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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人认为，包玉刚在70 年代后期重返大陆之后，中共领导人一直
对他另眼相看，就是因为当年包玉刚在不知不觉中，已为共产党立下了汗马
功劳。
第九章险象环生为求自保萌去意
在那段时期，虽然包玉刚坐在“财神”的位置上，却得罪了不少名流
商贾、官僚权贵，树敌甚多。他甚至得罪了当时上海的“无冕市长”，而
不得不装病上了手术台，毫无必要地割掉了阑尾。。
受命于危难之际
1945 年8 月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8 年，整整8 年的抗战，终于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结束。
在此之前几天，包玉刚的第一个女儿降生人间，他为她取名“陪庆”，
“陪”字是指当时的“陪都”重庆，而“庆”字则是表示希望抗战早日胜利，
可普天同庆。他还为这第一个女儿取英文名Anna，他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幼
有序，便于记忆。
先是生了孩子，接着是抗战胜利，对于包王刚来说，简直是双喜临门。
他欣喜若狂，喜上眉梢，加入了重庆山城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与人们一
同狂欢，一同庆祝。
没过几天，包玉刚就接到上头的通知，让他立即赴上海银行工作。
就这样，包玉刚告别还在坐月子的妻子和襁褓中的女儿，走马上任。
抗战胜利后的上海，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二次大战期间，英、法、美等
国与当时的中国政府订立过协议，待盟国胜利之日，便是上海租界及胶州地
区交还中国之时。日本投降后，中国政府不但接收了原中国辖区，还接管了
外国租界。当时的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那里，汇集了三山五岳
的人马，既有汉奸恶霸，也有贪官污吏，既有地痞流氓，也有无赖之徒，可
以说是汇集了当时中国的各色人等。
国民党政府对这个城市难管已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于是任命原空军总
司令，北伐和抗战中表现出色的钱大钧将军任上海市长。钱大钧乃保定军官
学校出身的老军人，政府希望能借助他的威名，镇住上海滩这个龙蛇混杂之
地。
钱大钧对包玉刚在银行界的业绩早有所闻，因此当他接管上海市、着手
重整金融秩序时，便马上想到了包玉刚。他立即下令让包玉刚回上海。
包玉刚刚抵埠，就被接到钱大钧的办公室。钱大钧看着这位风尘仆仆但
精神十足的年轻人，心里暗暗赞赏，当下说：“你在重庆的业绩，我早有所
闻，真个是后生可畏也。”
包玉刚连忙谦让：“不敢当。将军南征北战，忠肝义胆，光复我失地，
救民于水火，才是真正的英雄本色。我等晚辈所做不及将军之十一，还望将
军多提携。”
钱大钧正色道：“国家正处于多事之秋，起用青年才俊，是我们的责任。
日本人投降了，留下来的问题却一大堆。就说这个上海滩吧，治安是个问题，
但所有问题都不比金融这个问题难办啊！”
钱大钧的担忧正是国民党政府最为头痛的。抗战以来，本来就不充实的
国库日益空虚，政府只有猛印钞票，这种公债性质的钞票却有一个漂亮的名
字——金圆券。政府规定人们拿黄金、白银去银行换取这些金圆券作为流通
货币，并答应待日后政府财政收入充裕时，兑回黄金。
由于战后物资紧缺，百废待兴，抢购之风依然盛行，加上政府滥印钞票，
通货膨胀犹如洪水猛兽直卷而来。
通货膨胀对国家安定、人民生活所造成的危害之深，这一点，钱大钧很
清楚，包玉刚也很清楚。
包玉刚奉命调回上海，出任上海银行业务部经理，次年又兼任副总经理，
主管放贷部门。放贷部门被称为银行资金的排水口，是银行业务中最重要的
一环，政府对一个才27 岁的年轻人委以重任，可见对其赏识之至。
胸怀满腔爱国热忱和报国之志的包玉刚，深感任重而道远，不敢有丝毫
松懈，立即走马上任。
遗憾的是，此时上海的金融问题已非一两个能人可以解决的，包玉刚空
有聪明才干，也无法医治已病人膏育的金融症结。
面对黑洞洞的枪口
在衡阳的时候，包玉刚和妻子已饱尝通货膨胀之苦，而此时的上海，通
货膨胀更是变本加利。
当时有人打趣说：“上午拿到手的钞票，到下午就贬值一半。”
更有甚者形容为：“你走进一家面店吃面要先付钱，不然到面端上来时，
价钱已翻了一倍。”
总之，人们对钞票贬值的恐慌，简直到了谈虎色变的地步。
迫于无奈，政府决定向公务员支付日薪，也就是一天发一次工资。
这对公务员来说，当然是件好事，却苦了发钱的银行。
包玉刚所在的上海市银行，除了经营一般的银行业务之外，它还担负着
收税和向公务员发薪的任务。
每天一大早，包玉刚就得要回到银行，监督着银行职员把一捆捆的钞票，
装上解款车，运送到派出所、学校、医院等单位。
有一天，银行现金周转不灵，到了每日发薪的时间，银行还没能凑齐钱
送到各单位。过了一会儿，银行门口喧闹起来，一队荷枪实弹的警察包围了
银行，一位穿着制服的警官模样的人来到包玉刚的办公室，只见他大大咧咧
往包玉刚跟前一坐，冷不防掏出一只左轮手枪，“啪”地一声放在两人之间
的办公桌上，枪口就对着包玉刚身上那件西装的中间那颗钮扣，然后，他盯
着包玉刚，一字一句他说：“你给我听着，我要你马上给我们发工资！”
包玉刚看了一眼黑洞洞的枪口，镇定自若地问：“不知你是凭哪样来提
款呢？”
警官蛮横地一拍那支手枪，说：“我既无提款书，也无市长批文，我是
奉警察局长之命来的。”
包玉刚想了一下，说：“政府定的法规，我们都得执行，这一点相信局
长也很清楚。既然是局长让你来的，我想他肯定已征得市长同意，这样吧，
为了对大家都有个交待，我们向市长核实一下。只要市长批准，我们立即付
款。”
电话接通后，市长把那警官叫过去狠狠教训了一番，警官悻悻地带队离
开了，走到门口，他回过头来狠狠瞪了包玉刚一眼。看着那消失在走廊尽头
的背影，包玉刚心中突然涌起一种预感：如果晚上家里遇到窃贼，向警察局
报告时，一定不会很快得到答复。不过幸好那天晚上他家里很平安，并无意
外发生。
被迫走上手术台
恶性通货膨胀带来了社会的恐慌，人们惶惶不可终日，而欺骗国家、贪
污舞弊、打家劫舍的案件，却天天在发生。
话说当年上海市有一位副市长，在接收大汉奸敌伪统税局局长邵武军的
住所做办公室时，发现了四只巨大的保险箱，里面全是金银珠宝和美钞，价
值数亿元金圆券。
有道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位副市长以放走汉奸为条件，偷偷
取走了保险箱里的财宝。事情败露后，当局出动了大批军队才把这位副市长
伏法。
货币的急剧贬值还使一些有钱有势的人想出了“生财之道”。他们先以
各种名堂向银行借钱，然后买卖黄金和美钞，两三天后，钞票贬值，他们就
用其中小部分黄金换回钞票，还给银行，从中谋利。
包玉刚在银行中主管信贷，看到这些唯利是图之人诈骗国家财产，气愤
异常。他决心把好这个“关口”，对每笔贷款，他都严格审查，公事公办，
不会因为对方有什么后台而有丝毫放松。
近年来，有一些报纸指出，在那段时间里，因为包玉刚拒绝为其客户兑
换流通的纸币，从而为自己树立了很多敌人。
包玉刚则认为自己井没有做错，他回忆说：“这个财神职位，确实使我
得罪了不少名流商贾、官僚权贵。后来即使到了香港，遇上这些人，仍有微
言怨语相加的。但我认为当时的做法没有错。”
话虽如此，但是在当时，这种铁面无私的做法，容易得罪权贵和流氓，
从而危及自身的安全。包玉刚还清楚记得，当时一位在上海滩显赫一时的知
名人士要他放债而被迫走上手术台的事。
那个“知名人士”其实并非善良之辈，而是一个出了名的强盗、流氓头
子，他的势力不但控制了整个上海滩，而且他本人与蒋介石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被称为上海的“无冕市长”，其气焰之嚣张可见一斑，人们经常能见
到他坐着装了防弹玻璃的小车从街上呼啸而过，他身边的保镖老远就把人赶
到路边。正是这个人，也来打包玉刚的主意。
一天傍晚，包玉刚正在收拾桌上的文件，准备下班。这时，他的秘书神
色慌张地敲门进来，告诉他那位“无冕市长”派来了两名手下要“拜访”他。
包玉刚一听，心想无事不登三宝殿，看来来者不善。他不动声色地让秘
书把那两人带进来。那两人倒也毕恭毕敬，其中一人客气地对包玉刚说：“我
们老板派小人两个前来告诉包先生，我们老板正急需借一笔钱周转，想请包
先生帮帮忙，行个方便。老板想请包先生明天到家里一聚，共商此事。”
包玉刚不禁犹豫起来，进退维谷，左右为难，去吧，那就是答应他了；
不去吧，明天一杯放了烈性毒药的绿茶就把我打发掉了。包玉刚思前想后，
眉头一皱，计上心头。他爽快地对那两人说：“你们老板相请，包某岂敢不
从？明天一定前往府上拜访。”那两人一听，大喜过望，立即回去禀报这个
好消息。
当天晚上，包玉刚回到家里，对妻子说，要去看医生。黄秀英关切地问
丈夫哪里不舒服，包玉刚指指右腹，说阑尾炎发作。一年前，包玉刚因阑尾
炎而住过几天医院，医生认为情况并不严重而没有给他动手术，黄秀英见丈
夫一脸痛苦的神色，便马上打电话请医生到家里来。医生为包玉刚仔细作了
检查，然后告诉他阑尾并没有事，他的身体什么事也没有。包玉刚连忙说：
“刚才明明是阑尾炎发作，疼得很。医生，为我动手术把阑尾割掉吧，不然
的话，谁知它什么时候又发作了呢？”
医生从未见过像包玉刚这样的病人，明明没事，却非要动手术不可。他
虽然感到很费解，但还是通知了医院，让他们准备明天的手术。第二天一大
早，包玉刚就躺到手术台上，让医生把他的并没有发炎的阑尾割掉了。那天，
他自然是无法去见那位“无冕市长”的了。包玉刚认为，无论何时，对“无
冕市长”这样一位重要人物都要表示足够的尊敬，但是，他又不愿意违背良
心去干自己不愿意干的事，于是他采取了令“无冕市长”无可奈何的方式—
—牺牲了自己的阑尾。
乱世不安遂萌去意
在上海时，包玉刚已经是一个有一定地位的银行经理，他的一位姓潘的
同事回忆说，包玉刚在那时被认为是相当重要的人物，而且十分有影响力。
早在1945 年8 月，包玉刚的妻子黄秀英就在重庆为他生下了第一个女
儿，女儿生下来尚未满月，包玉刚就奉命回到上海，黄秀英产后行动不便，
留在重庆住了一段时间，但不久也坐战艇到了上海。那时候，战艇的设备是
如此简陋，以致检查员看见黄秀英一个弱女子带着一个婴儿，差一点就不让
她们上船。值得庆幸的是黄秀英母女俩很快就安全地回到包玉刚的身边。陪
庆还记得40 年代未他们家的情形，每当有人说她父亲能在当时动荡的局势
下仍然过得很好时，她就会立即纠正他。陪庆回忆说，那时她家有一辆车，
是银行提供给父亲使用的；家里的二楼有一个舞厅，在那里，她的两个姑姑
经常弹奏钢琴，让客人跳狐步舞和华尔兹；在客厅，佣人会端出很多好吃的
东西来款待客人；每当听见车轮的响声，佣人们才允许她跑出去等父亲回来。
陪庆还记得，他们住的房子相当大，等到几十年后包玉刚再回去造访时，发
现有五个大的家庭住在里面。
在上海的那几年，包玉刚已进入了银行的管理阶层，生活上自然有所改
善，但他并不是一个讲排场、喜铺张的人，不然，以他的身份，能享受的，
当然不止上面那些。包玉刚不但作风朴实，而且与其他同事关系融洽，并不
以管理人士自居，同事们都觉得他是个容易相处、没有什么架子的人。
虽然事业上还算一帆风顺，但他耳闻目睹的种种现象，使充满爱国热忱
的包玉刚感到无助和失望。当时，包玉刚的二女儿在上海出生，取名陪容，
英文名Bessie，父亲包兆龙和弟弟玉星都在上海，前者是抗战胜利后到沪
的，在上海国丰造纸厂当经理，后者大学毕业，任职于上海四明银行，后转
到新利进出口公司。这一家老老少少的，总共有十几口人，包五刚很担心，
在这样的乱世，一家人到哪儿觅一个安居乐业之所呢？
在1946 年，国民党政府为平息上海的经济恐慌，起用了一位经济学博
士吴国桢出任上海市市长，这位吴博士曾留学美国，据说对经济有深入研究
和独到见解。可惜，当时上海的经济已是病入膏肓，中国的金融政策就象患
了沉疴，就算吴博士是再世华忙，也回天乏术了。而包玉刚在重庆时构思的
多贷款、多赚钱的“初级银行学”现在也派不上用场了。包玉刚深感失望。
1948 年，正值而立之年的包玉刚虽然深得政府要员赏识，事业也一帆
风顺，但是，他敏感地察觉到，蒋家王朝已经到了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地
步了。
于是，包玉刚下了决心离开上海滩，到别的地方去。然而，天下之大，
哪儿才是理想之所呢？这时，包玉刚想起几年前经过的南方一个城市——香
港。香港虽然并不大，但它是英国殖民地，不会受国内战乱的影响，而且它
又是自由港，是商人们梦寐以久的天堂。对，就是香港！包玉刚下了决心，
要到香港闯一番新天地。
1949 年的新年假期里，包玉刚到香港逗留了两天，纯粹是为了公务，
因为没有护照，他没法以合法的身份在香港居留，而他又不想夹在全国各地
涌来的难民里。于是，他回到了上海，并向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提出辞
呈。吴国桢非常欣赏包玉刚的才干，直到三十多年之后，侨居美国的他与人
谈起包玉刚当年辞职一事时，仍充满遗憾，并说包玉刚是他在上海市长任内
提拔的最有才干的青年之一。
吴国桢曾一度挽留包玉刚，但包玉刚去意已决，吴国桢只好同意，并许
诺可以让他2 月底之前走。终于，在3 月初，包玉刚在银行的帮助下买到机
票，携妻秀英、女儿陪丽飞赴香港。
第十章初抵香港小本经营图保险
甫抵香港，包玉刚突然产生了一种被流放的感觉。“在1952 年，包玉
刚的公司不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公司，看不到发迹的迹象。公司的帐目管理
并不规范，而且贸易额也太少了。”
飞抵香港
1949 年春天。香港启德机场。
春寒料峭，阴雨绵绵。
南方的春天笼罩着潮湿的雾气，寒冷拼命地守着最后的阵地。这种潮湿
的冷比起北方干燥的冷更难忍受。
这种冰冷和潮湿，包玉刚很熟悉，上海就是这样子的，原来香港也一样，
甚至更厉害一些。
这就是香港？！这就是能够让逃避战乱的人栖息的地方？！
虽然是第三次踏上这片殖民地的土地，但这里的景物依然是那么陌生。
在成为英国殖民地的近百年里，贸易一直是香港的命脉。在日本侵略者
的铁蹄践踏中国秀丽河山的那些日子里，香港亦未能幸免，沦陷时间长达三
年半。日本人投降后，香港商人迅速从蛰伏的状态中释放出来，恢复了活跃
的贸易往来。
虽然同为商业、金融业发达的城市，当时的上海就要比香港显得繁华，
连街道也比香港的干净。
包玉刚突然有一种被流放的感觉。
在上海，自己虽然算不上什么银行家，但也是堂堂上海市银行的副总经
理，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如今来到香港，未免觉得灰溜溜的。
一阵寒风吹过，包玉刚下意识地收紧一下脖子上的围巾，伸手轻轻揽住
妻子。
黄秀英显得很虚弱，一脸的倦容，紧紧依偎着丈夫。她的怀里，抱着出
世不久的小女儿陪丽。
“秀英本应该在家里呆着，好好休息才是，现在却要她跟着我逃难，这
十几年来，她就这样跟着我，走南闯北。十几年了，我没能给她一个安定的
家。”包玉刚想到这里，看着妻子苍白的脸，心头涌起一股歉意。
他伸手从妻子怀里接过陪丽，这个才几个月的小生命并不知道世途艰
险，也不知道天寒地冻，睁大一双黑溜溜的大眼睛，看着这个陌生的世界。
包玉刚怜惜地亲了一下女儿的额头，小陪丽忽然格格地笑起来，这纯真的笑
容、清脆的笑声，霎时荡去包玉刚心头的阴霾。
启德机场聚满了从大陆来的人，他们当中，不乏曾显赫一时的官僚、商
人或艺人，怀着一颗惶恐的心，带着金银细软，匆匆南逃。
“摩罗叉”（指印度士兵）指挥着从飞机上下来的人排成长队，领取移
民护照，这些护照是统一由一个英国机构发出的。包玉刚夹在人龙里，焦的
地一步步往前挪，当他接过满是英文的护照时，他激动得挥舞双手。
领取这个殖民地护照可算是包玉刚第一次跟英国殖民地机构打交道，手
续之简单、过程之顺利甚至有点出乎他的意料，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要进
入香港社会这个圈子并不像拿护照那么容易，而是要付出代价的。
西摩道里暂安居
到了1949 年，香港居民的人数骤然增加了150 万，在深水埗、石峡尾、
鲤鱼门、西湾河、筲箕湾、西环、铜锣湾等地，到处都是逃难的人。
幸亏包兆龙有先见之明，在1949 年难民潮还未形成之前，就携带家眷
和小孩先到了香港。并花了两万元的“顶手费”，在西摩道找到了一个一千
多英尺的单位，月租450 港元。
那套房子的周围是香港一些名门望族的大厦，按当时的标准，每月450
元的租金并不算贵，因为租金是受政府控制的。但是由于1945 年日本人撤
走时，留给香港人的是大片大片的废墟，尽管战后香港经济恢复很快，但房
子建得并不多。
当那些在香港沦陷时逃到大陆的香港人回到香港后，能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