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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大家想了很多办法。首先保证他吃好。高师傅很有办法：在大米里加上少量小米，使做出的饭软而有香味；买来滹沱河的鱼和主席最爱吃的青辣椒，做几样湖南风味的菜；有时也做一碗扣肉让他改善生活。他喜欢吃，但医生不让，只能少吃几块。主席白天睡觉，我们就保证环境安静，不让有一点声响惊动他。可是这都解决不了消暑的问题。我们找了几处有树林子的地方，想让主席中午最热的时候到那里去休息一会，不过没有敢对他说，怕他不同意。
这天中午，主席又从熟睡中热醒。他烦躁地在屋里走了几步，问：“这附近有没有清凉一点的地方呀？”我们立即回答说：“有。后沟礼堂旁边有片树林子，顺河往东十多里地方的苏家庄和郭苏镇都有树林子。”
主席听了，略为沉思一会，用征询的口气说：“那咱们现在就到那里去休息休息，好吗？”我们当然没有二话。主席就把桌子上的文件、资料和几本书装进一个帆布包里，我们搬了一个可以半躺的帆布靠椅，拿了个热水瓶，就和主席一起乘车到达苏家庄的树林里。
这里离西柏坡有十多里地，离村子也有一段距离，不远的地方还有个大水塘，很凉爽。主席很高兴，连声说：“好！好！这地方很好嘛，以后再热得没办法了，咱们就到这里来。”说着就仰靠到躺椅上，闭起眼睛。
看到这情景，我们很欣慰。前一段他实在太忙，连续开了几个会，最近开会少了些，说明各个战场上的形势都很好，主席可以放心地歇息一下了。可是再看主席，他已经坐了起来，从包里取出文件看了起来。这些文件中有各个战场的情况，许多统计数字，还有过去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文件。他一边看，一边用笔划着，有时站起来轻轻走动，有时又坐下来匆匆写着什么，有时又放下笔静静思考，显然是在想着重大问题。我们给他倒上一杯水，劝他休息一会，他只是点点头，连眼睛也不抬。这哪里是来休息呵！
下午四点多钟，天气已不那么热了，我们怕主席在树林子里待久了会着凉感冒，就请他回去。他还有点恋恋不舍，又停了一会才起身上车，临走时还说：“这个地方很好，明天如果还热，我们再来。”连着几天，主席都外出到几个凉爽的树林子里去办公，还叫我们把饭带上，在外边吃。
一天上午，主席还在睡觉的时候，我们又做了准备，等主席起了床就出发。可是主席起床后就告诉开饭，说是今天不出去了。接着就是没日没夜地在屋里看文件，紧张地写着什么。许多首长也从外地赶来了，说是要开会。我恍然大悟，原来前几天他不是休息，而是要找一个凉快的地方为会议作准备呀！
记得会议是9月8日开始，到13日结束的，地点就在机关的小饭堂内。开会时是会场，吃饭时是饭堂。外边来开会的首长，好几个人住在一间房子里，晚上就围在会场的灯下看材料、写材料。条件虽然艰苦，但比起半年多前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开会时，已经好得多了。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一次什么会议，只听到毛主席讲了话，其他首长讨论得很热烈。后来才知道，这是一次政治局会议，检查了前一段的工作，规定了今后时期的任务，非常重要。现在，每当我读着《毛泽东选集》上那篇《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的文章时，就情不自禁地想到毛主席在酷热中为这次会议做准备时的情景。
9月会议以后，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更忙了。以前，毛主席也经常召开书记处会议，虽然有时也开长会，甚至连续开，但次数毕竟不太多。这时就多了，几乎天天都开。
每天晚上八点左右，少奇同志、朱总司令、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都准时来到毛主席的办公室，有时作战部、宣传部有关的同志也来参加。而且这些会还有个特点：都是通宵达旦。夜里是毛主席的工作时间，周副主席为了工作方便，从陕北转战时起，也改为夜间办公。不过他兼着军委总参谋长，尽管夜里不睡觉，白天还得开会布置工作，还有外交、侨务、统战、新闻宣传等事情要他处理。好像有着用不完的精力。少奇同志那时五十岁，精力旺盛。朱总司令则因为年过花甲，平时又有早睡早起的习惯，对夜间开会不适应。由于开的都是关于打仗的会，他就坚持参加。有的首长劝他回去休息，他就说：“这么高兴的事，我回去也睡不着。”话是这么说，连续开会毕竟太疲劳，有时开着开着他就睡着了，其他首长也不惊动他，等到要决定问题才叫醒他。他抱歉地说：“哎呀，我睡着了！”周副主席关心地说：“没关系，你休息一会，就能坚持到底了。”毛主席也说：“咱们这一段会议多，总司令在开会时寻机睡一会，精力更充沛，是一件好事嘛。”又指了指周副主席和弼时同志说：“我们三人打疲劳战惯了，在陕北打了一年多，打败了蒋介石妄想消灭我们的野心。现在咱们再一起打一段疲劳战，彻底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不然，事情这么多，又这么重要，少数人作不了主呀！”
我们在首长身边工作，平常都能听到看到一些事情，有时秘书同志也给我们说一点。知道的事情不能到外边去乱说，但逢到开会，其他首长的警卫员们也来，我们遇到一起，就互相交谈起来。过去，只是谈些一般情况，这些日子都成了“军事家”，尽谈论打仗的事：我军又解放了哪个城市啦，又消灭了多少敌人啦，越谈胃口越大，渐渐地对解放个一般的城市已经不过瘾了。这时前方发来的捷报又特别多，更给我们的谈话增加了内容。开始，一个重要的话题是辽沈战役，先是听说解放了锦州，接着说长春的敌人起义了，又说蒋介石亲自飞到沈阳。我们都说：“这次再捉住，可不能像西安事变时那么便宜他了。”好消息不断传来，我们非常激动，开会的首长们也抑制不住兴奋。有时我们进去送开水，给地炉子加煤，可以看到首长们一个个喜形于色。他们的情绪，又进一步地感染了我们。
第四部分第105节 阎长林回忆西柏坡（2）
辽沈战役胜利结束的那天晚上，首长们照常在主席的办公室里开会。大家想，今晚首长们一定要庆贺一下，说不定还要喝点酒呢，今夜的夜餐要做得特别好。于是，高师傅来了，周师傅来了，做湖南风味菜的赵师傅也来了。这三人都是经过长征的老同志，在延安时都给主席做过饭，今晚都想来露一手。他们做了饭，做了菜。有干有稀，有荤有素，有热菜，也有下酒的凉菜，品种众多，花样好看，数量也适当。饭菜都做好了，可首长们还不说吃，几次去催问，都是周副主席说：“再等一会。”事后才知道，他们乘着辽沈战役的胜利，又在部署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了。
这次夜餐准备得最早最丰盛，吃得却比往日晚，直到夜很深了才开饭。工作人员和厨师把做好的饭菜一齐端了上去。以往，饭菜稍为好一点，首长们总说做得太好了，再三追问有没有超过标准。这次，我们开始也担心会挨批评，可是端上来后，他们什么也没说，立即吃了起来，胃口也特别好。他们边吃边说，谈笑风生，沉浸在欢乐之中。看到自己运筹的战役胜利进行，革命事业迅猛发展，怎能不高兴呢！
不久，又传来了淮海战役胜利的消息，歼敌五十五万多人，基本上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紧接着，平津战役也打响了，张家口、新保安的敌人被歼灭，天津也获得解放，傅作义将军宣布起义。至此，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共消灭敌人一百五十四万多，国民党军队基本上土崩瓦解。后来周副主席说：“毛主席在一个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战役！”这是千真万确的。
北平和平解放后的一天，傅作义将军来到了西柏坡。我们知道，傅将军不听蒋介石的指挥，以人民利益为重，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使北平古城避免了一场战火的灾难，是为人民做了好事的。所以周副主席专程到石家庄机场去迎接他，并陪同来到西柏坡。下午，毛主席、朱总司令就乘中型吉普车前往后沟去会见傅将军。当时是2月，天气还很冷，毛主席穿着皮大衣，戴着皮帽子。车到后沟时，周副主席已陪傅作义将军等在门口。傅将军着装整齐，身体健壮，满面红光。还没等毛主席脱下大衣，他就急步向前，双手握住毛主席的手说：“主席，我有罪！”毛主席高兴地说：“谢谢你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永远不会忘掉你的。”随后，他们一起走进会客室，进行了长时间亲切友好的谈话。最后傅将军送毛主席、朱总司令出来时还表示，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工作做好，在有生之年多做一些对人民和国家有益的事情，以弥补过去的过错。
1949年10月1日凌晨六点，东方天边已露出桔红色的曙光，主席才缓缓走出他的办公室，来到院里，点起一支烟，边抽边轻轻踱起步来，神色显得有些疲倦。
他太累了！这些天连续开会，非常紧张。昨天晚上没有召开会议，主席本来要早休息，以便次日有充沛的精力上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但他仍然没休息成，在办公室一直工作到深夜。我几次去提醒他，他只答应，却不离开桌子。周副主席也几次来电话，催促主席早点休息，要保证上天安门的时间，他才停止工作，兴奋地站起身来。
是呵，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几十年来，我们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英勇奋斗，流血牺牲，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记得1947年3月18日晚上离开延安时，主席语气肯定地说：“延安还是我们的，全中国都是我们的！”时间才过去两年多一点，这个伟大的预言就实现了，谁能不兴奋呢？主席大概也是这样吧。
平时，主席是下午三点起床，今天要参加开国大典，大典前还要开一个会，所以要在下午一点起床。时针指到了一点，我们心里很矛盾。想让他多睡一会，又不得不把他叫醒。我轻轻喊了一声：“主席，到一点了。”他听到喊声，一下折起身子，坐在床上，揉揉眼睛说：“这么快呀！”说着下了床，很快刷牙洗脸，吃了饭，穿上那件绿呢军装。在此之前，我们劝主席做一套新衣服，他没有同意，说：“这一套不是很好嘛，就穿它吧，不要再做了。”现在他将要穿着这套军装去参加开国大典了。
下午两点五十分，毛主席走出大门，其他中央首长：少奇同志、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弼时同志等已等在丰泽园门前了。主席见了这些战友，立即上前一一握手。周副主席问：“主席今天睡好了吗？”主席摇摇头，风趣地说：“我们打了这么多年疲劳战，打出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是建国第一天，又是一个疲劳战。我一直没怎么睡，吃了药也睡不着。上天安门又要站几个小时，咱们的一生就是打疲劳战吧。”其他首长都笑起来，主席自己也笑了。
毛主席和首长们登上天安门城楼时，正是下午三点整，五十四门礼炮齐鸣了二十八响，在庄严嘹亮的国歌声中，毛主席轻轻按动电钮，巨大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广场上冉冉升起。在这万众欢腾的时刻，毛主席用浑厚洪亮的声音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这高昂的声音，透露出主席的兴奋心情。几十万人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显示着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的巨大力量。
随后是检阅。毛主席目光炯炯，伟岸地站在城楼上。最先走过的是陆、海、空军，接着是群众队伍，文艺大军，体育大军。时间太长了，我们担心主席太累，就请他进了休息室。他还没有来得及喝水，就和在那里的程潜先生说起话来。主席刚点起一支烟，周副主席就匆匆走进来，对主席说：“你预料得对，要在天安门上站几个小时。”原来群众队伍到天安门前，见不到毛主席不愿往前走。毛主席对程潜先生抱歉地笑笑，放下刚抽了几口的烟，又回到了城楼上，对游行的群众招手致意，直到大典结束。
这天夜里，主席办公室的灯又亮到很晚很晚，他又在为新中国的建设绞尽脑汁了！
（阎长林）
第四部分第106节 薄一波回忆建国初期（1）
接管平、津工作告一段落后，中央确定我为中共代表之一，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随后，我又以华北解放区首席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使我有机会参与了共和国的筹建工作，并对建国前后的若干重大决策有所了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里程碑，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我们党关于建国的主张，主要通过建国纲领中若干重大决策体现出来。因此，我对新中国建立的回顾，着重于若干决策的形成。
1949年3月在河北省西柏坡村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是一次为解放南半个中国和勾画新中国建设蓝图的极其重要的会议。当时，我奉命留守北平，没有出席会议，但会议前后展开的重大工作都是亲身经历过的。我想围绕着农业国变工业国这一建设新中国的重要蓝图，谈谈自己了解的情况。
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前，党中央就为创建新中国作准备了。1948年9月，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毛主席在会上讲话时指出：“新民主主义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这样，并且是领导的因素，而总的说来是新民主主义的。”“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和城市私人经济在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的社会经济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当然，这两个矛盾要区别对待：一个是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一个是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是敌我矛盾。——作者注）“我们努力发展国家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至于经济成分的分析还要考虑。”刘少奇同志在会上就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构成、主要矛盾以及如何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重大问题发了言。毛主席赞同少奇同志的意见，并嘱托他对新中国经济成分的分析作进一步的思考，草拟文件提请二中全会讨论。
恰在这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常委张闻天同志向中央提出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东北解放较早，许多工作先走了一步，这就使闻天同志有可能和有条件对那里的实践进行调查研究，对经济成分作出系统和科学的分析。这份提纲，是理论和实践结合的产物，受到了毛主席和少奇同志的高度重视。9月间，毛主席在修改这个提纲时，强调了以下五点：（1）实行国民经济组织性与计划性必须严格限制在可能和必要的限度内，国营经济首先要适应这种组织性与计划性；（2）除开国家总的计划外，必须特别重视地方性的国民经济计划；（3）使合作社成为普遍的社会制度，必须经过长时期的艰苦工作，才能一处一处和一步一步地做到；（4）在批判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路线时，又必须严格防止任何急性的“左”倾冒险主义；（5）由于有了多种经济成分，而且有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商人资本主义这一切情形，这使我们必须有无产阶级明确而周密的经济政策、经济计划与整套的经济组织去指导国民经济建设，绝不容许有任何的模糊和混乱。随后，少奇同志对提纲作了精心的修改。10月26日，毛主席看完修改稿后批示：“少奇同志，此件修改得很好。在第二十九页上，‘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办法’，改为‘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办法’。因为就我们整个经济政策来说，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上来。”修改后的提纲，曾印发给东北局、华北局和部分领导同志征求意见。
我认为，党中央和毛主席、少奇、闻天同志对经济建设方针的探索和对提纲的修改过程，是一次理论联系实际的调查研究。如果没有这种调查研究，就不可能产生认识上的飞跃，也就写不出七届二中全会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建设指导方针。调查研究，犹如毛主席讲的“十月怀胎”。一个高明的领导者，应该首先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弄清情况上，这样做出的决策才有科学依据。“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才能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情况不明，决心大”，就可能把事情弄糟。处理复杂的经济问题尤其如此。所以，准备会议、准备文件，都应把功夫用在调研上，这是很值得记取的一条重要经验。
1949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对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做了具体安排。毛主席在会上的讲话中，论述了经济建设方针。指出：“今后对经济构成是应有一个通盘的认识。国营经济是带社会主义性质，合作经济也是带社会主义性质并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那个东西基本上（是）对的，但要注意两条战线斗争。一方面不要以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不是向社会主义发展，而认为是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向资本主义发展，那是极端错误的。……另一方面，必须注意，必须谨慎，不要急于社会主义化。”毛主席的这些思索，构成了七届二中全会的重要内容。
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的报告，可以说是集全党智慧之大成。报告的内容宏大精深，是一篇建设新中国的纲领性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