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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熟悉。
周恩来:按照人类发展来看,一个普遍真理最后总要被人们认识的,和自然界的规律一样。我们赞成任何青年都有这种探讨的要求,这是好事。要通过自己的实践去认识。但是有一点,总要找到大多数人的共同性,这就可以使人类的大多数得到发展,得到进步,得到幸福。我只回答这些了。
科恩:同意。
周恩来:补充一句话,如果自己通过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应该改。正确的坚持,错误的改正,这是我们的认识。作为朋友,我们所以有这个建议。
科恩:我们有这样一个思想,即进步只能从变化和精神发展中得到。
周恩来:精神只有变成物质的力量才能前进,只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赞成才行,因为总是需要有大多数人赞成嘛。这是一个规律,我这是讲哲学了。
……
包括科恩在内,所有在场的美国人都被周恩来的坦诚打动。中国总理并不强加于人但却让你心悦诚服的谈吐,令美国队员们由衷地敬佩。一时间,从周恩来的外交风度和谈话艺术中,美国人对中国领导人产生了极大的好感。
告别时,周恩来充满信心地对他们说:“我请你们回去把中国人民的问候转告美国人民。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往来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
周恩来还断言:“中美关系,打开了新的一页。”
周恩来的举动和谈话很快通过美国人自己传到了白宫。这回尼克松和基辛格终于明白了中国式的外交艺术。基辛格认识到,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安排在人民大会堂,与不久前将斯诺安排在北京天安门相比,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后来作了这样的评论:“这整个事情是周恩来的代表作。”
中国人的“乒乓外交”,在美国朝野上下和公众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领导人对改善中美关系是持积极态度的。尼克松和基辛格等人同时感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外交巨擘。
继“乒乓球外交”之后,中国方面又向前走了一步。4月21日,周恩来通过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转告美国政府一份口信式的文件——《周恩来总理给尼克松总统的口信》,这份《口信》说:
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高级领导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
4月24日,这份《口信》由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直接转达给尼克松总统。接到周恩来口信的尼克松也很快做出了决断,1971年4月下旬。他先后以口头和口信方式回复周恩来,表示接受中方的邀请。
5月17日,尼克松又通过巴基斯坦驻美大使正式答复中方: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进行认真交谈,双方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问题。
他还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谈。基辛格在6月15日以后来中国。”
当时,在全中国,长期受到“美帝国主义”威胁、封锁、歧视的人民,存在着较大的反美情绪。在各级干部内,也有一股反对与美国接触的势力。
而在中共中央内部,对中美接触的态度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林彪等人就持不同意见。他曾暗中说过:周恩来与美国人打交道,是要倒霉的。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为统一思想,周恩来于5月26日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中美关系问题。根据讨论结果,周恩来于会后起草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报告》回顾了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美关系演变的过程,估计了同基辛格的预备会谈和尼克松的访问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并拟出相应的对策。
“改变世界”,拓新格局(7)
周恩来的《报告》提出了中美会谈的八点方针。核心内容是: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事设施,应规定限期从中国台湾省和台湾海峡撤走;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外人不容干预;中国人民力争和平解放台湾;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美国如欲同中国建交,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报告》还有针对性地回答了一些人对中美会谈存有的疑虑。这份报告,得到毛泽东的同意。
疑虑基本解决后,周恩来于5月29日再次向尼克松发出口信:
周恩来总理认真研究了尼克松总统1971年4月29日、5月17日和5月22日的口信,并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尼克松准备接受他的建议访问北京,同中国领导人直接会谈。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总统来访。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来华作一次秘密的预备性会谈,为尼克松访华作准备工作,并进行必要的安排。时间可定在6月15日到20日之间。
6月2日,周恩来的口信由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里拉转交给基辛格。当基辛格把打成正式文件的周恩来口信交到尼克松手中时,这位美国总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满意地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一向晚饭后不喝酒的尼克松,破例斟了两杯白兰地,与基辛格干杯庆贺。基辛格感慨地说:“我想起了几百年前从西方去中国的马可·波罗。”
尼克松顺势突发奇想地说:“我们就给你的中国之行起个代号,就叫‘波罗行动’吧。”
一边擅长“乒乓外交”,另一边实施“波罗行动”,封冻了20多年的中美关系就这样缓缓地开启了。
7月9日至11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
基辛格在北京呆了48个小时。在48个小时中,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用了17个小时,是分六次进行的。平均每天会谈7—10小时。
会谈的中心,是台湾问题和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时间。中国方面认定,只有讲清了台湾问题,尼克松总统访华才成为可能。
双方的分歧非常明显,但在共同的利益下,都本着求大同存小异和求同立异的精神友好地坐下来谈判。
在周恩来极为儒雅的谈判风度中,贯穿着一个十分坚决的态度:台湾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预;美国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必须限期撤走驻台美军,必须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
基辛格作了这样的表示:美国政府拟在印支战争结束后撤走三分之二的驻台美军,并准备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减少在台湾余留的军事力量;美国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但希望台湾问题能和平解决;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美国不再与中国为敌,不再指责和孤立中国,美国将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台湾代表。
基辛格的话,充分反映了美国政府政策上的两面性。在周恩来看来,分歧只能慢慢解决,先要把共同点确定下来。在几轮艰难的谈判后,基辛格没想到会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对这次秘密访华非常满意。正像他自己所说,他是“带着希望而来带着友谊而去”。访问成果超过了美国人原来的期望,圆满地完成了他们的秘密使命。
不成功则罢,成功以后,秘密访问迟早要公开化。为此,双方一致同意发表联合公告。10日晚,周恩来与基辛格就此次基辛格秘密访华的联合公告问题进行了商谈。
联合公告如何措词,双方再次出现争议,主要集中在三处:(一)尼克松来华访问是谁主动提出的;(二)会谈要讨论哪些问题;(三)尼克松来访的适当时间。
对第一处,中国方面在起草原稿时,说明是尼克松主动提出要求,由中国邀请。基辛格提出异议,说这样写让人看了觉得尼克松总统像个旅游者,美方不能接受。
“改变世界”,拓新格局(8)
这一点说到底是个“面子”问题。周恩来充分考虑到尼克松面子,将原稿改成中方“获悉”尼克松要来访,由周恩来邀请。仅仅“获悉”两个字的改动,解决了使大家为难的问题。双方都对这一修改拍手称妙。
对第二处,双方都不回避要“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但中国方面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的主要障碍,而美国方面却不同意在措词上渲染台湾问题。
经过讨论达成协议: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言下之意,台湾问题是共同关心的,但并不只是讨论台湾问题。
对第三处,为便于美国方面灵活安排,尼克松来访的时间,写为5月之前,不说具体日期。
拿到修改后的公告稿,基辛格非常满意,他清楚,中方已经设身处地考虑了美国方面的意见。因此,他干脆在“接受邀请”几个字前加上了“愉快地”几个字。
双方皆大欢喜。稿子基本定下来后,心情畅快的周恩来说了一句话:“这个公告的发表,将会震动世界。”
随着基辛格的离去,周恩来的形象、风度,已经深深地留在了他的脑海里。回到白宫后,基辛格向尼克松大谈周恩来,赞赏有加。以至尼克松后来这样回忆:
基辛格归来时对我说,周恩来与戴高乐一样,是他所遇见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外国政治家。尽管基辛格像我们一样,有时也采用夸张的手法,但他确实难得夸奖一位他从未见过的人物。我与周恩来晤面并会谈了一周后,才理解基辛格为何如此不寻常地称赞周恩来。
基辛格后来也把自己的这种印象写进了回忆录中:
周恩来在待人方面也特别体贴照顾。我的下级人员生病的时候,他亲自前去探望。尽管我们的级别不同,他却不拘礼仪,坚持会谈一定要在我住的宾馆和人民大会堂两地轮流进行。这样他来拜访我的机会和我去拜访他的机会就同样多。
简而言之,我生平所遇到的两三个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人中,周恩来是其中之一。他温文儒雅,耐心无尽,聪慧过人,机巧敏捷。他在我们讨论之际,轻而易举地就点破了我们新关系的实质,似乎除此之外别无明智的选择。
1971年7月16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了一则内容相同的公告: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
这则公告,立即震惊了世界——长期对立的共产党中国与头号资本主义大国美国走到了一起!世界政坛由此掀起了轩然大波,引来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三个月后的10月20日至26日,基辛格第二次来华访问,为尼克松总统访华作具体安排,并就尼克松访华的中美联合公报问题进行谈判,还就台湾、印度、朝鲜、日本、南亚次大陆等重大问题交换意见。
这次基辛格从容地在中国待了7天,与周恩来会谈了10次。
对于尼克松访华时的中美联合公报,基辛格事先准备了一份经过尼克松审阅和批准的草案。这个草案长约3000字,包括了访问情况、两国关系的一般原则、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和台湾问题四个部分,是按国际惯例的老套路起草的。草案在含糊其辞地强调共同点的时候,掩盖了双方的分歧。并在台湾问题上有意回避不谈美国撤军问题,反而要中方承诺只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10月22日下午会谈时,基辛格将他和他的助手们绞尽脑汁搞出来的这一草案提了出来,此时,他们对这个公报草案非常得意,觉得这是一份“杰作”。
没想到周恩来很不满意美方起草的草案,他指示章文晋:由我们另外起草一份对案。并提出:按照过去同蒋介石达成协议的办法,各说各的,明确写出双方的分歧,同时也吸取美方草案可取之处,写出双方的共同点。“各说各的”的原则,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
“改变世界”,拓新格局(9)
中方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拿出了另一份非常独特的公报草案,它完全打破了老一套格调。
在中方草案的序言中,概述了尼克松总统访华基本情况。第一部分要求各自写明对国际形势和重大问题的看法和立场。中国方面以十分明确的语言阐述了中国政府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美方部分留下一些空白页由美方自己写。第二部分吸取双方共同点明确了建立中美关系的共同原则和共同声明。第三部分各自说明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和主张。第四部分写明改善双边关系的某些具体建议。
中方草案递到美方手中,经过一番解释和紧急磋商,基辛格和他的助手们终于明白了中方草案“求同立异”精神的奇妙之处。
正在基辛格与周恩来谈判的时候,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进行表决,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问题,并立即把台湾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
这一结果,连一贯以精明著称的基辛格也没有预料到。
经过反复商谈,基辛格接受了中方关于联合公报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美方的修正方案和补充意见。双方终于就公报草案达成了初步协议。
11月26日,基辛格离去。30日,中国新华社发表公告:中美两国政府商定,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2月21日开始对中国的访问。
1972年2月21日中午11时30分,周恩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身份,亲自在北京机场,迎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
这是美国总统座机“空军一号”首次停在中国的土地上。当尼克松总统和夫人走出他的专机时,他为了让世界记住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有意把其他随员先暂留在了机舱里。尼克松下了舷梯,首先把手伸向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周恩来。中美两国领导人在隔绝了20几年后,终于实现了历史性的握手。
当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的宴会,欢迎尼克松及其夫人一行。
周恩来祝酒词,点明了打开中美关系之门的划时代意义:
尼克松总统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前来我国访问,使两国领导人有机会直接会晤,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是符合中美两国人民愿望的积极行动,这在中美关系史上是一个创举。
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中断了20多年。现在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友好往来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目前,促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争取和缓紧张局势,已成为中美两国强烈的愿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相信,我们两国人民这种共同愿望,总有一天是要实现的。
美国人也从周恩来的祝酒词中听到了中国人对双方分歧问题的解决办法:
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应当妨碍中美两国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更不应该导致战争。……我们希望,通过双方坦率地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
2月28日,就在尼克松即将结束访华回国的时候,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签署并发表。
结束访问的尼克松还对这7天的工作作了这样的评价:“我们访问中国的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为“改变世界”,东西半球各伸出了两双巨人的大手——毛泽东、周恩来;尼克松、基辛格。
中美两国关系,开始遵循《联合公报》的精神,走出对抗,走向合作和正常化。
当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终于踏上中国的土地,并同毛泽东、周恩来进行了跨越海洋的握手时,世界的局势,的确如尼克松所说,在一周内被“改变”了。日本的政局,也由此被“改变”。
“改变世界”,拓新格局(10)
6月,佐藤内阁在摇摇欲坠中声言要辞职。围绕自民党总裁选举,田中角荣、福田赳夫、大平正芳、三木武夫四人进行了激烈的角逐。田中和大平是多年政友,个人关系亦十分密切,两人事先达成协议,支持得票多的一方。田中在竞争中得到党内多数人的支持,大平决意全力协助他。这两人在改善中日关系上态度都是积极而明确的。
7月5日,田中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战胜福田,当选总裁,次日,又在国会上被指名为日本新一任首相。
7月7日,田中内阁组成,大平任外相。当天,田中角荣发表早已酝酿好的首相谈话,明确表示:充分理解中国方面提出的中日复交三原则(即: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尽快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邦交,在动荡不安的世界形势下,努力地推进和平外交。”
就在田中首相就职的这天,外相大平正芳也表示:“为实现邦交正常化,首相或外相有必要在某个时期访华。”
对田中内阁的这一态度,信息灵通的周恩来反应神速。9日晚,他在欢迎也门政府代表团宴会的致辞中谈及新成立的田中内阁时,把话放了出去:“长期以来,一直采取敌视中国政策的佐藤政府任期未满就宣布下台。7日成立的田中内阁明确表示在外交方面要早日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周恩来的这一讲话,对田中角荣实现自己的宏图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为促成中日邦交正常化,周恩来作了周密的安排……
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的专机徐徐降落在北京机场。以首相身份来访的第一人,不是早在50年代周恩来就邀请的鸠山一郎,而换成了田中角荣。
这天上午,周恩来带病前往北京机场,迎接田中角荣的到来。当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一衣带水的邻邦的总理紧紧地握手时,军乐队奏起了两国国歌。欢快、高昂的歌声,把中日关系带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