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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了我们。从此以后，他们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日趋活跃，逐渐形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
——国共两党的地位正在发生有利于我党的根本变化。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不断发展，抗击的日寇兵力几乎与国民党抗击的日军数量相等。在这次反共高潮开始时，我党采取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退让政策取得了广大人民的同情；在皖南事变后转入猛烈的政治反攻，也为全国人民所赞许。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阶级力量的对比在发生变化。我党日益成为坚持团结抗战的决定因素和领导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声望空前提高。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原以为可以关起门来打内战，日本人会鼓励他，英美会不作声，苏联会不关心。但是，他的估计全错了。我党进行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赢得了世界进步舆论。国际社会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抗击日本的重要力量，渐渐地改变了过去那种不屑一顾或不以为然的蔑视态度。这为抗战后期的国、共、美三方会议奠定了政治基础。
4月2日，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对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主要经验和基本政策进行了总结。毛主席谈形势说：
关于目前时局问题。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矛盾仍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矛盾仍然是从属的。这是因为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起着决定的作用。现在指导中国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性的阶级。一面抗日，一面反共；而在抗日方面——既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抗战反汉奸；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又不愿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我们的对策是革命的两面政策，以拉对拉，以打对打。
我党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战，必须有整套战术，不可粗心。对其反共政策必须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但斗争须是有理有利有节。
在反顽固派的斗争中，必须将买办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最反动的大地主与开明绅士及一般地主加以区别。这是我们实行三三制政权的理论基础。地方实力派虽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但与统治中央政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区别，一般的，应以中间派的态度对之。有人以为皖南事变后整个资产阶级、地主阶级都完全叛变了，这是把复杂的中国政治简单化了，中国社会是中间阶级占很大的位置的。有些同志在此次反共高潮中对中日矛盾仍是基本矛盾发生动摇，对阶级关系作了错误的估计，所以对党的政策也发生动摇，以为三三制的政权不适用了，而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权；已不是统一战线政策了，而是土地革命政策了。
有些同志把对付国民党破裂的可能性，当作最坏的惟一的可能性，把别的可能性丢掉了。
有些同志不了解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一致性，不了解统战政策与阶级政策、统战教育与阶级教育的一致性。
有些同志不了解边区及华北根据地政权社会性质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的三三制政权就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标志。
毛主席的这个讲话，也是他准备在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最近六个月来国民党反共高潮的斗争经验总结的报告提纲。这次政治局会议作出了赞同这个报告提纲的决议。5月8日，毛主席为党中央起草党内指示，进一步阐发了上述思想，对一些重要的经验和政策进行了更为科学、更为全面、更为准确的解释和概括。这就是《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这篇著名文章。
从何、白“皓电”到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半年时间，是毛主席在抗日战争中非常紧张的一段时间。毛主席肩上担子沉重。但是，他思考问题很细、很具体，处理事情很快，抓得很紧。那个时期他起草的文电很多，仅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就有三百多件，除少数几天没有发出这样内容的文电外，一般每天都要发出两三件。据不完全统计，1940年11月和1941年1、2月，每月都是五十件左右。在11月初起草“佳电”前后和12月上旬顽固派的“齐电”发出之后，是毛主席发出电报最多的时候。11月3日和13日这两天，均发出了九件。在12月14日这一天则发出了十一件，创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出文电的最高纪录之一。这些虽多为布置工作、发布指示的急电，但并非全是事务性的应急处置。如上所述，不少文电有丰富的思想内容，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还有一些文电，对他的理论观点作了一定的阐发。这些文电和这个时期会议上的一些讲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主席的某些思想理论的形成过程。《论政策》、《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和《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等文，可以说是集这些思想之大成，是这个时期毛泽东思想的主要代表作。
从毛主席的文电以及恩来同志、少奇同志同他的文电往来，还可以看到，他的有些认识最初也并非正确无误。他也有情绪激动、看法不周、思想反复的时候。但是他有一个极大的优点，能集思广益，博采众长，知错即改，缜密比较，科学概括，最后形成并提出更为全面、更为正确的思想观点或重大决策，从而他的这些认识或决策既体现了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又在汲取别的同志正确意见的基础上高于别的同志的思想认识。例如，对于“皓电”，中央最初决定答之以强硬的“炸弹宣言”。在恩来同志反映了重庆各方意见，提出望“作表面的服从”，以分化顽固势力和“用朱、彭、叶、项名义通电全国，答复何、白”的建议后，采纳此议，改为发表前述产生巨大影响的“佳电”。在“佳电”发出后和蒋介石的“齐电”发出前的一段时间里，毛主席一度对形势作出过较为乐观的估计，认为蒋介石大举“剿共”不可能，一切做法是吓我让步，大吹小打。为了加强政治斗争的筹码，曾提出在皖南偏要再拖一两个月，而不立即北移的主张。但在了解到国民党围歼皖南的某些布置后，迅即于12月26日发出了皖南部队立即北移的紧急指示，并在12月30日政治局常会上表示，目前时局还不能说反共高潮已开始下降，好在过去也没有发出文件。在皖南事变发生后，出于对蒋介石血腥屠杀新四军的无比愤慨，一度对政治形势的分析又只强调了坏转的一面，认为国共的全面破裂已经开始，中共与蒋之合作已经完结，目前不是打退反共高潮的问题，而是如何推翻蒋介石统治问题，提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同时全面大反攻的方针。少奇同志也曾向中央表示过这一主张，但在三天后他改变了想法，认为时机不成熟，力量不允许，“实行全面军事进攻，对我不利，且有极大危险”，提出“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毛主席接受了这个建议，改为采取政治攻势、军事守势的正确方针。他在1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对这以前的一些看法作了修正，指出皖南事变及“一•；一七”国府命令是否全国破裂的开始，这一点要考虑。这样，实际上就放弃了一度产生的偏激认识。毛主席从善如流的思想作风使党的领导层的团结更紧密了，党中央的凝聚力更大了，他个人的威信也更高了。
经过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我们党对如何坚持团结抗战的认识走向统一了，同国民党斗争的经验更丰富了，新民主主义的各项政策趋于定型了。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的重要阶段。
（摘自胡乔木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第二部分第52节 师哲回忆整顿运动（1）
1942年2月1日，毛主席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后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改名为《整顿党的作风》）。在报告中，毛主席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是我们的任务”。2月28日，中央通过《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强调贯彻党的整风精神。
从此，由党中央的整风学习逐渐形成为全党的整风学习运动。整风运动既有长远的战略意义，也有当时的策略意义。它对于我党进一步团结统一和加强一元化集中领导；对广大党员群众政治觉悟水平的提高、党员思想认识的统一、党的战斗力的增强，都起到了空前重大的作用。
整风是我党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在整风运动期间，毛主席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一系列文章，从思想上总结了过去的党内路线斗争，分析了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他说：“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因此我们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
毛主席在整顿三风的报告中除阐明了整风运动的目的、任务和方针以外，还一再强调整风是为了分清路线是非，澄清问题，端正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而不是为了整某个人，追究什么人的个人责任。因此，在整风运动中学习的材料是比较多的，除规定的22个必读文件外，还有《六大以前》、《六大以来》、《两条路线》、六本“干部必读”等书。
整风学习运动开始时，大家严肃认真地集中思想和精力学习文件，研究关于政策、方针、路线等各方面的问题，并展开讨论。大家学习的态度很好，很认真，既作笔记，又写自我检讨。整风初期，运动进行得比较正常，各级干部在学习中提高了思想认识，纠正了一些同志的错误思想、糊涂观念、不正确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从而使党内出现了更加团结一致的局面。
但是，大约在1942年5月间，冒出了一股蛊惑人心的阴风，说对党内历次错误的发生要找根寻底、追查责任。就是说，要查明哪份文件是谁起草的，起草人的动机与意图，如何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关于这个问题，在中办支部（杨家岭）叫得最响亮的是一个叫“小米”的人，我忘记了他的名字。后来在肃反中查明他是隐藏在党内的一个叛徒。我当时感到很困惑。这样一来，岂不是扭转了运动的方向？！但有人随声附和跟着他跑。
一天清晨，毛主席出来散步，凑巧我们在山坡上相遇。我借机顺便问毛主席关于我党整风学习的方针、任务与目的，并且向他反映了一些情况。向他请教：“有的干部不知听了谁的话，或受了谁的影响，不是认真钻研文件，弄清历史，提高思想认识，而是去调查所学习的文件中的哪件或哪篇文章是谁写的，哪个文件（决议、决定、宣言等）是谁起草的等等。这是企图扭转学习方向。这样做，对吗？”
主席听罢，立即回答说： “整风学习的主要目的，是弄清问题，澄清思想，分清是非，辨明真伪，提高认识，而不是追查个人责任。那样做是不对的！”
毛主席斩钉截铁的回答，使我顿时心明眼亮，信心倍增。这个时期，在总结我党历史经验教训，澄清我党各个时期的路线、战略、策略、政策等方面，毛主席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也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当年，毛主席考虑最多的是关于爱护、保存、发展和科学合理地使用革命的有生力量，大量地培养、提拔干部，放手地任用他们，尽可能地把每个干部都使用到适当的工作岗位上，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这是充实我党干部队伍的重要方针。那时，他是把这个问题当作我党革命斗争中的一项主要战略问题对待的，所以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他一般持慎重的态度，本着较合理的方针、政策来处理的。
整风开始后，中央领导做了分工：康生、李富春负责中直机关的整风学习；王稼祥、陈云负责军委直属机关；任弼时、高岗负责陕甘宁边区系统。毛主席亲自抓文艺界的整风运动，这就是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由来。
第二部分第53节 师哲回忆整顿运动（2）
1942年6月2日，党中央成立了总学习委员会，毛主席为组长，康生为副组长，领导全面的整风运动。这个学习委员会是在1941年9月26日成立的中央（高级）学习组的基础上产生的。中央（高级）学习组的组长是毛主席，副组长是王稼祥。由于康生回国以后，当上了中央党校校长和中央社会部部长，掌握了教育、审查干部的一部分权力，同时，康生又善于耍两面派，见风使舵，做出忠心耿耿和“一贯”批判王明路线，与王明路线作斗争的样子。最典型的是，康生在莫斯科时高喊“王明万岁”，初回延安时仍竭力吹捧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但到整风运动期间，他却摇身一变，说王明的小册子是“为中共更加孟什维克化而斗争”。就这样，他当上了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组长。并且取得了毛泽东的信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立以后，毛泽东对康生说过：总学委会的实际工作由你做。
康生提出要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政治秘书们帮助他做工作。党中央同意了。我记得，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政治秘书是：胡乔木（毛泽东的秘书）、黄华（朱德的秘书）、师哲（任弼时的秘书）、王鹤寿（陈云的秘书）、廖鲁言（王明的秘书）、陶铸（王稼祥的秘书）、匡亚明（康生的秘书）等同志。康生要求上述同志作为他的助手，分别向各有关单位了解整风学习的进展情况，并向中央总学委会汇报。
康生要随便使用这些同志也是不容易的。因为这些人各有自己的首长，要完成自己首长交办的各项任务。所以，除了我和廖鲁言以外，基本上没有看见过他们与康生有多少联系。大致上，胡乔木随毛泽东主持文艺界的整风运动；陶铸、黄华随王稼祥、朱老总管军委系统的整风运动；我和廖鲁言去边区联系中央西北局和联防司令部有关整风的事务。此外，我还有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随任弼时一起参加1942年10月17日至1943年1月14日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
1943年3月初，刘少奇回到延安。毛主席让刘少奇主持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但是刘少奇因自己刚到延安，对延安的整风和中央机关的情况都不大了解，很少管事，实际上还是康生在主持这方面的工作，这也是他求之不得的。虽然毛主席、刘少奇同康生都住在杨家岭，但是有关整风的一些汇报会刘少奇不常参加，有时毛主席也不去参加，那就只有康生一人了。这样，康生就成了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的实际负责人。对于整风、审干中的一些问题，康生既可以向毛主席汇报，也可以向刘少奇汇报。但有些问题康生并不向毛、刘汇报。这种情况给康生钻空子创造了条件。
整风运动开始不久，中央研究院被作为整风运动的重点。后来审查干部又把中央党校作为重点，都不是没有原因的，也不是与康生本人无关的。
3月16日，中央研究院召开院务会议，决定进行全院大检查。20日，研究院停止一切日常工作，专门从事“学风、文风、党风”的检查。
当时把中央研究院看作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中央研究院的前身是马列学院，从马列学院到中央研究院，院长是洛甫（张闻天）。当时，马列学院学习马列主义的空气是很浓厚的。无论是教员还是学员，他们学习马列可以说大多数都是好样的。他们熟悉马列主义著作，自然，不少人只是会背诵而已，还没有使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然而，这能不能说马列著作读得过多了呢？以后可以不学马列著作了呢？实际上，当时我们对马列著作的翻译和出版还很不够，研究得更不够，哪里谈得上读得太多了呢？！当然，把马列主义看成教条是要反对的，但反对教条主义，并不是连马列的书也不读了，只能学习毛泽东著作。整风以后的确注意学习毛泽东著作，并且也开始把毛泽东与马恩列斯并列。
中央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柯柏年的英文水平较高。他翻译过很多马列著作。但是，整风开始后，柯柏年竟因为翻译过一些马列著作，而被指责为“教条主义者”，似乎还因此而受到批判。于是柯柏年发誓以后再不搞翻译工作了。毛主席后来也知道了这件事。一次在王家坪毛主席对柯柏年说，你还要翻译啊！柯柏年坚持说，再不搞翻译了。对于这些问题，回过头来再想一想，是很值得深思的。
整风运动中的这种偏向与康生是有直接关系的。康生后来说过，批判教条主义是“破坏”，学习毛泽东著作才是“建设”，只破坏不建设，只能给三十分。
整风开始以后，康生以为整风就是对付所谓“二十八个半”的，所以选择中央研究院作为整风运动的重点，并亲自插手中央研究院的运动，把运动的矛头指向一些党内的老同志。后来因为毛主席强调整风是为了弄清问题，分清是非，提高认识，不是为了追究个人责任，才把康生的这一套压下去。
1942年12月，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过一个报告。报告的题目就叫《关于锄奸问题》。这个报告就是宣传延安“特务如麻”。报告认为，一种是打进来的，例如戴笠派来的特务；还有一种是拉出去的，也就是在我们的队伍里发展了他们的人。
康生利用汉中特务训练班一案，即“戴案”，开始制造“特务如麻”的舆论。
“戴案”确实是一个特务案件。这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机关在整风运动开始以前就已破获的，并且已经处理完毕。1940年末，边区保安机关在关中地区发现个别人的特嫌问题。1941年，保安处派布鲁去关中马栏镇进行调查处理。
最先向我们自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