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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鱼肉禽蛋
严格说，它们也在副食之列，有的也写本。
鸡蛋的价格，长期稳定在每斤六七毛钱。有一度，每个副食本每月供应五斤鸡蛋。
鸡蛋易碎，太小的孩子买鸡蛋，大人未必放心，能打酱油不意味着会买鸡蛋。一般副食店，鸡蛋和酱油醋是一个柜台，盛在垫着干草的木箱子里。买鸡蛋，最好的容器是竹篮子，稳当，有孩子嫌篮子土，是老太太用的，他们买鸡蛋用当年的时髦货——网兜。
副食店柜台上都有一个用三合板钉成的箱子，挖出鸡蛋大小的槽，槽下垫一层玻璃，箱内安有灯泡，名曰“灯箱”。其目的是把称好的鸡蛋挨个放进槽内照照，看有无“坏蛋”。这其实是一个能反映历史和说明问题的物件。当年很少有鲜鸡蛋出售，都是从遥远的地方用集装箱长途调配而来，搁在冷库里存放了不知多少天，几斤鸡蛋里难免有个别“坏蛋”的现象；话又说回来，那时，鸡蛋乃“贵重”（不单指价格）食品，一个是一个。顾客的心理是，一个都不能坏。搁今天，两毛来钱一个的鸡蛋，几斤里坏个把也无所谓，十人恐怕有九个懒得码灯箱上照。当然，今天的市民已不必为吃冷冻鸡蛋发愁了。提一下照鸡蛋，或能“照”出历史的变迁。
每个副食店，都会剩下一些蛋壳被碰破，但无碍食用的鸡蛋，叫“硌窝”蛋。这种鸡蛋一则不写本，二则便宜，深受市民欢迎。孩子给家里买别的东西，大人往往叮嘱一句，带上兜子，看看有没有“硌窝”蛋，如真的买回来，那就是喜出望外，为家里立了一功。
鸡蛋都是柴鸡下的，红皮。
鱼肉在副食店里有专用柜台，有的商店还辟有专门售肉的屋子，不妨照老话叫“肉铺”。
肉铺的格局，前面大体是一排“肉床子”，上面摊着几块鲜肉，有时候也卖排骨、腔骨和大棒骨。柜台后面有一排铁钩，挂着几条半扇的猪。肉铺里也有冷库。鱼不常见，牛羊肉更不常见。
照常理物以稀为贵，不然。六七十年代，绝大部分商品，买不着是买不着，但价格是不变的，这就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特色。三十多年过去了，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无论是聚会、闲聊或是别的什么场合，经常念念不忘当年的物价，记得最清晰，也说来说去的，就是肉价。猪肉每斤九毛（牛肉八毛，羊肉七毛一），排骨四毛五，腔骨三毛五，大骨头九分，肉馅一块。黄花鱼每斤四毛五。带鱼按宽度分若干档，每斤两毛五、三毛八、四毛五不等。三毛八的就算好带鱼了，四毛五的属于特宽带鱼，好像只有过年过节供应。其实吃带鱼并不讲究越宽越好，太宽了无论烧、熏还是炸，都不容易进味。但老百姓当时的心态近似韩信用兵，无论买什么，越大越好，越多越好。
有一度，买肉凭本，但两毛钱以内不写本。多买肉又不写本，理论上说得通，实践起来有点困难，即舍得出遛腿花得起工夫。跑五家商店，排五次队，能凑一斤肉。但当年的副食店不比今天的超市，视线以内的，多不过二三家，多买两毛钱肉而绕世界转，太耗工夫。还有一招，家里孩子多的，可以分头行动，每人买两毛的，往一起凑。
当年，家里都没有冰箱，猪肉即使敞开供应，也无法冷冻储存。除了偶尔炖肉包饺子吃，一般人家很少买一块钱以上的肉，炒菜随吃随买。孩子买肉与买黄酱一样，不说斤两，只说钱数，“三毛钱的肉馅”、“五毛钱的肉”，是肉店里的常用语。两毛钱的肉也能切回一条，炒一个菜。直至60年代中期，一些大菜市场如西单菜市场等，还在用荷叶包肉馅。后来，荷叶为一种泛黄的蜡纸所替代。买排骨和带鱼的时候，孩子出于解馋的迫切心情，都跃跃欲试，争着去排队。邻居之间也相互传递消息，甚至奔走相告，无非是某某商店“来排骨了”、“来带鱼了”之类的信息。确如资中筠女士说的，那可是不得了的头等大事。得到信息后，马上家庭总动员，“三儿、四儿”地满院乱叫，逮着谁是谁，排队去。
猪肉除了直接吃，还有别的用途。那时，家家的厨房都备有花生油和荤油两种。花生油配给所限，不够吃，用荤油搭配，犹如馒头和窝头的搭配。荤油是从肥肉中炼出来的。“文革”后期，走后门之风猖獗，副食店的瘦肉、排骨，断不了被人从后门买走，摆在肉床子上的，尽是些“ 丹顶鹤”。没法儿炒菜，只能用来先炼大油，再回锅炒素菜。
有个叫倾倾的60年代出生的北京孩子，写了篇文章，取名《逝去的美味》，专说那个年代的吃，有一段涉及于此：
那时几乎所有副食品都是定量供应，花生油一人每月半斤，不够吃，家家炼大油（在北京也叫荤油）。炼大油用的猪肉油（板儿油）也是凭本供应，炼大油剩下的油渣儿是好东西，撒上椒盐，是不错的下酒菜，还可以烙脂油饼、做馅儿，香！⑥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蔬菜（1）
六七十年代，菜有粗细之分；吃蔬菜和水果，又有季节之分。
粗菜，即北方冬天离不开的那几样——大白菜、萝卜、土豆等。细菜要等到春末才逐渐下来。细菜上市是有次序的，始于5月份的黄瓜，10月，还能吃到论堆卖的茄子。
后来有“菜篮子工程”一说，其实用篮子买菜，是小脚老太太的事情。孩子给家里买菜，都用玻璃丝编的网兜。菜店一般在副食店隔壁，半露天，菜床子上的东西，随季节的变化而变化。并非冬天吃不到夏天的菜，70年代以后，已有大棚产品上市，不是一般的贵，因而一般人家不敢问津。同一种菜，冬天和夏天价格能差出去近百倍。80年代初，这种局面依然。有年冬天，黄瓜卖到四块多钱一斤，听说天津某大学一个行政 10级的校领导和属下聊天，扬言他买的黄瓜，五分钱一斤。听者皆以为他在开玩笑，便有一搭无一搭地打听是哪买的。他答，哪都有，我是夏天买的。众笑。他则表情严肃地说，黄瓜冬天夏天吃起来一个味，为嘛非冬天吃不可？
北京的小水萝卜刚刚上市，其漂亮可以说是无法形容，真可以说是谁看见谁爱。小萝卜只有大拇指那样大，带着约10厘米长的绿缨，5 个一把，用一根草篾扎好，在菜车子上，在油盐店的菜床子上，整齐地摆着，用水淋得嫩红娇绿，远看似乎要滴出水来。买几把回去，把缨子切下来弃掉（老实说，丢掉真可惜），把那小小的萝卜轻轻用刀背一拍（千万不要切，一切就不好吃了），半碎之后，加少量盐一腌，把渗出的盐水倒掉，淋上调好的芝麻酱一拌，那味道真可以说是绝了。另外也可以用糖醋拌，但近似江南吃，远不如芝麻酱所拌之滋味隽永，直可入“家山清供”也。我几十年没有吃北京的芝麻酱拌小水萝卜了，怎么能不怀念它呢？⑦
孩子不比邓云乡，能把日常生活中一件平常的事情放大到诱人的程度。那时，小萝卜论把卖，几分至多毛把钱一把。孩子到了菜店，专拣个大把大的买，回家后也没耐心等到加工后上饭桌，把缨子一掐，在水管子上涮涮，就带皮吃了起来。味道有点辣，有点甜，爽脆适口。小萝卜留给北京孩子的，是每年那一二十天里的生吃的感觉。
入夏，细菜逐渐上市，像黄瓜、西红柿、豆角、柿子椒、冬瓜、茄子等等，开始还挺稀罕，也挺贵。谁家孩子去买头一拨上市的黄瓜或西红柿，会被寻常人家认做有钱没处花了，因为经验告诉人们，过不了几天，大拨的一下来，弄不好就得成灾，论堆卖。像黄瓜、西红柿这样的大众菜，也就几分钱一斤，那也有卖不动的时候，就论堆撮，五分钱或一毛钱一堆，甚至一两分钱一堆，或者一毛钱能买一筐或一车，如果你吃得下的话。演员王卫国被中戏录取前，在商店里卖菜，他回忆说，商业局秘书骑车来通知高考被录取消息时，他正坐在木头钱盒子上用簸箕撮茄子卖，一毛钱一簸箕。我的一个同事以前也卖过菜，曾说起一次卖韭菜，上午一毛钱一斤，下午五分，临下班一毛五一筐，剩下的第二天领导派他推了一车上街吆喝，说好一毛五，作为一天的销售任务。结果是他把一车韭菜直接推到垃圾站倒了，自己垫上一毛五交账，然后回家睡觉。我记得上中学时，曾经在快打烊的时候骑车路过一个菜店，柜台前的地上堆着不少茴香，售货员在大声吆喝，用兜售来形容都不准确，因为不要钱，随便拿。很多人家趁此当口成筐地往回买黄瓜、西红柿、豆角，做酱菜或酱，吃一个冬天没问题。有一阵子，家家做番茄酱，盛在医院打点滴用的玻璃瓶子里，用橡皮塞密封住，上锅蒸。入冬后打开炒菜做汤，味道自然比新鲜的差远了，可毕竟是大冬天吃上西红柿炒鸡蛋。只是那种瓶子口小，往外倒的时候很费劲，得用筷子、铁丝之类的东西硬往外捅，太麻烦。
孩子买菜，和买副食品之类的东西略有区别。买别的没挑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买菜尽管当时还没有砍价一说，但好了坏了，老了嫩了，贵了便宜了，买主有挑选的余地。同一种菜，价格会随出售方式的变化而变化：可挑的，不可挑的，过秤的，论堆撮的，价钱的差别很大。这也是不少做家长的不放心之所在。大人都想买到物美价廉可心的东西，有时候宁可多跑几家商店，孩子则是在完成任务，说买豆角，此家菜店有货，绝不再上彼家菜店比较，弄不好就买砸了，让大人皱眉头。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蔬菜（2）
有些落难及生活困难的人家，孩子早当家，专拣论堆撮的菜买。他们买菜不问质量，只看价钱，超前的享受是不去想的。我的一个朋友现在做饭很讲究，做什么菜搁哪些作料、搁多少，不搁哪些作料，说起来口若悬河。我曾向他打听当年一些菜种最初的上市季节和次序，答说不知道，他们家吃菜，大拨下来都不敢问津，直等到论堆卖时，才去光顾。不是舍不得，确实是吃不起。当年首都北京的家庭，用毛主席的话说，“ 此类情况甚多”。
11月初，大约在冷空气初次光顾北京前后，就到了冬储大白菜的时节。买大白菜，也是一场全家上阵的盛大活动。冬储大白菜按好坏（亦即菜芯的多少）分出几档，一、二级菜凭本定量供应，三级及等外菜敞开卖。一级菜两分五一斤，二级菜两分，三级菜一分，比零售价要便宜出几倍。和买白薯一样，每年此时，家家的孩子都得起大早顶着西北风排队，棉大衣是必备的行头。菜买到手以后，副食店用排子车挨户送货上门。后来，卡车或马车干脆把大白菜直接拉到居民点，副食店带秤及平板车深入基层，现场办公，那也得排大队。
家家都想多买点一级菜，不少人家煞费苦心，有时候大人干不成的事，孩子还真能立功。张锐是我的中学同学，如今供职的农科院，正是一个研究菜的机构。当年，排队买菜时，他用他哥哥单列的一个集体副食本，蹭购一级大白菜。售货员验本时曾正告他，此本不属于家庭副食本，购菜无效。但他不死心，趁乱“打劫”，不知用什么招最终竟蒙售货员写了本，多买了几百斤一级大白菜，这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意味着买到了等于别人家一倍的配给物品，要是在战场上，相当于比别人多抓了一倍的俘虏，立特等功都打不住。
每年初冬的这种狂买大白菜盛况大约持续一个多星期，直至剩一堆白菜子，最后由清洁工收摊。这阵子一过，大白菜还能买到，价钱就不能同日而语了。据说政府每年因冬储大白菜为市民贴出去不少钱，直至80年代，还有报道说，一年的大白菜补贴，等于两座立交桥。当然，孩子是没有这些概念的。很多孩子排了半天队，并不清楚冬储大白菜的价格合多少钱一斤，比零售菜价便宜多少。
11月初下来的大白菜，一般要吃到来年开春，老百姓即使不顿顿吃，也天天离不开它。储藏是个大问题，否则菜一烂，购菜时费的劲便前功尽弃。住平房和一楼的人家，通常是挥锹挖地窖；住楼上的也各显神通，变着法尽量让它保持水分。有在前后凉台挪来挪去的，有用报纸一棵一棵把白菜包起来的。好像是在进行一场马拉松竞赛，看谁家的大白菜能熬到最后且新鲜如初。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单位的食堂也跟着凑热闹，储存大白菜。像军队、高校这样的单位，人多，消费力强，购进的大白菜若堆积起来，能让孩子当山爬。这些菜也面临储藏问题，否则保质期有限。菜窖盛不下的时候，就得摆在明处，一棵棵并列在食堂外边墙根处或稍远一点的操场边上，上面盖着草垫子破棉被之类的东西。这类大院的孩子，除了买大白菜，还免不了夜间行动，结伙偷食堂的菜。偷大白菜，游戏的成分重于窃取。像《地下游击队》、《三进山城》这样的电影看多了，和平时代的孩子受电影情节刺激，总有一种从事地下活动的心劲在躁动，跃跃欲试。偷大白菜，就成了初冬时节这种模仿生活的第一选择。一般是白天踩点，制定方案，入夜，几个孩子一起行动，有放哨的，有作案的。都背擦墙用后脚跟走路，作隐蔽状，偷操场上的大白菜还得匍匐前进。接近目标时，迅速出击，一人抱一棵，往棉袄里一掖，拔腿就跑。和这种偷袭得手的喜悦相比，吃上白来的大白菜的得意劲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水果（1）
那时候，北京市面上水果的品种很单调，如今一些大众习以为常的东西，当时不仅根本见不到，而且闻所未闻。
章含之在《我与乔冠华》这本书中，对一个细节的回忆，很可以说明问题。1974年6月初的一个晚上，她参加外交部干部下乡麦收劳动回来后，累得躺在藤椅里“腿都动不了了”，其丈夫乔冠华尚在外面赴宴：
九点刚过，冠华就回来了。一进院子就听见他急匆匆的脚步和大声的呼唤：“回来了？Darling；你回来了？累坏了吧？！”我想站起来出去迎他，可是腿实在不听使唤，只好扶着躺椅的把手站起来。此时，冠华已快步直奔书房，一手把我按回躺椅说：“不要动，不要动，绿豆汤喝了没有？”我说喝了，很好。冠华这时带着一种孩子般的调皮神情说：“我给你带回来一样新奇东西，你猜猜叫什么？”我笑他那么兴奋干什么。冠华从他的两个中山装口袋里一手一个变戏法似地拎出两个浅棕颜色，形状大小似鸭蛋般的东西，放在我手里说：“知道这是什么吗？”我摸摸软软的似果子，但从未见过。我说不知道。冠华得意地对我说：“这叫Kiwi Fruit！我看到什么地方写到过这种水果。今晚新西兰大使宴会，最后上的水果是这个。我第一次吃到，就带了两个回来给你。”我看他手舞足蹈，得意得像个做了件大好事的孩子，不禁好笑，我说：“ 你这堂堂部长，怎么人家大使请客，你捡了两个水果装在口袋里，这多不像话！”冠华理直气壮地说：“那有什么了不起！中国的好东西外国人没见过的更多。我对大使说：“今天夫人去割麦，和农民同劳动。我把这两个果子带回去慰问她，告诉她这是新西兰的Kiwi Fruit，她一定高兴。”大使马上吩咐拿一箱子，我说就要这桌上的两个才有意思。也不用包，放在口袋里才是我的诚意。大使连声说好。其实这个玩意还是从中国去的。中国人不吃不看，倒让新西兰人运到中国来！”说着冠华亲手剥开果实，里面是翠绿的瓤，黑芝麻般的籽，吃起来酸甜，很可口。多年之后，中国市场上才出现这种水果，名为猕猴桃！⑧
那时，市面上可以见到的水果，笼统说，品种也不少，像苹果、梨、桃、香蕉、橘子、广柑、杏、西瓜、葡萄等等，但按季节一分，同期吃水果可选择的余地，还是少得可怜。而吃上白兰瓜、草莓、枇杷、樱桃这样的水果，其难得程度犹如昙花绽放。“文革”期间，流传一个海南人民向毛主席进献芒果的故事，大量蜡制工艺品芒果在许多人家的桌子上供着，滋味如何却不得而知。话又说回来，即使产品琳琅满目，有条件长年将水果换着样买的人家也未必普遍，当年不少人家的孩子，拿西红柿、心里美萝卜、白薯当水果吃。说起六七十年代的水果，孩子和孩子之间，因家庭经济状况上的距离，感觉是不大一样的。菜是生活必需品，好歹也得吃；水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可吃可不吃的奢侈品。小一点的副食商店，都不卖水果。换言之，菜店和水果店之间，在数量上是不成比例的。还有不少可以说明问题的故事：
70年代，月坛公园南侧开了一片桃园，西城区的一些中学将其作为开门办学、劳动实践的基地。我的朋友崔国清那时在150中念书，有一回来桃园劳动时，适逢采摘。作为回报，学生可以敞开吃，但不准往家带。国清还记得，他一气吃了十八个，这并不是记录，他的同学里，有吃二十多个的。不吃白不吃惟恐不多吃的心态是原因之一，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平常难得一吃所致。今天，即使在中学生中举办一场吃桃大赛，其拔头筹者能否接近这个数目，也难说。
60年代，有个朋友在301住院，同病房住着一个19级的上尉，得的是什么病，已经说不清了，医嘱要多吃水果，他就每天吃一个黄香蕉苹果。同房还住着一个中校团长，从未吃过水果。这位上尉嘴上吃着苹果，心里算计的是另一笔账，不时流露出 “我已经吃掉了老婆的一件毛衣”之类的话。另一个朋友住在军队大院的校官楼，楼下是个12级的上校，按说工资不低，但生了五六个孩子。他家吃苹果，从来是切成牙后再分着吃，和吃西瓜差不多。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水果（2）
一位60年代出生的孩子回忆说：
水果儿少，连汽车尾气都能闻出水果味儿来，要不是父母事先一再警告，肯定把牙膏当水果吃了，心里还老嘀咕：那东西又凉又甜还有香味儿，不是水果是什么？奇怪！春天揪榆钱儿、槐花（树高，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