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懿荒苌洗笱АＵ庖槐沧泳驼饷赐嫱炅耍磕侵治拗刖衷诘哪昵崛耸俏薹ㄏ胂蟮摹Ａ旰蟮诵∑健⒑钇椒丛┘俅戆甘蔽业耐Т蛹嘤锔帕顺隼础Ｄ鞘蔽乙丫畲蠖恕�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都是球迷
当年孩子打乒乓球，狼多肉少是一种常态。院子里没几张球台，平均一个楼两张，也就到头了，来玩球的孩子可是一帮一帮的。俩人打球，恨不得二十人围着。以至球分缩短、三四个人同时打一台球的情景非常普遍。有时院里球台人满为患，有孩子等不及，也到别的院或附近的学校碰运气。这与同时期在饭馆吃饭类似。要是两个孩子找到一张没人打的球台，痛玩一下午，是一件难得的畅快事。但经常是腿遛细了，球台还没影呢。节假日里，学校的球台闲着的时候多。当年，许多学校的围墙是带尖的铁栅栏，正常情况下身体钻不过去，但总有几处不知被谁撑开的缺口，能侧着钻进去，永远堵不住，除非你砌起砖墙。野孩子进学校，用不着钻栅栏缝，这大概多是打乒乓球的孩子所为。
办公和宿舍区一体的院子里的孩子，有机会在木头案子上打球。早年的办公楼差不多都是苏式建筑，高台阶，宽走廊，大窗户，大门对着楼梯。不少机关在每层走廊对着楼梯口的地方布一张乒乓球案子，供职工工间活动。白天不方便，晚上孩子没少溜进去玩。能不能玩踏实，要看看门老头的心情。最好是买通看门的，次之是和他们混熟了，下策是偷偷摸进去。但看门老头一般不易通融。有个住在高校院里的朋友说，他们宁可冒险从楼后面镶在墙上的外置铁梯子上爬到三楼，破窗而入。玩的时候，也不能像在院里那样尽情喊叫，争吵一个球的得失。就这样，得逞率也不高。有一年期末，考完试，几个孩子想打球，一直等到晚上11点多，办公楼值班室熄了灯，他们估摸着看门老头进入梦乡后，才从三楼的窗户里摸进去。一盘还没打完，老头就提着棍子上来了。
乒乓球最流行的时候，打球也不过是孩子的游戏，没有谁拿庄则栋为榜样，勤学苦练，做世界冠军梦。玩来玩去，水平尽管参差，也差不太多，能占住擂台不下来的，极少见。当然，有天分的孩子，六七岁时被体育老师发现，送进体校，成了业余几级运动员的则另论。我们院的孩子金之龙，自小入什刹海体校打球，上的是定点学校—大木仓小学和北京六中。他很少和院里的孩子在水泥台子上瞎玩，偶尔比划两下，也是有一搭无一搭。尽管他没打出什么大名堂，但沾了乒乓球很不小的光。我们是同一年高考，他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与顾准的儿子、当年北京市文科状元顾重之同班。可知这是当时最热门的专业之一。除了成绩不错，一技之长应该起了作用。另一位朋友崔国清，在有几千员工的单位得过单打冠军，如今是国家级裁判，动不动被叫去执法，至今每周训练若干回。
对乒乓球，当年的孩子除了打，还看或听（比赛）。最熟悉的播音员是张之和宋世雄。但他们即使在电视里解说，也不露脸，孩子只闻其声。有传说宋世雄曾坐在广播大厦门前“解说”过往的汽车，一群孩子围着听，据说嘴皮子和解说乒乓球一样跟得上。我们上大学后，大概在1981 年前后，学校曾请张之来给学生作报告，原定在一个一二百人的教室，到点人满为患，临时易至更大的八百人教室，仍盛不下，场面一时混乱。现支一块大黑板，征书法出类拔萃者上台书写报告主题。那几年隔三差五有名人来学校演讲，包括侯宝林在内，都出不来这种效果。张之当时年事已高，早退居二线，仍能给当年的大学生、六七十年代的孩子造成如此近乎疯狂的“追星”场面。
那时能在家里看电视转播的孩子寥寥，都是四处寻摸。宿舍附近的中小学校、邮局、商店、基层驻军，这样的单位逢重要赛事，常把14英寸黑白电视机移至室外，孩子就蹭着看。北京孩子里，没有过到外面蹭电视看的经历的，几乎没有，除非自家有电视。世乒赛从1971年的31届开始，就有实况转播，名古屋成了对中国观众而言名噪一时的城市。首体建成后，1973年办过一次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赛后拍成一部叫《万紫千红》的纪录片，片中主题歌，至今还有人唱。那年为在首体看球，各院孩子都整宿整宿地排队，就这还不一定买得上南北台的票。想当年，孩子对待乒乓球的痴狂劲，肯定不逊于2003年8月的“皇马”北京之行。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都是追星族
当年，红极一时的世界级足球球员如贝肯鲍尔等人，北京孩子没什么人知道，但世界一流的乒乓球运动员，他们都如数家珍。乒乓球选手是能在北京引起明星效应的惟一一拨人。
中国运动员，男选手自庄则栋数起（此前尚有容国团、傅其芳、姜永年等，此三人“文革”中不堪迫害而自杀），以下有李富荣、张燮林、郗恩庭、李景光、梁戈亮、许绍发、刁文元、李振恃等。女选手有邱钟惠、林惠卿、郑敏之、郑怀颖、胡玉兰、仇宝琴、张力、李丽、葛新爱等。
70年代以后，三连冠的世乒赛冠军庄则栋有点过景了，后来官至国家体委主任。前几年，我曾在赛特商场地下冷饮店里见到过他，独自一人，来吃一碗冰甜食，谢顶，看上去是一半大小老头，与1976年我们在颐和园门口看到作为国家体委主任陪外宾游园时的他判若两人，当年的风采已被残酷的岁月荡尽。张燮林打削球。李富荣拿了三届世界亚军。最有孩子观众缘的，是梁戈亮。梁是横拍选手，打球很利落，但欠稳定，赢的快输的也快，噼里啪啦就是一局。在世乒赛上曾连抽瑞典选手21板，给包括孩子在内的中国观众留下了难忘的一幕。许绍发被说成怪球手，据说他是世界上头一个采用高抛发球的选手，一直打到70年代中期。郗恩庭的辉煌历史是摘得一届世乒赛男子单打冠军。
女运动员里，郑怀颖是尤其抢眼的球手。她十八九岁出道，梳两条短辫，直握球拍，快攻凌厉。她的运动生命似不算长，据说身体不好，提前退役了。很多孩子私下为她惋惜过，心态与今天的追星族相仿。在北京孩子眼里，70年代以后的国内乒坛，最有记忆价值的运动员，就是梁戈亮和郑怀颖，其他人往后捎。
外国球员中，日本的长古川信彦与河野满，瑞典的本格森与约翰森等男选手；日本的大官行江、滨田美穗、小和田滨子，罗马尼亚的亚历山德鲁，朝鲜的朴英顺，韩国的李艾丽萨和郑贤淑等女选手，也为北京孩子所乐道。
长古川信彦的打法与梁戈亮类似。河野满是直拍选手，戴眼镜，透着点儒雅之气，这在运动员当中还不多见。本格森是瓦尔德内尔之前瑞典最值得骄傲的选手之一，他也拿过不只一次的世乒赛冠军。亚历山德鲁是60年代初的选手，运动生命一直延续到70年代，当时大概已40多岁，倘还健在，该是70岁的老太太了。70年代中期，对中国女队构成麻烦的是韩国的一对选手李艾丽萨和郑贤淑，中国队在与她们交手时输多赢少。再后来，中国男女球手多属昙花或流星型的，不大为孩子所牢记。
六七十年代，自行车是家庭重要财产之一。名牌车轻易买不到，和手表一样，凭票供应，收工业券。传统名车，主要是三大品牌——上海产的永久牌、凤凰牌，天津产的飞鸽牌。他如北京产的燕牌，青岛产的金鹿牌，天津飞鸽厂的红旗牌等等，皆归于杂牌。
自行车的种类是形形色色的，有男女之分， 28和26两种型号之分（24和22等小型车当年极少见），普通、加重和轻便之分。车上的配件也都相对独立。车闸分普通皮闸、涨闸、线闸、倒轮闸等几类。链套分全链套（又称大链套）和半链套。车铃分普通铃和转铃。车支子分单腿支子和架式支子、电镀的和普通喷漆的。车锁有五六种，从原始的铁片一捅即开的钥匙到钢丝锁等。车座更是五花八门。还可以把自行车分成锰钢、半锰钢和非锰钢三个档次。名牌锰钢车，是自行车里的老大。标准配制的自行车，统称“标定”车。
“掏裆”时代
小则一二年级，大不过四五年级，北京孩子便开始了他们的自行车生涯。除了极少数家境优裕者，孩子到了学车年纪，一般没有属于自己的自行车，都是拿家长的车练手。学自行车不拘地点，凡人不多的空场如学校操场、院子里的水泥甬道、院外边的小马路，都可以当场地。那时学女车似不多见，不少十岁上下的孩子一开始就用28男车学，练会了滑轮屁股上座脚还够不着脚登子。此时有几个办法，一种是听其自然，够不着就让一只脚悬着；另一种是不上座，屁股悬在大梁上边，愣骑，太累了也挨挨大梁，但难免硌得慌。有个朋友说他曾用这种方式和一帮孩子从和平里骑到天安门；还有一种是把右腿从车大梁底下伸过去够右脚登子，如此则身子只能斜着，名为“掏裆”。当年，逢星期天，常可以见到一群一群的孩子掏裆骑车，铃声大作，穿梭于胡同里、楼群中和没有红绿灯的马路上。当然，孩子小，用这种方式骑车，控制车把难免不协调，弄不好就惹祸。我们院有个孩子七八岁时掏裆骑车，曾经在马路上把一个更小的孩子撞成骨折，送进儿童医院住了很长时间。出院后的一段更长的时间里，闯祸孩子的家长还时不常拎着东西去看挨撞的孩子。孩子学车，进步是神速的，没多久就开始耍花活比车技了。双手撒把都小菜一碟，倒着骑的，拐90度弯的，互相别车的，坐在后架子上骑的，一前一后带俩人的，骑两辆车（骑一辆带一辆）的，站在脚登子上用双腿固定车把，把双手张开的，跳上跳下，不用脚登子的，最绝的是能双脚踩着脚登子，车不动，把自行车当凳子坐，名曰“定车”，不少北京孩子有这个本事。常见的是一帮孩子在马路上“飞车”，和汽车比速度。
那时，多数孩子学会了骑车，平时并无车骑，只有星期天家长休息时，孩子才有机会提“出去骑会儿车”的要求，或者偷拿家长的车钥匙。刚学会骑车又无车可骑，对孩子来说，无异于一种折磨，做梦都想着这事，爱犯骑车瘾，这与现在成年人学汽车时的心态相似。他们普遍畅想过未来的某天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和一群孩子见天出去兜风，逛遍北京四城，再往郊区奔。若干年后，夙愿实现了，感觉也变了：不过如此。他们或也会为这种幼稚心态感到好笑。其实凡事如此，得不到时，无限度地渴望；到了手里新鲜两天，也就无所谓了。这是人类各个年龄段对各种诱惑的通病，不独孩时。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战车”时代
家境不错的北京孩子，上中学后，倘学校离家不远不近，就有机会得到一辆自行车，用作交通工具。这车是新是旧，则难说。一些孩子骑的是家长淘汰下来的旧车，不乏新中国第一二代产品，接近于所谓“除了铃不响剩下哪都响”，那就只是个代步了。有的孩子骑的车，曾被家长“ 怯”打扮过一番，或大梁、车把上缠着带色的塑料布、电影胶片，或车轴上套着红配绿的彩匝等等。顾点面子的孩子会觉得骑不出去。这种破车泛称“战车（音读jO）”，一些出行场合如遇平时骑这种车的孩子当天没骑，一定有别的孩子来过问：“你丫那战车呢？”
家长让孩子骑破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出于一种直觉的预感，说不定哪天孩子会把车撞了或丢了。搁今天，谁家丢个四五辆自行车，是很平常的事情，没丢过车，倒可以当新闻说说。那时候和现在不同，家里丢辆车是天大的事情，等同于把家中的财产割出去几分之一，弄不好全家得不吃不喝若干天。转铃被偷，都是件不小的事情，很多自行车上的转铃，安有防盗的专用铁箍。孩子倒不担心这些，车不敢偷，铃敢卸。我的铃被卸了，再卸他的，他的被卸了，再卸你的，卸来卸去，如此循环，其乐无穷。
拔座、换锁、卸架子
“文革”前期，有一辆线闸26全链套男车，俗称“燕把”，是很令孩子羡慕的事情。拿到这款车，还需略施改造：把车座拔到顶，卸掉后车架子，安上转铃，换成钢丝锁。这几样改造具有十足的装饰意义，被很多赶时髦的孩子视为不可或缺。此外，骑车的姿势也大有讲究。尽量一手插兜，一手扶把，即便双手扶把，也切忌手指触闸；脚要稍微外撇，把白边懒汉鞋的中心部位固定在脚登子上，万不能用脚尖登车；上车的时候，一般不滑轮，采用把腿一蹁的姿势，即使滑轮，也只一下，紧着滑出去若干下的上车法，被目为“有伤大雅”；下车也一样，先捏闸，把车停住，用脚支地，甩胯下来。如此搭配，再加上“板儿绿”之类的应时装束，“飞奔”在马路上，就称得上“招摇过市”了。有一阵子，军队和机关大院的孩子，动辄结伙出门，几十辆自行车，浩浩荡荡，细观他们的“坐骑”，车型与新旧程度自然不一，但一准是一水的没有后架子、拔到顶的车座、钢丝锁和转铃，至于这样做是否舒适与实用，孩子不管这些，这就叫“拔份”。
锰钢”车——一种展品
60年代后期，28锰钢车、半锰钢车成为自行车里的俏货，像永久13型、17型，凤凰18型等等，都是大链套、电镀单支架、电镀后车架、转铃，即所谓原装“高配置”。和这几款车有一拼的是天津产的飞鸽大链套，但支架是黑漆把后轱辘架起来的那种，铃也不是转铃。这几款车是当年最先进、最新潮的自行车，全国闻名，价钱大约在一百五六到两百出头一辆。问题是光有钱还骑不上这些车，还得有具体型号的自行车票。弄到这几款车票，则难上加难了。那时谁家有张车票就似小道消息一样在邻居间迅速传播，新买了一辆锰钢车更属于爆炸性新闻，其震撼力相当于当时谁离了婚、谁家死了人以及15年前谁买了私家汽车，弄不好那几天家里就成了邻家孩子们的展览厅。至于外国自行车，因为没有正规的进口贸易渠道，市场上根本见不到，但还不能断言“绝迹”二字。像英产的凤头、三枪，日产的富士等，在大街上偶能看见，也都是些解放前甚至“二战”时期的旧货。三枪牌自行车，商标就是三杆枪，据说它的材料来自一战后剩下的武器。
黄新原曾和我提起一件他至今历历在目的事情。新原的小学和中学时代是在玉泉路解放军政治学院度过的，小学同学里有个孩子，父亲与新原的父亲原是一个教研室的同事，后调到总参二部，家也从玉泉路搬到三里屯总参二部宿舍。其父后来被派到加纳任武官，那时中国驻非洲外交官每年有机会到阿尔及尔集中采购一次东西，他父亲买了两辆英国产的新款凤头牌自行车，一公一母，带到北京。政院（现在属国防大学）当年虽身列最高军事学府，但那里的“孩子他爹”八成是“土八路”出身，基本和开洋荤不搭界。这件事在总参二部宿舍也许算不了什么，传到政院院里，一时间就成了孩子当中的一个热门话题。据新原回忆，他们还没见到车，听着就已经八分耳热。院里的几个孩子终于按捺不住，有一天下午骑着他们的国产“战车”，从北京西头的玉泉路跋涉到东头的三里屯，不远几十公里，专程去看一眼这对凤头车。新原依稀记得，那两辆车都是28大链套锰钢车，带便携式气筒，女车近似于国内若干年后出产的端把28车。两辆舶来品自行车能在孩子间引发如此轩然大波，可以想见，自行车之于孩子，是一种意义有多么重要的东西。还可以想见，这两辆车若是让两个时尚装扮的少男少女骑着环北京城兜一圈，一定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改革开放初期，黄新原的一个亲戚出国，带回一辆凤头车，送给了他。欣喜一阵子后，这车就成了他的累赘，老骑非丢不可，老不骑也不是个事，偶尔骑出去停车还是问题。无奈一阵子后，他找到以前在工厂时帮助过他的师傅，问要不要，该师傅二话不说，回家取出500块钱拍给黄新原，新原最后收了他400块钱。据说，这种车当时值1000元人民币。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遇罗克他们的香山之行
北京孩子上了中学以后，动辄骑车出动的现象已是一种常态，不论远近事由。游泳、看电影、郊游、打篮球、打群架，或者没有事由，就是骑车干转悠，从几步路到百八十公里以外无不如此。我们班同学没事爱往东郊使馆区骑，那里不仅环境清幽，各使馆门口的玻璃橱窗里陈列着该国风情图片。后来因团结工会而闻名于世的格旦斯克列宁造船厂，当年曾被波兰使馆作为该国样板企业赫然贴出一组图片。80年代，有个叫于娟的北京孩子单枪匹马，骑车沿国境边子绕了一圈，在媒体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轰动，底子肯定是孩子时打下的。一般北京孩子的骑车史，往远了说，去的多的，是天津、八达岭、十三陵这些地方。有的骑车出行还被赋予特殊意义。作家刘心武在一篇文章中述及和《出身论》作者遇罗克相关的一段往事：
1967年3月15日，是个星期日。遇罗克一早到邻居任众家对他说：“任老师，我们要去香山玩，您也去吧！”任众很高兴，背上借来的手风琴，跟他们骑上车，到香山去了。一行人中除了遇家三兄弟，还有三四个中学生。爬山的途中，遇罗克断断续续地对任众说，《中学文革报》恐怕出不下去了，听说“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已经在小范围表态，说《出身论》不对；遇罗克还说，感到这些天在上班路上，似乎有人跟踪他。不过那天总的来说遇罗克的情绪还是不错的，跟大家有说有笑，任众拉手风琴，他也很喜欢听。后来，他们爬到山顶一处废弃的破碉堡那儿，遇罗克没有招呼任众，却也并不避讳他，把小兄弟们叫到身边，小声地吩咐着什么，后来，任众看见他们把事先包扎好的一些本册往那废弃碉堡与山崖衔接处的缝隙里藏匿，藏完还拣了些石块封牢隙口。当时任众以为他们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