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Ａ孔樱⒆鸥魃闶厶牵靠诔铩Ｒ恍┖⒆右陨硎苑ǎ檬刍踉辈槐福呈稚旖プゼ缚椋怕诺檬帧Ｎ业呐笥衙暇透晒馐隆５比唬嗟氖焙蚴腔ㄇ颉：⒆踊蚣瘢虼痈依锫蚨鞯挠喽罾铩敖亓簟 保蚣页じ懔阌们蚴巧昵肜吹淖ǹ睿苤道锘峋Ｓ屑该堵鄯质挠脖遥刹涣吮鸬氖虑榈氖焙颍吐蛩浅浴Ｓ懈雠笥鸦辜堑米疃嘁淮位矫蛄硕樗牵傲税攵底樱粤艘徽笞印５比唬⒆尤绻掷镉懈嗟哪苤涞那筒辉偾囗橇恕Ｒ晃辉谕蚴俾纷芎笤豪锍ご蟮暮⒆痈嫠呶遥土硪桓龊⒆佑幸淮卧诼砺繁呒窳肆娇榍比徊换峤桓焓迨澹蔷腿ゴ湮⒙飞坛÷蚨鞒裕蛄耸裁矗鸭遣黄鹄戳耍隙ú换崾撬牵裨虿槐厝绱顺ね景仙妗＞菟担侨チ巳舾商耍嗔耍淮胃净ú煌辍Ａ娇榍媛蛩牵蔷褪�200块，一天两块，够吃三个月了。赵福琪上小学一年级时，也捡过两块钱，他在学校（实验一小）附近的和平门大街路东一个小铺里全买了伊拉克蜜枣，售货员是一老头，开始以为听错了，问他：“是买两毛的吧？”福琪把票子亮了出来，答：“不，买两块钱的。”当年，伊拉克蜜枣大概四五毛一斤，两块钱蜜枣，老头用铁皮杆秤整称了两回。福琪张开身上的兜，根本盛不下，索性全倒进书包里。他吃了一路，也不过几斤蜜枣的多少分之一，剩下的大部分不敢带回家，索性倒进了护城河里。
糖也是一种家庭待客的常规食品。家里买糖，都是论斤，至少论两，不会论块买。一般商店里的杂拌糖，是按比例把若干种水果糖、奶糖、酥糖等掺和起来出售，看起来品种丰富，价钱便宜，一块二一斤，但显得有点大众化，不上档次，当中玻璃纸包装的，也就是点缀一下，且赶上什么算什么，顾客没有选择的余地。讲究点的人家，不买杂拌糖，他们会到大食品店如西单十字路口把西北角的食品商场或崇文门井冈山食品店，去有选择地搭配，北京的虾酥、巧克力，山东的高粱饴，上海的黄油球、大白兔和米老鼠奶糖都受欢迎。当年在大商场或大食品店买东西，天天排队，逢年过节，更是长队没边，即如张秉贵这样“一把抓”的优秀售货员，从早忙到晚，也难缓解排长队的势头。后来，上海奶糖在北京的市场上已轻易见不到，北京人到上海出差，首选商品就是服装和奶糖，一如东北人在北京采购猪肉。再后来，大概已经接近改革开放的时候，三里河那条街上，开了一家专营上海奶糖的商店，一时火爆。
有些孩子吃糖，是沾了得病的光。流行的说法是糖有助于医疗肝炎。而肝炎是一种传染病，为数相当多的北京孩子得过这种病，养病和恢复的时候，给孩子吃糖既是一种待遇，又有助于康复，家长自然配合，渐成习惯。病愈之后，家中糖罐或糖盒子里，便很少有空的时候。当然，一天吃几块，家长是要过问的。我的一个朋友，家里四个孩子，其父为四级工程师。他们家的糖盒子放在带锁的壁橱里，但钥匙放在不带锁的抽屉里。他有时候趁家长上班自己在家的当口，从抽屉里翻出钥匙捅开壁橱门锁，偷着拿糖吃。有一次作案间，其母借工间操时间回了趟家（他住的院子也是机关与宿舍一体），慌乱中他在壁橱里摒住呼吸，一动不动，待母亲走后才长出了一口气，有种历险的感觉。有时家长察觉到糖果看减，问起来都不承认。他一直以为只有自己偷吃过，几十年以后，兄弟姐妹聊天，他提起这件事，才知道他的姐姐和妹妹，也都干过。有个高我一级的同学，当年曾与人合伙，夜里撬过军院的一个小卖部，进去后看着满屋子好吃的，竟一时无所适从，不知道拿哪样好了。后来偷出来糖、点心和水果罐头，俩人不敢把东西带回家，就在游泳池边上一坐，狠吃了一通。此案至今未破。
有几种北京孩子常吃的特色糖，值得一提。一种是关东糖，棍状，麦芽做的，表面铺着一层滑石粉那样的白粉。初冬上市，吃起来先硬后粘，味甜但不骺得慌，有嚼头。这种糖可以论斤买，也可以论根零售。孩子花自己的钱，往往是买一两根，拿纸一包，边走边吃。一种是粽子糖，即状如粽子的褐色硬糖，大概也是一分钱一块，买多了就上秤，味道似较水果糖厚重，多半是含着吃。还有一种带把的水果糖，圆形，有糖纸，像吃冰棍那样嘬着吃。这种糖把较冰棍棍细一些，和毛衣针差不多。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点心
包装品零食，几分钱可以买到的，还有各种糖豆（玻璃纸）、甜米花（玻璃纸）、大米花（四分）、玉米花（三分）、果丹皮（玻璃纸）。散装的有鸡蛋卷（五分）、山楂糕、什锦果脯、杏话酶、牛肉干等。这些东西都不经吃，不能像吃饭那样狼吞虎咽，而是慢慢品着吃。吃大米花，通常是撕去长方形包装中的一个角，往手心倒出几粒，送进嘴里；玉米花则一个一个地吃。有的孩子爱把玉米花抛起来，状若乒乓球运动员的高抛发球，然后用嘴去接。
收粮票的食品，一般归于点心类。最普通的点心是饼干，最普通的饼干是散装的动物饼干，四毛八一斤，收六两粮票，零售一两粮票八分钱。每块饼干是一种动物的图案，像金鱼、兔子、大象、长脖鹿、猴子之类。这种廉价和散装的饼干其实是冲着孩子去的，可以说，当年对动物饼干感到陌生的北京孩子，几乎没有。我曾测试过不下十个当年的北京孩子，考题是动物饼干的价格，有答八分钱一两的，有答四毛八一斤的，都是脱口而出，无一例外。其他饼干带包装，价钱贵出去不少。最常见的是一种长方形饼干，边是曲线型，包装也是长方形，一包二两粮票，有几十片。更好的盛在铁桶或铁盒子里的饼干，属于高级货，一般人家不去问津。江米条、排叉、桃酥、蛋糕、萨其马等也属于普通的点心，商店里常年摆着，但对寻常人家的孩子而言，仍无异于一种陈列品，能三天两头享用它们的孩子，是不太多的。小时候都爱感冒发烧，儿童医院的大厅里，有个食品小卖部，那里的点心卖得快，可见，一般孩子只有生病期间，才有机会吃到点心。
零食说到最后，是早点。早饭尽管在一日三餐之列，但毕竟不是正餐，在外面吃早点，与家里做的是两回事，姑且当零食说。
有相当数量的家庭，经常从外面买早点，孩子上小学高年级以后，也常独自在外面吃早饭。除了以经营早点为主的小吃店，带正餐的饭馆也卖早点。六七十年代，饭馆里的早点，主食以油饼为主，六分钱一个，收一两粮票，议价油饼（不要粮票）八分一个，糖油饼九分。其他还有炸糕（八分）、糖火烧（七分）、麻花（六分）、豆沙火烧（六分）、芝麻火烧（五分）、螺丝转（六分）等等。可以特别提提的，是一种稍大些的椒盐火烧，俗称大火烧，六分一个，收二两粮票。稀的只有豆浆，白浆二分钱一大碗，糖浆四分。油饼是现炸的，饭量大的孩子，买一个油饼，用大火烧一夹，再喝一碗糖浆，这就类似于南方人所谓“大饼油条”的吃法，算下来一毛六分钱。当年的北京孩子，如今下岗的，当小职员混饭吃的，当大老板的，当省长市长部长的，当名人的，干什么的都有，在什么地方干的都有，差别是不用说了，但有一点，小时候恐怕都是喝豆浆吃油饼长起来的。注释
① 苏小林《我的父亲苏静将军》，载《老照片》第22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
② 李南央《“阔家主”的孩子》，载《老照片》第32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出版。
③ 汪朗、汪明、汪朝《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
④ 施文心、葛佳《都赶上了》，华艺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
⑤ 资中筠《特殊年代的童趣》，载《万象》2003年8月号。
⑥⑨ 倾倾《逝去的美味》，载《读者》2003年第8期。
⑦ 邓云乡《秋水湖山》，东方出版社1998年4月第一版。
⑧ 章含之《我与乔冠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3月第一版。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昨天的时尚
时尚，顾名思义，是指一个时期里的社会风尚，不可能持久地存在下去。一种时尚一旦过时，意味着它自身的现实价值的大贬，但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价值——回味的价值，则很可能长时间地存在下去。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当年的军帽，如今只能在民工堆里还看得见有人戴，但提起当年的军帽及与军帽相关的故事，从六七十年代过来的北京孩子，都会为之再心动一次。
“文革”前，孩子的衣服，品种并不算单调，尤其是女孩。北京孩子可以翻出小时候的相册看看，他们的打扮，即使以今天的审美眼光来挑剔，也说不上落伍。后来，服饰装束被染上政治色彩，进入了全民色款单调的服装时代，孩子自然不能例外。
孩子小时候，穿衣服不由自己，家长买什么穿什么。男孩好说，60年代前期，冬天都戴人造革面栽绒里的坦克帽或空军帽，上面镶着有机玻璃眼镜，平时作样子，起风时可以翻下来挡风。春秋天多戴海军帽或大檐帽，扛着肩章。夏天穿印着图案的白色或黄色跨栏背心。府绸白或格衬衫和明兜灯心绒外罩也一直流行。球鞋是男孩惟一渴望得到的东西。球鞋分矮腰和高腰两种，有米黄、深蓝、暗红、咖啡等颜色。两年前，在一个聚会上，有人穿着一种正流行着的球鞋，有位1952年出生的北京孩子见后神色异样地说：“这不是我们小时候穿过的吗？一模一样！怎么又转回来了？”他叹道，时尚看来也未必有去无回，轮回是一种能渗透到生活的末梢的人生道理。
女孩的打扮则很难尽数了，用“花枝招展”一词来概括，并不过分。夏天，花裙子配带襻的皮鞋加浅色袜子，为最流行的装束。
上面说的，是“文革”前十岁上下的孩子的时尚装束，只能算是这个话题的一个片面的前奏。这些孩子长大几岁以后，进入轰轰烈烈的时代，穿着之风也为之一变。穿戴这个话题，说起来是有点复杂的，因为有男女、年龄、季节和从头到脚之分，只能一样一样地慢慢梳理。
栽绒帽子、军帽
冬天，北京男孩都戴栽绒棉帽子。款式略有区别，大致分三种。一种为褐色条绒面平顶，一种为褐色条绒面瓜皮顶，一种为军绿色布面瓜皮顶。最时髦的是第一种。帽子里面要加一个白色衬帽，有的就缝在帽子上，一年拆洗一次，白色变成了黑色。戴法也有讲究，大冷天，不到滴水成冰的份上，从不把两边护耳的舌头翻下来，不仅如此，固定耳舌头的，不是那两根带子，而是一对别钩，带子当年称“飘带”，名副其实，要让它永远飘着。有的孩子不慎把飘带弄皱巴了，得马上过水抹平，甚至要用土熨斗熨一下，还看不过去，就得换新的。这种褐色丝绸飘带，大商店里专门有售。有时候孩子顶风踏雪走出去几里地往大百货商场跑，目的就是为了寻求一副飘带。平顶的栽绒帽子因为走俏，有时还不大容易买到，一些孩子只好用瓜皮顶帽子将就，那就要不时用手捏捏，给帽子做平顶造型。军绿色棉帽子，又分军用和民用两类，倘是在商店买的仿军帽，则有东施效颦之嫌，不受孩子青睐。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穿戴
春秋两季，流行单军帽，即解放军取消军衔前后的款式。“文革”初期，自党和国家领导人到造反的红卫兵，人人头上戴着一顶。这种帽子一成时尚，便经久不衰，几乎贯穿于那十年的始终。军帽也有真假之分，真的军帽为的确良面料，颜色碧绿，帽檐尖挺，里面印有长方块的章，标着姓名、年龄、血型等栏；假的无论颜色、面料、样式都能让孩子一眼望穿，不值钱，给人的感觉反倒有点土。戴军帽同样有讲究，要把帽子上面的接缝处尽量撑起来，出门前得用手捏半天，不少孩子在帽子里边垫一圈硬纸壳或报纸，不如此不足以称“酷”。当然，想摆“酷”就得承担相当的危险系数，戴军帽很容易被“飞”，即走在大街上，帽子被骑车而过的胡同小痞子顺势从头顶上摘走。流行戴军帽，让军队大院的孩子抖了几把，随之而来的是被“飞”的后顾之忧，防不胜防。城里小痞子戴的军帽，除非家里有亲戚在部队供职，否则，十之八九是“飞 ”来的。其实，“飞”帽子并非六七十年代孩子的发明，杜月笙早年在上海就干过这等事，只不过他“飞”的不是军帽而已。还有一个时期，兴在帽子上别帽徽，即红色五角星，这也有真假之说，需仔细辨识。弄不好，真的军帽配个假帽徽，效果不堪一看。
有两则真实的故事，能量出当年孩子对军帽的痴迷程度：
地安门一带某胡同里，住着一位退下来的部队首长，据说衔至将军，所居自然独门独院。老同志平时总是一身戎装，类似孙毅那样的打扮，这也是许多老革命军人下岗后的着装积习。令人不解的是，他不爱在家“方便”（他家有卫生间，或许动机是节约用水），经常出门上公共厕所。某日，老人正在胡同里的公共厕所内蹲坑，进来几个十几岁的孩子，拿眼一“照”，遂起歹意，上去“飞”了老人的军帽，拔腿便跑。老人指挥过千军万马，咽不下这口气，提着裤子就追了出来。结果是帽子没追回来，自己还玩了一跤。
另一件事发生在1969年，也就是国庆20周年庆典的前几个月，我的朋友曲昭是当事人之一。曲君当年十五六岁，住在京西一个部队院子里。某日，他骑车驮着一个地方大院的同学去四机部二院玩，逢驻扎该院的一些战士在操场上打篮球，脱下来的衣裤就堆在一边。曲君的同学对眼前的军帽垂涎多时，起了顺手牵羊之心，与曲君嘀咕，马上付诸行动。得手后他们有点忘乎所以，当即把帽子顶在了头上。与前一例的结局不同，他们出门后正骑车晃荡着，背后突然驰来一辆卡车，跳下几条汉子，不容分说就把他们“绑架”到车上，开进了位于万寿路和翠微路之间的 “九号”——当时一个远近闻名、带有强制性的拘禁场所。曲君属于“胁从”者，也被关了几天，审了一溜够，后被家长领回教育，挨了父母一顿臭骂。他的同学为这顶军帽付出了更为沉重的代价——在“九号”蹲了几个月，直至国庆节后才放出来。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板儿绿”、制服、口罩带
六七十年代，孩子的服装已单调到无多少款式可区分的地步，除了夏天，多数孩子三季都是一种打扮——四个暗兜的制服，惟颜色略有分别。现在的影视作品，涉及那个年代的孩子时，人人一身军装。其实“文革”前期，孩子的穿戴并非独以军上衣能领风骚。院子里的半大孩子结伙骑车出行时，部队大院是一身绿，地方大院是一身蓝。倘是两类院子相邻或相对，这种对比尤其分明。孰优孰劣，没有公认的判断。后来，从军成为时髦的就业方式，不独军队子弟，地方大院孩子参军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军装这才跟着走红，成为一种社会化的“学生装”。
冬天，孩子都戴口罩。其实也不正经戴，而是把口罩塞进上数第二和第三个扣子之间的上衣里面，带子留在外面。这是一种不容忽略的时尚标志。其功能近似今天男人的领带或女人的首饰。孩子都难免毛糙，丢三落四，经常是人已经走在上学的路上了，忽然发现没戴口罩，那是一定要回家去取的，否则，这身衣裳再时髦，也差着行市。如是看，非典期间那种直接往耳朵上套的短带子口罩，远不合当年的时尚准则。口罩带子竟成为一种最时髦的服饰点缀，反衬出孩子穿着上的单调和苍白。
冬天，北京孩子多穿棉袄棉裤，套制服外罩。无论胖瘦，人人臃肿，看上去身材都差不多。后来出现一种制服式棉袄，将棉袄和罩衣合二而一，但臃肿依旧，且拆洗麻烦。那时的气温似低于现在，大冷的时候，有的孩子也穿棉猴，即一种衣帽连体的冬装。通常是把棉猴帽子套在栽绒帽子上面。倘为了硬充帅哥而不穿棉衣冻着，则被目为“耍单儿”。
春秋天，小一点的孩子（十岁左右），上衣似还有几种可供家长挑选的款式。一种是翻领，三个明兜，三到四枚扣子。这种款式以前流行过，以后也流行过；孩子适穿，大人也适穿。我的一个同学至今穿着一件麻布面料，浅驼色，三个明兜的翻领上衣，除了颜色和面料，与他十来岁时穿过的上衣没什么两样。另一种是三个暗兜的学生装，直领，下面是两个兜盖，左上兜没有盖。这种学生装30年代就流行过，直至六七十年代，仍不过时。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正式场合都穿中山装或军装，惟一例外的是康生。除“文革”初期偶着军装外，他露面时（如出席九届二中全会和十大）经常穿的衣服，就是这种学生装。康一向被目为党内的文化人，比党内“秀才”格高一档。他那时已经七十来岁了，为什么不追随毛泽东也穿中山装，而是穿在小学生中流行的学生装，其心态如其人在其他方面的表现一样，让人揣摩不透。
上中学以后，除了四个兜的蓝色制服，孩子的上衣选择余地有限，而且与家庭背景不无关系。
军队院里的孩子不用说了，就是穿军装。把家长取消军衔后压箱子底的衣裳都翻出来。1955年授衔后，校以上军官都配有礼服，盛在专用箱子里，一人一个。国庆、八一之类的节日，军官集体着装乘车外出活动，看上去确实排场。当然，礼服平时穿不出去。孩子穿的，都是家长的四季常服。冬装为呢子。当年的规矩是，校官着粗且厚实的黄呢子，将官是较薄的马裤呢；大衣的区别在领子，校官为栽绒领子，将官为真皮领子。春秋夏装的料子为哔叽、咔叽布、柞蚕丝。别管哪一种，从箱底里翻出来就穿。常见的搭配是里面一件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