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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没有脱鞋睡觉，我怎么知道？”
“都怨我。”小兴国自责地说；一面赶快跑到红马那里，从马褡子里摸出一双草鞋，给 周恩来换上。然后，他把两只布鞋远远地扔到山下，一笑说：“给国民党留点儿纪念品吧！”
周恩来和别的警卫员都笑起来。
山垭口下去，是一大片雾森森的树林。那里围着一群红军战士，还传出争吵的声音。周 恩来听了听，听不真切，就立起身来，向那群人走去。走到近处，不禁暗暗吃了一惊。原 来，党中央的总书记博古面红耳赤地站在那里，神情异常激动；地上一个伤员躺在担架上， 腿上和头上都缠着绷带，神情也同样激动，还不断地挥着手叫。那个个子矮矮的，戴着深度 近视镜的“少共”中央局书记，也站在旁边。周围还站着一些中央直属机关的工作人员和正 在行军中的红军战士。
只听那个伤员激愤地喊道：“……你究竟要把我们带到哪里？我是问你，你究竟要把我们带到哪里……”
“我不能容忍你这种问话，我也不能回答你这种毫无礼貌的问话！”博古也愤怒地叫 道。由于脸上冒汗，他的近视镜老是向鼻尖滑落，他向上推了一推。
“这怎么是没有礼貌呢！”那个伤员挥着手分辩道，“你是总书记，我是党员，我有提 意见的权利！不光是我，我们许多人都是有意见的！你知道我们怎样同敌人拼的吗？为了掩 护中央，流血牺牲，我们没有意见；可是，你们迟迟不来，我们一个团快拼光了！我们政委 和几个营长都牺牲了，我们团是一千八百人哪，现在不到五百人了！……我，我……”
由于伤员过分激动，说不下去，满眼是泪，竟哭起来了。
矮矮个子，戴着深度近视镜的“少共”中央局书记看不下去了，他向着担架迈了两步， 指责道：“你这是干什么！中央压制民主了吗？不让你们提意见了吗？”
“我们有意见敢提吗？”伤员反问，接着又气愤地说，“好，今天你让我提我就提。我 一九二八年就参加了红军，一、二、三、四、五次反‘围剿’我全参加了，为什么前四次仗 打得那么好，为什么你们一来弄成了这个样子，把我们的根据地都丢掉了？
伤员的话还没有说完，“少共”中央局书记象公鸡斗架一样地伸长了脖子，鼓着眼睛狂 叫：“你这是怀疑中央！是反对党的路线！是反对国际！今天要不是看你负伤，你要马上受 到党的纪律制裁，我要马上开展你的斗争！”
周恩来听到这里，立刻分开众人，站在人群中央。他向围观的人挥挥手说：“同志们快走，快走！这有什么可看的嘛！”
大家一看是周副主席，神情相当严肃，就纷纷散去。
周恩来接着走到担架旁边，对伤员平静而又严肃地说：“在我们党内，对任何人有意见都可以提。但是象你今天这样激动，这样对总书记就不 恰当嘛！”
说到这里，语调变得和缓了一些：“你是哪个单位的呀？担任什么工作？”
“我是一军团的，担任团长。”
“你的名字呢？”
“韩洞庭。”
“哦，韩洞庭？”周恩来立刻想起了什么，说：“四次反‘围剿’，活捉敌师长陈时骥 的不就是你这个团吗？”
“是。”韩洞庭不好意思地脸红了一红。
“听说，你过去是安源煤矿的矿工？”
韩洞庭点了点头。
“那你参军很早了嘛，就更不该这样嘛！”周恩来说，“你提的几个意见，都是很大的 问题，这要中央好好讨论，才能做出决定。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对党的事业，对共产主义 事业，应该有信心。这次过湘江，我们的确付出很大代价，教训很沉痛，但毕竟是过来了， 过来就是胜利！你那个团受损失很大，今后还可以补充嘛！凡是有穷人的地方，凡是有剥 削、压迫的地方，就会有人参加红军，你信不信？”
韩洞庭望着周恩来和悦地点了点头，刚才的怒火似乎消失了一多半。
周恩来见他的情绪缓和下来，立刻扫视了一下几个担架员说：“你们快赶队伍去吧！韩团长的伤不轻，路上要注意一些。”
几个人连忙抬起担架，周恩来又握着韩洞庭的手说：“那就好好养伤，早点回去带好部队！”
“好，好，周副主席！我一定早点回来！”这个粗犷的矿工，眼睛闪着泪光，语调里甚 至露出几分温柔了。
送走伤员，周恩来看见博古仍然余怒未熄，就走上前去，攀着他的肩膀在一棵大树下坐 下来，温和地说：“博古同志，这次过湘江，我们的确损失很大，同志们有些怨气，言词激烈一些，我想 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谅解的。我想你不会在乎这些。”
博古还没有说话，那位“少共”中央局书记又摆出公鸡斗架的样子，伸着脖子说：“仅仅是言词激烈的问题吗？这是路线问题，是反对四中全会的路线，反对国际路线！”
“我看不要这样说。”周恩来态度相当严肃，“动不动就说别人是反对党的路线，那 么，党员谁还敢讲话呢？党员不敢讲话，这个党就完了！我看有问题慢慢讨论，不要意气用 事。”
说过，他狠狠地看了“少共”书记一眼。迫于周恩来在党内的崇高威望，“少共”书记 没敢立刻反驳。
“恩来同志，”博古极力使自己的语调平缓下来，“今天的事，表面看是对我个人的污 辱，实际上也不只是对我个人的污辱。你听他说，是我们来到苏区以后才搞糟了，是我们把 苏区丢掉了。这不是否定四中全会的路线吗？我认为，四中全会以来，我是坚决执行了国际 路线的，成绩是大家都看得见的，这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
“这些问题都可以从容讨论，我想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周恩来平静地说。
“解决得了吗？”博古鼓起眼睛反问。“我认为，党内反国际路线的影响一直很大，到 今天也没有停止自己的活动。许多人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不高，是受到了他们的影响的。”
周恩来淡然一笑。博古不容他说话，又说：“难道韩洞庭只是他一个人这样说吗？不，从江西出发，我一路上都听到他们的窃窃私 语。这些我不是不知道的。今天过了湘江，许多人竟然公开谩骂我和李德同志，因为他们不 认识我，都被我听到了。他们简直是走了一路，骂了一路！刚才这位伤员，我本来好心好意 慰问他，问他一些情况，没想到他竟当众污辱我… ”他越说越激动，涨得满脸通红，激愤 而又痛苦地说，“大家都这样看我，我还怎么领导，怎么工作？今天牺牲了那么多同志，我 不是不难过不痛苦呵！恩来同志，我确实也没法向全党交待，向国际交待… ”
说到这里，他那年轻的脸痛苦地抽搐着，头象要爆裂似地，他的手伸到腰间，抓住手 枪，猛地抽了出来，对准了自己…
幸亏周恩来早有提防，手疾眼快，把手枪一把夺了过来，一连声说：“不要激动！博古，不要激动！有话慢慢说。”
说着，将他的手枪交给博古的警卫员。但是，博古什么也不想再说，颓然地靠在那棵大 树上，不言声了。
周恩来见博古的情绪如此激动，不宜再谈下去，就回过头说：“小兴国！你的水壶里还有水吗？”
小兴国立时递过水壶，周恩来亲自将壶塞拔去，递到博古手里，温和地说：“喝点水吧！问题以后再谈。我们得快点赶到油榨坪去，后面的部队还不知道是否过江 了呢！”
博古喝了点水，清醒了些。周恩来让警卫员把他扶上马去，然后一同上路。这时，山谷 里十分幽静，崎岖的山径上不时传出得档的马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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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的红飘带 （二）
从湘江的浮桥上过来一副担架，颠簸在浓烈的硝烟中。由于飞机轰炸，担架走走停停， 有时又被蜂拥前进的队伍挤到旁边，在队伍里就掉得愈来愈远。
担架后面有四个警卫员，一个挎红十字包的年轻医生，紧紧地跟着它，保护着它。
担架上躺着一个年轻人，约有二十八九岁的样子，容貌秀美，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温文 尔雅，颇有一点学者风度。他脸上的表情是平静的，如果仔细看来，就会看出他是在极力忍 受着痛苦，仅仅是在下级面前才显出那种若无其事的平静。
他就是中革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他是头一年春天，在一座古庙里开 会，遭到敌机空袭负伤的。伤很重，弹片把肠子打穿，后来又化了脓。没有麻醉剂，也得施 行手术。整整八个小时，他的额上全是黄豆大的汗珠，却没有吱一声。人们没有想到，这个 文弱书生内在却如此刚毅。由于当时没能把弹片乱出来，腐骨没有清除，一直流脓，只好接 了一根橡皮管子把脓排出体外。这样就不能不增加他许多痛苦。长征以来，他就坐在用青竹 子扎成的担架上。经过两千余里的行程，几个担架员的衣服早已挂得破破褴褴的了。
这位红军总政治部的领导人，是十年前，也就是他十九岁的时候，投身到共产党的队伍 中来的。他的命运几乎是当时一般青年人都会遇到的命运。当时，他在芜湖的一个教会中学 读书，由于看不惯外国校长欺侮中国人而参加了驱逐洋校长的学潮，紧接着就被开除。随 后，家里又给他娶了一个比他大三岁的女子，他不乐意，这就跑到了上海。在这里，他上了 上海大学的附属中学。这个以国民党的元老于右任为校长的学校，却是一个鼎鼎大名的共产 党人在那里办学，这就是邓中夏。此外，瞿秋白、沈雁冰、施复亮等都在那里教书。王稼祥 就从这时接受了共产主义的影响，参加了共青团。当年，也就是一九二五年十月，他被保送 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由于他聪敏好学，又有些英文底子，俄文学得很快。不到两年，他 就作为高材生结业，经过严格考试，进入苏联造就马列主义理论干部的最高学府——红色教 授学院。那时同学中能够同他比肩进入这座殿堂的，只有张闻天、沈泽民等人。一九三○年 学成回国，在上海中共中央宣传部当干事。一九三一年一月，在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的 支持下，召开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扶王明上台。王明为了贯彻他那条“百分之百的布尔什 维克”路线，就向全国各个苏区派去了钦差大臣。王稼祥也在这时，同任弼时一起化装成牧 师，辗转进入中央苏区。不久，他就成为苏区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中革军委的副主席和红军 的总政治部主任。但是世界上的一些事情，常常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谁也没有想到，这个 年轻人同毛泽东共事之后，竟合作得不坏，并且常常流露出对毛泽东的钦佩，这难免就使事 情复杂化了。
现在，担架随着队伍进入一带密密的松林。飞机暂时看不见他们，人们的心情就变得舒 缓一些。王稼祥也微微地闭上眼睛，想休息一下。这时，他听见前面队伍里有几个人正在一 边走一边窃窃私议。声音不算很大，但还听得清晰。
只听一个江西口音说：“王参谋，这到底是上哪里去呀？”
“不是说同二、六军团会合去吗？”一个福建口音回答。
“二、六军团在哪儿呢？”
“说是在湖南什么地方。”
“能够会合吗？”
“鬼才知道。”
“唉！”那个江西口音的叹息了一声，“前四次反‘围剿’打得多痛快，一次就消灭他 好几个师，俘虏是成千地捉，光师长就抓了好几个；就是第五次反‘围剿’搞糟了，连苏区 也丢了，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还不是那些‘洋房子先生’搞的！”“我看也是。”江西口音的说。“莫斯 科的‘洋房子’又加上上海的‘洋房子’… ”说过，哈哈大笑。
“还有‘独立房子’！”福建口音的也哈哈大笑。
“你常见‘独立房子’吗？”江西口音的停住笑问。
“怎么不常见，可是我怕见他。”
“也不过鼻子高一点儿，有什么可害怕的！”
“咦，那人长着一对猫眼，黄眼珠，一瞪可真吓人！”
“你少见他一点就是了。”
“我们这搞事务工作的，少见也不行。他三天两头叫去训我。难伺候呵！他挑警卫员要 一般般高的，漂亮的；他的马要用香肥皂刷洗，备好马，他先用手从马头摸到马尾，有一点 点灰，就要骂人。有一次，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 ”
“为什么？”
“那一次，我骑着马去给一位首长送信，离他的门还有好远，就被他叫下来，大骂了一 顿，问我懂不懂红军的规矩，你猜是为什么？原来是我过他的门前没有下马。”
“听说，‘独立房子’一天吃一只鸡？”
“鸡？还得有咖啡呢！”
“听说，他烟抽得也凶？”
“对，美丽牌的罐头烟，一天一筒。你看前边还给他担着整整一挑子呢！”
“这也太过分了！我们的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都是吃筲子饭，一人一份，一点 不能多吃，吃点南瓜豆腐菜，剩点菜汤加点开水一喝就完了，‘独立房子’怎么这样？总书 记就不说怂他！”江西口音的有点气愤了。
“唉，怂他？言听计从噢！什么事都是‘独立房子’说了算！”
“哼，要不然他也许还不这样呢！”
说到这里，谈话停下来。好象彼此在思索着什么。
过了一阵子，只听江西口音的又问：“毛主席呢？”
“他不管什么事了，出发前听说住在一个山上。”
“现在呢？”
“听说他跟着中央纵队走，身体坏得厉害，现在不知道过来了没有。”
“唉，什么时候… ”
话声停下来，好象彼此都没有再谈下去的意思。担架走出了树林。路上又是人流滚滚， 尘土飞扬。王稼祥从担架上侧起头来，望了望那两个说话的人，一个是总部的老参谋王柱， 另一个是刚从下面调上来的小参谋肖明。这两个参谋今天公然议论“朝政”，而且语多不 敬，要搁平时，至少要受到特派员的注意和查问，可是今天听来却也不无道理。王稼祥只望 了他们一眼，又把头侧过来躺着去了。
说实在的，这两个参谋无意的谈话，深深地触痛了他，引起他的羞愧与不安，促使他反 省自己的责任。“洋房子先生”，毫无疑问地把他包括在内，有人甚至背地里把他和“王 明、博古、张闻天”称为某种路线的“四大金刚”。然而他心中却不无隐痛。中央苏区是从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赣南会议”上开始指责毛泽东的，当时批判他是“富农路线”、“等 待”、“右倾”和“狭隘经验论”。情况汇报到中央，中央还认为批得不够，说是以“狭隘 经验论”代替了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所以就来了一个更厉害的批判，这就是一九三 二年十月上旬的“宁都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对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指责，王稼祥 实在听不下去。因为他自进入苏区已经同毛泽东有将近两年的合作经历。他不仅感到毛泽东 学识渊博，对中国社会理解透彻，而且在军事上确实有奇才，一韬一略，常能出人意外，所 以接连粉碎了敌人三次“围剿”，取得很大胜利。因此，在后来讨论是否撤销毛泽东的军事 职务时，他是反对把毛泽东赶出军队的，这是他今天可以感到自慰的地方。
但是，在两种对立物的斗争中，往往是很难找到转圜余地的。坚持党性，又往往会触动 派性。被党中央派去贯彻全面“进攻路线”的“布尔什维克”，竟然同“右倾机会主义者” 妥协，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所以，他同他的几位掌权的莫斯科的亲密同窗，就不能不发生 隔阂。一九三三年初，临时中央进入江西苏区，有一次，他同博古一起聊天，就发生了一件 不愉快的事。那时，毛泽东已被撤去了军事职务，颇有余闲，除了调查研究，就潜心读书。 博古从外面来，带了不少外文和中文的马列书籍，毛泽东就借书来了。博古对他还算客气， 借了几本给他。可是等到毛泽东抱着书走出去的时候，博古就带着讥笑的口吻对王稼祥说： “老毛还学马列呀！”王稼祥听着很不顺耳，就随口说：“他就是不懂外文，其实读马列的 书也并不少，而且很注意消化。要说古书，那我们这些人就不及他了。”博古高傲地笑道： “山沟沟里出什么马列主义！”王稼祥又反驳说：“要论打仗，那他硬是行咧！”博古见他 对毛泽东如此心折，竟公然在自己面前称赞他，心里更是痒辣辣地不好受，立刻说：“打什 么仗？完全是‘守株待兔’罢了；这同党的进攻路线是完全不相容的！”王稼祥也反驳道：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避实击虚，积极创造机会消灭敌人，怎么能说是‘守株待兔’ 呢？”两个人竟这样一来一往，弄了个不欢而散。
被撤去军事职务的毛泽东，住在瑞金的一个叫高鼻垴的小山上。山上有一座寺庙，他就 住在那座寺庙里。有时下去搞点调查研究，有时就潜心读书。那种生活自然是清冷的。虽然 他的热烈信徒们有时悄悄地来谈一谈，但毕竟门前冷落车马稀了。王稼祥看在眼里，觉得很 不是个滋味，有时也上山去看看他。两个人谈起当前的战局和打法，竟有许多观点接近，心 底的感情也就有了进一步地交流。谈到激动处，毛泽东常常摇摇手说：“没有办法！我们是 居于少数哦！”
形势越来越恶化，而来自党内的压力却没有丝毫减轻的样子。一九三四年一月，第五次 反“围剿”打得难解难分，红军眼看就要被敌人逼到绝境的时候，中央还开了一个五中全 会。会议宣称第五次反“围剿”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要大力反对“主要危 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会议还决定，派张闻天到政府 里去当人民委员会主席，而事实上毛泽东早已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政府的工作本来 是由他做的。这无疑是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之后，把政府方面的工作也剥夺了。王稼祥参加 了五中全会。那天，他正发高烧，昏昏沉沉。他没有能顶住这个强大的压力，他举了手。事 后，他懊悔万分，多次责备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是软弱了。人世间许多感情都会渐渐消 逝，唯独内疚会长留心头，甚至陪伴到人的终生。对一个正直的人更是这样。刚才两个参谋 的谈话，又一次勾动了他心之深处的情愫，使他陷入深深的思索……
“唉哟！”只听担架上叫了一声。原来一头驮炮的骡子挤上来，几乎把担架撞翻，担架 员打了好几个趔趄，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