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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第四师团位于大阪的司令部，虽然该部队打仗不行，但司令部却比其他部队
的气派得多。在很多人印象中，二战中的日本军队个个都是亡命徒。然而很少有
人知道，当时的日军中有一支以战斗力差而闻名的另类部队，它就是号称“皇军
中第一窝囊废师团”的大阪第四师团。日本历史学家关幸辅在文章《日军第一窝
囊废师团》中，曾详细描述了第四师团的各种佚事。有意思的是，这支著名的“
弱旅”在战后竟保留了自己的番号，直到今天，日本陆上自卫队中仍编有第四师
团这支部队。
大战前官兵集体装病，暴怒指挥官坐镇医务室
大阪第四师团成立于1888年，士兵主要由大阪的菜贩走商组成，是日军中的资格
最老的师团之一。这支部队下辖四个联队，配备了一流的武器装备，堪称日军“
精锐”。然而它成立没多久，“窝囊废”的名声就传遍了整个日军。尤其是第四
师团的核心部队——第八联队，因为在日俄战争中屡战屡败，获得了“败不怕的
八联队”绰号。
此后，直到抗日战争爆发，第四师团再没上过前线。不过，这并不等于它没有表
现“勇敢”精神的机会。1933年，第四师团二等兵松井在大阪市中心闯红灯，结
果和警察发生冲突，师团长寺内寿一为了“维护大日本皇军的尊严”，毅然带兵
砸了警察所，史称“大阪Go－Stop事件”，第四师团在日本国内的“武勇”可见一
斑。
1937年，因驻华日军兵力吃紧，日军大本营将第四师团调到中国东北，划归关东
军序列。怎样才能让这支部队焕发战斗精神呢？日军大本营着实费了一番心思，
结论是指挥官对于一支部队的战斗力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于是日军大本营先后调
来几位名将整训该师团，例如绰号“马来之虎”的山下奉文就曾担任过师团长，
但他也拿自由散漫的第四师团没办法。
精训两年后，第四师团终于有了露脸的机会。1939年，苏联与日本在中蒙边界的
诺门坎地区发生战争，关东军下令驻扎在伪满洲国北部的大阪、仙台两师团紧急
动员，增援前线。仙台师团（即第二师团）接到命令后，强行军4天从海拉尔赶到诺
门坎，抵达战场当天就投入战斗，但很快就被苏军打了个落花流水。
与此相反，第四师团的出动命令虽然下达，却迟迟不动。原因是动员令下达后，
师团内的疾病患者激增，放眼望去，满营都是因为五花八门原因要求留守的官兵
。激动的日军联队长在狂怒之下，亲自坐镇医务室参加诊断，这才勉强组织好部
队向前线进发，“联队长改行当大夫”的笑话也就此在日军中流传开来。然而事
情并没有结束，第四师团的士兵们又耍起了新的花招——消极怠工。从海拉尔到
诺门坎，第二师团走了4天，第四师团却整整走了8天，而且大量人员掉队。凑巧
的是，第四师团先遣队到达前线的当天，苏日宣布停战。消息传来，掉队的第四
师团官兵仿佛吃了大力丸一样迅速跟了上来，连留守的官兵也有不少“带病”赶
赴前线，一边还在万分懊丧地抱怨居然没有机会打上一仗。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返程的时候，齐装满员、精神饱满的第四师团，成了日军中
最威武的部队，而率先赶到战场的第二师团却丢盔卸甲、伤兵满营。关东军负责
新闻宣传的军官实在看不过去，提起笔把日军报纸呈上审查的《我无敌皇军第四
师团威势归来》新闻标题改了一个字，变成了《我无伤皇军第四师团威势归来》
，拐弯抹角地嘲讽了这支“软蛋”部队。
尽管出尽了洋相，但第四师团运气却相当好，因为当时侵略华中地区日军战事吃
紧，急需增援，日本军部只好放弃追究第四师团，急调其南下增援。第四师团摇
身一变，又成了日军精锐的第十一军中的一员。
“有第四师团参战，本来能打赢的仗，也会打输……”
其实，第四师团的名声，中国军队早有耳闻，早在徐州会战期间，中国军队就遇
到过一支“奇怪的日军”。当时，面对日军合围，李宗仁指挥四十万大军巧妙地
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但中国军队突围后已是人困马乏，重装备也丢失了很多，
战斗力锐减。在过鲁苏皖边境一条公路的时候，疲惫的中国军队忽然发现路上出
现了一支装备精良的日军部队。
因为部队已十分疲惫，中国军队发现敌军后惊惶失措，混乱地离开公路撤向附近
的山区。奇怪的是，过了很久都没有日军追来，中国军队的指挥官惊奇之余派人
打探，却见那支日军丝毫没有追击的意思，相反，日军还在公路两侧堂而皇之地
烧起饭来。这支奇怪的日军部队正是第四师团的南进支队。
由于刚刚跳出日军包围，形势仍十分危险，中国军队只好横下一条心，硬着头皮
横穿公路而走，结果竟一路平安。事后，南进支队的部队长却以“严格遵守作战
纪律”为由向上级解释道：“没有得到对中国军队进行截击的命令。”
消息传到中国军队耳朵里，“大阪的日本兵不会打仗”的说法就流行开来。每次
战斗，中国军队一听对手是“大阪师团”，往往士气大增，抢着和第四师团交战
。刚到前线的第四师团猝不及防，接连吃了几个窝囊的败仗，甚至牵连了友军，
以至于友邻部队向十一军司令部抱怨：“有第四师团参战，本来能打赢的仗，因
为敌军士气大振，也会打输……”
自此，日军第十一军指挥官只好让第四师团专心在后方“待机”了。曾有一次，
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几不信邪，派第四师团在长沙会战中打主攻，结果第四师
团一进长沙就被赶了出来，全线溃败。守长沙的国民党军队是薛岳所部精锐，也
只有阿南这种榆木脑袋会用第四师团当主攻。
鉴于长沙会战中的表现，第四师团成了日军的“丧门星”，哪个军都不要它，大
本营只好将其改为直辖部队。这下第四师团的兵有的吹了：“老子当兵就在甲种
师团，开战时属于关东军——精锐，仗打起来在十一军——还是精锐，最后十一
军装不下我们了，只好改大本营直辖……”
“保命最重要”成时髦道别语，投降后在美军营前摆地摊
第四师团虽说窝囊，但毕竟是甲种师团，老兵多。由于日军作战损失很大，急需
补充老兵，便不时抽调第四师团官兵补充到其他师团。当时，日军各部的临别致
词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第二师团，战况较好时就说“武运长久”；情况不妙时
就说“九段坂见”（靖国神社在东京九段坂）。然而第四师团的官兵告别时，却常
说“御身大切”，翻译过来，即“保重贵体”、“身体第一”，或者干脆就是“
保命最重要”。
后来，日军在进攻衡阳和芷江时遇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战斗一开始，来自第
四师团的老兵又故伎重演，从军官、士官到老兵纷纷入院，消极但合理地拒绝作
战。当负伤的日军士兵到医院的时候，那些“养病”的第四师团“前辈”们还要
问：“你为什么要这样玩命啊？”当被问到自己为何不愿意参战时，这些“病号
”却豪气冲天地说：“听说这次出击我们是担任佯攻的，这很没有意思，如果是
主攻么，自然是要好好打一仗喽。”
1942年4月，第四师团被调往菲律宾，参加对科雷吉多尔要塞的最后攻击。这一仗
第四师团一反常态地进展顺利，圆满完成任务，最终在巴丹半岛的美菲军全部投
降。事后才知道这并不是第四师团的功劳，而是菲律宾的美菲军已被切断补给多
日，靠“盐和青菜”活着已经好几个月了，一触即溃一点儿也不新鲜。此后，第
四师团在日军战线后方不断调转，始终没有再参加大的战斗。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第四师团正在泰国的曼谷附近休整。与其他不肯接受战败
命运的日军部队不同，第四师团的投降与回国进行得异常顺利。当全体面色红润
、身体健康的第四师团官兵出现在日本港口时，本土那些营养不良、形容枯槁的
日本人都十分吃惊。统计下来，第四师团是日军南方军中战死最少、装备物资保
留最完整的部队。美军对这个师团的评价是“爱好和平”。而第四师团回国后，
也马上体现出这一特点来，回国后第二天，就有官兵跑到美军兵营前，整齐地摆
开摊位，兜售起战争纪念品来。
大阪商贩蔑视皇权，不愿充当战争炮灰
第四师团为什么在日军中这样独树一帜呢？作家司马辽太郎认为，这是大阪的独
特文化造成的。在古代日本各地，基本的社会结构是农民依附于拥有土地的诸侯（
即大名），而诸侯服从于天皇。这种长期不变的社会结构导致日本形成了上下级关
系严格，富有服从精神的文化特点，也是二战中日本军队普遍狂热“效忠天皇”
的心理基础。
然而大阪却有些不同，这个地方是著名的商业城市，居民多与商业有关，对大名
的尊重十分有限。反之，围绕着苛捐杂税等问题，大阪人几百年如一日，不断和
大名斗智斗勇、讨价还价，所谓忠诚，那就更谈不上了。于是，天皇在大阪人心
目中的地位也与其他地方不大一样。虽然在二战中，出身于大阪的士兵也受到了
军国主义的蛊惑，然而大阪人却不会急着去“为天皇而死，为大日本帝国而死”
，能不死还是不死。看待上级命令，出身于大阪的官兵也习惯“讨价还价”、“
斤斤计较”，不会像其他部队那样闭着眼睛执行到底。甚至第四师团内部还制订
了所谓“无益的牺牲不要付出”、“不合理的战斗不要参加”、“穷途的敌军不
要追”的“三不要”原则。
日本历史学家关幸辅在《日军第一窝囊废师团》的最后部分，对第四师团做了一
小段总结，说得真是有几分道理，“如果日本的军队都像第四师团这样，大概中
日之间也就不会发生战争了吧？要是这样，也就不会有日本的战败了吧……”
（转载自网上无锡小兵文）
转：关于国民党抗日之真相
更新时间2011…5…24 15：31：13 字数：6335
国民党抗战奇迹之一：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
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进行抵抗，是中华民族每个成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就算不积极投身抗战，最起码，不能投敌，资敌，助敌。而国民党军队，这支但负着主要抗战使命的军队，却出了一个世界军事史上令人瞠目结舌的记录：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
不信吗？我们先来看看侵华日军死亡人数。日本厚生省1964年调查统计，侵华日军死亡43。56万人，美国统计为死亡44。7万人（详见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著：《中国战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916页注释2）。这是日本自己的和美国统计的，两个数字相差不大，所以还是比较可信的。也就是说，侵华日军死亡（包括被国民党军打死，被共产党军打死，病死等等，总数）人数为45万以下，即国民党军杀敌人数不足45万。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国民党军投敌人数。据李敖的《蒋介石评传》以及《自己不洗别人洗》一文的统计，国民党军队抗战期间投敌人数约为50万人。而《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如是记录：“叛逃的将军1941年有12个，1942年有15个，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两者都认为国民党军队投敌约50万，相互印证，此数据应该比较可信。
所以可见，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当了伪军的有约50万，而就算侵华日军在抗战期间病死、被共产党军队打死、其他一切原因死亡的一个也没有，死掉的全是被国民党军队杀掉的，那国民党军撑死也只杀敌45万。无论怎么算，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投敌人数还是超过了杀敌人数。这是国民党在抗战期间创造的第一个战争奇观，国民党军队也因此成为整个二战盟军中唯一的异类。
国民党抗战奇迹之二：给伪军发军饷
有人开玩笑说，伪军没战斗力，只是消耗日军的粮食，也算是桩功绩。是这样吗？顶无极的事实是，有些伪军（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在投敌后，仍然领着重庆的军饷，领着非沦陷区人民的血汗钱帮日本人杀中国人。这是降将们亲口告诉日酋冈村宁次的原话：“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1942年10月）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稻叶正夫编写，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翻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327页）。此乃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创造的第二个战争奇观并成为盟军中又一唯一的异类：身处盟军阵营，却给为日军服务的伪军发军饷。不过神奇的是这些伪军竟然也有原则：只打共产党，不打国民党。
国民党抗战奇迹之三：山西国民党军（注意：是国军，不是伪军！）竟被日军称为“友军”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下册第一章第一节中记载41师团在1942年2月扫荡沁河地区决死一纵队时提到“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了战斗，此点值得注意。”
山西新军决死队被中共赤化后，阎锡山万分恼怒，双方互相攻击。但只见山西国民党军作为日军的“友军”共同打击共产党军队，而不见共产党军队作为日伪的友军共同打击国民党军队。不也能说明点什么吗？
当如今翻案风盛行的时候，强调国民党军抗日功绩成了很时髦的事情。很多人振振有辞地指责中共的历史教材隐瞒了国民党抗日主力的真相。这些人不曾想过的是，在隐瞒这一方面的时候，殊不知中共也隐瞒了国民党军上述顶风臭八百里的光辉业绩哩。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国民党军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给伪军发军饷，给日军扫荡共产党之时作为“友军”参加作战之类的事情，鄙人中学历史课本（1996年至2002年期间的浙江中学历史课本）上是绝对没有提到的。过去的中学教材，最多指责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但国民党军积极投敌，与日寇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共同**之事，中共的历史教材还是对国民党给足了面子的。现在既然指责中共的官方历史教材隐瞒真相，那么就得把所有被隐瞒的都列出来，怎可只揭示功绩而对丑行继续隐瞒？对那些打着还原历史真相旗号，动辄发上国民党击毙日军将领数量、自己牺牲将领数量来试图强调国民党抗日功劳的人来说，可别忘了从那些看起来很漂亮的数字中扣除国民党上述对抗日的“负贡献”，然后看看剩下来的是正数还是负数。
国民党抗战奇迹之四：逼老百姓帮日军打击本国军队
这就完了吗？不，还没完。国民党政府自己的军队自己当了伪军、汉奸，认贼作父，卖身投敌后，似乎仍然嫌日军所得的帮助不够，于是还通过横征暴敛逼迫老百姓当汉奸，为日军服务。这是撒谎污蔑吗？我非常希望回答为“是”，但现实就是残酷的。
“1944年4月中旬，1944年4月中旬，日本6万军队对中国这个闹饥荒的省（河南）发起了进攻……而当地的农民用草耙就把5万中国军队解除了武装。日本人花了三周的时间，击溃了30万中国军队，控制了到汉口的铁路。”——布赖恩。克罗泽：《蒋介石传》第十八章“战争结束”
“1942—1943年冬天发生了全面的饥荒，许多人吃树皮、草根和牲畜的饲料。据报道有吃人肉的。大约有两三百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另外有300万人逃难到省外。随后，有几十万河南农民被赶到一起，让他们用马车和手推车把粮食运送到征粮中心，为军马找寻饲草，修筑公路，和开挖一条300英里长的巨型反坦克壕沟——最后证明这是完全无用的。将近100万人被征募去加高沿黄河的堤坝。对于这样的劳动，农民得不到工钱，他们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备饭食。1944年春，他们深沉的忿懑变得表面化了。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5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了。”——《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八节
“从政治上看，一号作战对国民党人也是一场灾难，因为不论是在重庆还是在战场上，不称职和腐败（除了在湖南尚有英勇的战斗）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几达半年之久。没有比一号战役开始阶段这场灾难更令人触目惊心的了，当时正遇上了1944年春季河南的大饥荒。无论重庆政府，还是河南军政当局，对这场饥荒都毫无准备，尽管灾情的发展已能明显地看出。当饥荒袭来之时，当局远没有提供任何救济，横征暴敛一如既往。投机活动极为普遍。当中国军队面对一号作战逃跑之时，长期受压的农民夺取他们的枪支并向他们射击，然后欢迎日军。”——《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二章第十四节
“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8943；&；#8943；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八节
本国老百姓自发冒着生命危险给敌国军队送慰问品，这在中国历史上不是第一次。《资治通鉴》第三卷记载过，公元前314年齐国攻打燕国。燕国政权极不得民心，燕国自己的士兵无心作战，连城门都懒得关。而燕国百姓竟然“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结果齐国“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进展顺利得令齐宣王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人力所能为。但是当时毕竟还只是两个同属诸夏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而抗日战争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两个完全不同民族的殊死较量。在这种场合政府仍然把老百姓逼到“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的地步，不得不承认国民党政府还是创造了一个中国历史上的记录的。
看到如此令人心酸的事实，难道我们能责怪那些中国农民不爱国吗？恐怕很难。当自己的国家对待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