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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看来，北方搞政治，南方搞经济，各干各的，井水不犯河水。但天底下哪有这样的政治？南方既没有从事经济建设的环境，也没有这方面的人才，更没有任何切实可行的计划。这种空口白话，双方都不会当真。一切只是纸上谈兵，微弱的光芒一闪即逝。
留在北方的宋教仁，几乎是孤军奋战。他日夜忙于组织政党，这倒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袁世凯一向很看重宋教仁的才干，视同子侄，早在辛亥革命前就想招揽他入幕，只是双方没有谈入港。宋教仁以为有了政党就可以和袁氏抗衡。在原来同盟会的核心层中，他是唯一致力于使同盟会摆脱帮会影响和草莽英雄形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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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第二章坐失良机（4）
黄兴则自鸣清高，扬言“功成身退，解甲归田”；孙文也采取以退为进的办法，主张将国事完全交给袁世凯，同盟会从事社会事业。1912年10月，孙文成立了一家铁路总公司，制订了一个耗资五亿元，修建一万英里铁路的空中楼阁方案。他劝胡汉民和陈炯明合作，把广东建成一个模范省。
与宋教仁的活动相呼应，陈炯明是一位在基层推动地方自治和民主建设的急先锋。他热情高涨，把模范省当成了自己的职志，在广东又是禁烟，又是禁赌，又是剿匪清乡，又是振兴商务，整顿交通，拆除街闸，安装路灯，疏通城市排水系统，忙得不亦乐乎。
到了这年的秋天，宋教仁的努力似乎有了结果。在他的奔走撮合下，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和同盟会终于合并而成一个大党——国民党。
宋教仁
由同盟“会”变成国民“党”，是一个进步。宋教仁追求的，不仅是名义上的改变，还要有实质的进步。后人批评宋氏援引大批官僚政客入党，以造成表面声势，结果把腐败的空气带进党内，致使国民党自创立伊始，其宣言党纲，以及人员，完全失去革命的主义和精神。其实，宋的原意并不是要搞五党合一，而是要解散同盟会，另造一个新党，但受现实条件所限，只能先走这一步。
在宋教仁看来，政党的意义恒不限于“革命”二字，欧美式的政党，纯以政见结合，并没有严密的纪律约束，与后来俄国的列宁式政党，是南辕北辙两回事。宋教仁的理想是走欧美的代议政制道路。孙文并不喜欢这个大杂烩党，虽然大家公推他当国民党的理事长，但他以要埋头修铁路为由，把职务交给宋教仁代理了。
宋教仁相信有了这个大党，就能控制国会，制约总统。国会正式开会时，议员主要来自国民党、民主党、统一党和共和党，但后三党的人数加在一起，仍不及国民党多。国民党稳居国会第一大党的位置。当时“北京之国民党，以所谓参议院派者占中坚，十八九皆宋派也。”著名政论家黄远庸感叹，“故北京之国民党本部，平心而论，实渐近政党之模型”。黄远生《宋遁初君死后之观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宋教仁以为在这场角逐中，已经稳占上风，因此开始到处发表演说，以在野反对党自居，公开指责袁世凯的种种劣迹，同时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
宋教仁的组党和基层竞选活动，卓有成效，开创的局面，真有些气象万千，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具现代民主色彩的事件。然而，中国这个有两千多年帝制历史的国家，又岂是一朝一夕可以走上民主共和之路的？历史学家常说，袁世凯搞帝制搞得走火入魔，其实，走火入魔的不是袁世凯，而是宋教仁。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说，他对自己的对手一无所知。
1913年3月21日，当宋教仁和国会议员乘搭火车北上时，在上海车站被人开枪行刺。宋教仁腰部中了一枪，大叫一声“有人刺我！”就倒了下去。
凶手逃进了夜幕沉沉的街道，消失无踪了。前去送行的黄兴、陈其美、廖仲恺等人急忙把他送到靶子路沪宁铁路医院抢救。但因为子弹有毒，终告伤重不治，年仅32岁。他的最后遗言是：“我为南北和解的苦心，被人误解，真是死不瞑目！”
宋教仁以推行民主实验开始，以进了烈士祠告终。呜呼哀哉！
追查凶手很快发现，幕后人竟是现任内阁总理和内务部一名官员。租界巡捕房把疑犯抓获，移交江苏都督程德全，由中国法院审理。这一重大政治丑闻，显然牵涉到袁世凯。大鬍子程德全把证据统统对外公布了。黄兴一时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曾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暗杀手段对付袁世凯。
孙文自辞职后，一直耿耿于怀，憋着一肚子气，这时终于有理由爆发出来了。上海车站那一枪打响时，孙文正在日本，他立即结束行程，赶回国内，25日抵达上海。当天召开党内高干会议，孙文斩钉截铁地说：“事已至此，只有起兵。因为袁世凯是总统，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孙总理训词》。《国民党周刊》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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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第二章坐失良机（5）
但这时黄兴已冷静下来，改变主意了，他认为现在是民国，是法治时代，宋案可由法律解决，不应诉诸武力。他建议向北京要求成立特别法庭，公审宋案。江苏省辖下的上海地方检察厅，已两次发出传票，要求国务总理到厅作供。这在中国近代史上，乃绝无仅有之事。如果国民党能坚守法律，利用强大的社会舆论，把袁世凯逼入法律范围内，对推进民主、法治，未尝不是好事。
但孙文对法律嗤之以鼻，根本不相信它有任何作用。宋案只是一个导火索，其实早在袁世凯还没上台时，孙文就已经准备将来要推翻他了。在清末民初崛起的那一代革命者，恒有一种观念，认为破坏与建设是两回事，一定要先把旧的彻底破坏了，把地面打扫干净了，才能开始建设新的。因此，孙文终其一生都觉得破坏没有完成，至死还是“革命尚未成功”，所以建设也就无从谈起。像宋教仁那样，以建设作为破旧的手段，寓破于立当中，反而被视为远水不救近火。
现在，南北两造，恩断义绝，立即发动“二次革命”的时机，已然降临，由江西、湖南、安徽、广东、福建五个由国民党控制的南方省份兴师讨袁。速战速决，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同时联合日本，对袁世凯政府施加压力，增强革命的声势。
文武两派争论不定，在孙文的一再坚持下，他们打了一份电报给湖南、广东两省，征求意见。结果两省的反应，颇出孙文意外。湖南固然对动武一口拒绝，还滔滔不绝，历数不宜用兵的若干理由；而广东的财政一团糟，饷械俱穷，公私交困，胡汉民要维持下去，已属不易，哪里还有余勇可贾？政法学堂毕业的陈炯明，力主循法律途径，解决政治危机。在追悼宋教仁大会上，他指出：“现在为法治之国，政府倘有违法行为，皆得以法律范围之。所望此案与政府无关系。如果有关系，吾人须以法律对待之。凡属国人皆应表同情，以维持国民权利。”陈炯明《在国民党粤支部追悼宋教仁大会上的演说》。段云章、倪俊明编《陈炯明集》（上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没有陈炯明的支持，胡汉民动弹不得，但为了表明立场，他还是和湖南都督谭延辏А⒔鞫级嚼盍揖不斩级桨匚奈盗ǖ纾挂橹醒胂蛲夤欠ń杩詈椭赋鏊伟赣朐那Ａ�
孙文得不到党内同志的支持，怒不可遏，声称要亲自到日本寻找日本政府的援助。黄兴对此更不赞成了，依靠外援来反袁，“是不容易得到国人谅解的”。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这无疑是一个吃砒霜拉屎去毒狗的计策，所幸没有实行，否则，国民党将遗臭万年矣。
结果，反对动武，争取法律解决的意见，在党内占了上风。
然而，南方一方面很清楚自己没有动武的本钱，但一方面又不停摆出动武姿态，甚至以“粤省兵尚充实，械亦精利，军心团结。谁为祸首，颠覆共和，当与国民共弃之”的激烈通电引自邹鲁《回顾录》。岳麓书社，2000年版。，向北方直接叫板。袁世凯亦撕破面皮，公然威胁说：“彼等若有能力另组政府者，我即有能力毁除之。”黄远生《最近之大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从5月开始，北京政府陆续调军队南下，准备兵戎相见。6月14日，袁世凯下令免去胡汉民本兼各职，调为西藏宣抚使，而以陈炯明为都督。江西都督李烈钧也被免职。
胡汉民在台上时，以广东没有动武的实力答复孙文，如今下台了，却力劝陈炯明立即组织讨袁军队，兴兵造反。但陈炯明犹豫不决，他深知战端一开，不仅赌不会再有人禁了，下水道不会再有人疏通了，市场的清洁卫生不会再有人管了，模范省将化成泡影，而且共和政治的理想亦必毁于一旦。6月20日，胡汉民通电辞职，满怀失望离开了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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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第二章坐失良机（6）
7月5日，袁世凯先发制人，派军队开往江西。渔阳鼙鼓，警号频传。南北战火一燃，从此天下荡覆，群雄虎争，所谓“共和的根本在法律”，便不可复问了。7月12日，湖口宣布独立。三天以后，黄兴赶到南京，出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时局演变至此，撕破龙袍是死，打死太子也是死，陈炯明只好在广东宣告就任广东讨袁军总司令。
战争终于爆发了。
【贰】中华革命党是孙文在经历一连串的失败之后，再次援引秘密帮会的形式来组织革命。也许这是一种更为得心应手的形式。
在北洋军的攻势下，国民党的抵抗顷刻瓦解。广东并没有直接卷入战争。陈炯明宣告广东独立后，银业行、金铺行、生药行、南北行、冰行、洋参行、入口洋货行、米行等，纷纷表态，反对独立。市面纸币由兑白银八成，急跌至三成左右，无辜小民，惊恐万状，开往香港的船上，难民满坑满谷。
陈炯明在独立后的第17天，就被倒戈的部属所逐，仓皇出逃，以致故垒尽失。副护军使龙济光的军队从西江顺流而下，打着拥护中央的旗号，广州乱成一团。
当时胡汉民、朱执信在上海协助陈其美作战，但失败来得太快了，杀虎不成，反被虎伤。8月2日，当北洋军向讨袁军最后一个据点吴淞发动猛攻时，孙文和胡汉民乘坐轮船，离开了硝烟滚滚的上海，准备南返广东。次日途经马尾，日本驻福州领事馆武官告诉他们，广东的独立也完了。孙文大失所望，只得临时改变计划，改道前往日本去了。“二次革命”得道寡助，败不旋踵，则尤使革命党人感觉惘惘然。
国内风声紧急，凡参加“二次革命”的人，武职旅长以上，文职厅长、省议员以上，一律通缉追捕。孙文、黄兴、陈其美、陈炯明等人，均在通缉名单之内。8月7日，国民党两院部分议员在北京开会，宣言不变更组织，维持现状，在法律范围内，从事政治活动。但这不过是一厢情愿，袁世凯已经把柄在手，岂肯轻易放过？11月4日，袁世凯以叛乱为辞，悍然解散国民党。
袁世凯
两年前袁世凯出山时，曾向朝廷提出六项条件，其中有解除党禁一条，似乎视政党政治为救国良方，但现在就职还不及一月，便解散了国民党，兴兵讨伐“暴民专制，土匪横行”的南方。凡是国民党籍的议员要离开北京，必须有五人以上结保，担保离京后不再从事任何反对政府的活动。1914年1月10日，袁氏复下令解散国会。历史的倒车，一下子开回到黑暗的专制年代。
宋教仁自民国成立后，对建立民主体制所作的一切努力，至此化为乌有。同盟会肇创民国，一向备受绅商士民的拥戴，然“二次革命”之后，形象严重受损，信誉跌至谷底，几被一般人视为“暴徒”、“乱党”。
不少国民党人亡命日本，他们讨论起失败的原因时，难免互相指责，意见纷纭。孙文和黄兴之间的裂痕，愈来愈深。也许两位伟人也不想从此分手。黄兴把东京的党人召集在一起，提出四个问题让他们研究：一、国民党为什么会失败？二、国民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为什么会处于被动地位？三、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究竟如何？四、今后的革命纲领和倒袁策略是什么？
这次会议没有演变成公开的对骂。大家坐而论道，第一个问题是由于国民党组织不纯，鱼龙混杂，意志薄弱。第二个问题是由于没有掌握军队。第三个问题，袁世凯手里有北洋陆军和一大批丧心病狂的贪官污吏。至于最后一个问题，同盟会成立时有三民主义作纲领，改组后宋教仁为了迎合温和派，把政纲降低至与进步党相差无几，今后必须恢复三民主义政纲。但他们没有涉及到一个关键问题：以武力代替法律，到底是对还是错。
孙文对那个由宋教仁搞出来的国民党失去信心，他要重组一个政党，一个对他绝对忠诚的政党。黄兴和很多党人都不以为然，他们觉得孙文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太高了。而且自从民国成立以后，他们对帮会那一套已经深感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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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第二章坐失良机（7）
1913年秋，孙文在东京发起中华革命党，每个入党的人都要在一份誓约上按上指模。誓约要求人们“愿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如有二心，甘受极刑”，看上去完全是秘密帮会帮规的翻版。
一场风波平地而起。党人们对此交口指责，他们互相询问，为什么要对孙文个人效忠？为什么要采取按指模这种帮会式的入党仪式？黄鬍子断然表示，对个人效忠是不平等，盖指模是形同侮辱，两者都不能接受。“加入中华革命党要打指姆印，无论如何不能同意！”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总40号。
孙文解释说：“革命必须有唯一的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的团体人格。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的人，如果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北辙。忠心革命的同志不应作‘服从个人’的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错误。”
孙文愤然指出：“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懂得，见识也有限，应该盲从我！我绝对对同志负责任，决不会领导同志向专制失败的路上走去！我是要以身结束数千年专制人治的陈迹，而开亿万年民主法治的宏基！”
孙文继而告诫大家：“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我不是包办革命，而是毕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对于革命道理，有真知灼见；对于革命方略，有切实措施。同志鉴于过去之失败，蕲求未来之成功，应该一致觉悟。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的导师。如果面从心违，我尚认为不是革命同志，况将‘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句抹杀，这是我不能答应的，而无退让之余地的！”
孙文态度极为坚决，认为打指模是昭信誓、验诚实、重牺牲、明团结的必要之举。南山可移，此案不动。
在中华革命党的总章中规定，革命分为三时期进行：军事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又引起了人们的种种猜疑。大家对军事与宪政，分歧不大，但对训政一条，则认为那是皇帝时代的把戏，以皇帝来训小百姓，革命党既不做皇帝，何来训政？
孙文批评党人：“你们太不读书了，《尚书·伊训》说太甲是皇帝，伊尹是臣子，太甲年幼无知，伊尹训之不听，还政于桐宫。我们建立民国，主权在民，这四万万人民就是我们的皇帝，帝民之说，由此而来。这四万万皇帝，一者幼稚，二者不能亲政。我们革命党既以武力扫除残暴，拯救无知可怜的皇帝于水火之中，就是要行伊尹之志，以‘阿衡’自任，保卫而训育之，使一些皇帝如太甲之‘克终允德’，则民国的根基巩固，帝民也永赖万世无疆之庥。”居正《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回忆》。《近代史资料》总61号。
显而易见，宋教仁的去世，标志着以一个政党——而不是以某个杰出人物——来治理国家，实现西方式的民主政治的尝试，已告失败。孙文成为国民党的唯一领袖。现在，尽管他和南方秘密帮会的关系日渐疏远，但那些秘密组织对他的影响，肯定还将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在这期间，他和东部（上海）秘密帮会的关系仍然相当密切，上海青帮大头子陈其美一直伴随在他左右。孙文并没有打算和帮会一刀两断。这就是说，在孙文的领导下，中国将不会走代议政制的道路，很可能是实行以领袖人物通过执政党来控制政权，安排国家的民主进程这一政治方式。
孙文在写给南洋党人的信中，明确表明，他要建立一个帮会组织，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本党系为秘密结社，非政党性质。各处创立支部当秘密从事，毋庸大张旗鼓，介绍党员，尤宜审慎。”孙文致陈新政及南洋同志函。《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时光仿佛倒流到了兴中会时代。
7月8日，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时，黄鬍子公开表示不屑为伍，他宁可远赴欧洲，也不肯入党。李烈钧、陈炯明等人亦纷纷大加反对。他们一致拒绝入党。当时陈炯明在南洋，孙文几次写信叫他去东京，他都不去。甚至连朱执信这样忠心耿耿的党人，也迟迟没有履行入党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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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第二章坐失良机（8）
为了搞一个折衷方案，胡汉民曾经约了一批党人，在青山町七丁目一番地举行会议，历时七小时反复讨论，终于达成协议，将誓约中“附从孙先生”字样，改为“服从中华革命党之总理”。
本来这是最有希望为众人接受的，但由于陈其美的坚决反对而告搁浅。鉴于他在帮会的历史和地位，也许他觉得还是秘密帮会那一套更为可靠，对人的控制更为严密，甚至可能连按指模这类主意都是他给孙文出的——虽然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