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刂械厍⑾指霰鹑说奶叵游侍狻�1941年，保安处派布鲁去关中马栏镇进行调查处理。
最先向我们自首的是曾参加过那个特务训练班的吴南山。吴南山说，戴笠在汉中办了一个特务训练班，训练了一批青年，派进陕甘宁边区从事特务活动，这个训练班有四十六七人已进入边区。后来，保安机关根据吴南山提供的线索进行了深入调查。结果绝大多数人都被查出，其中有的已向我们秘密作了坦白交待。
这个工作做得很顺利，原因是这些人都是青年人，家都在西北或在邻近边区的边境线上。他们想，如果现在不坦白交待自己的问题，一旦被发现，全家都要受牵连。同时，当时党实行宽大政策，如果特务分子自首坦白，就不抓不杀。这样，这批人也就一个一个地都分别处理了，并允许他们照常工作。当然，对他们也予以必要的监视、考察，以掌握其动向。毫无疑问，这些人是国民党的特务。他们不仅受过特务训练，而且混进边区来也是带了具体任务的。当然，到了边区以后，是否从事过特务破坏活动，危害程度如何？这又是另一个问题。
最初，康生并不知道这个案子，事后才知道，于是要走了卷宗、档案材料，进行了了解，据此，他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康生说过，“毛主席很重视这个案子”。还说，这个案子说明了很多问题：这一案四十余人都是青年，因此，我们审干的重点对象也应该是青年，首先是外来的青年。其次，他们渗入到了边区各个部门、各种工作岗位。可见他们的活动是深而广的。面既如此之广，审干、肃反也要做得广些。康生在审干、“抢救运动”中确实把矛头对准了青年，几乎把外地来的青年都打成了“特务”或给加上“特嫌”标签。
康生说，“‘戴案’给我们敲了一个思想上的警钟”。康生的所谓“特务如麻”就是由此而来的。
从1942年12月，康生作《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以后，延安少数单位开始审查干部。
第二部分第54节 师哲回忆整顿运动（3）
1943年康生就说，“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这两句话实际上是康生在整风运动中杜撰的一种别有用心的“理论”，作为他推行一条错误路线的根据。
1943年4月1日，康生要边区保安处抓人。理由是胡宗南的秘书胡公冕要来延安，怕一些在审查干部中发现有问题的人与胡公冕“联络”，因此要抓一批人。康生把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和我叫去了。1943年1月西北高干会结束后，我被调到陕甘宁保安处一局任局长。
一天晚上，康生手里拿着一个名单，一边同我们谈话，一边在名单上作记号，又圈又点，说这个是“复兴”，是“CC”，那个是“特务”，是“汉奸”，是“叛徒”，是“日特”等等。最后叫我们把打了“○”的人都抓起来；打了“•；”的送进边区行政学院。
我问：“要抓的这些人有没有材料？没有确切的材料，我们怎么抓人？怎么审问？”
康生说：“有材料还要你们审问干什么？！”
从这一天晚上一直忙到第二天，整整一夜没有休息，一夜之间抓了260多人。同时，李克农、汪金祥（中央社会部二室主任）负责抓中央直属机关的嫌疑分子。
4月3日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的决定》，文件认为：“一年的经验证明：整风运动不但是纠正干部错误思想的最好办法，而且是发现内奸与肃清内奸的最好办法。”因而决定整风运动再继续开展一年。
1943年7月，蒋介石阴谋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审干运动转为肃反运动，即“抢救失足者运动”。15日，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大会上作出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他第一句话就是“今天的大会，是紧急时期的会议，是军事动员时期的会议。”他说：“从四月十号起到今天为止，已经有450人向党坦白悔过了。”他将受审查的干部称为“失足者”。他说：“一个小孩子失足河中，如果是平时还可以从容的去救，如果是涨大水的时候就要抢救，这是不说也懂的简单道理。可是，自然界的失足者，主要是靠外边的人来救，而政治上的失足者，遇到要抢救的时机，却主要是依靠自己。因此，我们号召来坦白的人赶快地坦白，不要放松一秒钟的时间，失掉了这个最宝贵的时机，将永远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8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决定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特务之多，原不足怪”，并说：“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不认识此点，就不能采取正确的方针。”《决定》指出：“这一次我党在整风中审查干部，并准备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不称为肃反，不采取将一切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均交保卫机关处理的方针，而采取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方针，就是因为这是一个群众性的问题。”文件规定，在延安由普通（即指各个机关）、反省、保卫三种机关进行审干工作。
10月间，我从绥德回来时，延安受审查的人更多了。这些人集中在两个地方：一个是边区保安处，一个是社会部（枣园后沟）。这两处关押的都是涉及重大案件的人。另外还有一些人集中在中央党校、边区行政学院（这里主要是边区系统的）和西北公学学习、反省。西北公学名义上是社会部在枣园办的一个训练班，实际上是集中中央直属系统和军委直属系统受审查的干部。这两处有近千人，还有第三种人，有问题但不严重，或者有某些嫌疑的，大多留在本单位进行“劝说”，促其“坦白”。
任弼时时刻警惕、注意研究事态的发展，有时把我找去，了解情况。当他发现这种种错误做法造成是非颠倒、以至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时，就向毛主席汇报，反映情况，提出立即制止错误做法的意见。毛主席采纳了任弼时的意见，并纠正了那些错误做法。当时了解情况的大有人在，但多是敢怒而不敢言。但是毛主席认为不能给群众泼冷水。运动已搞成这个样子，纠正起来也不是一日之功。此后，情况虽然稍稍缓和了一下，但事态并未彻底扭转过来。
到1943年9月末，“抢救运动”已无法再搞下去了。“抢救”和被“抢救”的双方到了极度对立的程度，再也无法继续进行了。康生又耍了一个花招，提出所谓“自救运动”。这是康生自己后来对我说的。他说：“在中直大礼堂，人们斗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柯曾是北平地下党的工作者，在北平地下党遭到破坏后，绝大部分党员被捕，恰好柯庆施去了绥远，没有被捕。根据这一事实就怀疑柯庆施是叛徒，要他坦白）的时候，双方出现了僵局，十分对立，弄不下去了。我到会，提出了‘自救运动’的口号。我说，今天晚了，大家累了，你们还没有吃饭，也喝不上水，关于他的问题，我们有个办法，我们不抢救他，让他自救吧，大家同意不同意。从今天起‘抢救’告一个段落，以后要靠他们‘自己救自己’了。”所以从此刻起，就开始了“自救运动”。这样，给这项僵持不下的会议找了个出路。从1943年10月起，“抢救”变成了“自救”。其实“自救”不过是“抢救”碰壁之后的一个转弯，形式上缓和了一些，其实，运动并未停止下来，问题也并没有解决。
1943年底，我去关中地区。1944年二三月返回延安。这时，康生还要我们把犯人的口供送党中央、毛主席。同时，康生还叫我们准备一个关于边区系统审干、肃反的总结报告。我和周兴起草的报告，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如实地叙述了肃反运动的经过，承认了许多错误，但是康生拿去压了好多天，说不能用，也就没有用。
1944年3月29日，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关于反奸斗争的发展情形与当前任务》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不但不承认有什么错误，而且还摆“功”。康生说：“在这一年另两个月的工作中，我们清出了许多暗藏的侦探奸细，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创造了新的反奸路线，获得了巨大的成绩。”
在这个报告中，康生把逼供信的错误做法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他说：“有些同志，以‘特务如麻’的主观主义，代替群众性的正确认识，不晓得提出某些人有特务嫌疑时，必须慎重，许多人只是有些可疑，但不能确定为特务。如果以为某人既有可疑，定是特务；既是特务，在我区定有庞大组织；既有组织，定有头子；既有头子，定有领导机关；既有领导机关，必有下层组织，因此，对每一个被提出的人，一定要逼出庞大的特务组织系统，一定要求他供出许多特务关系。一定要信以为真，不准怀疑，如果是这样（确有许多地方是这样），那是错误的。如果有了这种主观推论的方法，必然产生扩大化的结果，产生逼供信的各种形式。”这一大段话完全是自我解嘲，是“此处无银三百两”，好像康生是正确的，其实这无异是自我暴露。因为这样做的人，正是康生自己。康生的这个报告，虽然提出了要彻底纠正逼供信的错误和进行甄别工作，但是整个报告的基本调子是肯定成绩，反对“极右”。康生在报告中说：“我们这次反奸工作，并未完结，仅仅是从坦白运动开始转入了甄别工作。在过去坦白运动阶段中，我们突破了特务，巩固了自己，在思想上消灭了被资产阶级同化的危险，在组织上保障了内部的纯洁，在反奸工作上创造了新的路线，得到很大成绩，如果不进行这个工作，就会使党受到很大损失。在这一点上如果有人怀疑，那就是极右的观点。”按照康生的这种观点，纠正逼供信和甄别工作实际上也就无法进行了。
值得庆幸的是，毛主席亲自抓了这个工作，及时补救，拨正了运动方向。
第二部分第55节 师哲回忆整顿运动（4）
抢救运动发生一些偏差也与当时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和敌人的破坏有关。
1943年底，从西安来的情报获悉，地方特务向西安报告，在关中发展特务顺利，人数颇多，甚至地委书记都上了他们的特务名单，军区司令员的老婆、妻弟等都上了特务名单等等。我到关中马栏调查案情时，中央转来的材料上仍有早已调走的地委书记向特务提供了情报等内容，这更加引起我的怀疑。经过一两个月的调查，得知西安情报的来源是出自住在边区境外的织田镇一个特务据点，即国民党特务专员杨宏超之手。所以，要弄清问题，必须设法抓获杨宏超。
我们决心拔掉这个钉子，组织了一个班，由王天民队长率领，乘夜色，通过封锁线，奔袭织田镇，把杨宏超抓回边区来。借我情报员的帮助，带路，顺利地通过了国民党封锁线的炮楼。
半夜12点时，杨宏超才回家。我们的内应将事先准备好了的肉扔给杨家的狗，使其不吠，然后把门打开。战士们一闪而进，将杨和他的老婆的嘴都堵上。要他老婆将孩子看好，抓获了杨宏超。织田镇离边区只有十几里路，我在县署等候消息。仅两个多小时小分队就回来了。战士们给杨宏超戴上手铐后押到马栏镇。
我先回到马栏，同地委书记张德生商量好审讯计划。
杨宏超30多岁，身材魁梧。战士将他带到房子里，我叫警卫员把手铐、脚镣向他面前一丢，并厉声地说：“你怎么办，是讲真话，还是顽抗！？”
他摸不着底细，很快就交代了。他的老家在边区，因而对边区情况很熟悉，为了领赏弄钱，就造假情报，说他花多少钱买通了什么样的干部。被收买的干部级别越高，国民党的奖励就越多。他在织田镇胡编乱造，西安的特务机关都信以为真，而且十分重视。
抓住了杨宏超的第二天，西安就知道了，国民党陕西省主席蒋鼎文专门派了一个师长到织田镇调查此事。西安向重庆呈报，特务专员杨宏超被共产党逮捕，言之令人痛心！这个电报也被我们的情报人员送到延安，康生特地给我看过，但他却无任何表情。
杨宏超被抓后，关中地区许多问题迎刃而解。1944年一二月间，我回到延安，任弼时、西北局、中组部对我的工作都表示满意。
“抢救运动”的错误是康生一手制造的。康生对于特务问题主观主义的估计和当时的一些重大斗争，也为党中央、毛主席所认可。
但是，真正纠正逼、供、信错误和进行甄别工作的还是党中央、毛主席。
早在1943年7月1日，毛主席写信给康生，指出，“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但是康生不执行正确路线，仍然搞他的一套逼、供、信。
1944年4月，毛主席找李克农、周兴和我谈话。
毛主席看见我们就说：“你们送来的口供，我还没有看完，你们那里还有没有这样的供词？”
我们说：“还有三四十份。”
毛主席又问：“你们觉得口供的真实性如何？”
我们说：“基本上没有错，个别的话，个别地方可能有偏差。”
在从城里保安处去枣园的路上，我和周兴还商量汇报什么内容，后悔没有带上材料。见面后没想到毛主席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真是老虎吃天无处下口。
毛主席看出我们一时转不过弯来，就从江西苏区肃反讲起，开导我们。他说：“江西肃反的经验、教训是十分沉痛的。”
我对此一无所知，摸不着头脑。而李克农、周兴都是过来人，他们不作声，一边听，一边点头。
毛主席见我不明其意，举了一个例子，说：“反AB团时，每个犯人也都有口供。半夜三更，我睡不着觉，悄悄地走到审问犯人的地方，用舌头将窗纸舔了一个洞，偷偷地看，看见审讯人员正在搞逼供信，我才知道了AB团是怎么来的。”
毛主席讲完后问我们：“你们有没有搞这一套的？”
我回答说：“没有。我不会审案子，总是审不出问题来。”
“审问犯人的是谁？”毛主席问。
“负责人是审讯科长。他有办法，一审准能审出来。”我答道。
毛主席再次问道：“有没有这样审问犯人的？”
周兴说：“审讯科长是从江西来的。他在江西就搞过这一套。这些口供都是他送来的，但不知道是如何审出来的。”
毛主席说：“你们送来的六份口供，我只看了一份，第二份我就看不下去了，以后也不要再给我送来了。”
这句话给我的打击很大，无异是泼了盆冷水。
毛主席顿了顿又说：“为什么不想看？我看这些材料像是写文章，不像是口供，有些话不实在。你们怎么看的？”
李克农、周兴不吭声。我从未想过这个问题。我在苏联时见到的都是犯人为自己辩解，从没有主动讲自己是特务、叛徒的，因而说：“他自己讲自己是特务，怎么会自己污蔑自己呢？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毛主席仍说：“总而言之，我看不下去，像写文章、小说，不像是口供。你看完，觉得怎样？”他这是冲着我说的，我没有作声。他见我的思想仍转不过来，又问：“这些口供，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没有一句话、一个字是错的？”
我回答说：“一句两句错，恐怕难免，但这无关紧要。”
毛主席听了我的话后，耐心地解释说：“如果有一句是假话，会不会有十句假话？有十句假话，会不会有一段假话？有一段假话，会不会全篇都是假话？我写了一篇文章，不到一千字，贴到墙上，每天改几个字，一个月后就改得面目全非。这还是自己写的，自己和自己打仗。他们写的全对吗？写口供不是写小说，不能编假的。你们回去对犯人说，一个字如果是假的，就改正一个字；一句话是假的，改正一句话；一段话是假的，改正一段话；全篇是假的，那就全部推翻。你们把他们的口供交给他们，叫他们自己去改，要说明一个字，一句话都不要假的。”
毛主席的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
第二部分第56节 师哲回忆整顿运动（5）
毛主席最后说：“我们要弄清的是真反革命，不是假反革命；要的是真材料，不是假材料。你们要搞清楚，口供是从哪里来的，绝对禁止用刑逼供。”
周兴忙说：“审讯科长在江西打过人，在这里是否打过人，还不知道。”
毛主席让我们回去了解了解，并斩钉截铁地再次强调说：“要让犯人讲真话，绝不允许讲假话。保卫工作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你们要把好关，不要冤枉一个好人。”
毛主席同我们从上午9点多一直谈到12点，并留我们吃午饭。回来的路上，我同周兴边走边谈，原计划那天夜里要枪毙三个人，我说，应该赶快改变决定。
按照毛主席谈话的精神，我回来就同一位年纪较大的犯人谈了一次话。我问他：“所交待的材料是不是自己写的，真实不真实？”
我的话音未落，他就哭了起来。
这样，我才明白其中有假。又问他：“当时为何要写假口供，用意是什么？”
他说：“吃好饭，戴红花。”最后，我叫他把口供拿回去修改。他说，“我要它干吗，全是假的！”
从1944年4月以后，对各种案子开始进行甄别工作。一边甄别，一边平反。这个工作做得时间较长，大部分在七大以前甄别、平反完毕。有的一直拖到解放初。极个别人的问题一直未彻底解决，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挨了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到彻底平反。而这些同志已由二十来岁的青年人成为两鬓斑白的老人。在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