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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义，罢免了他的职务。几乎所有报纸都预言，蒋桂即将发生战争。李宗仁在当天晚上，乘京沪线三等车秘密逃离南京，前往上海。
中原风云紧急，西北蠢蠢欲动。
山东的西北军，顷奉总司令的命令，一夜之间，悉数向开封撤退。豫、陕两省，已经连续几年灾旱，老百姓早已一贫如洗，易子而食，死于匪祸与旱灾者，达数十万人，其惨况实难作一尽致的描述。而这次大军西撤，三军未动，粮草先行，“不扰民、真爱民”的西北军，将陇海铁路沿线的粮食，全部查封西运，不管河南的老百姓有没有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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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节：第九章“军事北伐，政治南伐”（6）
本来西北军从山东长驱直下浦口、南京，蒋介石便岌岌可危，但冯玉祥认为西北才是他的老巢，要做大事，先守住家门才行。当军官们问他，这次撤退的战略意义是什么时，冯玉祥回答：“把拳头缩回来再打出去才有力量。”
这只拳头，到底是要打在蒋介石的身上，还是桂系的身上？他还没拿定主意，蒋、桂势均力敌，总要看上一个月至两个月，才能决定把宝押在谁身上。
冯玉祥印了大批讨逆檄文，却没有“逆贼”的名字，他的如意算盘是，如果蒋介石占上风，就填上李宗仁的名字，如果桂系占上风，就填上蒋介石的名字。
西北老农的30万大军布置在京汉南段、南阳、荆紫关、豫西一带，准备隔岸观火，坐收渔利。出身盐商家庭的蒋介石，立即和冯玉祥讲价钱。只要冯通电讨桂，中央即委任冯玉祥为行政院长，山东仍归西北军，连同青岛特别市一并奉送；另外，湖北、安徽两省，任选一省为西北军的地盘。买一送二大酬宾，可谓优惠之至。
但冯玉祥仍不满足，以为价码还可上升。不料长江中游的形势却发生戏剧性的转变。
在上海，李宗仁与白崇禧下了一道对中央军不得还击的命令，桂军一路南撤。但这并不意味着李宗仁不打算造反。桂军南撤与冯玉祥西撤的动机，大致相同。
蒋介石积极策动湖广军队（唐生智、俞作相、张发奎等）出师讨桂。因为白崇禧布置在北宁路上的两个军，都是唐生智的旧部，蒋发给他们军饷，然后派唐生智携款到青岛运动他们倒戈，以“护党”为旗号，鼓动他们“打倒桂系军阀，回湖南去”。
果然，在南京政府的重赏之下，不仅湖广军队踊跃效力，连桂军也纷纷倒戈。到3月下旬，李宗仁的大家族已经土崩瓦解，他只身逃往香港。
形势突变，冯玉祥、阎锡山急忙通电拥护中央，大放马后炮。但这时蒋介石却不屑于和冯玉祥讲价钱了，原先的承诺，统统收回。在3月14日召开的国民党三全大会上，蒋介石声色俱厉地说：“今后应极力消灭一切小组织……以后若再组织小组织者，即系总理之叛徒、本党之敌人！”
胡汉民也桴鼓相应：“此次大会之次议案，即系我们之材料，现在材料很多，请努力向反动派打去。”
谁是反动派呢？李宗仁？白崇禧？还是冯玉祥？冯玉祥知道他和蒋介石之间，终会兵戎相见，他在南京召开西北军新编各师师长以上将领的会议，显然有向蒋介石示威的意思。但这次会议的作用，却适得其反，把西北军内部一些矛盾公开化了，让蒋介石一目了然。
当时，驻扎在潼关的第二十师师长韩复榘，是冯玉祥手下的一员大将，从十六混成旅的时候起就跟着冯玉祥打天下。但北伐战争以后，觉得人人都得了地盘，独他一人向隅，开始变得消极。接到开会通知后，他只派一名副师长出席，自己装病不去，并托这位副师长把一封信交给冯玉祥，要求他发还部队的欠饷。
索饷本来是冯玉祥的专利，当年就凭这本事把黎菩萨赶出北京。现在他的部下竟向他索饷，这使他怒不可遏，冲着副师长大发雷霆。据说韩复榘听到回报后，不住地摇头叹气，一言不发。
会议之后，国府发表韩复榘为河南省主席，实际上是把他调离第二十师。冯玉祥痛骂第二十师军风纪败坏，简直和土匪差不多。韩复榘自然又伤心又愤怒。
5月间，长江战事已经接近尾声。冯玉祥深感机会稍纵即逝，时不我与，再也按捺不住了。他从南京赶回河南，准备大干一番。
韩复榘听说他来了，躲到许昌不见面。冯玉祥在省府开会，痛骂韩复榘生活腐化，吸烟、喝酒、打牌还不算，打了几个胜仗，自己以为了不起，你弄个唱戏的，他弄个说书的。韩复榘在许昌流着泪说：“我要开小差不干了。”
这些话全都传到蒋介石那儿了。
当局势开始明朗，桂系已经呈土崩瓦解之势时，冯玉祥宣告出任“护党救国西北军总司令”，急急地命令韩复榘和石友三，率领13万大军直扑湖北。名为和蒋夹击桂系，实为抢夺武汉地盘。可惜这回又慢了一步。他的部队刚开到广水，武汉已经被中央军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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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节：第九章“军事北伐，政治南伐”（7）
蒋介石对冯玉祥和韩复榘之间的恩恩怨怨，看得非常清楚，他送给韩复榘200万元，另送100万元给石友三，还答应以后每月分别给韩、石协饷60万元。这13万大军就归蒋调遣了。
5月26日，韩复榘宣布服从中央，就任蒋介石委任的西北军总指挥，将部队从陕县东开；石友三就任第十三军军长，把部队从南阳调到豫东南。
冯玉祥在华阴听到韩、石倒戈的消息，开始还不相信，等到证实以后，突然歇斯底里大发作，不停地咒骂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正所谓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了！
5月17日，西北军将武胜关隧道和附近的三座铁桥炸毁，不久又将信阳、柳林间的两座大铁桥炸毁。18日再将黄河铁桥炸毁，使平汉路全线瘫痪。然后，冯玉祥借口中央克扣军饷和截留赈粮，将军队全部调集潼、洛一带。
蒋介石恨得牙痒痒，他说：“陇海路和平汉路破坏得这么厉害，至少要三个月才能修复，我以为共产党还不至于此，历年国内战争，也从来没有这样破坏过的。”
对克扣军饷的指责，蒋介石回答：“他们西北各省不仅没有解过一个钱到中央来，中央每月至少发50万，或者80万至100万津贴他们，前一个月甚至发到150万元，他们还说没有军饷，实际上他们不知道买了几多飞机、军械、枪弹，从德国法国源源运进来。”
对截留赈粮的指责，政府也作了公开答复：中央给西北的赈粮，实际上“反被地方阻隔，现金则截购军械，赈米则移作军粮，巨万赈款，用途不明”。
5月24日，国府下令免去冯玉祥本兼各职。两天以后，阎锡山一面电约冯玉祥共同下野，一面向中央辞去本兼各职。冯到了山西，阎、冯二人抱头痛哭。阎锡山把冯玉祥安排在太原附近的晋祠居住，每隔两三天就去探望一次。表面上亲密无间，其实是把冯玉祥软禁起来。
阎锡山向蒋介石暗示，他可以把冯玉祥永远关下去，也可以马上把他放出来。他掌握着这块和中央讨价还价的筹码。
和冯玉祥一样，这位山西的钱鬼子准备了两套人马，一套用来接待南京方面的代表，指天誓日，竭诚拥蒋；另一套用来接待各方面反蒋势力的代表，高谈阔论，誓死反蒋。
蒋介石也明白阎的用意，他匆匆赶到北平，约阎面商一切，并公开辟阎、冯合作的谣言。7月24日，中央委任阎锡山为西北边防司令官。
效忠冯玉祥的西北军也通电拥戴阎、冯为正副司令，想把阎锡山硬拉下水。随后，西北军分九路向中原挺进，陈兵河南。陇海、津浦线同时告急。蒋介石立即调遣大军在陇海、津浦二线布防。
汪精卫
以汪精卫为领袖的国民党改组派也活跃起来，在上海召集张发奎、薛岳等南方将领和拥汪革命同志会秘密商议。所谓“改组派”，即1928年冬，由陈公博等政客在上海搞起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简称，头头大部分是广东人。他们指当今的南京政府，“已成为一切反动势力的大本营”，《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查建瑜编《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因此要集合革命同志，改组国民党，挽救已经没落的国民党。
汪精卫自从1927年在一连串的政治斗争中，连连败北，被蒋介石逼得走投无路，只得远赴法国。现在他觉得是回国的时候了。他还要和蒋介石再较高低。
陈公博竭力劝说张发奎响应冯玉祥反蒋，挥军夺取武汉。张发奎是广东始兴人，汪精卫的忠实拥趸，他的第四师在北伐时是赫赫有名的铁军。但张认为贸然响应反蒋，无异自寻死路，因为夺取武汉不难，要守住武汉就很难。蒋介石兵力占优，在武汉先消灭了第四师，再倾全力对付西北军，也还完全来得及。
陈公博为了逼张发奎下水，以明码给宜昌的第四师去了一电，称冯玉祥请张发奎担任讨蒋军右翼前敌总指挥。蒋介石马上在南京召见张发奎，问他是怎么回事。张发奎吓出一身冷汗，坚称这是陈公博搞的鬼，他决无此意。蒋介石说，既然是陈公博搞鬼，那么你的第四师立即调陇海路讨伐冯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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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第十章从城市到农村的战争（1）
◇第十章从城市到农村的战争
◇第十一章和列强的战争
◇第十二章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
第十章从城市到农村的战争
【壹】对于蒋介石来说，利用帮会控制东部财团，也许比通过政治和经济的改革来取得东部财团的信任和支持，更加简单易行。
中国东部是一片广阔的平原。从地图上看，它包括了安徽长江沿岸平原、巢湖平原和面积达四万平方公里的长江三角洲。这里地势低平，气候温暖，雨量充沛，河汊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素有“水乡泽国”之称。
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城市上海，就位于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的顶端，海拔高度仅四米左右，扼长江入海口的咽喉。1842年，清政府与英、美、法等国相继签订《南京条约》，上海成为通商口岸。英、美、法等国相继开辟租界。从此，上海经济飞速发展，孕育了中国一批最优秀的实业家和金融家。国外贸易商品有40％经过上海，规模较大的各类工厂，也都集中这里。
与此同时，上海的人口也在急剧增长。1927年，上海的人口（不含租界）已超过150万；而公共租界的人口近100万，法租界的人口也在10万以上。一个现代大都市，在中国的东部，平地崛起。
以上海为核心的东部地区，是中国接受西方文明最深的地区。这里的区域性文化带有浓厚的殖民地色彩和商业色彩，是东西方文化的交融点。由于中外通商，刺激了工商业的发达；现代工商业的发达，必然破坏了传统的价值体系，从而催生新的价值体系。这是一种水到渠成的嬗变过程。
东部中国处在东西方文化的夹缝之中，每一个民族主义者，都面临着非常尴尬的选择：他们一方面清楚地看到中国贫穷落后的现实，但另一方面又放不下泱泱大国的架子；他们虽然有勇气承认西方文明的先进，却没有勇气承认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他们知道西方巨额贷款和投资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意义，但又害怕门户一旦打开就再也关不上，害怕亡国，害怕自己在历史上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他们进退维谷，左右为难，中国也因此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彷徨的历史。
对许多际会风云的政治领袖来说，出生地点往往具有非凡的意义。因为地域的差别，奠定了不同的早期教育。
蒋介石出生在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这里毗邻大海，当刮东南风时，几乎可以闻到从太平洋吹来的潮湿空气。大海那边是日本、美国和欧洲大陆。如果它们想闯进中国大门的话，这里会首先听到撞门的声音。从奉化北上30公里就是宁波，从宁波乘船136海里，就到了上海。
蒋介石的家庭，从祖父那一辈起就是经商的。他们拥有溪口镇唯一的一家盐铺。和许多商人一样，他们对博取功名并不很热心，蒋介石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白丁。蒋母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父亲是乡间豪民，曾在安徽南部和浙江西部招集流亡人民，开垦因太平天囯战乱而荒废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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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节：第十章从城市到农村的战争（2）
蒋介石11岁那年第一次离家就学。学习的课程包括周秦诸子、易经、左传、纲鉴、曾文正公全集、孙子兵法，以及学作“策论”。这是考秀才的必修课程。14岁那年，蒋介石参加了唯一一次“童子试”，他深感失望和厌倦，并决心再也不参加这种考试了。
在蒋介石的青年时代，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他毅然剪去辫子，远渡重洋，到日本留学。
1906年，蒋介石结束了第一阶段在日本的学习，返回国内。次年，朝廷陆军部在保定创办“通国陆军速成学堂”。规定每省考取40人，蒋介石是浙江录取的考生之一。一年以后，他在炮兵科肄业，随即被保送到日本振武学校。
在日本，蒋介石众多的朋友中，有一位对他的影响最深，这就是出生在浙江吴兴的陈其美。他是一位商人兼流氓革命家，上海秘密帮会的大阿哥。从27岁开始在上海经营丝业。蒋介石加入同盟会是由他介绍的，认识孙文也是由他介绍的。这两件事，决定了蒋介石的一生。
辛亥革命爆发，陈其美在上海策动起义。蒋介石从日本带回来了120名中国留学生，他们一下船就参加了上海的战争。蒋介石在杭州组织了一支以刀棍为武器，甚至赤手空拳的“先锋敢死队”，攻进了浙江巡抚的衙门。
从这个时候起，蒋介石就和江、浙结下了不解之缘。
青年蒋介石
1913年国民党发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蒋介石的活动区域还是在上海。尽管蒋所依赖的上海是中国最具现代色彩的地区，但蒋和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这些最具封建色彩的军阀一样，是一位地域观念非常强的政治领袖。籍贯成了维系利益集团的重要纽带，这种政治文化现象，和北洋时代并无二致。
能够成为蒋一生中最亲密的政治伙伴，像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陈立夫等人，无不出自江、浙。在经历了李宗仁、冯玉祥等地方势力的反叛之后，1931年，蒋介石在日记中，曾经开列过一份干部分配名单：
“以邵力子（浙）、张岳军（川）、宋子文（粤）、陈立夫（浙）、孔庸之（晋）、邵元冲（浙）、王维宙（辽）、于右任（陕）、杨畅卿（粤）等为之政治之中心；以丁鼎丞（鲁）、叶楚伧（苏）、陈果夫（浙）、戴季陶（浙）、余井塘（苏）、（刘庐隐——原注，赣）、程天放（赣）等为党务中心；以方子樵（鄂）、陈厚甫（闽）、朱益之（滇）、熊天翼（赣）、葛湛侯（浙）、林蔚（浙）等为军事之中心，迅即组织干部分头进行。先去其内部之散漫，而后可不愁战局也。”《蒋介石日记》，引自金以林《地域观念与派系冲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一九二○年代的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在这份名单中，浙江、江苏籍的占了三分之一以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蒋一向重军轻党，党务几乎是汪精卫的专利，但这时蒋在党务工作的七名负责干部中，安排了四名江、浙籍的，可见他在党统方面，也要与汪一争长短了。
蒋也很注意和江、浙经济界的豪门巨子保持密切往来。当他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身份率军北伐时，上海滩的金融业（公估局、银炉、上海银行公会、外国银行公会和上海钱业公会）大亨们，纷纷解囊相助。
蒋介石奠都南京，随即在上海成立新的中央银行，以统一币制、统一金库、调剂金融为宗旨，以期达到“银行之银行”的目的。当时的国民政府，财政捉襟见肘，仍靠借债度日，只不过抱定“慎借外债”的原则，其结果，内债就像滚雪球一样，愈滚愈大。仅1928年上半年，在国民政府财政部档案里，像以下这类记载，比比皆是：
1月10日，财政部长宋子文提议发行第二次海关2。5附加税国库券4000万元。利率为月息八厘，前二年付息，四年四个月还清。由上海金融界承受，先行垫款，陆续发售。
3月27日，北伐开始，需款孔亟，特发行以卷烟统税为担保的国库券1600万元，利率为月息八厘，三年七个月还清，仍由上海金融界承受，先行垫款，陆续发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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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节：第十章从城市到农村的战争（3）
4月28日，发行军需公债1000万元，以印花税收入作抵，月息八厘，七年还清，仍由上海金融界承受。
东部金融巨子张嘉璈回忆：“自民国十六年（1927年）4月至十七年（1928年）6月，此14个月之内，国民政府共合发行国库券与公债一亿三千六百万元，均由金融界承受，先行垫款，陆续发售。其中以中国银行所占成分最大。日本报纸及日人著述，时有讽刺国民政府之语，谓：‘革命军北伐成功，得力于江浙财阀之支持。’”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日本人的说法，并非讽刺，乃是事实。据一项统计，南京政府成立后的一年零两个月中，上海各界提供给政府的金钱多达近一亿元。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东部的钱好像多得花不完，但在战争中不断膨胀的军队，则是一个无底洞，多少钱丢进去都是立即消失无踪，连个泡也不冒出来。
为了把东部财团紧紧攫在手里，政府和东部集团之间，必须有一位强有力的联系人，一位在野的巨擘。在上海，没有谁比杜月笙更适合担当这个角色的了。
杜月笙（右）、张啸林（中）、黄金荣（左）合影
杜月笙是上海滩的一位奇人。他出身寒微，靠贩毒、开赌发家，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上海滩的青帮三大亨，与法租界关系密切，在政界也有相当影响力，当年黎元洪下野赴沪，就是由杜月笙亲自安排保护，又在家中设宴款待，俨然平起平坐。杜月笙立身处世，带有浓厚的儒家色彩，但这种儒家思想并非来自四书五经，而是来自《西汉演义》、《三国志》、《水浒传》和《说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