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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社会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产生,因为其政治机制的桎梏,既不可能像议会制那样去选举,也不可能像多党制那样去竞争,而只能在一个极其有限的圈子——皇室子孙中选择,而且必须遵循老祖宗数千年不变的规矩:立长不立幼,立嫡不立庶。可是这一原则执行起来往往变数很多,比方说,前任皇帝常常以遗诏的形式把他的宠姬或爱子钦定为接班人;或者皇帝断子绝孙了,就只能从远房同宗中找继承人;抑或是皇室衰微,朝纲被一权臣把持,那个实已虚设的儿皇帝就不得不退位——美其名曰“禅让”。这样一来,国家兴亡,百姓苦乐就不是取决于什么政治体制,而是决定于情节各不相同的争权闹剧了。
晋惠帝司马衷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晋惠帝是晋武帝司马炎的次子。他从小生在宫中,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又不好读书,十几岁还不识字,只知寻欢作乐,别的什么事情也不问,什么都不懂。有一次,司马衷在御花园玩,听到一片蛤蟆叫声,他问侍从:“此鸣者为官乎,为私乎?”侍从听了捧腹大笑,其中,有个机灵的人答道:“在官地为官,在私地为私。”又有一次,天下遭灾,百姓饿死不少,司马衷竟然荒唐地说:“他们为什么不吃肉末粥?”
太子糊涂到如此程度,怎么能处理国家大事?不少大臣为此忧虑,晋武帝也不是不知道。尽管如此,司马衷还是当了皇帝。究其实,根源还在当时统治阶级内部的切身利益。看看这类历史故事,你就可以知道,不管封建统治阶级口头上说得多么漂亮,他们骨子里是从来不把民众、国家放在心上的。
晋武帝司马炎即位前,他父母在临终时都曾拉着他的手含泪嘱咐他将来一定要把皇位传给弟弟司马攸。论才论德,司马攸都是比较理想的接班人。史书说他“清和平允,亲贤好施,爱经籍,能属文,善尺牍,为世所楷”。朝野上下,他威望都很高。但是武帝想把皇位传给儿子司马衷。为此,朝中大巨与皇帝多次发生争执,终究胳膊拧不过大腿,支持齐王司马攸的大臣不是被贬官、免职、下狱,就是被活活气死,连齐王自己最后也被威逼而死。
武帝在选择接班人的问题上的所作所为,虽然引起朝臣的担忧,但居心叵侧的人巴不得武帝选白痴当太子,一旦白痴即位,他们就可以独揽大权,随心所欲了。武帝的老丈人杨骏就是其中之一。
公元289年,五十四岁的晋武帝由于多年的荒淫纵欲,一病不起。他的岳父杨骏趁他病重,把原来宫中的侍从都换成了他的亲信。皇后杨芷在武帝人事不省的时候请他让杨骏一人辅政,武帝不知她在说些什么,随便点了点头,杨芷立即矫命下达了诏书。
武帝死后,司马衷继位,贾南风当上了皇后,杨芷成了皇太后,杨骏大权独揽,惠帝成了傀儡,而贾南风却没捞到什么好处。但她生来是一个凶狠毒辣的悍妇,她和几个另有图谋的皇族朝臣串通一气,为争夺最高统治权力,在宫廷中挑起了大规模而持久的互相残杀。晋武帝尸骨未寒,她就立刻策划、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联合汝南王司马亮等人剿灭了杨骏家族,囚禁、饿死了杨芷。后来,死于这场政变的不下万人。
在铲除杨家势力的行动中,楚王司马玮起了关键作用,但他没有得到实惠。很多无功的人反倒加官进爵。但更主要的是贾南风本人也没有得到好处。于是,她又叫白痴皇帝下命给司马玮,让他进京讨伐司马亮,事成后又以擅杀之罪将司马玮和很多朝臣诛杀灭族。
然而在这场滥杀滥捕的大混战中,白痴皇帝司马衷万事不关心,不是去御花园听蛤蟆叫,就是和宫女们嬉戏打闹,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逍遥天子”。
贾南风自己没有生儿子,司马衷只有一个儿子,并且是和一个才人生的。虽然父亲是白痴,但这个孩子倒很聪明,有一次宫中失火,武帝要登高观望,这时,这个才五岁的孩子拉着他的衣襟说:“暮夜仓卒,宜备非常,不宜令照见人君也。”武帝大喜,从此对这个孩子另眼相看。现在,贾南风怕白痴皇帝这个惟一的儿子继承皇位,便用计杀害了这个孩子。她的这种灭绝人性的行径引起了公愤,赵王、粱王和齐王(司马懿的九子、八子和曾孙)率军攻入后宫,将她杀死。从此,统治集团的内讧由宫廷扩展到整个社会。司马懿的子孙们互相领兵杀来杀去,历史上称之为“八王之乱”。
在战乱中丧生的民众有数十万。历史上有名的学者、科学家如陆机、陆云等人也都在战乱中丧命,真正有头脑、有节操的如“竹林七贤”等不得不退隐山林,“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皇室的子孙们(司马氏的皇子皇孙共约五十七人,仅司马炎的儿子就有二十五人)在连绵不断的骨肉相残中亡灭殆尽。司马家族从司马懿起到愍帝司马邺,没出五代人,平均寿命不足二十岁。
白痴皇帝司马衷从此有如丧家之犬,随便那个人都可以挟持他东逃西窜,最后被他的堂兄弟用面饼毒杀。司马衷在位十六年,大权先是被外戚杨骏掌握,后又被贾南风劫夺,继而八王争权夺利,战祸迭起,生灵涂炭,周边各少数民族趁机深入中原参加内战。《帝王学》的作者赵蕤把司马哀的痴愚换了个高雅的说法曰:“荡荡之德”。
白痴皇帝的灭亡是必然的,可悲的是,西晋王朝的大好河山在被司马氏诸王糟踏之后,继之闯入的是五头猛兽——鲜卑、匈奴、羯、氐和羌,这五大民族打着各类旗号,一个个号称“秦”、“齐”、“燕”、“赵”的王国先后在中原这块水肥草美、物阜丰饶的大地上建立起来,肆无忌惮地横冲直闯,烧杀洗劫。
曹操为了劫夺大宝,苦心经营三十多年,诛杀汉室大臣、刘氏宗室多人,其政权维持不到百年;司马氏惨淡经营也是三十年左右,也将曹氏宗人诛杀殆尽,政权都没有维持到五十年,加上东晋(严格地说,东晋皇帝其实姓牛),前后也才共一百五十年。司马家族自杀加上他杀,最后也宗脉凋零。读史到此,不由不让人发出“天道好还”、“善恶相因’的浩叹!
东晋自司马睿之下,哪个皇帝比较贤明?
虞世南说:“晋朝自迁都建康(今南京)以后,有势力的大臣专权,皇位虚设,政令刑法不是出自帝王,王敦凭借豪门望族的牢固的宗室基础,坐拥长江军事重镇的兵权,恃才自负,仗势跋扈,一心想当皇帝。要不是司马绍明断,丞相王导忠诚,晋朝的皇位几乎被王氏篡夺。可惜司马绍在位只有三年,倘若时间再长一些,依靠大批才德兼备的名流,靠洛阳一带流民的拥戴,趁称帝的刘聪和羯族帝王石勒正处在衰弱之际,那么收复中原并不困难。”
东晋元帝司马睿正赶上国家分裂,他乘机在建康创建基业,后晋明帝司马绍即位,大将军王敦威震朝野,准备谋反,明帝与丞相王导、中书令温峤等决心征讨王敦。后来,王敦兵败而死。
如依史籍载,东晋元帝司马睿是司马懿曾孙琅琊王司马觐的儿子。其实司马睿姓牛,并非司马懿的后代。明代学者李贽在《藏书》中干脆称之为“南朝晋牛氏”。这一谜底说起来好笑:当年司马懿在世的时候,社会上流传着一本《玄石图》,其中有“牛继马后”一句谶语,所以司马懿对身边姓牛的人都要设法铲除。他手下有一个大将叫牛金,一次他用一把特制的酒壶与之共饮。这酒壶设有机关,当自己喝的时候,可以倒出无毒的酒,而在给别人斟酒时就能倒出有毒的酒。他用这种办法毒杀了牛金。可是谁能抖到,琅琊王府中有一姓牛的小吏,与王妃夏氏私通有子,这个私生子就是司马睿。尽管司马懿机关算尽,他创立的政权还是落在了姓牛的手里。由此看来,人世间的事从来就是“人算不如天算”——总之,人算人,彼此皆知;天算人,幽微难明。
有人问:“桓玄有奇才远谋,结果还是灭亡了,为什么?”
桓玄,字敬道,其父桓温官拜大司马。桓玄博学多才,以英雄豪杰自居,晋安帝司马德宗时为丞相,封楚王,后强迫皇帝让位。
虞世南说:“做国王的要有虚怀若谷、容纳万物的气量。要能像天地一样宽广,真诚的誓言必须兑现,然后百姓才会乐于拥护爱戴。可是桓玄这种人,只有浅薄的小聪明,没有宽宏谦虚的高尚品德,正好赶上东晋末年天下大乱,皇室威不服众,所以桓玄才能张牙舞爪地恣意妄为,侥幸行险,以图一逞。当时正值刘裕雄发英姿、扫荡群雄之际,桓玄最终被灭族身亡,这也是他应得的下场。”
战国时的楚大夫鬻权说:“发颁法策法令能为天下谋利益的,就是道;上下相亲相爱,就是和;民众不诉求就能得到,就是信;能消灭祸国殃民的邪恶势力,就是仁。仁与信,和与道,这是帝王的武器。”
这样看来,乱世英雄的浮浅智谋,是无助于得到民众的拥护的。
南北朝的宋武帝刘裕灭了桓玄,又帮助东晋维持了数年残破的江山,然后才称帝。梁武帝时期的著作郎裴子野认为他比司马懿、曹操卓越,这是怎么回事?
虞世南说:“魏武帝曹操是曹腾的孙子(曹腾是汉桓帝时的宦官,收夏侯嵩为养子,曹操是夏侯嵩的长子,所以曹操的真正祖先是夏侯氏),累世荣耀显贵,三代人在汉朝享了三十多年福。等到董卓乱汉,操与山东豪雄趁机而起,消灭了罪魁祸首董卓,这也并非曹操一人的功劳。司马懿历任魏晋的将相,权倾朝纲,国家的兴亡由他掌握,处在安全稳固的位子上,奉皇帝的诏书征伐、诛杀犯上作乱的人,他的权势、地位,用‘高山仰止’也不足以比喻。
“刘裕就不一样了,他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提剑首创大业,不到一月,就安定了苟延残喘的晋室。他所镇守的句章大小只有州府的一半,统率着一郡之兵,攻杀四川守将谯纵;西入长安,擒获了后秦姚泓家族;在山西大岘山打败了南燕慕容超;在岭南,打败占据广州的焦循,焦氏父子全被斩首。帅旗所指,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观其豁达恢宏,有汉高祖刘邦的风度,看他胜算在握,可与光武帝刘秀媲美,只可惜在位时间太短,大志未酬,否则他的业绩不可限量。这就是为什么认为他比司马懿、曹操卓越的缘故。”
裴子野说:“宋武帝刘裕劣迹比曹操多,功德比司马懿大。他从一个普通士兵起步,数次抗击孙恩的乌合之众;他振臂一呼,即摧毁了荆州、郢州桓玄牢不可破的军事家族势力:他双管齐下,战车长驱,山东一带的军事重镇就荡然无存;他又回戈直指江、湘,五岭的大小山头很快都被肃清;他命令建威将军孙处自海道袭击番禺,广州遂被席卷;他起用资历轻微的朱龄石,四川便被收复;羌人和匈奴人被他的军威震摄,很快,南北双方之间的攻守、君臣之势就倒转了过来;他亲自督率气吞万里的大军安定中原后,假借天命,仿法前代帝王,终于登上皇帝的宝座。这可以说是以仁义取天下了吧。”
裴子野还说:“桓玄有文武奇才,立志雪洗国破家亡的耻辱,身处战乱之际,调兵遣将,未经浴血奋战就意外地取得群雄盟主的地位,继而向全国发号施令,策划统一大业,不到一年,逼晋安帝让位,盗窃了国家权力。他自以为名望超过了汉高祖,功勋比得上曹操、司马懿,就妄图过过皇帝的瘾,让四海都来恭恭敬敬朝贺自己。到了他假传圣旨封赏的王谧、桓谦,利用人民渴望太平的心理镇服群雄,王绥、谢混等较后发迹的相继出人头地,追随他的本家兄弟,都被安插各地军政部门的时候,老百姓为他得逞之迅速而惊骇不已,不得不屈服于他的暴力之下,不敢有非分之想。当时的刘裕才是丹徒县的一介平民,参军后上司让他率领的不过数十人,后来纠集同盟,共谋起义,讨伐桓玄,闪电般地攻下了徐州和京口,不到半旬就荡清了建康,号令群雄,长驱江汉,不容桓玄有喘息之机就消灭了他,使濒临灭亡的晋室又得以苟延残喘。自轩辕黄帝以来,还没有像刘裕这样用兵神速的。如果不是绝世少有的雄略,如果不是东晋的气数到了尽头,怎么能这样呢?由此可知,当人民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能治理丧乱的王朝自然要兴起。”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
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辛弃疾的这篇洋溢着爱国激情的华章,歌颂了几位历史人物的英雄业绩,其中浓墨重彩刻写的就是这位“寄奴”——刘裕。
刘裕早年丧父,家境贫寒。青年时代曾挥汗躬耕于田野,上山砍柴,下泽捕鱼,备尝生活之艰辛,因此养成终生简朴的习惯。他晚年当了皇帝,还在后宫独辟一室,珍藏着他曾用过的农具。
刘裕在东晋末年南北朝混战之际,崛起于行武,终其一生,戎马倥偬。这位靠战争登上皇位的农家子弟,胸有韬略,勇武善战,确实充满了“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英雄气慨。在刘裕只是桓玄手下的一个小头目的时候,当时桓玄已经篡位,他的夫人私下对桓玄说:“我看刘裕龙行虎步,风度不凡,恐终不能为人下,不如早点除掉他。”
桓玄说:“我刚刚平荡中原,眼下正是用人之际,非刘裕无可用者。等关、河平定后,再作打算吧。”可是等到他“再作打算”时,一切都已经晚了。
后来刘裕南征北战,确实坐了天下,然而他为夺大室,为巩固政权,残杀了许多也许不该杀的人。明末进步思想家李贽每当评点历史遇到滥杀无辜的人物时,总要在杀人的情节下加注一笔:“种毒了”或“又种毒了”,而到杀人者的子孙后来又被别人杀害的时候,他一定要照应一句:“毒发了!”
公元410年,刘裕消灭了南燕,生俘燕王慕容超,送到建康将其斩首。燕都被破后,南燕自王公以下三千余人被斩杀,家属一万余人没为奴隶,燕都被夷为平地。随后,他又以图谋不轨的罪名剪除了和他一起举事的刘毅及其部属谢琨等人。另一个当初与他起义的是诸葛长民。有一天,刘裕邀他畅谈,当诸葛长民正为刘裕能如此推心置腹而感激涕零之时,伏在帐后的武士将他刺杀于座中。其他诸如卢循、谯纵等人,战败固然不免一死,但其部属、家族也被诛灭殆尽。
公元418年,刘裕代晋称帝前,万事俱备,只因当时有一句谶语:“昌明(晋孝武帝司马曜字昌明)之后有二帝。”他想在晋安帝司马德宗之后再立一帝,以应“二帝”之谶。于是他派人缢死安帝,扶立恭帝司马德文,一个月后又将其刺杀。
一将功成万骨枯。虽然不应否认刘裕在东晋和南北朝这一被学者称为“一体化调节失灵”的混乱时期,在五十年左右,大大小小的称帝者竟达一百四十五人之中,确实是一位茕然卓立的佼佼者,但他也播下了诸般“毒种”。这些“流毒”之“因”,在他身后都一一有了毒“果”。
宋孝武帝刘骏和明帝刘彧哪一个贤明?
虞世南说:“这两个皇帝的残忍虽然表现不同,其本性却是相同的。诛杀贤良,手足相残,朝内没有陈平、周勃那样的丞相,外部没有唇齿相依的睦邻,把国家的最高权力交给这种昏庸无知的人,难怪能让萧道成趁国家破败之机宰割天下,不到一年,国玺易手。这正如庄子所说,珍贵的东西,捆绑、封锁得越牢,恰恰是为大盗提供‘连锅端’的方便。千思百虑,终归还是失败,千古为之长叹!至于权力的倾覆、沦丧,还不是最不幸的!”
宋孝武帝名骏,宋文帝第三子,官拜江州刺史。他的弟弟刘劭杀害文帝后,刘骏与他的主簿颜竣于江州起义,征讨刘劭,打败他后,将其父子枭首示众。宋明帝名彧,宋文帝第十八子,即位后就把孝武帝二十八个儿子全部杀害,而且又千方百计掩饰他的罪行,致使天下骚乱。明帝驾崩,子刘昱即位,更加荒淫无道,最后被萧道成杀死篡位,建国为齐。
公元422年,南宋开国皇帝刘裕去世,长子刘义符继位。虽然其父临终时对他说:“徐羡之、傅亮当无异志。”然而,恰恰是这几个人,不到一年就把他废掉,旋即把他活活打死,又杀其弟刘义真,然后迎立刘裕的三子刘义隆,是为文帝。文帝即位不久,就把拥立他的徐羡之、傅亮和谢晦等人一一诛杀,后来,名将檀道济与其子十一人也一同被杀。
刘义隆即位初,四弟刘义康曾与之共理朝纲,对巩固刘宋政权贡献颇大。他一直担心刘义康要篡夺他的皇位,一待地位稳固,就赐药毒死了这位皇弟。从此刘裕的“毒种”一发不可收拾,刘氏父子兄弟之间的残杀连续不断,终于导致了刘宋王朝的覆灭。
公元453年,刘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