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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院是那个年代的一大视点。1949年以后，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重返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位置，相应的机构随之蜂起，作为这些机构的宿舍，大院的出现，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自50年代起，北京的城市建设呈放射状拓延的趋势，大院多建在城外四周。军队、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宿舍院，往往随着单位走，与机构是一体的；国家机关的宿舍院多数是分散的，经常是东一处西一处，如轻工业部宿舍，月坛公园对面有一个院子，右安门内大街路东有一个院子，和平里地区也有一处。其他部委，大体类似。这些院子里的宿舍楼，多为二、三、四层。60 年代初，煤炭部曾在永安里南侧盖过两三栋九层高的宿舍楼，应该是那个年月居民楼中仅有的高层建筑，现在还在。70年代中期，广播事业局在复兴门一带盖了一座12层的预制板宿舍楼，号称“十二层楼”，远近闻名，因为这是北京（恐怕也是全国）最早的一栋接近今天意义上的高层建筑，马季等人是第一批住户，弄不好，他们也是全国第一拨高层建筑的住户。当时的宿舍楼多为砖墙结构，外观无非红灰两色，有坡顶的，也有平顶的。宿舍跟着机构走的院子，有院墙与大街小巷隔着；专门的宿舍区，有院墙的似乎不占多数。无论有无院墙，一概以“院”相称。“我们院”、“咱院”、“后院”，是北京城外的孩子的口头语。前不久，当年和现在的一个邻居来电话，还问了一句：“院里怎么样？” 我理解，他指的应该是我们两家都已迁出二十来年的那所没有院墙的院子。
第一部分：一幅鸟瞰图北京孩子生活成长环境（2）
从分布上看，复兴路上公主坟到玉泉路沿线，是军队大院相对集中的地带。玉泉路路北是解放军政治学院，路南有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等五六家军队大院。复兴路南侧的另一条路上，还撒落着五六处军队所属的院子。高校大院则集中在北京的西北面。顾名思义的学院路，是一条坐落在西直门外的南北走向的马路，自南向北，路东依次为邮电学院、医学院、钢铁学院、石油学院，路西依次为政法学院、航空学院、地质学院、语言学院，这就是学院路上有名的“八大学院”。“文革”中，除钢院外，这些学校全部迁离北京，钢院也已经在云南踩好点，据说是周恩来的一句话，把它留了下来。那时的学院路，一度名存实亡。其他一些院校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民族学院、外语学院、工业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等，排列在学院路西侧、与学院路平行的白石桥路和海淀路上。
国家和市属机关的宿舍院，则散布在城外各处。从西便门到阜城门以西，推进到木樨地、三里河、百万庄一带，就分布着国务院、华北局、中央机要局、广播事业局、全总、轻工业部、新华社、公安部、中央政法干校、铁道部、国家计委、中科院、商业部、物资部、一机部、二机部、国家建委、六机部、二炮、北京市政、建工、物资诸系统等单位的宿舍。1958年以后，北京城外陆续建起了若干片居民楼群，如和平里、虎坊路、古城、水锥子、龙潭、垂杨柳等小区，作为各种机关的宿舍。一些占地颇广的小区，又形成区中套区的格局，如和平里地区，分为1…14 区，分属化工部、煤炭部、劳动部、文化部、林业部、轻工部、中直机关等单位。百万庄一带是按子、丑、寅、卯……来划区的，除申区系部长们住的两层小楼外，其他各区，分属三委（计委、经委、建委）、一机部、国家外文局等机关的宿舍。有些规模庞大的部委，则自划其宿舍区，如铁一、二、三区等。
六七十年代，大家都在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其中有一条的第一句是：“我国有七亿人口。”我们也可以接着毛主席的话说：“北京有七百万人口。”1964年，北京实有人口（含远郊区县）为759万，1982年为923万。如果除去接近半数的郊区人口，六七十年代，北京市市区人口也就在四五百万之间，这个数字略高或者相当于今天北京市的流动人口数。那时，除了少数家庭的保姆，北京几乎没有常住的务工流动人口。过于数字化和概念化的东西难以说明问题，形象一点的描述是，那时，居委会小脚老太太，对管片住户的人头状况烂熟于胸，摸得底儿掉，外地人来京探亲访友，要报临时户口；那时，除了公园、闹市区等场所，大街小巷里，轻易见不到外地人，公共汽车上外地人占的比例也极少；那时，上班和上学的时间，居民区周围经常是静得出奇。胡英兰是低我两级的一个系的同学，她和我说起过，上小学时，有一回没做到“三带 ”（水碗、手绢、红领巾），回家去取，从街面到院子，一个来回，看不见什么人，只有两个老太太在洗菜，一派都市通幽的景色，其意趣，竟让一个小学生难以忘怀，记住了二三十年；1969年…1972年，大批机关干部作为“五七战士”划入军事建制奔赴干校，家属“随军”，不少宿舍楼里空着大量的屋子，有的实住率甚至低于半成；倘再加上一茬茬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军，北京市的人口密度是相对很低的。
上面所写的，大概可以粗略地构成一幅20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的城市、交通、居住、人口等方面的鸟瞰图。当年的北京孩子，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和成长着。
注释
① 王朔《看上去很美》，华艺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② 邓云乡《百年东长安街》，载《水流云在琐语》，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10月第一版。
③ 汪朗、汪明、汪朝《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
④ 林株《建筑师梁思成》，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7月第一版。
⑤ 邓云乡《增补燕京乡土记》，中华书局1998年3月第一版。
⑥ 刘平平、刘源、刘亭亭《胜利的鲜花献给您》，载《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版。
⑦ 叶圣陶《一九七六年日记》，载《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二期。
第一部分：一幅鸟瞰图复课闹革命
1967年10月14日，在新中国的教育史上，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这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此前一年有余，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所有学校的招生和课程运行均陷于停顿状态，处在所谓“停课闹革命”时期。这个通知发布后，自11月起，大部分中小学生陆续回到课堂，新生也开始入学。但恢复高考制度的通知，则是在差两天整整十年之后的1977年10月12日，由国务院发布的。以至1978年到1979年间入学的高校学生（1977、1978、1979三级），年龄跨度在十多岁，从十八九岁到三十出头。历史的误会让他们成了同学，坐在一间教室里读书，这是空前绝后的一景。
复课以后，“北京孩子”的走势，大体是这样的：1959、1960两个年龄段的孩子同时进入小学（1959年出生的孩子大多在1973年五年级结束时提前毕业，升入中学）。1953、1954两个年龄段的学生同时升入中学，他们后来被泛称为69届和70届（初中毕业）。1952年以前各年龄段的学生，是在“文革”前上中学的，被称为老初一到老高三，统称老三届。老初一以上，加上69届，这几批学生复课后没上几天课（69届学生只在中学呆了一年多），其实也没什么人有心思上课。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后来响应毛泽东“上山下乡”的号召，被陆续发到陕西、山西、云南、内蒙古、黑龙江等地的生产建设兵团和农村落户，少数人参军，只有极少数人因各种原因或借口“幸存”了下来。70届毕业生是最幸运的，除了走后门和前门自愿参军的，被一刀切，留在了北京的工厂里。1971年起恢复高中，71、72两届初中毕业生中的少数优秀分子（分别为1/10 、1/5）成了“时代骄子”，被选拔升入高中，多数人直接就业；但上了高中的，毕业后也大拨发到郊区农村插队。73届以后，高中升学比例不断增高，直至百分之百。高中毕业后全部到郊区插队，几年后返城就业，特殊情况（如独生子女等）例外。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两到三年以后。复课后，北京市实行的学制是小学六年（1974年以后改为五年，当年该上六年级的同学“戴帽”在原来的小学读初一课程，次年转入各个中学与前一级同学同步），初中三年（1971年以后逐步恢复高中），高中两年。若以中学毕业而不是岁数为限来划分“孩子”的概念，老三届以及69、70、71、72届的同学们，都程度不同地提前结束了“北京孩子”的时代。
“文革”前，北京的中小学有等级之分，中学还有男、女、混合之分。“复课闹革命”以后，各类等级自动取消，也不再有入学和升学考试一说。1953年到1963年出生的北京孩子，无论毕业于哪一所中学，都谈不上是一段值得炫耀或妄自菲薄的经历。因为当时的中学生一律以居住点为单位，按片就近分配入学。
六七十年代，北京的学校，历史不一，规模不一。城里老牌学校的历史，可以前溯百年之上，至少也是二三十年代的产物。例如有名的北京四中，发端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创办的顺天中学，再过两年，将是她的百年校庆，有四中之名，也是民国元年（1912）的事情。解放后，陆定一和郭沫若都题过“北京四中”的校名。又例如与四中相距不远的西城区福绥境小学，可以追溯到鲁迅出生那一年（1881），当时叫八旗第三小学。崇文区的汇文中学，更有长达130年的历史。城外则差不多都是五六十年代新建的学校，全面恢复高中及小学缩短学制后，中学一时爆满，迫使一些小学升格为中学，如三里河四小就摇身一变，成了214中。我的一个大学同学是214中的头拨学生，还参与过学校最初的基本建设（砌围墙）。但学校的历史与它的质量，并不一概成正比。圆明园边上的101中学是解放以后建成的重点学校，所以叫101中，有两种说法：一说是郭沫若给命名的，意思有点夸张——这个学校培养的学生，成绩要超过100分；另一说似更可信一些，即再建一所重点学校，番号已不可能靠前，索性另从一个百位数数起。郭沫若确实题写了校名，校歌也是他作词，由李焕之谱曲。
阔气一点的学校，有相对正规、配置齐全的教学楼和操场，甚至有“东西校区”或“南北院”之分；差一点的，则随处将就了。当年北京有不少学校，因地制宜，安在庙堂里。月坛二小的校址，是月坛公园里的大庙；宽街小学的校址，是僧格林沁的祠堂；北京三中的校址，是祖大寿的家庙，7路公共汽车在附近有祖家街一站；13中的校址，是一处贝勒府；八面槽小学的校址，是王府井北面路东的天主教堂。159中（女三中）的校址，是阜成门内路北的历代帝王庙。
历代帝王庙本是一所明代建筑，主殿名景德崇圣殿，里面支着六十根金丝楠木二人无法环抱的大粗柱子，供奉着自炎黄以下历朝有功名的帝王的牌位。清朝的乾隆皇帝题的“报功观德”的匾额高悬殿中央。帝王庙变成女三中（后改为159中）后，如此大殿成为一个“多功能”场所。全校师生集会时，它是礼堂；刮风下雨，它是学生上体育课的操场，铺上垫子折跟头。“文革”初破“四旧”，红卫兵为摘下乾隆题匾，据说冒着“舍得一身剐”的风险。这块匾从此不知去向，后来有关部门悬赏50万找它，至今下落不明。2003年，159中终于搬家，迁入了一所据说有游泳池等设施的现代化的校舍里。
第一部分：一幅鸟瞰图穿越当年的校园
也有一些学校，因袭了学堂时代的旧址。一位叫姚和林的作者，在网上追忆他位于南横街米市胡同里的母校时说：
那是旧时的一家老学堂，分前中后三套院落，教室有大有小，院落也是大小各异。红红的校门，有一个高高的活动大门坎，其实就是一块磨踏得没有漆色，没有棱角的长木头。大门后是一个红影壁，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手书体的白字。校办工厂就在它的旁边。那时的我们总盼着两周一次的学工课，总是比赛谁缝的笔记本多。前院的北屋是一间有着青石板高台阶的大教室。斜对面是不大的校长室。当年是一位姓何的女校长。校合唱团排练就在大教室里，各年级的男女生都有。那年月有时还要到区里去演出。数同班的李凯亮嗓门最洪亮，我俩一起担任领唱，还记得那首歌叫《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冬天里，男生在课间围在前面的火炉旁，侃这侃那。那种火炉同民用的火炉不一样，里套没有瓦，炉壁是带棱的。加足了煤，烧得炉壁红红的。教室北面的窗户就是同学家的小院。
这大概可以被看作当年北京城里的小学的缩影——简陋、古朴、温馨，类似一件古董，有一种让毕业生几十年都挥之不去的怀旧氛围。城外新建的学校的毕业生们，少有这样的情怀，而且各个学校之间，硬件上的差异甚大。那些带“育”字头和“一”字尾的，如育民、育才、育英、育红，十一、八一、七一、六一等学校，条件相对优裕，当中的大部分，其实是军队所属的子弟学校。
复兴路小学（现在的白云路小学，位于白云观北侧）曾是一所设施一流的地方学校。它有一栋L形的四层教学楼，系苏式建筑，后面还有一个近于礼堂规模的圆形木地板音乐教室，相当于今天的多功能厅。有标准化的操场、教工和学生食堂、图书馆、自己的锅炉房。楼内每间教室配有玻璃黑板、电铃、清洁柜，每层有供热的饮水池。课桌椅是木制的，课桌的设计是平面加坡面的组合，平面也就两寸来宽，用来放铅笔盒，上面有一道能放一支铅笔的小槽，坡面是放书本和写字用的。这样的条件，超过了一般的中学，城里很难见到，城外也不多见。
与复兴路小学也就一箭之遥的复兴门外一小，是另一个世界。它的校园在小学当中，占地算是相当大的，楼前楼后两个操场，一大一小，还散落着好几处平房教室，校园里还套着有住户的院子，给人的印象是大而杂。那里的教学楼也是L形，但它是一座类似南方常见的走廊外露的两层简易楼，没有暖气（冬天生炉子），没有电铃（上下课敲钟），没有玻璃黑板（木头黑板）。“复课闹革命”时，甚至连桌椅都供不应求，一部分学生要自带马扎或小板凳上学，课桌也是那种老式的合二而一平面长条桌。整体感觉似一破落地主。
育民小学位于复兴门西侧长安街路南，也就是复兴路小学的东北、复外一小的东南方向。“文革”前，它是财政部所属的子弟小学，全员寄宿制。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的祝东平教授1962年到1966年在这里就读。2003年暑假，我和祝东平因事路过育民小学，恰值学校准备翻建，一栋楼已被腾空，成了工地。东平一时触景生情，在里面盘桓了一个多小时。这所学校有两个楼，那时候北楼是学生宿舍，南楼是教学和办公楼，两楼之间是一个操场。东平边环视边回忆说，教学楼顶层是一个多功能厅，常举行各种联欢和游艺活动。教学楼南面是餐厅和浴室。他们星期一早晨到校，星期六下午被家长接走。每个班都配有生活辅导员，类似于今天的寄宿制私立学校。育民小学的生活及学习条件没什么说的，惟一让祝东平和他的同学感到不自在的是，他们平时不准跨出学校半步。学校大门也是宿舍楼门，门前的一道线，等同于国境线，两条腿如果都出线将被处罚。学生们经常是把一只脚固定在线内，另一只脚尽量往远了伸（若打篮球时的定点持球状态），头探出去四处张望，透透外面的风。“文革”初，学校里贴满了大字报，指斥校方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据有人推算，这所学校的学生人均占地六倍于普通学校的孩子。
中学和中学之间，反差也很大。好学校，有400米标准跑道的操场以及篮球场和排球场，甚至游泳池，有分开的教学楼与办公楼，有礼堂，有学生食堂，教学楼中有阶梯教室、实验室、音乐教室、图书馆等等。这样的条件，甚至已经超过了吴玉章当校长的中国人民大学及其他一些名牌大学。
地处文化相对薄弱的宣武区的15中，是一所花园式学校。四座低矮建筑—两栋办公楼、两栋教学楼—隐在绿树成墙、曲径通幽的校园深处，即使在校门口，也看不出它是一所学校，以致发生过不明真相的两个老太太误以为是公园，要买票入内的事情。西城区的西单以西，集中了四中以外的几个“名校”。复兴门内按院胡同里的八中，有三个院子（本校、分校和操场），本校的建筑有环廊连带，其舒适和怡人不难想象。巧的是，“文革”期间，八中的斜对面，西侧住着风云人物姚文元，东侧住着后来审判姚文元的江华；“文革”后期，姚文元的两个女儿也在八中读书，其中一个据说腿还有点毛病，而另一位风云人物王力的儿子王鲁军，则是这所学校的老师。八中的东边，小口袋胡同里的35中，李大钊是创始人之一。它也有两个院子，北院有一个木结构的小楼，是志成学校时代留下来的，颇有二三十年代的特点，电影《青春之歌》的若干镜头，就取自这里。“十七年”时期，西城区的中学在声誉上，民间排序有四（中）、八（中）、三十五（中）一说。此外，这一地带还有二龙路中学（教育部曾打算把它建成一所十年制的部属子弟学校）和150中（前身是师大女附中，现为北师大实验中学）。
第一部分：一幅鸟瞰图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