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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万里长征，这是中国古代最远的出征之一。通鉴上略去了征途，只说历经百余日才到达，而《旧唐书》上则写的很清楚：“自安西行十五日至拨换城，又十余日至握瑟德，又十余日至疏勒，又二十余日至葱岭守捉，又行二十余日至播密川，又二十余日至特勒满川，即五识匿国也。”一堆稀奇古怪的地名，一听就知道那里不在汉文化范围之内。路上只有不停的奔波，然而在它终结的时候，为远途奔波的人准备的不是可口的饭菜，没有可供洗澡洗去途中沙尘的热水，没有可以承载着自己一觉睡到天亮的舒服的床——这不是旅途，这是征途。在长途跋涉之后，他们必须打点万般精神，无比冷静的面对眼前的血与真正的“沙场”，否则，就真要为之付出长眠的代价了。忽然觉得这一万零一个骑兵——10000（骑兵）＋1（高仙芝）=10001，当然，这是开句玩笑了，事实上万骑也只是一个大概，应该不会那么准确的就是一位主帅带领着整一万骑兵——十分可怜，但他们去的十分悲壮，于是脑海中又闪现若干诗句，“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也许，在这些骑兵才真正可以说是去执行“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任务，小勃律现在的作用恰恰和汉朝阻碍丝绸之路畅通的楼兰十分相似。对了，这时还要提一句，参与了这次出征的还有宦官边令诚。玄宗不放心边将，因此用宦官监军，从这点来看，边令诚也实属不易了。
到了特勒满川，高仙芝兵分三路继续前进，约定七月十三日在吐蕃连云堡会面。事实上吐蕃在连云堡共有一万守军，其中一千在堡内，在城南因山为栅又有八九千人守在那里。从道理上讲，唐军远道而来，又是“客场”作战，是有着劣势的，但唐军却化劣势为优势，正因为他们远道而来，远得超乎吐蕃守军的想象，因此他们没有做好防范的准备，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战斗的过程，通鉴略去了渡河，但这实在不该略去，因为它太重要，如果唐军渡河不成功，就很可能全军覆没了。连云堡城下有婆勒川，“水涨不可渡”，但唐军理应速战速决，显然拖的越久对他们越不利，高仙芝是一位十分勇敢的将军，这一条小河没有阻止住他作为战士勇往直前的天职。他手下的兵士虽然都觉得渡河很难，都以为高仙芝发疯了，但军令如山倒，也只得硬着头皮过河。出乎意料，过河十分的顺利，没有遇到半渡而击的危险，而且“人不湿旗，马不湿鞯”，唐军轻轻松松就排列成阵了。这时高仙芝对边令诚的一番话也许透露出来他此前的担忧：“向吾半渡贼来，吾属败矣，今既济成列，是天以此贼赐我也。”
后面不容分说，就是一场血战了。通鉴记载吐蕃守军依山拒战，“炮如雨”，而在两唐书中均不见此记载。火药用于军事，固然以前就曾出现过，但火炮系统使用则是上推到唐末，中国火药的使用比其它地区要早，推测吐蕃此时能用炮的可能性并不大。如果真是用炮，那么高仙芝去制服掌握着制高点又是有火力支持的吐蕃军，很难，未必会成功。司马光在这里记下这么一笔，也许与他所处时代有关，宋代时用火炮已经是见怪不怪了，故而司马光才会“信手”写来，但信手又不是司马光的作风，不知司马公据何所言呢？至于《新唐书》虽也是在宋代成书，但它是依据《旧唐书》所写，因此没有出现“炮”的问题。不管怎么样，高仙芝此仗打的很漂亮，“不及日中，决须破虏。”至巳时，唐军就已经战胜了，斩首五千级，捕虏千余人，余皆逃溃。吐蕃兵损失一半，死亡率几乎是50％，无疑对其士气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此一战高仙芝还获得不少马匹和军械物资，收获颇丰。
这时边令诚由于害怕不敢再前进，因此高仙芝让他带着病弱士兵守在这里。边令诚是在玄宗命令之下随军出征，但这对于一个宦官来说已经算是不容易了，他不想再前进，这种胆小固然不值得表扬，但唐军远来，确实也要有个根据地才是，即便唐军前线失败，在败退的时候也好有个缓冲，因此，假如高仙芝前方作战不利，边令诚还可以接应一下——尽管对他的接应不报什么希望，但有总比没有强。
三日后到达坦驹岭，下峻岭四十余里，前面是阿弩越城。高仙芝怕兵士们不敢下去，就派人化妆成胡人“谎报军情”，说是阿弩越的士兵都愿意投降，于是骗得大伙跟着他高高兴兴的前进。结果城里还真有叛徒（对高仙芝来说，就是好人了）来迎接他们。紧接着高仙芝让席元庆带一千骑兵作为先锋，他交待席元庆对小勃律王要声称是借路去大勃律，并且告诉他小勃律的国王及大臣会逃到山洞中，这时要“取缯帛称敕赐之”，乘机把人抓住，等待他来处理。席元庆用这个方法抓到了很多大臣，但唯独跑了国王夫妻——想必是心急，没等国王出来就抓人了。猜测国王派大臣出来是试探，如果真没有危险的话才会出来，所谓“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唐军不该在此心急，引蛇出洞就是了，而不必打草惊蛇。那小勃律国王会不会在拿到东西之后仍然不出来呢？不是没有可能，但正常情况下，胡人的军事思想似乎还是比不上中原王朝的军队。
高仙芝到后，立即让席元庆领人去砍断吐蕃通往此处的藤桥。如果吐蕃大军先一步而至，那唐军肯定是非常之背动，甚至有可能覆灭，但上天倾向的是唐，于是吐蕃的人马只好望断桥而兴叹了，他们后来花了一年的时间才把它修好。断绝了小勃律与吐蕃的往来要道，小勃律王不再有什么幻想，不久便投降了。 高仙芝带着俘虏回到了唐的国土。然而在安西，节度使夫蒙灵察不但不慰问，反而大骂高仙芝，十分之不雅，“啖狗屎高丽奴”，放在中国所有古文当中他这是唯一的一个，可见是十分的气急败坏。他责问高仙芝为什么不等他处理就擅自向皇帝报捷。这话听着太好笑了，人家出征直接受命于皇帝，报捷自然也向皇帝报。夫蒙灵察其实是嫉妒高仙芝的战功，由于他本人也曾在小勃律国的征讨中失败过，因而才会如此。最后还是边令诚解了围，他向玄宗上奏说高仙芝立有奇功，但现在却害怕被杀掉。不久玄宗即任命高仙芝为安西四镇节度使，代替了夫蒙灵察的位置。
高仙芝上任后，对老上司依然很恭敬，不过却责问当初说他坏话的几人。相信那几个人也是吓的不轻，但高仙芝最后告诉他们，把原来的旧帐翻出来是为了让他们不再为之担心。我们不得不佩服高仙芝的坦率以及手法的高妙——其实做到这些也并不难，只要坦荡就可以了。往往事情挑明之后才会解决，从这点来说高仙芝可称得上是一位古代的“心理医生”。
㈡、怛逻斯之战
前奏
小勃律之战后，高仙芝在天宝九载（公元750年）击败了朅师，不久又击败了石国。击败石国用的手法和崔希逸破吐蕃是一样的，先约和，再趁人不备突然袭击。不过崔希逸是无奈之举，他是真的想和，而高仙芝就是以此作为诱敌手段了。这件事的详细经过见于唐书西域传中，而高仙芝本传中却没有仔细写，原因多半是怕破坏将军的好形象。想来也是为了顺应玄宗所倡导的开边之风，高仙芝主动请求讨伐石国，石国当然抵挡不住，便求和，“仙芝遣使者护送至开远门，俘以献，斩阙下”，虽然话也不多，但我们总算得知高仙芝是派人在护送石国国王的时候把他抓住并斩首。
此战，高仙芝轻松获胜，“虏其王及部众以归，悉杀其老弱”，并且把石国的很多宝物都收入了他自己家的金库中，从而向他的父亲证明了父亲眼中“懦缓”的他足以“自存”。高仙芝拥有这许多家财，“颇能散施，人有所求，言无不应”。史书上说高仙芝是“性贪”，从这件事来看的确是有点，不过为自己家里获得更多的财产，也算是普遍心理，另外，真正贪的人很多都是守财奴，除非有目的的破财，否则一般情况下都是为富不仁，像高仙芝这么大方倒的确不多。打败敌人后把敌人的财产据为己有，这并非是高仙芝首创，似乎称为“传统”也不为过，唐初李世民东征洛阳，战后很多东西并没有进入国库，而是进入了秦王府；还有李靖破突厥之后，也有人弹劾他纵容手下抢掠珍宝。高仙芝这么做当然也不对，不过其它将军也不见得就比他清廉，只不过高仙芝拿回家的多了一点。唉，忽然想起一句话；天下乌鸦一般黑。按说皇帝如果知道后，理应发火才是，不过边将在外，玄宗就算知道，也是没办法。何况，相对于黄金这些东西，俘获的敌国君主大臣们更有意义上的价值，更能满足玄宗一种虚荣的心理。当然，边将入朝时自会给皇帝带来一些见面礼，两手空空怎么也说不过去。我们不知道高仙芝分出来多少东西给玄宗，但俘虏则是一个不少全部上交，玄宗无疑已然十分满足，加高仙芝开府仪同三司。这属于文散官，从一品，从品秩来说在唐朝是十分高了，不过基本上是没什么用，是一种荣誉头衔。此后又曾想让他代替安思顺为河西节度使，但安思顺托人向皇帝说好话，仍然留在了河西。于是玄宗加高仙芝为右羽林大将军。
击败石国后，两次胜利使高仙芝名声大噪，尤其第一次，高仙芝还被大食、吐蕃誉为“山地之王”，或者“山地作战之神”——说到这里难免有些气急败坏，因为既然要做到精确，就要去查找出处，于是查了一整天，拜托了所有能拜托的人，直到半夜两点仍然没找到。无奈何，躺在床上独自郁闷。后来，就在快绝望时终于找到了王小甫先生《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中的相关内容，找到了原文“Sāhib jibāl al…Sīn”，确切的意思是“中国山岭之主（看了几遍，都是主字，不是王）”，当时差点喜极而泣。至此总算尘埃落定，不管怎么说，既然找到了，总还是值得高兴的。
高仙芝在击败石国之后的处理方法，历来有两种声音，一是说高仙芝贪狠，胜利之后滥杀无辜处理不当，另一种则是针对前一种说法的驳论，指出无信义是因为“兵不厌诈”，而屠杀则是战争惯用手段，至于贪财则是“使贪使愚”的活学活用。不讲信义在和约后又进攻别人，道义上的确有其短处，但单纯从军事角度来看则没有错；贪财之说我在上面也谈了一下，不过我没觉得高仙芝的做法是达到了兵法说的“使贪使愚”那样的高度，因为史书着重记的是他把财宝弄回他自己的家里了，并非用到军队中；至于屠杀，古时战争后多半的确是会这么做，但这里并不能用“法不罚众”的原则来看待，屠杀无论如何到什么时候都是不好的。
高仙芝的做法带来了一个后果，那就是石国的王子到处求援，并把唐军的行为大肆渲染了一番，最后各部落联合大食想要进攻唐的安西四镇。这件事直接导致了怛逻斯（Taraz）之战。薛宗正先生认为这不能单纯责怪高仙芝的屠杀行为，因为这是唐与大食争夺中亚必然会有的一战。不错，唐既然要扩张，早晚都会与大食开战，但不能否认高仙芝的行为是这场战争的直接导火索，同时唐军杀掠的行为必然引起敌军的愤忾，从士气来讲，纵然唐军不低，但无疑“哀兵”的敌军士气更振奋一些。唐与大食早晚要打，但大可以以另一种形式开战而不是以这种原因引发战争。
战败
怛逻斯之战在中国的史料中似乎记载的并不多，作为这一战的主帅高仙芝，其传记中要么就是只字未提，要么就是只写了一句“其王子走大食，乞兵攻仙芝于怛逻斯城，以直其冤”。《新唐书》西域传中也有一句：“攻怛逻斯城，败仙芝军”。通鉴中相对记的就多一些：
仙芝闻之，将蕃、汉三万众击大食，深入七百余里，至恒罗斯城，与大食遇。相持五日，葛罗禄（有时作“逻”）部众叛，与大食夹攻唐军，仙芝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所余才数千人。右威卫将军李嗣业劝仙芝宵遁。道路阻隘，拔汗那部众在前，人畜塞路；嗣业前驱，奋大梃击之，人马俱毙，仙芝乃得过。
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战争，显然讳疾忌医似的几个字用处不大，而单凭通鉴中这么一段来研究似乎也显单薄。不过尽管简略，但好歹可以大致清楚其过程了：高仙芝听说大食要来攻击安西四镇，于是带蕃汉三万兵马深入大食七百里作战。在怛逻斯与敌人相持五日后，由于葛罗禄的背叛并与大食夹攻唐军，致使唐军大败，伤亡惨重，最后幸好有了李嗣业，高仙芝本人才得已脱险。
那么怛逻斯在哪呢？它就在今天哈萨克斯坦国塔拉兹（Taraz）附近，这里也曾叫江布尔（Zhambyl或Djambul）。从安西出发，到怛逻斯的确切距离不好说，但总有千里之遥了，有人考证出来最短也在一千四五百里，而最长可到二千多里，显然通鉴所说的七百里远远不够，但通鉴说的是“深入大食七百里”，或许没有包括此前的路途。不过又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写小勃律是“九千里而赢”，到怛逻斯城就只有一两千里呢？其实“九千里”是对京师而言，如果是从安西出发，就没有这么远了。高仙芝应是从安西都护府出发，安西都护府在开元、天宝时应当设置在龟兹国。如果找张地图来看，这两次出征距离相差无几，小勃律理应更远一些。但如果看图片觉得怛逻斯更远，那么也没办法，或许是眼睛欺骗了我们，地图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从今天的世界地图来找这两个地方，也是这样的位置关系。第一次西征，有英国学者将此与汉尼拔、拿破仑、苏沃洛夫越过阿尔卑斯山的远征相比，认为后几者就好像是假日的出行。或许正因为有了前一次的胜利，高仙芝才会“艺高人胆大”的深入敌国。
除了地理需要重视一下之外，其它的事情好像很简单，似乎下面只要就其意义再讨论一下就可以了。然而几分漫不经心的找了一下另一个当事人李嗣业的列传，却发现有意外收获：
仙芝率兵二万深入，为大食所败，残卒数千。事急，嗣业谋曰：“将军深履贼境，后援既绝，而大食乘胜，诸胡锐于斗，我与将军俱前死，尚谁报朝廷者？不如守白石岭以为后计。”仙芝曰：“吾方收合余尽，明日复战。”嗣业曰：“事去矣，不可坐须菹醢。”即驰守白石，路既隘，步骑鱼贯而前。会拔汗那还兵，辎饷塞道不可骋，嗣业惧追及，手梃鏖击，人马毙仆者数十百，虏骇走，仙芝乃得还。——《新唐书》李嗣业传
仙芝惧，领兵二万深入胡地，与大食战，仙芝大败。会夜，两军解，仙芝众为大食所杀，存者不过数千。事窘，嗣业白仙芝曰：“将军深入胡地，后绝救兵。今大食战胜，诸胡知，必乘胜而并力事汉。若全军没，嗣业与将军俱为贼所虏，则何人归报主？不如驰守白石岭，早图奔逸之计。”仙芝曰：“尔，战将也。吾欲收合余烬，明日复战，期一胜耳。”嗣业曰：“愚者千虑，或有一得，势危若此，不可胶柱。”固请行，乃从之。路隘，人马鱼贯而奔。会跋汗那兵众先奔，人及驼马塞路，不克过。嗣业持大棒前驱击之，人马应手俱毙。胡等遁，路开，仙芝获免。——《旧唐书》李嗣业传
其实有时一些人物的事情不见于本传，却在别人的传中看到，这也是常有的。比如前文举的张说救李亨一命，就是在后妃传中找到的。
这两处记载补充了高仙芝败退的过程，在失败之后，高仙芝本想集合剩余的士兵再战，“期一胜也”，哪怕胜一场也行啊，总比现在这个大败要强。但实际上人马整齐之时都未胜，败过一次之后更没法取胜了，何况又是异地作战，一旦失败士兵心里多半会没底，因此再战几乎是必败，高大将军本人只怕也要马革裹尺而还了——要不就是还都没法还，因为他一死就更是有全军覆没的危险。高仙芝并非不明白这个道理，但这时距他被封为右羽林大将军不远，就这么退败无疑太伤面子，所以想拼死一搏，只怕也是报着必死之心了。李嗣业坚持劝他离开，高仙芝终于答应。由李嗣业开道，最后总算平安归来。有时在想，假如高仙芝不听，而是坚持再打，那结果很可能是成为中国在中亚战场上的一名烈士，或者成为俘虏，但也就不会有后面安史之乱中的冤案了。
虽然李嗣业的传中为撤退补充了具体内容，但高仙芝是如何败的仍然不是非常清楚，就好像晴天一声霹雳，突然间就败了。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高仙芝带领的人数，通鉴写是三万，两唐书均为二万，那相差的一万人哪里去了？正在发愁这一万人的去处，又看到有说高仙芝带领的人数是六万或七万，人数一下子猛涨到了几倍，不过还有说高仙芝是带着十万人去的，据说那个是出自阿拉伯人的史书，如果我们的史书是压低人数，那阿拉伯史就是抬高人数。事实上究竟是多少只怕现在谁也无法说清楚，大致范围放到最宽也就是二万到十万之间，六七万倒的确是个折中的数字。推测一下，估计问题出在“蕃、汉”上面。《旧唐书》里说“安西都护府治所，在龟兹国城内，管戍兵二万四千人，马二千七百疋，衣赐六十二万疋段”，二万四千恰在二万、三万之间。如果仅有这么多，留守将士再占去一部分，高仙芝所能带走的就是二万人左右。再假设蕃兵是几万的话，那也的确有可能到六、七万。不过人数上存在差异只怕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高仙芝的谎报，事实上这也极有可能，唐时边将若有战败都会少报人数，高仙芝怕也未能免俗。另外还有一种假设，会不会记载下来的两三万，是指唐军中的汉族士兵呢？如果是这样，那就是高仙芝在上报的时候耍了花样，只报上了汉族士兵的数目，而没报蕃兵人数。一般史书上要写唐朝用少数民族的军队，都会用“借”字，由这个字就可以看出来，虽然唐朝号称是最开放的朝代，在胡汉问题上最为宽容，“合同为一家”，但根本的民族还是要分的，否则又何必分汉将、蕃将呢？既然是“借”，那么说明这些人不属于大唐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