司令部临时抽出包括卫兵在内的共约40人，组成混成小队，当即指挥该小队开往阳泉。”
抽调几十个兵是无济于事的，日军立即从各处紧急调兵，增援正太路方向。冀中、冀南的日军，被抽调5000多。这样一来，平原地区的压力是减轻了，可山区的压力却加大了。遵照晋察冀军区的指示，冀中部队于10月1日至20日进行了任（丘）、河（间）、大（城）战役，坚决要把敌军拖住，不能再让敌人从冀中调走一个兵。在20天的战斗中，共毙伤俘日伪军1512人，攻克据点29处。打开了这一地区的局面，“另外，最主要的是有力地配合了整个华北战场的百团大战，牵制了敌人很大的力量。”
10月底，日军在冀中实施报复性“扫荡”。这种临时抽调兵力缺乏周密计划的军事行动，根本不可能抓住八路军的部队。
气得日军只得滥杀百姓泄愤。24日，日军在蠡县、安国、博野一带杀了1000多人，27日，日军又在赵晖、郭家庄一带杀了2000多人。这一年冬天，日军大肆“扫荡” 路西山区根据地，在冀中采取守势。只是集中力量抢修石德路（石家庄——德州）企图于11月下旬接轨通车。冀中部队为了配合山区反“扫荡”，迟滞敌人修建石德路的计划，又发起冬季攻势。作战6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1100多人。粉碎了敌人的通车计划，并调动了石家庄之敌500余人东援。沉重打击了敌人，有力地配合了山区根据地的反“扫荡”斗争。
1940年，华北日军虽然已把冀中列为本年度“讨伐重点地区”，但由于百团大战的打击，日军未能达到目的。
相反，冀中部队倒主动发起了三次攻势（百团大战、任河大和冬季攻势）。故而吕正操在谈到1940年的形势时，说：“1940年，敌人不断增兵，回师敌后。这一年，敌人对冀中进行了春、秋两次大‘扫荡’，但由于我军民密切配合作战，及时地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当时的形势并不觉得很紧张。”
正因为“形势并不觉得很紧张，”冀中才有可能在这一年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都获得了丰收。吕正操将军回忆说：“1940年的麦收，是抗战以来最好的麦收。”“1940年，冀中开展了全面建设政权、建党、巩固加强群众组织的工作。合理负担，统一累进税，实行‘双十纲领’，建设‘三三制’政权等等，还有整党、党员登记，这些工作都搞得扎扎实实。全面加强和巩固了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这时，冀中已经形成了一统天下的局面，国民党再没站脚之地。”
站在中国人的立场说，这一年，对冀中来说，是抗战以来空前的胜利的一年。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指出：“假如说过去一年多的时间，我们是以反‘扫荡’的胜利打破敌之确保占领地的企图的话，那么，这半年多，则是以主动的出击，严重打碎敌人‘迅速肃清平原’之计划。我们的力量，不但未被敌人摧毁，而是恰恰在紧张残酷的锻炼中，更显著的提高了。这就使得敌人不得不全部的来检查和考虑它过去对冀中区的一切方针与方法，而实行迫不得已的转换。”
相反，从日本人的角度看，这一年，是十分痛苦难熬的一年。1940年，日伪军在冀中的兵力大约是40000左右。据这年7月的调查，其中日军17923人，伪军21080人。日军人数与1939年大体持平，伪军人数则有较大增长。全区据点约540个，“这些据点的分布，以十分区为最密，共有204个，占全冀中据点38％。”据点总数比上一年度增加了363个。
“四一年可就不同啰……”（1）
◇风水轮流转，如果说，1940年，是八路军十分得意的一年的话，1941年就倒过来了。“1941年是华北日本侵略军十分得意的一年。”
当年在华北前线的将帅们，都谈到1941年是个转折点：如当年的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曾指出：“从1941年开始，晋察冀的抗战形势进入了极为困难的阶段。”
吕正操将军也说，这一年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遭到了空前严重的困难”。程子华则指出：“今年（1941年）春季以来，敌人采取许多新的花样来‘扫荡’冀中”。
我们在冀中腹地深、武、饶、安一带采访时，当地的老人们也都说1941年是个“坎”：“37年日本人是打这过路，没怎么到乡下来。”
“38年日本人占了县城，可别的地方，还是咱们自个地国家。”
“39年光记得闹水了，日本人也没怎么来。”
“40年日本人倒是来得勤了，可咱们不是来了个 ‘百团大战’吗？把小日本给顶住了。”
1941年，在冀中秋季反“扫荡”中制订作战计划，
左一为程子华，左四为吕正操■彭德怀吼道：“我有罪，我的罪就是消灭了二万多日本兵”
1940年百团大战，消灭日军20000多人，刚刚打出一片晴朗的天空，怎么一下子又乌云密布了呢？八路军的将帅们对此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作了解释。聂荣臻从全国抗战形势的角度谈了这个问题，他说：这个斗争形势的变化，是同全国抗战形势的变化密切联系着的。由于八路军、新四军力量的壮大，使敌人遭受严重的打击。华北的百团大战，更引起日本侵略军的极大恐慌，从而把进攻的矛头进一步指向各抗日根据地。百团大战，的确令日本人震惊。
日本政府的“要人”们震惊了。1941年1月，日本陆相东条英机在贵族院、众议院的军事报告中曾说：“昭和15年度（1940年）敌人迄未进行主力的反攻，只有共产军于是年在华北举行大规模的出击。”日军在侵华之初，虽也在平型关等地连连吃过八路军的苦头，但总以为八路军不过三万之众，掀不起多大的浪来。随着八路军抗日活动的发展，日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