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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里，一切都是颠倒的。中国人民，不，全世界人民都承认我们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领导我们打了天下，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国以后，又是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思想领域里取得了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这是有口皆碑的。可你却跳出来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制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你究竟想干什么？”他提高了嗓门，又说：“你是不是想把毛主席赶走，你上台？你太不自量力了。让你这样满脑子旧思想的人上台，中国只能退到旧社会中去，中国人民还要受二茬罪……”
在整个批判彭德怀的过程中，林彪的发言调门尤其高。当时有不少人处于观望态度：或思想不通，或撕不开面子。惟独林彪一改以前和彭德怀的关系，大肆给彭德怀滥加罪名。
随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定，即刻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定在8月2日。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斗争有了新的部署，这并不因为他的检讨多么诚恳而变动。
那天，实到中央委员147人（缺席44人），列席15人，与会者共162人。
第二天，大会一致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
由于在会上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同情和赞同彭德怀的意见，也一同把他们打入反党集团的成员。
这次庐山会议受益最大的就是林彪，他踏着彭德怀倒下的身躯当上了国防部长，挤进了党和国家要人的行列里。
在南巡视察中，毛泽东感觉到林彪一伙要搞武装政变。他发出警告：少数人不要跟林彪干坏事。十二年后，林彪走完了他的“O”形路。
历史往往是那么有趣，当年林彪打倒彭德怀后，仍不甘心还要再踏上一只脚，也许是报应，林彪在同一地点、同一类型的会议上，完成了他的“O”形路途，跌入了庐山的深渊。
为了动摇林彪在党内军内的反党根基，1971年8月14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南方各省巡视一番。这是一个英明的决策，但在当时也确实存在着危险。
毛泽东的南巡行动，使林彪一伙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极力寻找机会，乘毛泽东外出下毒手。8月16日，毛泽东到达武汉，住了10天，与湖北、河南的党政军负责人谈话5次，除了解各地的问题外，主要是谈1970年庐山会议这场斗争。毛泽东南巡的谈话后来作了整理，形成《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其中谈到林彪集团问题的有：
庐山飞云雾（7）
“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我们这个党已有五十年的历史了……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5个常委瞒着3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8月23、24到25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6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7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做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说不要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或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就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这些谈话对林彪集团是致命的打击，林彪一伙必然千方百计地要打探到这个谈话的内容。林彪手中虽然有一定的军权，但在毛泽东看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信得过、靠得住的。他在谈话中曾说道：
“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在这段话中，毛泽东似乎察觉到林彪一伙要搞武装政变，他发出警告，同时也告诫军队，不要跟林彪干坏事。
毛泽东在武汉做的谈话，一时没有传到林彪的耳中。毛泽东也做了交代，大家都先不要传达，他讲的是个人意见，先打个招呼。
8月27日至9月2日，毛泽东到了湖南长沙及江西南昌，这两地稍住了几天，先后接见了湖南、广西、广东、江西、江苏、福建等省的党政军负责人，并做了不少谈话。在南昌时，毛泽东听取了江西省负责人的汇报，在南昌地区做了参观。他看到了林彪在江西建造的一个巨大工程。
这个工程不在地上而在地下，是一个指挥用的工程。它可以指挥全国。江西省委负责人说，这件事是中央下达的任务，江西搞了很多年才完成的。可是毛泽东根本不知道。这引起毛泽东高度的警觉：这是林彪打着中央的旗号，向下下达的任务。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一看这个工程，就了解个大概了。这是林彪搞政变后，企图另立中央，实行南北割据用的一个指挥机关。江西这个工程搞了那么多年，毛泽东一点不知。毛泽东参观完这个使他“大吃一惊”的工程后，没有在南昌久住，就匆匆地奔向浙江杭州。
9月3日至10日，毛泽东在杭州逗留。这是林彪一伙组织的所谓“联合舰队”活动的地方，也就是要实施“武装政变”阴谋计划基本力量的所在地。毛泽东到杭州是很危险的，也许毛泽东在杭州期间已估计到或察觉了什么。9月8日午夜，毛泽东刚吃完夜餐，突然下令将停在杭州笕桥机场附近的专列立即转移。9月10日下午3时，又突然说：“现在把车调回来，我们马上就走。”并告诉别人，不要让林彪死党陈励耘等人送行。毛泽东采取的措施使他得以安全地离开杭州。
9月10日近晚，毛泽东的专列到达上海，停在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处。此时，林立果“联合舰队”收到了上海发来的密语情报：“王维国因病住院了。”下毒手的时候到了，林立果等估计毛泽东会在上海住几天的，然而出乎意料，毛泽东乘专列到上海后，并没有下火车，毛泽东就在专列上过了一夜。11日上午，许世友从南京赶到上海，直奔专列，毛泽东在列车上接见了他。但是，没有准许安排在上海谋杀毛泽东的林彪死党王维国上火车。事后，王维国长叹一声，一下子瘫倒在停车场休息室的沙发上。可见，毛泽东对王维国等人已有了高度警惕。11日中午，毛泽东叫许世友等人下车去吃午饭时又把王维国叫上了车。这种时叫时不叫，使王维国不知所措。11日下午，毛泽东又突然下令列车离开上海，直奔北京方向。这一行动完全出乎林彪一伙的意料之外。
9月11日晚，毛泽东的专列正以全速向北京驶去。晚上20点多钟，毛泽东的专列驶过苏州车站，平安地掠过硕放铁桥。南京、蚌埠、济南、天津都过去了，毛泽东不让停车。专列风驰电掣，昼夜兼程。9月12日下午4时列车到达丰台车站时，毛泽东下令停车，并把吴德、吴忠等人叫到了车上，进行长时间的谈话。列车停了两个小时，到黄昏时分，毛泽东才下令列车进入北京站。毛泽东从北京站下车，安然地回到了中南海。这个消息，使林彪一伙震惊。这个消息，宣告了毛泽东南巡两月的胜利结束，同时又宣告了林彪集团所谓“武装政变”阴谋的彻底破产。
第六章
日出日落天安门（1）
★ 在老百姓的心中，天安门永远与毛泽东联系在一起，好像毛泽东生活在天安门上一样……
如果在中国评选知名度最高的“门”，天安门肯定当选。
这倒不是因为它金碧辉煌，在建筑史上占有怎样重要的位置，而是因为它早已成为共和
国的象征。国徽图案上有它，电视新闻的第一组画面是它，人民币上防止伪造的标志也是它，就连咿呀学语的孩童唱的歌儿也离不开它，甚至打排球拦网成功了也被称为“天安门城墙”……
在封建社会，这里是皇帝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地方。每当举行重大庆典（如皇帝登基、册立皇后等）时，就在天安门颁发诏书。宣读完诏书，用一个木雕的金凤悬着从城楼上缓缓系下来，礼部的官员跪在楼下接诏。这就是所谓金凤颁诏。皇帝利用城楼，显示皇权。至于天安门前的广场，也是禁地。百姓不要说从那里走过，就是多停一会儿，也会以“私窥宫门”治罪……
一唱雄鸡天下白。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后，标志着天安门回到了人民手中。自那以后，广场几经扩建，城楼更加庄严。每逢节日，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举行重大的国事活动。天安门城楼在人民心目中是崇高的，在崇敬之中，也觉得有几分神秘飘渺，可望而不可及。直到1988年天安门对所有的人开放，老百姓才有机会登上它……
从那以后，人们总爱把天安门和毛泽东联系在一起，好像毛泽东生活在天安门城楼上一样。其实，毛泽东一生上天安门的次数也是屈指可数的。有人作过比较确切的统计，他老人家总共上过45次天安门。—正常情况下，他每年上两次，“五一”一次，“十一”一次。非常情况下，就很难说了。1966年，他老人家一年上了8次天安门—他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要接见“红卫兵”小将……
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已经作古，他留下了许多有意思的故事在人们中间流传。同样，他在天安门上也留下许多值得人们回忆和思考的脚印。
毛泽东挥动帽子，亲切地向天安门广场的百万群众致意，这是当年人们非常熟悉的一个画面。直到现在还悬挂在天安门城楼大厅里的一幅巨型油画，就是画的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站立在城楼上，毛泽东面带微笑，神采奕奕，挥动着灰色的帽子的形象。
毛泽东每次上城楼都是走城楼后面的西马道，然后再坐电梯上到城楼的顶层。毛泽东来到电梯的门前，他不急于进去，而是站立在门口。开始大家不知道毛泽东这是在等谁，为什么不进去。不一会儿，宋庆龄副主席来了，毛泽东微笑地上前挽住她的胳膊，并肩走进电梯。这细小的举动，体现了毛泽东主席对宋庆龄副主席的尊重。可是，许多人不知道，在他们来到城楼之前，周恩来总理已经先期到达，他先在电梯里乘坐一个上下，要亲自检查电梯的安全情况。而他自己从不坐电梯上城楼，都是从旁边的台阶拾级登上城楼。上去后，又亲自站在电梯门前迎接毛泽东主席和宋庆龄副主席。多少年，毛泽东主席总是挽着宋庆龄副主席登上城楼，周恩来总理又总是这样迎来送往。
无论是战火乱世还是太平盛世，毛泽东和周恩来同舟共济，可见两位战友情深意笃！毛泽东一上城楼，就快步走到平台的栏杆前，一边高呼“人民万岁”，一边挥帽致意。为了使热爱他的人民都能看见他，他一次又一次从城楼的这端走向另一端，这可不是一般的运动量，城楼平台足足有一二百米长。毛泽东主席丝毫不显得疲倦，脸上泛动着红光。人民的领袖爱人民，人民的领袖人民爱。摄影镜头为我们留下了一个个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
画面是无声的，静止的。摄影师镜头的画外音却向我们讲述着一个个毛泽东登城楼的动人故事。
毛泽东第一次上天安门，心情无法不激动，他对着麦克风说：把水银灯打开，我要看看青年同志们……
一般的老百姓不可能想像，这天毛泽东是清晨才睡觉的。当成千上万的人群拥上十里长街的时候，毛泽东却正在梦乡。
这些日子，他实在是太忙了，也实在是太累了。
经过20多年的艰苦奋斗，马上要建立一个新的共和国，有多少工作要做，有多少事情要处理。他身为统帅，用日理万机这个词是绝对不过分的。
据当时的卫士回忆，他是中午1点钟才起床的。
从他当时的面容看，他睡得不是特别好—他毕竟是要登天安门，他的心中不能没有波澜。
毛泽东有个习惯，起床以后的第一工作是浏览床头的报纸。今天，卫士不得不打断他的习惯，催他穿衣吃饭。
他穿上了特意为他缝制的“礼服”—这是一套黄色的美国将校呢制服，是特级技师为他精心制作的。
他先来到了中南海的勤政殿，在这里主持召开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等领导人欢聚一堂，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2点50分，毛泽东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来到了天安门城楼下，他们要在这里排队集合，登上天安门。毛泽东自然站在了最前面，朱德、刘少奇等紧随其后。
天安门的东西两口有两条马道，是供人们上下天安门用的。毛泽东走上马道的时候，的确有一种“马道通天”的感觉，面前是碧蓝的天空，是一望无际的苍穹，还有那么一两朵云彩点缀。
第一次踏上天安门，心情不免有些紧张。因而，毛泽东的神情是严肃的。他走到天安门的正中央，立正站好，双目炯炯地看着广场上沸腾的人群。
日出日落天安门（2）
这时候，林伯渠秘书长宣布大会开始。
毛泽东迈着稳健的步子，走到麦克风前，环视了一下人群，平缓了一下呼吸。用湖南官话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这声音成为一个历史时期的开始，也成为一个时代的结束语。后来，人们说他在天安门上宣布的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其实不是，他只是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并没有另外的话。
天安门广场上沸腾了。欢呼声、口号声此起彼伏。
按照事先的规定，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要亲手升起共和国的国旗。他大步走到升旗的按钮下，按动按钮，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广场上鸣礼炮28响。
惊天动地的礼炮声，使人们看到，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
此时此刻，领袖的心情是激动的，群众的心情也是激动的。他们浴血奋斗几十年，终于迎来了共和国的成立，也就是说，他们用不到30年的时间，打下了一个新的天下，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激动的吗？
朱德总司令下达阅兵令，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率领受阅部队接受最高统帅的检阅。是军威，也是特定的环境的作用，广场上一点声音都没有，只能听到方队整齐的脚步声。
毛泽东看着这雄壮的队伍，举起了指挥千军万马的手臂，向这支英雄的队伍敬礼。
阅兵到黄昏才结束。群众游行便在“团结就是力量”等歌声中开始了。整个广场上灯笼火把，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
这天，广场上最动人的口号是“毛主席万岁！”
这个口号之所以喊出来，完全是出自人们的内心。人们已经无法用别的语言来表达他们对毛主席的热爱和敬仰之情了。
曾经有人考证过，“万岁”这个词，是有点封建主义的味道，及至后来的“万寿无疆”，则更是旧时代的产物。不知为什么，人们那时偏偏选择了它。
当一个人被千百群众高呼万岁的时候，他的心情一定是不平静的。这天毛泽东自始至终站在城楼上，始终举手向群众致意。面对群众的万岁声，他忍不住朝群众喊：“同志们万岁！”
当青年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通过金水桥的时候，毛主席对他们喊：“青年同志们万岁！”青年学生更加狂热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走到扩音器前，说：“把水银灯打开，我要看看学生们的队伍。”
霎时，水银灯亮了，青年学生更加兴奋，几乎把嗓子喊哑了……
毛泽东朝对面的空座位瞥了一眼，又侧过脸和西哈努克谈话，仿佛根本就没看见那座位还空着。
1971年的“五一”节。
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第6个年头，但这时中国的政局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当然，这个事件中国的老百姓是不知道真相的。这就是毛泽东领导全党在庐山会议上挫败了林彪一伙抢班夺权的计划。
这时的林彪撕去了唯唯诺诺的面纱，公然在高层人士面前表现出他与毛泽东剑拔弩张的关系。
“五一”那天晚上，有盛大的广场焰火晚会。杜修贤和过去一样，随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拍摄中央领导和首都人民欢度节日的镜头。
在这之前，杜修贤要检查一下拍摄的灯具，防止曝光不足，因为有主席出场，不能多用手灯。
晚上的活动往往时间长，场面大，准备不好就会出“洋相”。素以“严”著称的总理，绝对不允许记者，特别是他身边工作的记者在公开场合出半点差错。他们跟了总理十多年，没少受批评，也没少受表扬。
杜修贤到城楼时，工作人员已开始布置城楼的座席，座席排列一般按照职位高低严格划分，台子正中放了一张圆桌，围了几把椅子，两边各又有几张圆桌。正中的那张不用说就是毛泽东和林彪坐的，是张主桌。政治局常委、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坐两边的桌子。中央各部门的领导站在桌子的后面。
晚霞在长安街的尽头露出了痛快淋漓的笑容！
微风徐徐，夕阳已快沉坠到高楼的底层，落在地平线上。
这时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