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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还不是真正的面试！凌小宁只是在决定要不要给她正式面试的机会。张黔远在武汉，要她来京面试，微软要提供来回飞机票，提供食宿。可她的简历表明，她的专业并非微软所需，户口又是外地的。所以，张黔知道，微软对她的认真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她对微软。
当她接到微软的电话要她登上飞机北上京城的时候，自信成功已经伸手可及。
现在到了1月15日下午，也即张亚勤和沈向洋的飞机即将飞向北京的时候，张黔也登上南方航空公司的飞机向北京飞来。当晚下榻燕山大酒店。次日上午9时，她在希格玛大厦第五层见到未来的老板张亚勤。在张黔眼里，张亚勤的样子挺随和。他告诉她，他是第一天来上班。她则告诉他，她整天听到微软这名字，使用微软的软件，但却是第一次和微软的人面对面。
170这一天有两批人来面试，张黔这一批有7个人。每个人拿着一张单子，上面的时间表告诉他们，将在哪一个小时与哪一位“考官”见面。考官坐在一个一个小房间里。张黔和其他应试者一样坐在休息厅中，一边喝着免费的可口可乐一边等候。看前面一个人走出来，后面一个便走进去。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有人搬来一大箱子“肯德基炸鸡”，应试者坐在“火药库”，考官坐在“造纸坊”，各自大嚼同样的食物。张黔在这一天连续见了5个“考官”。这个细心的女孩子走进走出，发现考官们不断地发出电子邮件，和另外的人说些什么，心里难免紧张。不过，张亚勤的憨厚模样令她轻松。张的问题更像陈宏刚的海阔天空而不像凌小宁那样咄咄逼人。张黔说自己喜欢做研究，在和陈宏刚谈过以后，就不再想到贝尔而想来微软工作。还说，她总想提出自己的想法并且把这种想法变成现实，但她发现贝尔重在做产品，“更多的工作可能是去完成别人的想法”。她提到，陈宏刚告诉她在微软研究院可以更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也提到凌小宁那个电话令她紧张。但直到这时，她对面前的张亚勤还一无所知。
171完成面试走出希格玛大厦的时候，她打开手上的那本微软中国研究院《通讯》的创刊号，随手一翻，就看到《我们的大家庭》这一页，张亚勤的照片和简历赫然在目。张黔只读了第一段文字，便一声惊呼：“原来他是这么一个大人物！”接着又在心里埋怨自己的孤陋寡闻：怎么过去对此人竟是从未听说？“我还从来没有跟过世界级的专家，”她说，“从来没有体会过和世界级专家谈话是什么感觉。”她后来承认。正是这个瞬间对她发生了重大影响，因为她就是在那个时候决定：非微软不“嫁”。
人生最简单也最难实现的两个理想20世纪将要结束的时候，中国的年轻人中正在兴起一股力量：相信才能，相信智慧。他们眼睛里面的“伟人”和他们的父辈眼睛里的“伟人”是完全不同的。在他们父辈活跃的那个时代，权威和政治表现被看得高于一切，这与他们的想法几乎背道而驰。即使在最和谐的家庭中，儿女还是会对上一代的意识形态情结不屑一顾。
所以我们可以相信，“人才反馈理论”，在越是年轻的人身上，就越是可能得到验证。
1999年1月底，张亚勤到美国出席一个多媒体技术172大会。这样的会议每年一次，会场集中了全世界多媒体领域的精英人物。熟人相见，彼此问候。张亚勤再次成为人们包围的中心。这倒不是因为他是大会主席，而是因为他回到中国的消息传了出来。过去一年里，张亚勤一直都是多媒体世界“小人物”心目中的英雄。有如李劲所说，大家“与其说是相信中国；不如说是相信张亚勤的选择”。那时候李劲是日本夏普公司美国分公司的研究员，同样对“张亚勤的选择”感到惊讶。5年以前，他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认识了张亚勤，从此便在心里把这个人当作榜样，现在听说张亚勤去了微软，去了中国，脑子里面第一个反应就是，“哟，张亚勤去了！”然后是第二个念头：“他为什么想要回国呢？”
他说他之所以对回国的念头感到惊讶，是因为国内的研究水平太低，在任何一个国际会议上，没有什么高水平的国内的论文：“咳！也别客气了。不是‘没有什么’，根本就没有。”他说。这是他当初想要出国的“最重要的原因”。他始终认为国内并不具有激励他向上的环境。不过，就从这一天起，李劲的想法变了。他说：“我并不了解微软中国研究院，但我了解张亚勤。我相信他的选择173总有道理。”李劲在清华大学好几届学生当中享有盛誉，还是上海中学生们崇拜的偶像。他出生在上海，但却没有江南人那种纤弱的样子，身高体胖，宽肩膀上顶着一个硕大的脑袋，脑袋里面汇聚着各种新奇的念头。当他把两只手伸到后面抱住头仰面朝向天花板的时候，也就是他的新思想不断涌动的时候。他喜欢在说话的时候伸展四肢仰在靠背椅子上，还喜欢把他的各种成就挂在办公室的墙上。当他在1999年6月回到阔别多年的上海时，报纸上出现了一个让整座城市的孩子为之着迷的题目：“电脑娃娃回来了！”他的“电脑娃娃”的称誉，与邓小平有直接关联。
那是在1984年，邓小平到了上海，李劲在电脑上展示了他的编程技巧。邓小平摸着这孩子的头说了那句著名的话：“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
那时候李劲才13岁，已经是上海少年宫里一个挺出名的电脑迷。那时候少年宫的计算机都是人家捐赠的，用金星彩电做显示器，分辨率很低。不过，李劲第一次看见它的时候，特别兴奋。“做一个航模要好几天，还要174花很多钱。但在计算机前你不用花什么钱，只要动脑子，立刻就看到你的想法实现了。”李劲后来回忆道。他在12岁那一年编出了他的第一个程序。那是一个高射炮打飞机的游戏，大约100行。他聚精会神地写了两天，然后叫来很多孩子，得意地在电脑上显示自己的创造。
那时候大多数孩子都把时间用在考试上。智力过人的孩子去参加课外的竞赛，但也都是物理化学数学之类，他们要依靠这个上大学。计算机不仅不是什么主流，而且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计算机是什么东西。李劲的父亲也不知道。不过，当李劲第一次给他描述计算机的时候，他也着了迷，从此便鼓励和支持李劲在计算机领域中的一切热情和希望。
第一次参加全市的计算机程序设计竞赛，李劲获得第一名。于是他和另外几个孩子一起组成一个更高级的培训班。他在这里遇到了他的第一个计算机老师王松赞。
他是上海一个工厂的技术员，也是少年宫里的职业指导，上海市80年代涌现的无数“计算机娃娃”几乎都和他有缘。
邓小平来少年宫参观的那天，李劲演示了他做的程175序。他只记得那是一个火箭，对于其他的事情就全都不记得了。他后来看到一段录像，证明邓小平当时的确和他在一起。邓小平看完他的表演，站起来和他握手，问他几岁，他说13岁。录像到此为止，至于邓小平摸着他的头说出的那句话，录像上竟是没有。李劲说，那是他的老师王松赞后来转述的，“所以我就认为这是真的”。
记者们也相信这是真的，在报纸上广泛传播。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句话为李劲所在的少年宫和上海中小学带来极大好处。李劲发现，他周围的电脑设备一下子多了起来，孩子们学习电脑的热情暴涨，他不知道的是，全国都在流传邓小平的那句话，上海以外的孩子们，也在纷纷奔向电脑。
李劲出名了，当然这不仅仅是由于邓小平摸了他的头，还因为他的确具有“神童”的天赋。他参加了无数竞赛，拿到很多奖。但是他说他从来不为这些赛事做任何准备。“竞赛的准备是零，”他说，“不做什么题。竞赛就是反应快。不是靠做题，是靠天赋，靠心情平静。心态比你做1000道题还重要。”他讨厌学校里没完没了地讲同一个东西。他的体育176很差，跑不动，跳不高，但对知识的悟性极高。他看出课堂上的新知识其实不多，老师嘴里说的很多东西，不过是同一个知识点在不同场合的应用。你灵活的话，就能举一反三，不灵活的，就只好不断做题。他说：“掌握了这个窍门，一个‘笨孩子’就能变聪明。一个聪明孩子就能成‘神童’。”他在初中的时候学了高中的课程，在高中学了很多大学的课程。16岁那年，他就免试进了清华大学。
然而这个天赋极高的年轻人终于遇到了难于排解的烦恼。
他选择了电子系的图像专业，仍然是他那个圈子里面最优秀的学生，他用三年半时间学完了本科和硕士7年的课程，又用三年半获得了博士学位，像他的同学说的，也像报刊上广为传扬的，他是“清华园里的神奇小子”。可是他却发现，他的一连串“优秀业绩”，不过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
严格说来，让李劲烦恼的，不是有了什么麻烦，而是没有什么麻烦。直到大学毕业的时候，他还没有看到一篇像样的关于图像的论文。“大学毕业了，可是如果有177人要问我：图像编码是什么东西？你在研究的是什么？
我会说，我不清楚。“到了做博士论文的时候，他决定遍寻清华大学里保存的所有关于这个领域的论文，他做到了，看了1000多篇。他认为他的论文不比别人的差，应该满意。但他又说：”我知道我的论文不是世界一流的。
最要紧的问题是，清华不是站在世界前沿，只不过是我们国家的前沿。所以我在这里永远只是国家级的，不是世界级的。“这种烦恼在他看到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时，终于达到了顶点。那是学校图像组的很多精英以多年心血研制出的一个图像处理系统，获得国家科技发明二等奖，成为整个图像组90年代一个最大的成就，但却只卖出5台。
但报刊上依然在宣传李劲的辉煌，他把自己的苦恼藏在心里，也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多年以后，他成为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研究员，也有了更多的阅历，终于和一位记者谈到了这个话题：问：你在大学是一个最优秀的学生，但你在毕业的时候，还不知道你的专业做的是什么？我不懂这是为什么？一个不知道自己做什么的学生却是一个优秀的学178生。这是正常的吗？
答：又正常又不正常。要做研究，本应掌握大背景：别人都在做什么？没有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了？将来可能是什么？可是我们的学校很少让学生知道这些更广阔的东西。我们很多教授，也没有了解这些东西。老师喜欢听话的学生，学生喜欢能让自己毕业的老师。老师的东西学生很快做出来，老师就满意。但这个东西人家是不是做了，来龙去脉是什么，全都不知道。老师是糊涂的，学生是模仿的。所以，一个学生可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得完全符合老师的“优秀”标准，但也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做的东西有没有用处。
问：这些问题是你在做博士的时候感受到的？
答：是的，所以我拚命撒下大网读论文。我几乎完全是靠自己摸索。论文阅读得很慢，浪费了很多时间。
有时候，费了很多时间找到的文章，发现是很糟糕的文章。
问：你当时就发现还是不行？
答：对，效果不是很好。
179问：你的意思是不是，在国内做研究，由于环境的问题，你个人的努力无法弥补这种差距？
答：一个是环境的问题；还有一个是缺少领头人。
我们国内的教授跟踪世界的潮流是不紧的，谈的都是老一代的东西。
问：“老一代”是指什么？
答：“老一代”的意思是10年。国外的热点起来的时候，大家不知道，等到国外高潮过去了，国内才热起来。
问：你是不是由于这些原因才出国？
答：是的。尤其是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到，我做的东西和国际的先进水平还是有一段距离。
问：你为什么没有尝试把你的论文提高？
答：很想，但做不到，我没有样本，没有见过人家怎么做的，把自己的论文提上来，太难了。有时候，不是你不会做，而是那一层纸没有人给你捅破，告诉你怎么样做上去。
问：仅仅是一层纸？
180答：我觉得是。有时候，导师只要在小的问题上轻轻推动一下，告诉你这个方向是对的，那个方向是不对的，什么样的东西是一流的，什么样的东西不是一流的，学生就会明白了，并不需要手把手地教给学生怎样做。
问：你说的这个情况，对越是有才能的学生，损失就会越大。因为只有最难的问题，才能把一流和二流的学生区别开。
答：对。但我不相信学校的教授不知道这些问题。
中国有很多问题，大家都可以说出来。我可以说出清华的100个问题，但是你让我当清华校长，我也没有办法解决。很困难，超过我的能力。报纸上都能一针见血地告诉你问题在哪里，但不能告诉我们怎样解决。
问：因为很多问题虽然发生在校园里面，但原因在……
答：校园外面。
现在，李劲发现，他崇拜的张亚勤居然要回到中国去，不免好奇地向张亚勤问这问那，还想到自己要不要考虑一下这个机会。一年以后，李劲已经是微软中国研181究院的一位研究员，回想起当日情景还能记忆犹新：“要说亚勤的回国造成‘特大震动’，那是报纸的说法。其实美国这个社会不会有什么特大震动。但当时的确对我们冲击很大。”对微软中国研究院来说，张亚勤的出现是一个重要标志。“提起张亚勤，没有人不知道。”李世鹏这样说。
无论他到什么国家去开学术会，说起“微软中国研究院”，很多人会摇头说“不知道”，但他一说“张亚勤在那里”，人家就会露出惊讶的表情说：“啊！张亚勤！”李世鹏在1998年12月提出来研究院工作的申请，那时候他是张亚勤领导下的美国桑纳福实验室的一个研究员。他性格内敛，说话不多，但却总是能够在关键时刻解决别人不能解决的难题。自从听说张亚勤回国的新动向，他就决定尾随其后。他说：“张亚勤回国对我绝对有影响。他要是不过来，我们这里很多人都不会过来。李劲，朱文武都不会来。可能张宏江也不会回来。”不过，张亚勤本人认定，这么多有才华的人能够来到希格玛大厦，乃是被这里的环境所吸引。“我要是跑到一个乱七八糟的地方，他们也不会来。”他说。
182李世鹏在1998年12月专程回到中国来参加面试。
这样的面试与其说是让研究院挑选他，不如说是他来挑选研究院。他是山东威海人。那是一座漂亮、宁静的小城。不过，在李世鹏刚刚出生的那些年，这座城市像全中国一样，既不漂亮也不宁静。爸爸是小学教师，妈妈原来也是教师，“文革”的时候下放到服装厂当了工人。
李世鹏15岁离开威海到合肥，在中国科大读无线电系，然后离开中国到美国读书。直到今天，嘴里已经没有乡音，心里对于家乡的印象也只有两个：一个是“特别穷”；一个是“特别红”。还记得，小的时候“有很多书不让看”，幸而爸爸开明，“总是有办法弄到一些书让我看，而且什么书都可以看。”妈妈这辈子没有什么大志，只是想继续做教师，常常说，如果她能继续当教师，感觉会好得多。
可惜那一代人的理想十之八九不能实现。人到中年以后，理想已经灰飞烟灭，所有希望都寄托在4个孩子身上。
李世鹏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他总是能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在爸爸拿来的所有图书里，他对《无线电》杂志的兴趣经久不息。这兴趣在大学期间变成了做“信号处理”，到美国又是“数据压缩”和“数据传输”。他设计的一种算法，能把任意形状的物体更好地压缩，所以183成为整个视频图像编码的基础。外行的读者可以把这个“基础”想像成一个巨大的工具箱，李世鹏发明的是其中一个工具，犹如一个巨大车间中的一个精密车床。这“车床”一旦旋转起来，能把高清晰度电视中原来必备的16兆的内存，下降到4兆，以致每台电视的成本降低10美元。技术突破带来的刺激在李世鹏是刻骨铭心的，直到多年以后还不能忘记。他说他在张亚勤的领导下度过的那些时间都没有浪费。“现在有了这个机会，我就要来。”他说，“我不是为了微软在中国，才一定要来的。
而是因为，我喜欢和张亚勤共事，喜欢多媒体技术的研究。“和自己喜欢的人呆在一起，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说起来真是人生两大乐事，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却是两个最简单又最难实现的理想。我们常常不得不和自己不喜欢的人打交道，一辈子都在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现在，有了这样两个条件，李世鹏说：”人这一辈子，还求什么呢？“他的回归中国，还有什么不能理解呢？1999年旧历新年，他回到新泽西州，在张亚勤家里小聚，席间还有朱文武。李世鹏告诉这两个人，他对研究院的感184觉很好，还说他已经”心动了“。朱文武说他不会”心动“，因为他没有那么大的决心把全家都搬到中国去。不过，要不了多久，朱文武也会”心动“。
1999年3月1日，李劲也回到国内来面试了。“当时我有三个选择：留在夏普、到惠普、到微软。”他首先去尝试惠普公司。那是在2月份，他到硅谷的惠普公司面试，却听说在惠普做视频研究主任的张宏江正在考虑到微软中国研究院去，这让李劲更加惊讶。在美国计算机数据检索领域里，张宏江享有“开山鼻祖”的声誉。一个张亚勤已经让人震动，现在又加上了张宏江。李劲不得不认真地对待这件事了。他和张宏江频繁交换电子邮件，张要到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种种理由，也渐渐为李劲所理解。李劲想：“至少对宏江来说，微软比惠普有吸引力。他都离开惠普了，难道我还要去吗？”就这样，两个人的倾向渐渐偏向微软一边。
像李世鹏一样，李劲一来到北京，就觉得非选择微软不可了。他把惠普给他的聘任合同放在一边，专心等待微软的聘任。这时已是春暖花开时节，李开复到清华大学去演讲。这种演讲对清华学生来说，是大开眼界；185在李开复来说，则是紧盯着有没有自己需要的人才。演讲完毕，他和清华的老师聊天，人家告诉他，清华有一个学生，16岁就进了清华，只用3年多就修完了人家7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