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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令傅奕上奏说：“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如果看一看各史书的天文志中，对于出现太白的天象的解释，就会发现，几乎全都是凶象，分为各种情况。傅奕所上奏的这一次，当属“王者疾病，臣诛其父，天下易政，大乱兵起”的这类。当时李渊的反应是把傅奕的奏折拿给李世民看，这其实是要他自杀。单看这些卜语，的确很吓人，不由得人不害怕。这件事差点使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泡汤，当然也就不会有后来的贞观之治了。李渊的反应是正常的，不管是认真也好，吓唬一下也好，至少说明他不甘心从皇帝的位置上退下来，而且李渊也曾表示过要让位给太子然后自己去逍遥的人。太平公主指使术者这么对睿宗说，连说的话都相似，其用意可见一斑。
但她想错了，和李渊不同，李旦从来都不曾有过什么大的志向，更没有野心，他表示退位是真心的，因此听到这番话后，意想不到的结果出现了，那就是这个术者的话坚定了李旦让位的决心：“传德避灾，吾志决矣。”既然天意如此，那我还赖在这个皇位上干什么呢？免得以后自己也被人拉下来，那就不好了。但李渊的先例或许对他也有影响，毕竟那一次真的是转天就出事了，李旦不可能不害怕。
太平公主没有想到，自以为能够置李隆基于死地的事情，居然最后成了这个样子。于是她赶快带着人力谏不可。睿宗这时说他曾劝中宗让位给自己的儿子，中宗没听，果然遭到祸乱，既然自己当初劝哥哥这么做，而今自己又有什么理由不这么做呢？
唐玄宗李隆基像
其实睿宗让位的消息一传出，吓着的不单单是太平公主等人，就是太子李隆基也是吓了一跳，赶忙跑到睿宗面前，跪下来小心翼翼地询问这到底是为什么。李隆基大概怕这是父亲对自己的试探，一旦中计就无法挽回了，所以诚惶诚恐。睿宗也看出他的疑心，就对他讲：“社稷所以再安，吾之所以得天下，皆汝力也。今帝座有灾，故以授汝，转祸为福，汝何疑邪？”也许睿宗心里是这么想的：你不要怀疑了，我让位给你是真心的，只要你能让我安度晚年……但李隆基仍然坚持不肯，睿宗又说“你是孝子，又何必等我死了再即位呢”，于是李隆基涕泣着走了出来。这就算是默认了吧。在他的眼泪之中，自然有高兴，但也有感激，或者做戏的成分也有，不管怎么说自己不必再为地位不稳而担心了。尽管后来睿宗下诏时又推辞，那基本上就是在走形式。
这一年（712）的八月初三，李隆基从自己父亲的手中接过了皇帝的玉玺，成为了大唐第六代男皇帝（出了一个武则天还真是“麻烦”啊，算上她的话李隆基就是第七代了），庙号玄宗，在他死后谥为“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人们多称其为“孝明皇帝”，即“明皇”，唐明皇的称呼就是从这里而来。
总之，玄宗即位，一个新的时期即将拉开序幕。
三
序幕将要拉开，但是却要再等些时候，因为阻碍拉幕的人还在。
太平公主知道睿宗传位无法挽回，那也没办法，只好认栽了。但是，如果自己的哥哥仍然掌握着政权，那么自己仍有希望获得权力。
其实，既然新皇即位了，太平公主就该认命，而不该再勉强下去，但她不甘心，不甘心自己将退出政治舞台。就是在这种权力欲的驱动下，她向已退位为太上皇的李旦提议，仍然要亲自执掌政权。出人意料的，这一次李旦很痛快地答应了，一来大概也有些舍不得权力，别看拥有它时不在乎，而退位之后却觉得它的可贵；二来，如果自己真的一点权力都没有了，那么一旦儿子耍起性子来，不认自己这个太上皇，或是一意孤行地做出什么事来，那岂不糟糕？所以他问李隆基：“你是不是觉得国家事务十分繁重，要让朕帮你处理一些事务呢？”还没等玄宗回答——估计玄宗听到此话也回答不上来什么，只有点头称是的道理，自己刚即位，哪里能一下子就像脱缰的野马不服管教？于是太上皇教育新皇帝说：“想当初尧禅位给舜之后，还要亲自到各地去巡视，现在朕虽然将帝位传给了你，哪能对家国之事漠不关心呢！此后凡有军国大事，朕还是会参预处理的。”反正琐碎的事情李旦是脱身了，但涉及到重要人物的事情，他还是不肯撒手。如此，太平公主的目的就达到了。
第三部分宋璟像
由于是刚即位，玄宗还来不及铲除朝中太平公主的势力，当时宰相中七个人有五个是太平公主的人，更不用说其他大臣了，几乎一半都是太平公主的党羽。情势如此，放到哪个皇帝，都必然是置之死地而后快，对于想要有一番作为的玄宗来讲，更是如此。
恰好，这时已有认为奖赏与功劳不相符而口出怨言的刘幽求和右羽林将军张NFEFD一起密谋铲除这些人，并将这些告知玄宗。玄宗当然认可他们的行动。可是张NFEFD却又将这些告诉了邓光宾，玄宗得知后大为害怕，怕有人将这些告诉太上皇，索性自己先去报告，免得让太上皇说他刚即位就敢不听话。负责审判的官员最后判刘幽求死罪，玄宗怕以后没有人敢再这么说了，而这又实在不是自己所希望的，于是又转过来替他们向太上皇求情，最后一概外放了事。
机会来了，在开元元年即公元713年的六月，王琚和崔日用对玄宗说事情已经紧迫了，应该马上动手，“太平谋逆有日，陛下往在东宫，犹为臣子，若欲讨之，须用谋力。今既光临大宝，但下一制书，谁敢不从？万一奸宄得志，悔之何及？”现在你已经是皇帝了，你下诏书惩治她还有谁敢不听从吗？玄宗并非不想这么做，他的顾虑主要在于太上皇，就和当初李世民发动政变时的顾虑一样，也是顾及这样做会有损孝道。不过既然是皇帝嘛，那就怎么说都有理了，崔日用拿出“天子之孝在于安四海”的大道理出来，玄宗也就被说动了。
崔日用还提出一个很概括的行动方案，即“先定北军，后收逆党”。无疑这是十分妥当的策略，重要的就在于兵权，先定“北”军，即玄武门那里的守军，这几乎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控制了北军，再收捕乱党，自然是百发百中，而且这样做，“不惊动上皇矣”。当然，如果真行动起来，起初太上皇自是不知道，但早晚会知道这桩事情——那也顾不得了。
计划定好之后，七月，魏知古状告太平公主打算在当月的四日作乱。玄宗当下便让羽林军突入到武德殿，自己则与两个弟弟和其他一些大臣商议怎么捕捉太平一伙乱党。初三，唐玄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几乎没费吹灰之力，便将太平公主的一些党羽杀掉了，由于杀掉的人并不是非常重要，杀的方式也十分简单，史书中也就是寥寥几笔，因此不详述了（其实这些废话都比那个过程要长）。
这个过程看似简单，但当时必定刀光剑影，喊杀声冲天，因为这惊动了太上皇。李旦听到事变发生的消息后，登上了承天门的门楼。郭元振上奏说是皇帝奉太上皇的诰命（太上皇诰命何在？他都不知道有此事，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诛杀窦怀贞等奸臣逆党，没有其他的事。随后玄宗也来到门楼之上——他来干什么？可能是解释，也可能是“逼宫”。推测众目睽睽之下，解释的可能性要大一些，但李旦肯定晓得玄宗的意思，马上颁诰列举太平公主亲信窦怀贞等人的罪状，然后大赦天下，但逆臣的亲属党羽不在赦免之列。
从这一次的事件中，李旦嗅出了不寻常的味道。李隆基上一次可以发动政变诛杀韦后，这一次又瞒着自己发动小政变铲除太平公主的党羽，下一次，未必不敢发动政变从自己手中彻底夺权。心有余悸的李旦当下就表示“自今军国政刑，皆取皇帝处分。朕方无为养志，以遂素心”，彻底地不再参与政治，这与李渊的态度是完全一样的，李旦也终于提前几年成为一个“历史人物”。
那么，太平公主又怎样了呢？在事变发生之后，太平公主逃到了山寺之中，三天之后才出来，回到家便被赐死了。在她死后，她的余党一个一个被清理，只有她的儿子因为挨了她一顿鞭子（表示和她不同道）才得以免死。
开元通宝，唐朝最鼎盛时期的标志性货币。
不错，太平公主确实反对李隆基做皇帝，而且是出于私人目的，人前人后一直在说“睿宗舍长立少已经是不合适，而且皇帝又失德更应该废掉”之类的话，判个死罪也差不多，但无疑玄宗泄私愤的成分也很大。至于太平公主有没有策划那起未发生的谋反政变，史书上的记载并不详细。事实上如果记下来的话更有利于玄宗，但我们看到的就是太平公主今天找几个人说什么，明天再找谁说什么，即使是策划谋反政变，也只是找了一大堆的人密谋，但怎么谋的，根本没说清。既然玄宗知道得很详细，那么就不该这么简略地记一下就算了，最后只是凭魏知古空口无凭地说一句“太平公主计划在四日谋反”便下手，这一切似乎都有可疑之处。我们知道，侯君集参与李承乾的谋反，众人当时割破手臂饮酒为盟的情景，史书上写得栩栩如生，如果是编造的话不会编的这么自然，何况，可以给李承乾编一个谋反的情景，就不可以给太平公主编一个吗？总之，给我的感觉，太平公主的计划很模糊，倒是玄宗的计划很明朗，最后将计划付诸行动的并非太平，而是玄宗。很可能是玄宗为了铲除姑母这个异己，强加给她“谋反”的罪名，至于她到底有没有策划那起七月四日的政变，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她确有谋反的实力和动机。所以，不管太平是不是真的“谋反”了，她都必须“谋反”。
至此，太平公主这位帝国的公主，真正的覆灭了。而睿宗在正式离开政治中心之后，于开元四年夏六月逝世。
李隆基，从临淄郡王到平王再到太子，终于成为皇帝，只有两三年的时间，一切都是凭着他的才能、实力与魄力。大唐在混乱了一阵子之后，终于迎来了一个可以带给它安定而后又带给它无比创伤的人。于是，历史上一个名为“开元”的时代，向世人发出吼声——
我来了！
第三部分乱后的曙光·肃代两朝纪实（1）
乱后的曙光——肃代两朝纪实
唐代这个颇有些传奇色彩的王朝，不乏盛世，亦不乏大乱。肃代两朝似乎素不为人所重视，也难怪，它的前面是由开元到天宝“天上人间”的转型期，后面又是德宗贞元至宪宗元和年间的所谓“小中兴”。然而，如果没有肃代两朝的靖乱与恢复，那么大唐后来的命运又会是如何呢？
一
安史之乱形势图
时间走到公元756年，这一年，本来应该叫天宝十五载——尽管已经这样叫了大半年，却因为发生了太多的事，终于宣告了天宝这个年号的终结。
就在前一年，玄宗的干儿子安禄山起兵叛乱。
安禄山本来是想在玄宗死后再起兵的，奈何朝中总有一个人在皇帝面前说他要谋反的坏话，又搞出很多事情来激他，安禄山一阵阵恼火，索性真的提前造反了。
那个总说安禄山要反的人便是杨国忠。我们也不必佩服杨国忠有此先见之明，他之所以和安禄山过不去，是因为他与安禄山有隙，多半是想借此来打击他，这属于权力场上的倾轧，并非是为了国家，否则也不会听说安禄山谋反而高兴了。
他高兴得太早了。显然“不过旬日，必传首行在”只是一个幻想。安禄山的强大超出了他们的想像，也就是说，他们，包括唐玄宗在内，都低估了安禄山。
在安禄山成功的众多因素中，不能排除宗教信仰这样一条。现在更多的人相信安禄山是粟特人。安禄山所亲信任用的多是他本族人，而他在粟特人当中的地位则是汉族人无法想像的。曾看过《考古中国》中的一集，《发现虞弘墓》中就说，“禄山”其实就是轧荦山，即袄神出生的地方。那么关于安禄山的名字，有多种说法，据说在突厥语中，是“战斗之神”的意思，又有人考证出来是光明的意思，然而又有人说是“亚历山大”。总之不管他的名字究竟是何意，安禄山在粟特族中的地位是崇高的。
就这样，安禄山只用了一年时间，便打到了长安。
本来，路途中他们是遇到了麻烦，而且安禄山本人曾一度在潼关前抓狂。唐军兵力分散，而且国内之兵此时多不可用，平日未经训练，说是一群乌合之众也不为过，可好歹还是能够抵挡一阵子。而事实是，最终唐军以错误的战略战术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因而长安的东大门潼关被攻破了。
唐军本不该轻易出动，尤其是像潼关这样战略意义重大的要道，更应该重兵把守，何况此时也并不具备主动出击的条件，如果这支唐军能像唐初那支玄甲军或是安西那支百战精兵一样，那么自然不用发愁，难道谁还愿意被动挨打吗？因此对于唐军来说，在潼关拖住安禄山是个无奈的必须选择。然而，玄宗却杀了退守潼关的高仙芝、封常清，又从家中把病废的哥舒翰推到了战场。
这里想说说这三位将军。这三个人中，最先死去的是封常清，而随后被杀的高仙芝是高丽人，即所谓的蕃将。他们同时因为战争不利退守潼关被玄宗以战败弃地罪而杀，其中宦官边令诚的作用不可低估。两位将军接到诏书后都慷慨受戮：封常清死前将一道表章交给边令诚，表中看不到一句怨言，反而处处体现着对大唐的一片忠心，“即为尸谏之臣，死作圣朝之鬼”，是有些愚忠的意思，我们至今看这道表都觉得很不忍，不知玄宗看后是什么感觉……而高仙芝则不承认“盗颉资粮”的罪名，他对部下说：“我有罪，若辈可言；不尔，当呼枉。”话音刚落，军中都喊：“枉！”然而高仙芝还是从容赴死了。读到这里时，总会让人感觉很难受，不禁想起了同样因为坚守不战而被换下的廉颇，他没有被杀实在是很幸运了。高仙芝将军固然是蕃将，但他对大唐忠心耿耿，可见唐玄宗宠信蕃将本身并没有错误，只是他识人不明，宠错了安禄山。何况，不是蕃将，就不会造反了吗？
被换上来的哥舒翰，大家应该不陌生吧，他就是“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中的那位令人敬佩的将军。他接手潼关后，当然不会像没头脑的赵括那样立刻出兵，他也同样采取了坚守的策略。当时的情况，无论换哪个人，只要头脑还正常些，就不会带着一群乌合之众去送死。尽管郭子仪、李光弼也如是说，奈何杨国忠却惧怕哥舒翰谋算自己，劝玄宗不要错过这个机会。玄宗本来就想主动进攻，此时更是听信了杨国忠的话，派去了一个一个的使者。我们看到的情形是：“翰不得已，抚膺恸哭。”于是大哭一场之后，哥舒翰被迫出兵了。
第三部分乱后的曙光·肃代两朝纪实（2）
这样的队伍出去打仗结果可想而知。唐军号称二十万的大军，就这样败了，连哥舒翰本人都被俘虏了，或者说，是被部下当作奇货卖给了安禄山。那个部下自己也并未得到好处，反被安禄山杀掉了。所以说要想做叛徒也是有“风险”的，得到青睐的不少。而被杀的也有不少，所以叛变的时候，要么等着敌军或是自己的手下把自己抓去再投降，要么就把戏演足了再叛变，而主动叛变的，只怕多半得不到好处。
在安禄山面前，哥舒翰又是什么表现呢？只见哥舒翰跪伏在地，说道：“臣肉眼不识圣人……”这里我不想过多地指责哥舒翰，战败他的确有责任，而且被俘后如此表现确实令人大跌眼镜，但是哥舒翰还是尽到了一个为将的职责，他也曾想过收拾散兵去把潼关再打回来，但是未及行动，就被抓了。
所有这一切的结果，不能不说与杨国忠有关，是他在这种紧急时刻还有心思搞政治斗争，“今日之事，非宰相之过”，直到这时，他还在想着事故责任人的问题，说不是他的过错，有谁会相信呢？不过，即使没有杨国忠，情况也不会好到哪儿去，因为唐玄宗本人此时的糊涂是不比杨国忠差的。
于是，在一个黎明，玄宗皇帝带着杨氏兄妹，带着自己的儿孙，偷偷地出了长安，将自己的都城和臣民们彻底地抛弃，一步步远离了他们……
二
玄宗皇帝带着儿孙和杨氏兄妹等人，凄凄惨惨地到了马嵬坡，发生了著名的“马嵬之变”，中国古典四大美人的杨贵妃香消玉殒。
关于这件事，后来很多诗人都写过诗哀悼贵妃之死，倒是唐末的郑畋写诗称赞了一番唐玄宗，说他能在此时杀贵妃，“终是圣明天子事”，可见还不是完全的昏聩。于是有人说郑畋有宰相之才，又有人说他是没心肝。其实不管怎么样，玄宗此时都必须杀了杨贵妃。
军士们心中不满，颇有怨气，于是发生哗变，杀了当朝宰相，又逼皇帝杀了自己的爱妃。一切发生得都很自然，自然到甚至可以忽略背后的主谋。
然而如果真的没有主谋，那么这些人的胆量就实在太大了。有句话叫“敢怒不敢言”，很多时候怨尤是有的，但是胆量就不一定有了。放开玄宗此时还是一个很有威信的皇帝不说，单说当时人的观念，如果没有一个带头的人，谁敢这么做？何况此时也并不是“礼崩乐坏”的时候，就是真的“礼崩乐坏”，像隋炀帝大业末年，天下已经到那种地步了，军士们的怨言怎么也比马嵬坡这群人的怨言要大，但是要想谋叛皇帝，尚需仔细筹谋，而且最后是找了一个首领才敢于办事。那么，马嵬坡上发生的事变，就不得不让人怀疑到当时的太子李亨身上。
杨贵妃之墓
公元618年，想要作乱的几个人找到了宇文智及，以他为中间人找到了宇文化及，当把那个天大的谋划告知宇文化及后，宇文化及“变色流汗，既而从之”。公元756年，想要“作乱”的陈玄礼找到了李辅国，以他为中间人找到了太子李亨，当把那个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