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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便赶上仆固怀恩的反叛，又是郭子仪去平定的。郭子仪在朔方军中素有威望，所以他一出马几乎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后来仆固怀恩两次诱吐蕃攻打长安，第二次他骗吐蕃和回纥人说郭子仪已被鱼朝恩害死了，而代宗也已逝世，所以这些人有恃无恐。不想回纥人在泾阳居然又看到了一个活蹦乱跳的郭子仪，大惊失色，“怎么你原来还活着？”郭子仪说：“昔回纥涉万里，戡大憝，助复二京，我与若等休戚同之。今乃弃旧好，助叛臣，一何愚！彼背主弃亲，于回纥何有？”责备他们背信弃义，回纥人很诚实，说本来听仆固怀恩的话，以为郭子仪和代宗都死了，所以才敢来，否则，“何至于此？”然后请求和郭子仪见面。郭子仪力排众议，只带了数十骑兵前往，比演义里关公的单刀赴会差不了多少。正是郭子仪的威望和这份气魄胆量，很令人折服，所以宴会上郭子仪说动回纥与唐结好。吐蕃人听说这件事，怀疑回纥会与唐联手来攻打自己，所以连夜就逃了，果然在路上遇到了唐军和回纥军，本想大抢一番的吐蕃，不但白抢了一回，自己也搭上了不少东西，而且还被打的大败，如果仆固怀恩还活着，吐蕃人一定和他算帐。
代宗时期，郭子仪以七十多岁的高龄居然担当起了朝廷的顶梁柱，实是辛苦了老人家。德宗即位后，郭子仪又被德宗免去了军权，然后又做了代宗的“山陵使”，尽管军权又没了，但地位仍然不断攀高，此前代宗曾想任他为尚书令，郭子仪很知趣的辞掉了，这回德宗加封他为太尉、尚书令，而且尊号为“尚父”。但郭子仪毕竟年岁太大了，这位经历了玄、肃、代、德四朝的老将军，于建中二年（公元781年）病逝，时年八十五。当时“帝悼痛，废朝五日。诏群臣往吊，随丧所须，皆取于官。赠太师。陪葬建陵”，赐谥忠武。
郭子仪是善始善终，满门富贵，即使程元振、鱼朝恩对他百般诋毁，最后的影响也只限于夺去军权，而于他身家性命却毫无伤害，原因是，“书一纸征之，无不即日就道”。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毫无脾气，这是皇帝最理想的大臣，所以最终皇帝哪怕真对他起了疑心，也仍然会释然。但郭子仪可以没脾气，但他活的也并不轻松，身居高位，又有这么大的威望，如稍有差错，那几十年的英名就付之东流了，不过，郭子仪最惦念的该是自己的子孙吧，他怎么也要为他们考虑。郭子仪有一个儿子郭暖，娶了代宗的女儿升平公主——我想大家一定想起了打金枝之类的戏曲，不错，戏曲正是由历史而来，不过新旧唐书却是找不到，不知通鉴是取自哪个笔记？出处倒也不必计较，但这件事对郭家来讲，真是虚惊一场。郭暖和公主赌气说的话“汝倚乃父为天子邪？我父薄天子不为！”确实比较容易惹麻烦，所以郭子仪当时吓得把他囚禁起来，自己上皇宫里请罪，幸好遇上还算是比较开明的唐代宗，说了一句“不痴不聋，不作家翁”，然后又劝解了一番，如果遇上一个不讲理的皇帝，郭家只怕有灭门之祸。最后代宗那都没事了，郭子仪仍然打了郭暖一顿，其实意思就是教训他：你知不知道你差点让全家给你陪葬……郭子仪的没脾气还表现在，有人挖了他父亲的坟墓，当时有人怀疑是鱼朝恩，但此事似乎代宗也不好追查，又担心郭子仪会因此事而反，所以心事重重的和从河中回朝的郭子仪谈及此事，结果郭子仪说他带兵很久却不能禁止士兵们去挖别人的坟墓，所以现在这是对他的报应，一句话便打消了代宗的疑虑。
郭子仪确实十分谨慎，他想问题面面俱到，比如后来的奸相卢杞，有一次到郭子仪家里，郭子仪忙把姬妾都赶回了屋里，有人问原因，郭子仪说卢杞长的很难看，怕她们看见了会笑，那就肯定得罪这位大人了。所以，像郭子仪也很难得罪起什么人来，强悍如仆固怀恩，也只折服郭子仪一人，由此可见一斑。郭子仪在朔方军中十分宽容，以至于后来继任的几位将军都不好统领，连李光弼都差点被赶出来，李国贞则是干脆被杀了。宽容固然是一种美德，但我觉得郭子仪的宽容实际上带来了不好的效果，主观上这也是他性格使然，但客观上却是树立私恩。军队中军令严明才是正路，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倒很同情李光弼。感觉郭子仪处世比较圆熟，不得罪人，而果然诸将中也是他更吃的开，五位副元帅只有郭子仪是善始善终，这并非偶然，而放到历史上来看，正如前面所言，找不出来一打像郭子仪这么好脾气的将军。这也许就是“性格决定命运”吧。
㈢、李光弼：抑郁而终
如果说高仙芝的被杀是彻底的悲剧，郭子仪的善始善终是彻底的喜剧，而哥舒翰、仆固怀恩被迫的或降或反有点闹剧的成分，那么李光弼的抑郁而终则是符合“哀而不伤”，或者说是淡淡的哀伤——反正也让人痛快不起来。
邙山之败后，李光弼曾被短暂的免去了太尉，但马上又都恢复了，“充河南、淮南、山南东道、荆南等副元帅，侍中如故，出镇临淮。”要注意，当时副元帅很多，但最主要的副元帅当是作为皇子的副元帅，那才是带领唐军主力的将军。
当时史朝义乘邙山之胜，攻打申州、光州等地，并且亲自率精骑在宋州围住刺史李岑，围了有数月之久，城中粮食已经用尽，眼看宋州就要陷落，李岑束手无策。他手下的刘昌说：“粮仓中还有几千斤酒曲，捣碎了也是可以吃的（这办法容易培养酒鬼），不出二十天，李太尉必定前来救援我们。如今城的东南角最危急，请让我去守那里。”这时，李光弼抱病来到临淮，手下的将士们认为敌人不好对付，请求南向保守扬州。李光弼说：“朝廷倚我以为安危，我复退缩，朝廷何望？且吾出其不意，贼安知吾之众寡！”于是径直奔赴徐州，派田神功去进击史朝义，将叛军打得大败。其实当时徐州一带很混乱的，先是田神功留恋扬州不愿回去，又有尚衡与殷仲卿在兖州、郓州的自家相互攻击，来瑱则不肯应诏回京，但当他们一听说李光弼来了，都慑于李光弼的威望，几个人该回朝的回朝，该回军的回军，秩序这才井然起来。
来到李光弼帐下的田神功，按他自己的话讲，差点出错。其实也不算是什么大错，只是和李光弼相比，不大尊重他的判官而已。李光弼在徐州，只有军队的事情自己决断，其它事务都委托给判官张傪处理。张傪是个很有才干的人，处理事务十分自如，所以诸将对张傪也十分尊重，就像对李光弼那样。而田神功从副将升为节度使后，大模大样的接受前节度使的判官刘位等人的叩拜。等他看到李光弼与张傪平等对待时，大吃一惊，于是找来刘位等人一一谢礼，说自己行伍出身，不懂礼仪，怎么诸位也不说，铸成自己的错误呢？可见李光弼的一言一行给部下的影响都是很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李光弼后来也算是做错了一件事，令他终生愧悔。
当长安被吐蕃进攻之际，代宗下诏召诸节度使来援，别的节度使没来，李光弼也没有来。大家都不来的原因是，早有个被鱼朝恩、程元振害死的来瑱在前，所以谁都怕自己一回去也被他们害死，干脆不来就是了。这才出现郭子仪率二十名骑兵去咸阳守卫的“悲惨”情景。可是诸道节度不来都还好说，李光弼不来，则确实有损形象了。首先是地位不同，他是与郭子仪齐名的将军，又都是朝廷素来倚重的人物，无论是肃宗还是代宗，对他也可谓不薄，所以他不来，造成的恶劣影响是很大的，其它没来支持的人受到的质疑都没有李光弼多，原因就在于此；其次，李光弼一向对朝廷忠心耿耿，守北城时所带的那把短刀就很让人感动，当将士们都想退保扬州的时候又是李光弼力排众议勇于攻打叛军，可是，没被敌人吓倒的将军，却担心被朝里的宦官所害——如果对照一下郭子仪，就会发现，李光弼正如欧阳修所说，属于“工于科人拙于谋己”的这种类型的将军。其实他又何必担心呢？无论如何，在危难之际有人来援救自己，就算再糊涂的人也会生出感激之情，何况代宗也并没糊涂到那样的地步。再者，以所谓忠臣的角度来看，就算真会被害死也得来一趟，“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就是这个意思，当然，我们是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苛求，但古人未必会放过。以二十骑赴咸阳的郭子仪，也并非没受到过奸人谗毁，而且他当时是比在外逍遥的李光弼要惨的多的，因为他这种“高阁”生活李光弼并没经历过，但谗毁起作用了么？先前有用，但经过此事后，代宗对郭子仪如何呢？可以说很好。前面写郭子仪时也提到，正是郭子仪这种“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没脾气使他成为皇帝的理想大臣。以此推之，如果李光弼率兵来援，代宗自也不会亏待他。但李光弼迁延行期，最终也没有来长安。
代宗于此事怎么看呢？肯定会有惊讶：怎么自己人缘这么不好，谁都不来呢？然后当然会有些恼怒：你们怎么都不奉诏？但我们也不得不佩服代宗的好脾气，他并没有因此而降罪于谁，比如他后来对仆固怀恩的母亲就很好，当听说仆固怀恩死去的时候，代宗也一直说并非是仆固怀恩背叛他，而是被左右所误。对于李光弼的不奉诏，代宗也比较看重，担心会因此产生嫌隙，就主动示好，多次派人去慰问居于河中的李光弼的母亲。不过，代宗真的放下了么？
吐蕃退兵以后，代宗任命李光弼为东都留守，以观察他的去留动向。两唐书与通鉴一致的“察其去就”，字面意思好解，可是这四个字的意思，只怕不是这么简单。任命就任命呗，任命谁去做什么，大臣不也就只有去照办的份么，干嘛还要有个“察其去就”？一个“察”字说明代宗对李光弼动向的关注与疑心，意思就是：我看看你究竟会怎么做。可见李光弼前一次没来，虽然代宗并不降罪，但心中也着实放不下，他担心因此产生嫌隙，其实李光弼那里能有什么嫌隙，还不是他自己这里的嫌隙？这一次，“光弼伺知之，辞以久待敕不至，且归徐州，欲收江淮租赋以自给”，李光弼借口江淮粮运之事率军返回徐州，仍然是不去。看样子李光弼应该是明白代宗有观察的意思的，可是仍然顶风作案，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如果要向皇帝表示忠诚的话就该听命，这一次不回去难道是担心上次的罪过被宦官拿来攻击他？如果真是这么担心，那就更应该去了，否则只会加重别人的疑心。如果赶上这件事的是郭子仪，相信马上就动身了。这次，代宗对李光弼的母亲就不单单是派人慰问了，而是将她接到了长安，好好供养了起来，又让他弟弟李光进执掌禁兵，提高待遇。代宗这么做，有两种可能，一是见李光弼又没来，觉得是自己做的不够，所以又提高了待遇。可是，推想一下，这是一个做错事的人的心态，想要与人和解才主动示好，但自始至终代宗对李光弼都没有做错什么，他自己也不可能认为有哪里不对，何必要这么做呢？如果说让李光进掌管禁军是示好，而将李母接到长安，则可能主要出于第二种可能的考虑，就是厚待其母，同时也是高级的监禁起来，这便是一个人质。但代宗对李光弼的礼遇却始终不减，一来确是宅心仁厚，二来，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彼之不赴吾急，吾不问则已，问之则必讨焉。彼非束手受死者，而吾使谁敌之哉？”
由于李光弼一向军令严明，所以诸将对他都很敬畏，甚至李光弼发号施令时，诸将都不敢仰视。然而当诸将看到李光弼挟重兵而不回朝，像田神功等人便不再惧怕李光弼了，这个意思就是说，李光弼原先在军中的威信，一下子降到了最低点。其实李光弼对此也很后悔，所以愧恨交加，终于积郁成疾，不久，于广德二年（公元764年）七月十四日去世——墓志则说是死于七月五日，《全唐文》中有李光弼的遗表，其中有“自去月十七日旧疾发动，有加无瘳，至今月五日”，所以觉得还是取十四日为准。此前部将询问李光弼后事，李光弼说：“吾久在军中，不得就养，既为不孝子，夫复何言！”这个时候最想念的是自己的母亲，然而却是天人永隔了。之后，李光弼将自己受封的绢布各三千疋、钱三千贯文分给了将士们。
李光弼去世，代宗自是难过了一番，让鱼朝恩到李母家里去慰问——李光弼正是因为这个人才不敢来长安，代宗居然又派他去慰问，李光弼在天有灵，也一定气的够戗——然后又让京兆尹第五琦监护丧事。代宗命大臣们议谥号，最后谥李光弼为“武穆”，和后来岳飞的谥是一样的，不过同用这个谥的还有很多人，不一一列举了。将军们的谥中大多有个武字，而李光弼和郭子仪不同的是“忠”和“穆”，郭子仪是忠武，“忠”在前，看的出来，对皇帝来讲，“忠”和“武”比，还是更需要“忠”的。十一月，将李光弼安葬于三原，代宗下诏命百官送于延平门外。和郭子仪不一样，郭子仪是陪葬建陵，而李光弼则没有这样的待遇——陪葬不是殉葬，殉葬当然是凄惨的了，而陪葬则是很风光的事情，古时能陪葬帝陵，那是皇帝对大臣的恩宠。也不难想象，郭子仪那般的八面玲珑，皇帝自然愿意接纳，而李光弼这样的脾气，则很容易得罪人，大约皇帝都不敢惹。
有人认为，蕃将大都脾气如此，所以李光弼会得罪人也是正常的，而郭子仪是汉将，因此更柔和一些。这么说就难免绝对化了，汉人中刚烈暴躁的也有很多，而胡人中很会讨好别人的也大有人在，像安禄山就是很会讨好人。李光弼是契丹人不假，但实际上汉化的已经很严重了，严肃认真的禀性自幼就是如此，和民族并没有什么关系。不过，李光弼的脾气可能遗传较多，再加上后天管教又严，所以这样实在不奇怪。李光弼六岁的时候曾经抚鹿而游，结果他爸爸看见了，教训他说：“儿勿更尔。”其实很平常的一件事，小孩子哪有不爱玩的，居然也会被管教。而李光弼的母亲，脾气大约也是不好的，颜真卿就写“太夫人高明整肃，有慈有威，公下气怡声，承顺而每竭其力。虽已官达，小不如意，犹加谯让之责，故能济其勋业。”所以李光弼差不多天天挨训。正是父母管教的严，所以养成了他的严肃。
可以说，诸将对郭子仪是敬爱，而对李光弼则是敬畏；敬爱可以持续很长时间，而敬畏一旦失去了支柱，那它自身也就消失了。李光弼的严厉，于国家于军队都是有好处的，唯独对他个人没有好处，因为这样很容易得罪人。其实官场上的人谁还没几个仇家呢，只是与李光弼不和的人，分布遍及各个领域，宦官中有和他作对的，同僚也有和他作对的，后来就连部下都有些不逊。还有，李光弼洁身自好，而郭子仪则学习王翦，聚敛奢侈，怎么看都觉得李光弼做的更对。所以，李光弼注定是寂寞的。当郭子仪被众人捧上天然后大家一起其乐融融的时候，他自己则孤零零的冷眼旁观；当后人们津津有味的欣赏着《打金枝》高唱着郭汾阳的时候，对很多人来讲，李光弼只是一个历史上的符号，而这个符号代表着什么，却了解不多。有人认为，这和后来的历史有关。宋朝和辽朝打了很多年，对契丹人难免存有芥蒂，后来虽然不和契丹打了，但汉族的民族保护意识也强了起来，所以对汉族出身的郭子仪更垂青。是不是这样呢？我觉得成书于宋代的《新唐书》一个很大的功劳，就是把李光弼从《旧唐书》和别人的合传中拿了出来独立为一传（实际上后面还跟了几个禆将），虽说变化不大，但至少从地位上来讲是与郭子仪持平了。后人对李光弼其实并没有什么偏见，只是和郭子仪对比起来谈到的比较少，像《长生殿》中，郭子仪就出场了，而且还有不少唱段，而李光弼则自始至终没露面——不露面也好，里面的蕃兵蕃将都是丑来演的，即使是照顾一下，只怕扮相也好看不了，再加上龙套往往用不同行当的角色，郭子仪是外，那李光弼最多也只能用“净”，俗话说就是大花脸。至于京剧里的李光弼，没见过，也没查着，没法参考。
由于李郭二人的功劳都是对唐而言，唐朝灭亡后他们的功劳也就滚滚东逝了，郭子仪除了打仗，做人上还有很多可说的地方，比如那个“打金枝”，而李光弼则相形见绌。有一件事，说明了郭子仪做人上确实高出一筹。在安思顺任朔方节度使时，郭、李都为牙门都将，二人却不相和，即使在一起吃饭也不说话。等郭子仪代安思顺为节度使时，李光弼本打算逃走，还没决定下来，不久，皇帝便下诏让他分朔方一半兵力东出赵、魏（就是前面写的郭子仪向玄宗推荐李光弼一事）。于是“临淮（李光弼封临淮郡王，用临淮代称）入请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阳（郭子仪）趋下，持手上堂，曰：‘今国乱主迁，非公不能东伐，岂怀私忿时邪？’及别，执手泣涕，相勉以忠义，讫平剧盗，实二公之力。”这是杜牧记下来的事情，两人本传中没有，而在《新唐书》的东夷传中引用了一下。本是冤家的两人，其中一个一下子成了上司，然后又让对方去战场的最前线，也难怪李光弼会怀疑郭子仪居心不良。但郭子仪却是因为欣赏李光弼的才能，真心推举他的，故而两人尽释前嫌，主要功劳还是郭子仪，他能主动推荐李光弼，这份气度确实很难得，如果放到李光弼身上，可能未必会如此。因此，郭子仪更令人敬爱也就理所当然。
实际上，唐朝固然对李光弼颂扬多多，在历代对李光弼的评价上也确实属于最高级别的，却也有不同的声音。《全唐文》中有一篇《秘书监致仕穆元堂志》，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元帅李光弼将二于上，屡奸于公（前面写公讳宁字某，当指穆宁）。公守正不迁，积与之隙，日宣不令之言，欲公畏之。公自泗抵徐，驰驿辄至，理折其口，义胜其心，泄其愠于包藏，夺其谋于将发。代宗闻焉，为一二宰臣话之，至于叹息。”《旧唐书》中穆宁传中也记载了这件事：“副元帅李光弼以饷运不继，或恶宁者，诬谮于光弼，光弼扬言欲杀宁。宁直抵徐州见光弼，喻以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