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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日，太宗大宴群臣，当然少不了魏徵了。席间大家有说有笑，很是热闹。长孙无忌看着魏徵等人，对太宗说：“昔日魏徵、王可都是陛下的仇敌啊。没想到今日大家却坐在一起喝酒。”
太宗哈哈大笑，回答说：“是啊。不过当日两位爱卿也是各为其主。今日两位爱卿能够尽心为国，朕也乐意重用他们啊。”言罢，对魏徵说：“只是卿每次进谏，都那么尖刻。朕不同意卿的意见，卿就连朕的话也不回了。”
魏徵听了，说道：“臣认为事情处理得不对，所以才向陛下进言。如果陛下没有采纳臣的意见，而臣又回应附和的话，那陛下一定会执行错误的决定了。所以臣不敢贸然回应。”
太宗又说：“那你可以表面上先回应一下，等下去后再进谏嘛。也没有什么损害。何必要大家都下不了台呢。”
魏徵答道：“昔日舜曾对他的臣下说，千万不要表面上服从而背后又提意见。臣明明知道事情办得不对，却表面上去附和陛下，那怎么是舜的臣子稷、契侍奉舜的本意呢？”
太宗听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对众人说：“有人说魏徵举止散漫，常带傲气，好像把谁都不放在眼里。可是朕就是觉得这样很好，有真性情。朕器重魏徵，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魏徵站起身来，拜了两拜，正色道：“陛下让臣直言，臣方敢进谏，若是陛下拒不接受，那臣又怎敢多次冒犯龙颜呢。”
太宗看着魏徵一笑，满饮了一大杯酒。
其实魏徵哪里是那种什么时候都硬着脖子梗上的人呢，他是很懂得进谏之道的。魏徵明白太宗想成为圣君的心情，更明白人人都需要鼓励与肯定的道理，所以他常常将尧舜拿来做例子，让太宗内心觉得自己也能成为那样的一代圣君，从而不断地完善自己，采纳他的正确意见。拍马屁谄媚的人都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而魏徵讲究进谏之道完全是为了国家。因为他明白只有太宗真心接受，诚心采纳，那些治国理论和方法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效用，才能转化成巨大的动力，推动国家不断前进。
明君暗君之别，创业守成之辨（1）
“为君之道”最重要的还是如何治国，魏徵也深深明白这一点。他总是适时地利用太宗的一些发问，来阐述自己的治国理念，不仅解决了太宗的疑难，也达到了规劝的目的。这也是魏徵的聪明之处。
贞观元年（627），太宗刚刚即位，对于为君还充满了疑惑。有一天他问魏徵：“爱卿，你说何为明君，何为暗君？”
魏徵听到此问，心中一动，这不正是自己想提醒皇上的话吗。他从容答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人主如果能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可称得上是一位明君，但要是只相信一个人的说法，那就不可避免是昏聩的君王了。昔日尧经常咨询下民的意见，所以有苗的恶行他才能了解；而舜善于听取四面八方的声音，故共、鲧、欢兜这些奸臣都不能蒙蔽他的视听。反之，秦二世只相信赵高，最终导致亡国；梁武帝任用朱异一人，才引发侯景之乱；隋炀帝偏听虞世基之言，天下大乱而不自知。这都是反面的例子。所以人君应该兼听广纳，这样才能充分了解各方面的情况，而不会受到一两个大臣的蒙蔽啊。”
太宗点头称善，说：“若不是因为有了爱卿，朕听不到这样的话啊！”
君主应该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也同样是儒家治国理念中非常重要的内容。魏徵继承了这种思想，并通过太宗运用到了贞观政治中去。魏徵提出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个原则在贞观前期的决策中得到了比较好的坚持，太宗遇事经常会与朝臣们广泛地讨论。而这也是贞观政治风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贞观十二年（638），有一次大宴群臣，太宗又问道：“诸位爱卿，你们说说，是创业难啊还是守成难呢？”
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回答说：“隋末天下大乱，群雄竞起。陛下身经百战，历经重重危险，才打下今日江山，这么说来自然是创业更难。”
魏徵回答说：“帝王刚开始创业的时候，都是天下大乱。乱世方显英雄本色，也才能获得百姓的拥戴。而得天下之后，渐渐有了骄逸之心，为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断滥用民力，最终导致国家衰亡。以此而言，守成更难啊。”
太宗总结说：“玄龄当初跟朕打天下，出生入死，备尝艰苦，所以觉得创业难。魏徵与朕一起治理天下，担心朕生出骄逸之心，把国家引向危亡之地，所以觉得守成更难。现在创业时期的困难已经成为往事了，守业的艰辛，朕跟大家一起谨慎面对吧。”
群臣都贺：“陛下能这样想，真是国家之幸、百姓之福啊！”
而贞观十五年（641），太宗再次提出守天下难易的问题，魏徵说：“守业很难啊。”太宗反问：“只要任用贤能之人，虚心接受进谏，不就可以了。为何说很难呢？”魏徵进一步作了发挥，说：“看看自古而来的帝王，在忧患危险的时候，往往能够任贤受谏。但到了天下安乐之时，必定会懈怠，这样日积月累，问题渐渐出现，最终导致国家危亡。这也就是居安思危的道理所在。天下安宁还能心怀忧惧，岂不是很难吗？”
其实，创业与守成，打天下与治天下，是历史上经常被讨论的有关君道政体的一个重要话题。辩证地看，创业与守成同样是艰难的。创业时期的出生入死，需要顽强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等到战胜了所有的敌手建立了新政权之后，从艰苦的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似乎还有想想都后怕的感慨。正如太宗所说，房玄龄经历过战争的艰苦，九死而后生，所以知道创业的艰难。但是，在新政权建立起来之后，如果还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睡大觉，变得骄傲自满，放纵自己的欲望，不再关心人民疾苦，就会引起新的社会矛盾，导致政权的衰亡。魏徵认为，打天下还存在着“天授人与”的机遇，只要顺应时势人心，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而治天下就必须始终保持谨慎的头脑，不能对个人的欲望有丝毫的放纵，这才是最难的。
其实魏徵也是经历过隋末动乱的，只不过在太宗掌权以前，没有跟随他夺取皇位而已。说他不懂得创业的艰难，这是不可能的。但魏徵的政治修养令他比房玄龄更明白这个时候应该关注的是守成、是治国。当然也是因为魏徵没有创业的功劳可居，没有那方面的发言权罢了。
明君暗君之别，创业守成之辨（2）
魏徵之所以在贞观十二年的时候引申发挥“守成更难”这个问题，是他发现太宗在当时已经有一些细微的变化了。
太宗原本就有气疾，大概是属于心肺方面的疾病。随着年龄的增加，身体状况更是明显变糟。贞观七年（633）五月至十月，贞观八年三月至十月，太宗都到九成宫去避暑。贞观九年，做了十年太上皇的高祖李渊去世。贞观十年，四十岁的太宗又失去了贤明恩爱的长孙皇后。这一连串的打击，使太宗在政治上的锐气大挫。
加上多年的社会政治稳定，经济不断恢复发展，太宗的思想和心理变了，朝中政局也变得不如以前那样稳定和明朗了。一方面，太宗的骄满情绪明显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太宗的心态也明显老化。与以前破除迷信、积极进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开始转入对往事的回顾对身后的关注。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魏徵才指出守成更难。魏徵希望他的提醒可以让太宗居安思危，继续保持贞观前期的作风，从而将贞观之治保持下去。
在贞观十三年（639），魏徵还特地上疏，明确指出这些年以来，太宗在十个方面都有渐不克终的苗头。其中一个就是滥用民力，还说百姓没有事情干就生骄逸之心，只有让他们多服劳役才容易管束。这与贞观前期的安民之道无疑是天差地别。太宗看了，深表赞赏，跟魏徵说：“卿所上疏，朕已经令人写在了屏风上，可以方便常常观看，提醒自己。”
说实话，魏徵经常性的提示，确实使太宗思想上提高了许多警惕。贞观十五年（641），太宗还对侍臣们说：“朕有二喜一惧。这些年来粮食丰收，长安一斗粟才三、四钱，这是一喜；边境安宁，四方臣服，这是二喜。但天下太平则骄侈易生，骄侈将导致危亡，这是朕害怕的事情。”这说明魏徵提出的居安思危、善始慎终等政治原则很大程度上还是受到了太宗的重视，为贞观之治局面能够持续较长的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魏徵之所以能够做到高瞻远瞩，帮助太宗在天下大乱之后制定出迅速实现天下大治的方针，并在不同时期提出针对性很强的治国原则，协助太宗开创并维护贞观之治的良好局面，是与他自身的知识修养和经历分不开的。
一来魏徵掌握了儒家统治理论，有深厚的理论基础。魏徵在隋末的时候跟从当时大儒王通（文中子）学习儒家经典，尤其是对《尚书》和《礼记》等有专门研究，对儒家治国理论有深入探讨。
贞观三年（629），太宗任命魏徵担任掌管本朝国家图书秘籍的秘书监，参预朝政。魏徵鉴于当时丧乱之后，典章纷杂，建议太宗召集学者校定四部书。在他的领导下，经过数年的工作，完善了国家的图书收藏。后来魏徵又认为戴圣《礼记》编次不伦，所以亲自花费了数年时间，编写了《类礼》二十卷，以类相从。不仅削减了原书的重复之处，并且采先儒的训注进行了注释。甚获当时好评。
魏徵除了拥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外，还努力提醒太宗将其中积极的思想落实到政策制度上来。从前面魏徵提出的那些修身啊、兼听啊、慎终啊等等问题就可以看出来。他可以说在任何时候都不忘记自己的这一使命。
有一次，太宗在洛阳宫宴请群臣，酒酣之时，要求每人各就一事赋诗一首。
太宗自己先说：“朕就《尚书》来赋一首：日昃玩百篇，临灯披《五典》。夏康既逸豫，商辛亦流湎。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大家都一起拍手称好。
魏徵则说：“那臣来赋西汉：受降临轵道，争长趣鸿门。驱传渭桥上，观兵细柳屯。夜宴经柏谷，朝游出杜原。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
太宗听了，说：“魏徵他是要借西汉初年叔孙通帮助刘邦制礼作乐的事，来建议朕从儒家经典吸取治国思想啊！魏徵每次说话，都一定要用礼来约束我啊！真是用心良苦。朕会好好记得的。”
停婚仆碑（1）
然而，即便是魏徵的贡献这么大，在他身故之后，还是发生了停婚仆碑的事件。
当初，魏徵还在世的时候，太宗曾问他朝廷之中谁可任用。魏徵推荐了杜正伦和侯君集，称二人均有宰相之才。并且说国家应居安思危，不可无统兵之大将，请太宗将兵马交给侯君集统领。不过当时太宗觉得侯君集这个人喜欢说大话，就没有采用魏徵的意见去任用他。这倒是也没什么，可后来两个人都出事了。
杜正伦是隋朝的秀才，文笔好，有才华，曾任隋之羽骑尉。贞观时候，由于魏徵的推荐受到太宗的重用，屡迁为中书侍郎兼太子左庶子。出入两宫，参典机密。当时的太子还是李承乾，他患有足疾，不能经常上朝谒见，在宫中老是跟一些近侍混在一起，太宗十分担心。有一次就对杜正伦说：“太子脚有些毛病，这倒是没什么。可是他在宫里总是亲近那些小人，不与贤明君子交往，这让朕很担心。你要多多观察，适当劝导他。如果他不听，你可以来告诉朕。”
杜正伦领命之后，也确实是尽忠职守，常常劝告太子。但是太子不是不听，就是敷衍他。杜正伦情急之下，就把太宗那时对自己说的话告诉了太子。太子当然就去父皇那里求证了，结果父子两人弄得挺尴尬的。太宗于是就发火了，责问杜正伦怎么泄露自己的话。杜正伦说：“臣开导太子，总是不见成效，所以才将陛下的话告诉太子，希望太子有所畏惧而从善。”太宗当然不乐意了，而且泄露禁中语本来就是不对的，所以杜正伦被贬为州（今河南新安附近）刺史。后来承乾谋反，事情牵涉到侯君集，而侯君集又曾经派人送金带给杜正伦，所以太宗再次将杜正伦流放到州（今越南荣市附近）去了。
而侯君集的问题可就更大了。侯君集在太宗还是秦王的时候就跟随他，四处征战，立下了赫赫战功。在玄武门事变中，侯君集也是冲锋陷阵，斩关夺将。在武德九年（626）十月太宗重新核定功臣等差的时候，侯君集仅列于裴寂、长孙无忌、王君廓、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长孙顺德、柴绍、罗艺、李孝恭等人之后，而排在李世、高士廉、宇文士及、秦叔宝、程知节等人之前。贞观时期，侯君集讨吐谷浑，平高昌，功劳更是不小。可是侯君集这个人在打高昌的时候私自搜取了很多宝物，军纪又不严，所以太宗对他有些微词。侯君集又很小心眼，觉得自己功劳这么大，还要受责备，心中忿忿不平。后来他发现太子承乾想对付魏王泰，于是就暗中与之交通，共谋造反。可是就在贞观十七年（643）四月，事情败露了，太子被废，侯君集也被处斩。
这时魏徵才刚刚去世，太宗不由得想起他生前推荐杜、侯等的话。怎么魏徵推荐的人都参与谋反了呢？太宗很是疑惑，于是开始怀疑魏徵私自结党。而又有人告诉太宗，说魏徵将所有进谏的言辞都抄录了一份，并给了负责纪录皇帝言行的起居郎褚遂良。这分明是想让褚遂良把所有内容都记载下来，写入史书，以彰显自己的功劳和君主的过错。太宗听了更不高兴了，于是下令，不把公主嫁给魏徵的儿子了，还派人去将自己写给魏徵的墓碑推倒，以示惩罚。〔马周也是贞观年间有名的大臣，他同样敢于直言进谏。但贞观二十二年（648），马周在去世之前，命家人将自己的奏表全部烧掉，他说不愿以此来彰显君主之恶，为自己赢得美名。这可以说是与魏徵正好相反。两人谁更忠心，也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其实若只是选人不当，太宗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本来嘛，即使是魏徵，也不难免有看走眼的时候。再说魏徵曾是太宗那么看重的人，贡献那么多。如果只是识人不明，太宗也不至于就要停婚仆碑。原因还是在于魏徵的身份。
魏徵是属于山东豪杰这一集团的，对于太宗来说始终不是能依靠的力量。太宗重用魏徵，当然首先是由于他有才干，能帮助他治国，可同时也是想拉拢山东豪杰以牵制山东士族和关陇集团，在统治集团内部实现一种平衡。
停婚仆碑（2）
而魏徵推荐的两个人，杜正伦是山东士族，侯君集是关陇贵族，身份都十分特殊。太宗是担心魏徵和他们结党，那么平衡牵制的局面就被打破了，偏离了自己统治规划的初衷。为此，太宗对这件事才有如此激烈的反应。
后来，在贞观十九年（645），太宗出征高丽，战事不顺，屡屡受挫。这时，他又想起了魏徵。一方面太宗也觉得当初是多虑了，没有证据显示魏徵就与他们结党；另一方面，对自己的出师有所悔恨，怀念魏徵在世时的直言进谏。所以太宗感叹地说道：“如果魏徵还在，朕怎么会有这次辽东之行呢。他一定会劝阻朕的啊！”言罢，马上命人将魏徵的妻子儿女召到驻地，慰问了他们一番。还遣人去魏徵葬处，将原来推倒的碑又立了起来，并以礼祭祀。从此往后，对魏家的恩宠又如同原来一样了。
其实，魏徵受到的待遇的反复，也正体现出太宗内心的矛盾。太宗明白以山东豪杰为首的一般地主正在成长，他们的力量不容忽视，必须好好利用才能将国家治理好。可是太宗作为关陇贵族，又不敢完全依赖他们，在太子废立等国本大事上，最终还是选择了去依靠原本属于自己一个集团的力量。所以太宗虽然重用魏徵，但亲近的却还是长孙无忌一干人等。而聪明如魏徵，怎会不明白呢，故而一开始他就提出愿为良臣而非忠臣。
不过，虽然魏徵与太宗之间有这等微妙的关系，却不失为君臣相得的典范。因为二人有共同的目标，就是将国家治理好，开创出一个自古未有的新局面。为着这一目标，魏徵尽力辅佐太宗，希望自己的君主能像尧舜一样，成为一代圣君。太宗也深深明白，魏徵绝不仅仅只是耍嘴皮子功夫，他虽然表面上只是敢于直言强谏，但他为自己规划的治国方略对江山社稷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他是要将国家引领上一条光明大道。所以太宗才会那么看重魏徵。因为魏徵这面镜子，不仅仅是照见太宗个人的得失，更是照见整个国家的兴衰成败。
捌 房谋杜断
秦王府里的高参（1）
开皇年间，天下刚刚归于一统，海内升平。隋都长安一片繁华景象，大街上人来人往，好不热闹。人群之中，一对父子模样的人边走边看，一瞧就是外地人士。他们大概是走得累了，转了个弯就进到一间酒楼里去了。
酒馆里面热闹依旧，大家都乐呵呵地坐在桌旁喝酒聊天。父子俩挑了个靠边的位子坐了下来。刚刚坐下，就听到旁边桌子上的人说：“打了那么长时间仗，现在终于天下太平了啊。俗话说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如今大乱之后，天下归一，可以坐享太平了。”
“是啊，是啊。”一桌子的人都赞同地说。
“爹，他们说得不对。”这个看来只有十几岁的小儿子对父亲悄悄说：“当今皇上本就没有什么功德，只因为是北周近亲，才夺得了皇位。而得位之后，却不为子孙打算，放任兄弟相争，最后更是混淆长幼，改易储君。这样做只会导致祸起萧墙。现在虽然看起来海内承平，但是不久一定会天下大乱的。”
“小儿不可乱说。”当爹的一边制止了他，一边看看左右是否有人注意。但心里他很是惊奇，儿子小小年纪竟然有这种看问题的眼光。
这小儿是谁？他就是后来与杜如晦并称“贞观贤相”的房玄龄。
房玄龄，名乔，字玄龄。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人。父亲名叫房彦谦，是隋朝的一名地方官。房玄龄从小就特别聪明，爱好读书，博览经史，字写得很漂亮，并作得一手好文章。而且还很有政治远见，能把握时局走向，绝不是个书呆子。十八岁那年，他被本州举为进士，授官羽骑尉。当时的隋吏部侍郎高孝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