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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1月14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社论《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清样稿作了修改，他指出，“资本家一旦放弃了剥削，他们的社会成分就不再是资本家，而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他们和工人、农民就没有矛盾了，他们就一身轻快不受社会责备了。这里说放弃剥削，不是说马上就要这样做，而是说现在要做思想准备，要在各城市的资本家的学习组织中逐步地适当地展开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如有疑问，要有适当的人给予解答，要准备经过公私合营，逐行逐业的改造，在条件完全成熟以后，最后达到国有化。”
第五部分第137节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4）
1955年11月17日，毛泽东对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进行修改时指出：对资本家的各项教育之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引导资本家自己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应当有领导地普遍地加以推广。要根据情况的变化，有时着重鼓励，有时着重批评。在批评的时候，也要对他们指出改正的希望。
毛泽东还指出资产阶级分子腐蚀我们和我们反对资产阶级分子对于我们的腐蚀的斗争将是长期的。但是三反五反以后，资产阶级已被孤立，心中惶惶无主，想靠拢我们，许多同志不了解这种变化，他们被三反五反的斗争吓怕了，因而对于（工商业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产阶级的改造问题存在着悲观主义，怕和资本家接触。有些人对资本家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有些人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对于资产阶级的实际情况不作全面分析，以为如果要说到资产阶级除了消极的一面之外还有积极的一面似乎便将“伤害马克思主义”。他们也没有主张没收资本主义企业，但又不相信党、群众和国家的力量可以经过教育说服的方法来改造资产阶级。因此，放任自流，使自己陷于被动。这种倾向在表面上是“左”的，而实质上却是右的。
在这之后，毛泽东不止一次地提到，和平改造工商业者，要采取批评这种斗争的方式。1955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信中说：“工商界改造工作有进步，令人欣慰。惟须加强教育，使之普及到大中小城市的各行各业。看来工商界是可以采用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的，这次工商联合会讨论的经验可以推广。”
其后，毛泽东又在对李维汉的一篇讲话稿所作的修改中指出：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已经接受了公私合营或者准备接受公私合营这样一种改造。对于资产阶级，一般以教育为主，不放弃必要的斗争，因此，除了大约占百分之几的具有严重情况的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坏分子以外，其余的，应当肯定是可以用又鼓励又批评的教育方法加以改造的。批评就是对于他们的主要的斗争方式，当然还要有对违法者给予罚款等等一些斗争方式。
毛泽东还在一次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会议上说，现在资本家已经一只半脚踏进社会主义，快要变成工人阶级了，应当在党内进行广泛的解释和教育，使广大党员提高认识，取得工作的主动权。
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从去年夏季以来，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就以极广阔的规模和极深刻的程度展开起来。大约再有3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毛泽东还就和平改造问题指出：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过去几个月来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意料，过去有些人怕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现在看来，这一关也还是容易过的。
在这次最高国务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在谈到我们把制度改变以后，需要学习科学知识时说，我们应该向科学家学习，资本家也有一些好的东西，我们也应该学习，当做民族遗产留下来。用得着的东西，不要统统丢掉，革命不要把这一部分积极的因素改掉了。科学家李时珍的东西，一些好的古典作品，几千年前的诗经、楚辞还在学习，为什么现在的资本家我们不能向他们学习一点好东西呢？工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他们还可以当先生。他们的制度、习惯、思想应当改变，他们应该学习，但其他的科学管理方法、经营方法不如他们的，应当向他们学习。全国人民都应该学习科学，没有这个东西，光有党的政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在此之后，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或在别的有关场合，曾作过多次与上述内容相同的谈话，他说，学习资产阶级的知识和技术是为了加以利用。在经济建设事业上，我们事先要与他们商讨。总的目的，也是为了发展生产力。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赎买基本结束以后，毛泽东还就定息问题、民族资产阶级的安排问题和自我改造问题发表过意见。毛泽东说：对资本家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物质问题，一是思想问题。物质问题就是有职有权，有工资可拿，拿到工资能过生活。定息时间要长一些。思想问题要资本家改造自己，发挥他们的作用，不但使用老经验，而且使得他们能够发展新的经验。
毛泽东说，现在看起来苏联消灭阶级，消灭太早了，不能够使用资本家的能力。当然历史条件不同，中国比苏联、比东欧兄弟国家，比他们来得有利。又说，资本家学习是为了自己，同时也为了国家。中国过去是不行，经济落后，现在虽然是好了一点，但还要大家努力。让资本家多拿几年定息，安心工作，安心学习，对工人阶级是有利的。对资本家要从两方面看。我们把资本家当成真正的财富，重视工商界，他有进步的文化。
在随后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中，毛泽东批驳了说资产阶级是反革命阶级和不革命阶级的论点，说现在有“左”的空气。资产阶级是有进步的，反革命、不革命的只是个别的，与工人阶级的矛盾不是对抗的，妥协了，还有什么对抗？资产阶级，作为阶级，不能讲不革命或反革命。现在有些文章太“左”了。合营了，没有对抗了，合营前已经没有对抗。要组织人写文章。资产阶级三反五反后没有对抗，三反五反也不全部对抗，只是一部分对抗。以前孙中山同盟会，他在帝国主义压力下，一面对抗，一面妥协。现在是否一面对抗，一面合作，两面性是一面进步，一面落后。阶级多年形成，怎能只有一面性？如果认为只有一面性，结果就没有改造了，大家尾巴会翘起来。定息完结后，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有两面性。说只有一面性，不利于改造、进步。现在资本家学习热情很高，看来民族有希望。
第五部分第138节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5）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以及基本完成工商业改造以后的1956年下半年，毛泽东就对资改造问题有一系列重要论述，他在对资改造问题上花费了大量精力。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对资改造的许多言论、著述，至今仍然是正确的，并没有因时光的流逝而失去其意义。当然，也有一些话，当时看来是正确的，但为尔后的实践证明未必完全符合发展了的实际情况，这应当视为历史的局限，是任何一个伟大人物所避免不了的。
例如，毛泽东对彭真的一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发言稿作修改时，加写了一段这样的话：农业合作化“是使城市资产阶级彻底地孤立起来，造成一种使他们非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不可的形势，因而可以彻底地消灭一切资本主义痕迹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运动。”
“彻底地消灭一切资本主义的痕迹”这句话，与毛泽东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加写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这句话一样，现在看来显然是需要加以重新认识的。首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彻底地消灭资本主义的一切痕迹是不可能的，恐怕也是不必要的。其次，实践已经证明，所有制的成分和形式不应是单一的，而应该是多样的，只有在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情况下，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三资企业等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才能促进生产力的提高。这些非社会主义成分的经济形式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人为地取消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在分配领域，要在贯彻按劳分配这个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形式，如私营企业主的收入，就是非劳动收入，三资企业中的外资、外商是按照其投入的资本多寡来进行分配的。看来提出消灭一切资本主义痕迹这句话本身，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估计不足的。应该说，在社会主义改造结束之后，我们国家逐渐形成的过分单一的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所有制结构，以及产生不利于生产力高速度发展的“大锅饭”等分配中的弊病，在理论上与毛泽东的类似这样的观点是不无关系的。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一化三改造”的任务之一。毛泽东曾经指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两者是互为作用，互相促进的。我们在对这两者的改造中，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是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贡献和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曾提出过用和平赎买的方法，把资产阶级的企业实行国有化的设想。他们认为，这种设想如果能够实现，对于无产阶级是最便宜的事情。
列宁曾主张对愿意接受国家资本主义的“文明的资本家”实行赎买，对不愿意接受国家资本主义的“不文明的资本家”加以无情的惩治。但是无情的事实是，俄国的资产阶级都不愿意接受国家资本主义的和平赎买方式，于是，只好采取了剥夺的政策。用赎买的办法把资本主义企业完全国有化的设想在苏联没有成为现实。
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中，根据中国国情实际，制定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由低级到高级的形式，逐步地将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引上了国营经济的道路，胜利地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没有能够完成的和平变革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使命，而且又团结了民族资产阶级为建设社会主义出力。
我国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中，包括基本完成所有制改造后的全部赎买（即定息）过程中，共花了32。5亿元人民币。虽然这点钱已经超过了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私股股金总额24亿元的数额，但还是合算的。毛泽东说：出这么一点钱，就买了这样一个阶级，这对无产阶级是十分有利的。因为资本家加上跟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一般都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和一定的经营管理经验。我们把这个阶级买过来，既照顾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又减轻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阻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调动了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
说到和平赎买政策所取得的胜利，毛泽东指出：这个政策，中央是仔细考虑过的。实行这样的改造政策，不仅生产没有受到破坏，而且有些私营工厂在过去几年中还进行了部分的扩建。资本家由于在过去几年中有利可图，有些人也还自愿地向工厂进行投资。我们在处理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有很丰富的经验，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例如，公私合营以后给资本家定息，就是一个新经验。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对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改造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先河，它丰富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宝库，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贡献。
（顾龙生：《毛泽东对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贡献》）
第五部分第139节 “反右”及“大跃进”（1）
从1955年第四季度开始，我国经济建设，出现了一股层层抬高数量指标和忽视综合平衡的冒进势头。1956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上存在着冒进和反对冒进两种不同的指导思想。反冒进，不仅使当年经济发展避免了重大失衡，而且对实事求是地确定八大经济决策和1957年计划的指导方针有着重要的影响。鉴于往后的岁月里我国经济建设一再出现急于求成实即急躁冒进的错误，直到现在也不能说急于求成的思想认识问题已经彻底解决，因此，认真回顾和思考一下1956年反冒进的经验，可能是很有意义的。
1955年12月5日下午，中央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座谈会，由少奇同志向在京中央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到会122人），传达了毛主席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争取提前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指示。少奇同志传达的大意是：
毛主席说：“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可以设想，如果不加快建设，农业和私营工商业未改造，工业未发展，将来一旦打起来，我们的困难就会更大。因此，一切工作都要反对保守主义。毛主席说：“我们可以有几条路前进，几条路比较一下，要选一条比较合理、正确的路线。”按常规走路，时间拉得长，成绩不大，这是保守路线。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我们有不少同志正在走着这条保守的路线。工业部门不要骄傲，要加油，否则，就有出现两翼走在前面而主体跟不上的现象。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冲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
在这次座谈会以前的两个月，七届六中全会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右倾保守”思想开展了批判，这是我在本书第15篇中已经介绍了的。11月16日至24日，中央又召开了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会议，批判了对资改造中的“右倾保守”思想。毛主席于24日到会讲话，批评领导机关的思想严重落后于实际。详细内容我在本书第17篇中也作了介绍。现在，按照少奇同志的传达，毛主席的意图是“批判各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批判的范围，就扩及到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了。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形成，已经对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科学、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形成了强大的压力。现在再批这些领域的“右倾保守”思想，压力当然就更大了。
毛主席批判经济建设领域的“右倾保守”思想，也是事出有因的：
第一，他感到国务院有些部门设想的长期计划指标偏低了。
1955年夏，国务院在北戴河开会，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要求，讨论编制15年（1953—1967年）远景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轮廓的问题。各部汇报自己的设想。按照各部汇报，1967年，全国粮食产量6000亿斤，棉花产量5600万担，钢产量1800万吨，煤炭产量28000万吨；工农业产值平均年增长速度：“一五”8。6％，“二五”9。9％，“三五”10。1％，15年平均年增长9。5％。10月5日，国家计委汇总报告中央。毛主席对这个设想是不满意的。如同抓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先从农业改造高潮抓起一样，抓经济发展速度问题，他也从农业发展速度抓起。
11月中旬，毛主席先后在杭州和天津召集华东、中南、东北和华北15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展望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发展的远景，归纳了《农业十七条》。12月21日，他起草中央通知，将《十七条》发给上海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十七条》最重要的一条是：到1967年，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400斤增加到800斤；棉花亩产分别达到60斤、80斤、100斤；各地分别储积足够一年、一年半或两年的余粮。还有一条是：从1956年起，12年内，开荒14000万亩，到1967年，全国耕地面积达到18亿亩左右。按照估计中的耕地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一算，1967年的粮食产量，就不是6000亿斤，而是10632。8亿斤，超出主管部门原设想的指标近80％；1967年的棉花产量，就不是5600万担，而是12000万担，超出原设想的1倍多。
第二，他对1955年国民经验计划执行情况不满意。
1955年原计划基本建设投资97。9亿元（新币，下同），比上年增长31。5％。执行中，由于经济生活中出现一些新情况，几次调整计划。在调整中，由于不适当地削减了某些非生产性（校舍和职工宿舍等）建设项目，投资总额调减为91。7亿元。到年底，原来安排收支平衡的预算，结余资金18。1亿元。钢材、木材、水泥等物资也有较多的结余。又由于没有经验，还不认识保留必要储备的重要性，一度决定钢材出口，水泥减产，木材和部分器材减价出售。没有想到，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之后，多余很快就变成短缺。对此周总理曾一再作自我批评，但毛主席还是不大满意，这从他在1958年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所说的一段话中可以看得很清楚：“1955年12月，八项东西（钢、铁、煤、水泥、铝、铜，还有两项）多得不得了了，以致毫无办法，只好请苏联帮忙。苏联是要订长期合同的，好，订，订了，签了字了，过一个月要毁约。过两个月毁约也好呀！跟人家订长期合同，你强迫人家订，过一个月就毁约。”“讲起共产党，又是光荣的，伟大的，什么的，就这样一件事情讲，我看是幼稚的，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