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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宝英，因为住不惯山芭地方，多日前化妆成老人，跟着牛车到庇朥去了。”
“不久，约有十名日军到来，押着我们离家，我们完全没有反抗余地，任由日军带到森林边去。”
她悲戚地说： “到了山边，日本兵吩咐我们一线长一排坐下，不得转头，而日本兵却站在我们背后各持尖刀枪往每个人背后刺戮，惨叫声，救命声此起彼落，血肉飞溅，一个个应声而倒，几乎没有一人幸免……”
冯女士讲到此，勾起悲痛心情，忍着满眶热泪说： “我的父母，我，我的姐妹都遭同样之命运……也许命不该绝，妈妈与我虽背后中刀，也应声仆倒，但伤势不重，很清醒，本着求生本能，妈妈在我身边，叫我装死勿动……所幸日军并未发现，幸免加刀。
日军离去后，我们仍然不敢起身，至到夜阑人静，母女负伤摸索回到老家。
虽然房屋没有被烧毁，母亲取了一些铁打丸伤药，带我到不远之地洞敷药住宿，第二天才移到森林地带躲藏。
痛定思痛之后，也感到饥渴交织，于是母亲不得不出外去寻找食物及清水，可怜妈妈竟然一去不返。
“一日，两日……四五日母亲仍然不回来，一定是迷路了，这时的我，不知如何是好，又饿，又怕，一切都完了，心想日本杀不死，这一回非死不可了，悲痛不已，就不顾一切，爬啊爬，爬到森林的山颠，已是有气无力了。
突然从山脚传来母亲的呼唤声，还有一个男人的声音，我抖擞精神发出弱小的回声，最终，母亲在一男人陪同下来救我，相抱而哭，那情况有如再见隔世人。
果然如所料，母亲出去找水和食物是迷了路，幸亏遇到贵人相助。
我们母女终于死里逃生，母亲也告诉我，在她去找水时发现不少未死者向山里爬，不少都死于途中，满山遍野尸骸，惨不忍睹。
父亲，弟弟二人及妹妹四人是无再生之希望了。
过了许久，我们再到当时杀人地方，希望能认出亲人之骨骸，果然老天不负有心人，终于在骨骸发现一枚父亲所戴的金戒指，将父亲骨骸收拾移葬，弟妹骨骸则不能认出作罢。”
她感慨人生悲惨事，终身难以忘怀，那是日本黩武主义的暴行，人神共愤。
……
（参见本节案例9）9． 1988年8月18日《南洋商报》，卢有明： 《那段日军滥杀良民的日子——三位妇女劫后余生追述惨痛往事》
在港尾村蒙难华族同胞纪念碑委员会成员之一的孙建成奔走联络之下，又有三位日治时期在森美兰州瓜拉庇朥港尾村（巴力丁宜）日本蝗军进行悲惨大屠杀事件中死里逃生者，前来瓜拉庇朥与众多有关人士相聚，同时也于8月15日下午，和来自日本的一批民间和平访问团成员在上述纪念碑，一齐参加一项追悼祭拜仪式。
她们今次趁着参加追悼集会之便，分别向新闻界追述当年惨痛的往事。
白亚银： 尸堆觅生机
白亚银，现年55岁，目前是住在柔佛州麻坡，在日治时期她一家六口住在港尾村以耕种为生。
惨案发生时，她的父亲白桂虽然乘机会逃走而没被屠杀，不过母亲张亚莲，姐姐亚妹，妹妹亚香和弟弟炳水，都在日本蝗军的刀尖下牺牲了，她则在尸堆装死才逃出生天。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6）
在日军动手杀人时，她是被先倒下的成人尸体压着而没有中刀，不过满身都染着他人的血渍，当时可能是被吓晕了，所以不会哭叫。后来醒过来，知道事情不妙，也不敢动和出声，结果与被草席盖着的一堆尸体共处了两日一夜之后，才被一位好心的叔叔带去他工作的板厂收留一个时期。
白女士指出，当天上午港尾村居民都被召来集中在草场，听说是要查户口和发安居证，后来人群都被分批由日本兵押去附近的房屋内，然后才分十人一组，押到屋外的甘蔗头边，成人围成一个圆圈，儿童便站在圆圈内，然后数名日军便从成人的背后，以枪口的尖刀猛刺，直至断气为止。有些小孩子则被日军以坚硬的番石榴树枝活活打死。
那时她父亲是带着弟弟被押到另一间屋子，乘日军没注意时逃进森林里躲避。由于她弟弟只有几岁，父亲怕他会啼哭而影响逃走，只好忍痛放下他，自己逃走。当时其弟弟受重伤，过了多日才逝世。
板厂那位善士除了收留白女士外，还救活了不少伤者，她记得的有陈谭娇与叔叔，杨振华等人。善士每日口咬草药为各人敷伤口，又找来衣服和粮食供应，可惜的是她不知该善士的姓名。
案发后数日，她父亲在他人的指示下到该板厂找到她，父女重逢，生活清苦，后来瓜拉庇朥的谭瑞源收留她，而她父亲也因年老去世，她就一直住在谭家，被当作是女儿般看待，直到出嫁为止。她表示对谭家的恩惠将永生难忘。
（以下为冯梅妹和李英的蒙难情况，略）
（参见本节案例10）
10． 1988年4月18日《通报》： 《死尸堆中寻父母大屠杀鬼哭神号——李辉追述日治时期惨事》
（庇朥通讯记者特讯）46年前，日本蝗军在庇朥港尾村（巴力丁宜）一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中，一名死里逃生者，后来移居新加坡，而且已成为新加坡公民的李辉（63岁），欣闻日本民间和平访问团来到巴力丁宜访问，同时邀请蒙难者家属到日本去参加追悼会，特地从新加坡赶到庇朥，出席一项有关会议，同时接受记者访谈。
46年了，往事如烟，但那一幕幕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令人发指，惊心动魄的场面，仍历历在目。
那时的李辉已是17岁的少年了，很懂事，在被押上屠场时，却机警地避开蝗军刽子手监视，逃过鬼门关，可是他的父亲李风，慈母叶娥，以及兄长李福却惨死在日本的枪刀下，使他成为无依孤儿。
他叹气地说，本来我有快乐温暖的家，但是一日之间，家破人亡，回忆起来，依然痛心疾首。
家破人亡，痛心疾首
李辉之父母住在巴力丁宜，割胶为业，儿童时代他是在庇朥华民小学求学，日本南侵前他修完小学，并参加在芙蓉举行之小学毕业会考，其兄李福却是在瓜拉庇朥陈景林修车厂学修车，日治时，他们都住在港尾。
李辉现在成为新加坡公民，谈起往事无限感慨。
那天是1942年3月15日，大清早大批日本兵来到巴力丁宜，村长杨君奉日军官之命召集全村村民，不论男女老幼都集中在街场，有说是要发粮食，也有说发安居证。
事实上当时任何人也没有想到，也没有反抗的机会，一切任由摆布，难以避免此场血腥、人神共愤的屠杀。
李辉说： “当时我与父母兄长都在一起，只见日本兵将所有村民分组，被押到不同方向去，他们却被带押到柚芭及香蕉芭。本来我们这一批共有40人左右。
不久，日兵又将我们分为两组，就因此将我们父母兄弟分开。我被配与死里逃生的孙建成，及他的祖母，蔡新婶（都是逃生者）及其他人士被带入卜天香的家，卜家的人都被带到不知去向。而我父母则被配到邻近另一住家，兄长李福却不知去向。
这时屠杀在四周不同的地方发生，这里哀哭、那里痛苦的惨叫声不断传来，令人毛骨悚然，无限悲戚，接着我那邻近的屋内也同样传出阵阵惨叫声，显然那屋内约20人已无生还机会，包括我的父母亲。
我们这一批人已知大事不好，孙建成及其祖母和蔡新婶都躲在房中床底下……”
李辉说： “我也下意识地企图设法避难，原来蝗军将邻屋者杀光后，又来到我们这厢押数人过去，同样惨叫不已！
趁着日军出去后，我们发现门后有一辆手推车，几个麻袋，即刻潜入该小车后，顶上用麻袋盖着，不敢动弹……只有让时间决定我的命运。”
他说，“这厢的人全被押去杀了，屋内除了床底下的人及我，已没有他人，不久又听见日军进屋来，也许命不该绝，日军只拉掉床上的草席和被单便出去了……原来他们拿了草席被单去盖死尸，我感到害怕，也感到悲伤，因为我知道村内的人都被杀了，父母和兄长也难逃厄运。”
日军杀人，纵火烧屋
“大概到下午时分，日本蝗军杀了人，并纵火烧屋，一切恢复平静，我与孙建成出来，四面笼罩恐怖的气氛，不知应该怎样，也看见许多尸体，七横八竖暴毙荒野，想着为逃命，设法走为上着，直等到7时许夜幕低垂，孙建成与祖母向胶园摸索而去，我与蔡新嫂则向山后跑，很幸运，没有再见到日本兵。”
“我们在黑暗中靠着平日记忆和习惯，沿着一条小溪，跋涉数里外，来到俗称‘日本园’附近蔡新婶的家，惊惧交集地度过了一宵。”
次晨，知悉日本兵已撤退，一位邻居名叫钱登的赶到蔡新婶的家，告诉说，李辉兄长身中三刀未死亡消息。在钱氏帮助下，去将哥哥李福带回来，可是很不幸，不久之后，李福因伤势过重而不治身亡，使他又由喜转悲。
如今只有孤伶伶一人，尝尽家破人亡的痛苦，这是日本蝗军滔天大罪，但在铁蹄之下，徒呼奈何！
就在蔡新婶家住下来，终日过着提心吊胆、吃不知味、睡不成眠之生活，不知日本人会不会再来。那时，谁也不敢再到这令人悲绝的大屠场。
不过据说： 当时逃出生天的寥寥无几，许多重伤者在痛苦呻吟，只有在尸体堆中挣扎，那一堆堆的尸体就没有人去埋，也没有人敢埋，只有让他们暴毙荒野，任由野兽拖噬，那种情景，实非笔墨所能形容。
李辉续称： “钱登是个好心人，也很照顾我们，就这样提心吊胆地过了41天，我忍无可忍，坚持必须再到大屠场去凭吊，也希望找到父母的骨骸，将他们设法入土为安。”
死尸腐化，臭味冲天
在钱登帮助下，李辉与钱登到当日他父母被杀害之屋内，在堆堆尸骸中，40多天了，尸体都腐化了，阵阵臭气熏天，就在尸堆中，他认出了父母亲骨骸，悲痛欲绝、哭不成声。
他之所以能认出父母，全靠当日他们的衣着，只有衣服裹住令人心寒恐怖之骨骼，还有一些腐烂肌肉粘在骨间，在钱登帮助下，将父母的骨骸收入瓷缸内，将它安葬在庇朥中华义山之原，以了却一件心事。
不要在这个伤心地住下去，和平后，他终于离开了港尾，稍后到新加坡去工作，就在新加坡落地生根，目前他已是新加坡公民，也子孙满堂。
他表示，转眼已46年，什么都化了。但当年蝗军惨无人道之行为，却永远烙在心中，这次有机会赶来与一些同命人重逢在一起，又悲又喜。
往事已矣，日本反战学者能大义为怀，愿他们实地考察清楚，将事实向日本下一代作出交代，希望日本黩武主义者应该懺悔，无人道之勾当永远受世人所谴责。
李辉也希望蒙难家属不论谁受邀到日本去佐证当年的惨事，必须负起此项神圣任务，能将有关之一切，确实向日本社会公布，使许许多多冤屈得以伸张。
（参见本节案例12）
曾耀华对日本兵恨到咬牙切齿，当年发生在她家中的三尸四命惨剧，她永远不会忘记。
11． 1988年4月16日《新生活报》，严常： 《店东出钱孤女葬亲——十六死人装垃圾坑》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7）
一对姐弟被父母安排到镇上去避难，虽然是逃过了死劫，但姐弟俩的父母却被日本兵所杀，尸首丢进垃圾坑。
在垃圾坑里，一共有16具腐烂的尸体……
今年58岁的曾耀华对笔者说，假如她知道日本投降和平后，日本兵是要缴械的话，她会拿锄头去锄他们两下。
也许有人读了，会认为她很凶，不可理喻；可是笔者听了，却觉得她太过慈悲，出于妇人之仁，有所保留。
一家三尸四命无辜死在日本枪尾刺刀下。回忆惨痛往事，气正在心头上，为什么不说拿机关枪去扫，以消消心头之恨。
45年前，曾耀华只有13岁。她和父母亲，以及两个弟弟住在森属柔河（Johol）马禄园的一排公司屋里。
马禄园是一家英国人园址，里面另外住有曾耀华做包工头的叔公两公婆： 曾德孝和妻子谢氏，以及其他11个工人： 周明琛、李关成、王汉超、黄意昌、萧文、林飞、林润、吴充、吴业、谢才和亚宏。
母亲有身孕
1942年二三月间，柔河街上开始出现日本兵，一队约20人。
名字叫吴大的孤苦老人，当年也曾目睹日本兵杀人的情况。
在日治时期，柔河街上是一片宁静无事，曾耀华和弟弟就在街上的一间咖啡店避过灾难
曾耀华的父亲曾繁英也是胶工，母亲童氏则在家里照顾孩子。由于听到局势很乱，夫妻俩便商量着叫大女儿曾耀华，白天带着一个5岁的弟弟，到柔河街上去暂时避一避。
只留下一个2岁的弟弟曾祥发，由父母亲带在身边。曾耀华的母亲，当时已怀孕在身，下个月就要临盆。
柔河街上的南和咖啡店，曾繁英有股份，由一位同乡人曾祥章打理。曾耀华叫他做哥哥，姐弟俩白天就住在店里头。
每天清晨6点出来，到了下午5点才进去。
头尾一共出了三天。当第三天下午4点多，曾耀华带着弟弟又要回到马禄园父母亲身边的时候，在路口遇到一个单身汉工人，神色慌张地跑了出来。
大家是认识的，他劝曾耀华千万不可以进去，并告诉她里面日本兵杀了人。
13岁的曾耀华，自知自己和5岁的弟弟是逃过了死劫。但她也知道，父亲、大腹便便的母亲，以及2岁的弟弟，却是从此永别了。
13岁和5岁，都是天真烂漫不知天高地厚的儿童，一下子失去了膝前承欢的宠爱与幸福，即将面对的却是另一个未知的陌生世界。
虽说往后三年里，一直和哥哥曾祥章住在一起，吃用不必愁，但是内心的失落与孤寂，才是永远无法补偿的痛苦。
杀人像杀鸡
曾耀华回忆说： 无父无母，寄人篱下不知有多辛酸。
日本兵在马禄园杀了人一个礼拜后，警方才准许曾耀华和曾祥章进去看。
日本兵在柔河区内，先后杀死超过一百多人，图是卢有明等前往观看其中的一堆蒙难者之墓。
只见16具尸体，横七竖八地丢进垃圾坑里。尸体已呈现高度腐烂，再也无法辨认谁是谁。过后，曾祥章只好出钱叫人挖大洞，就地草草埋葬。
由于当时没有立碑，再加胶园也不知翻种了多少次，现在是没法找到埋葬地的了。
曾耀华对此深感自责，只恨当年年纪小，不懂做记号。不然每年清明节前往拜祭，也可以略尽一片孝心。
日本兵胡乱杀害曾耀华一家三尸四命，她心中的积恨不是那么容易平复的。杀一个人，就像杀一只鸡一样，一家人平白无辜被杀死，天理何在？她认为日本政府该赔偿孤儿的损失才对。
日治时期，曾耀华吃尽苦头，小小年纪就在落芭拿锄头种芭过日子。
和平后，她16岁，即嫁到瓜拉庇朥来，一直住到现在。弟弟8岁回中国，如今已50岁，命也很苦，娶妻并无生养子女。
曾耀华老觉得，若有父母亲在，当不会弄成这个地步。是谁害了他们？
（参见本节案例26）
12． 《丹绒怡保公坟》
在郑春桂引导下，笔者与“调查有关史料”的孙建成、李玉璇、张达明及卢有明等亲自登上丹绒怡保亲查有关公坟。
孙建成、张达明、郑春桂、
李玉璇合摄于坟前
日军大屠杀公坟石碑冤魂名表
该公坟是于1961年建立，证明是森美兰州庇朥神安池华侨同人所立。
从石碑上所刻制之名字看来，此公坟内只有20多个名字，可能尚有其他不知名之所谓无名氏未包括在内。
这些冤魂包括郑春桂家人： 郑锦云、陈肴娘、郑春金、姚金桃、郑鍊娘，以及： 郑应、陈金添、黄顺、黄妹、杨氏、陈照、陈治、婴孩等。
另一部分没有后裔的张广、谢耀、张劳、张坤、谭广、陈松、黎文、梁松、黄富、吕标、胡广、客家义、余廷及妻女。
郑春桂告诉记者称： 除了他本人每年在清明节到此公坟祭拜祭填字之外，已不见其他人来祭拜。
由此推测，其他的冤魂的后裔可能多已离开人间，年轻一辈不甚了了，抑或远走他方？无法进一步查究。
（参见本节案例34）
13． 1992年12月18日《南洋商报》，丘盛添： 《郑胜通声声大控诉——当年被日本军折磨得死去活来》
现年68岁的郑胜通
郑胜通，今年68岁，目前是马来西亚海陆会馆的一名老座办。50年前，正是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当年他是住在森州知知港黎旺小地方。
50年前的往事，他迄今仍不能原谅那一群意图置他于死地的日本人。
很多人都不知道郑胜通的往事，他在少年时代期间，被日本兵拷打至死去活来，可说是一个由地狱里活着回来的人。
他当时完全没有知觉，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神奇的事情出现了： 他慢慢地恢复了知觉，有了游丝的一呼吸，他望着西下的太阳……
他感觉到自己并没有死去，复活了，不过，他已是一个奇异的、没有感觉的怪人……
年迈的郑胜通，于14岁时跟随父母亲由中国南来，初抵当时的马来亚时，是先到森州的知知港黎旺种植香蕉，那时候香蕉芭场遍地皆是，他们一家是住在香蕉芭里。
日本南侵攻入马来亚时，是于1942年，知知港也不例外，黎旺农村的香蕉芭，经常是日本兵出没的地方。
记得1942年农历四月初九日，是其朋友严必能结婚的日子，严氏请酒宴会，他并没有参加宴会，结果留在家里时，一群日本兵来到家里，日本人说他们接济抗日军，所以将他与父亲郑锡逮捕。
郑胜通是在回忆往事，记得他第一次被日本兵逮捕的依稀印象。
二次被捕
他说，他共被日本兵逮捕二次，第一次很快就放掉，那时他们居住的整条港（地区）共有六人被捕，日本兵把他们叫上车去，载去不远的瓜拉格拉旺兵房。
郑胜通说，他被关进兵房内20天，由于他当年还是一个10多岁的孩子，日本兵较少对他用刑，而那些20多岁、30多岁的被捕者，人人都被拷打，有些受不了而企图逃走时被枪毙的也有。他有一个同伴叫马利招，当时已有病在身，他便是乘机会而要逃走，结果被日本兵用机关枪扫射而当场倒毙现场。
一天吃一餐
郑胜通示范日本兵如此将他双手反背绑住
郑氏说，在被扣留期间，吃得不足，每人每天只有一餐饭吃，一餐饭只给一团饭，配上一点鱼头、蕃薯等，所以令他浑身都软弱无力，行也不能行。
他说，被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