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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墓吹薄�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拍婆子”（2）
这种估计大体不错。但一个巴掌拍不响，“拍婆子”现象之所以能存在达数年之久，和一些女流氓及半女流氓充做土壤不无关系。那时，在“ 坏孩子”堆里混的女流氓泛称“圈子”，城外差不多院院都有，城里一条胡同也背不住出几个。中国有句俗谚：江湖上三种人不可惹：小孩、和尚、女人。意思是说这三种人一般不走江湖，一旦闯荡江湖，必非善茬。外国有个电影叫《女人比男人更凶残》，说的是一样的道理。据说 70年代王洪文为看这部电影可以置重要公务于不顾。女孩学起坏来，有时候确比男孩子更厉害。那时，“圈子”有大小之分，大“圈子”提起来能让方圆多少里以内的男孩闻之胆寒，许多以男孩为骨干的小流氓团伙，发号施令的却是“圈子”。这些“圈子”中的多数并非天生的女流氓坯子，当中不乏高级知识分子、革命军人和高级干部家的“千斤”。不少“圈子”小学时代做过班主席、少先队长，在轰轰烈烈的岁月中因家长落难而浪迹街头，但骨子里出人头地的心劲并没有被磨掉。某名牌大学有位副校长，“文革”中死于非命，至今死因不明，他女儿的经历相当典型，人长得漂亮，生活没有着落，浪迹街头，最终被“拍”了“婆子”，后来成为女流氓，被逮进去，判了几年。她们的堕落，貌似自毁长城，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那场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听三里河一区（计委宿舍）一孩子说，他们院有个“圈子”，家里的阳台与她家阳台相对。有段日子，她常在阳台上看见该“圈子”招一帮男女，在家抽烟，胡闹。有一回她在阳台上远眺见那“圈子”先往床上一躺，一男孩也跟着上了床。她满怀兴致，正待深入观察，窗帘被拉上了。此女粉碎“四人帮”以后，曾主演过一部引起社会反响的电影。
“婆子”被分成几类，有一类称“军婆”或“兵婆”，指的是部队院里的女兵——电话兵、卫生兵和文艺兵，有些当兵复员的北京女孩或住军队院里常着军装的女孩，也在此列。女兵不招农村户口的，都来自城市，普通话说得好，模样也过得去，身上的军装更能给她们添几分姿色。军队院里的“坏孩子”常怀觊觎之心。有个住军队大院的孩子告诉我，那时候院里经常有部队文工团或宣传队来演节目，文艺女兵较一般“兵婆”更令他们垂涎。每逢这种当口，他和院里的一帮孩子就往后台凑。当然，过眼瘾的居多，但也真不乏胆大的，上去就“拍”——打听联系方式，或约出来见面。
胡同的痞子拍婆子则另来一套。他们染指机关大院的女孩，可能性不大。多数孩子就地取材，这也符合门当户对的硬道理。但小痞子拍婆子经常强买强卖，近似张恨水小说里的军阀做派，往往搅得四邻不安，引发社会治安问题。胡同里也是各色人等都有，很有不少漂亮而规矩的女孩遭了大殃。我的一个同学住胡同，他们院有个大她两三岁的女孩，据说长到十三四岁，已经楚楚动人，被那一带一个名“二歪”的小痞子看上了，非要“拍”到手，多次闯进院子，骚扰良民。弄得这女孩没少往邻家躲。“二歪”一干人找不到人，就在院里的影背和大门上用粉笔乱画乌龟，还指名道姓地书写厕所语言，极尽下流之能事，恣意发泄。这女孩后来不堪骚扰，转了学并般到远离此地的亲戚家。
把“拍婆子”和耍流氓划等号，一概而论，也失之绝对。我认识的人里，就有因此而受益大半辈子者。有个50年代初出生的朋友当年住在离景山不院的一个院里，“文革”前期景山公园尚未关闭时，是他们院孩子遛圈和登高之地。他就是在一个秋天的黄昏，用“拍婆子”的手段，搭上了一个女孩。该女孩后来成了他的女朋友，再后来，也就是相恋七八年以后，成了她老婆。两人恩爱至今，他们的女儿如今在国外一所著名大学读研究生。他回忆起当年的情形，承认起初也是玩闹心态作祟，想不到弄假成真。他的“早恋”，在院子里是出了名的，也曾引起过院里孩子的妒忌。有段时间这女孩每星期来他家一两回，骑一辆八成新的线闸女车，就停在单元门口，用他的话说：“那帮孙子没少拔气门芯。” 80年代，张贤亮发表作品《早安，朋友》，有为早恋现象开脱之嫌，引发非议。这位当时妻女满堂的“北京孩子”始终站在作品一方，而经历相当的他的妻子则持相反的态度。
据一位曾在日记里大写“拍婆子”并有过多次切身体验的北京孩子说，其实除了想入非非，也真没什么，即使是“拍”到手了，不过是有了一个聊天的异性对象而已，说“越轨”、耍流氓等等，都谈不上。我没看过他的日记，但多少年过去了，他在今天说这样的话，应该是靠得住的吧。
注释
① 王朔《看上去很美》，华艺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② 东子《烟盒》，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8月第一版。
③ 汪朗、汪明、汪朝《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后记
2002年9月11日，阳光灿烂。那天，我和林栋一道去湖北巴东开一个会。他那时刚编过《藏地牛皮书》，用北京孩子的话说，正“来劲”着，一路不间断地数说他的选题，神采飞扬。我也曾在出版社当过多年编辑，但他的这种感觉，我从来没有过。受他的情绪感染，我忽然闪过一个念头，随口提议，写一本主题为“北京孩子”—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的书，林栋好像没眨眼就认同了。这个想法从萌发到凿实，一去一来，不到一分钟，省了商量、斟酌、论证的工夫。这就是写作这本书的缘起。
这本书是利用业余时间写的，初稿耗时大约一年。以后断断续续地舔来补去，又折腾了一年。其间，我认识的“北京孩子”沈小农、黄新原、赵福琪、马洁、田畔、张锐、李乔、朱琏、祝东平、常伯工、王凤基、侯京全、李春、梁丰、丁大建、陈庚子、黄汉青、孟超、陈凯、贺桐、田晓鸣、黄蔚琦、李连生、崔国清、陈雪秋、林思列、任淑平、张放、胡英兰、王艺、李轩、李欣欣、周军、高世英、陈子建、孙杰、刘璞、韩永玲、张新培、王新、高明、覃艺、田卫列……向作者忆述了他们小时候经历的种种往事的细节。不管今天的心境怎么样，说起昨天的故事，他们无不满眼放光，眉飞色舞，这种惊人的一致，是作者事先所未料到的。常伯工、黄新原、邢东田、孙小白或专门写了或整理了自己的作品，供作者附在书内。赵福琪、马洁、丁大建、李连生、张锐、杜世杰、梁丰都曾翻箱倒柜，用近乎是“搬一回家”的劳动，搜寻出他们珍藏了几十年的实物和相片，供作者利用，有些老照片是现从多少年也没碰过的相角相册上揭下来的；福琪更是折腾多次，“搬”了数回家，不厌其烦，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他真的要搬家了。黄新原不知解答了多少要靠苦思冥想来串连记忆的细琐问题，还自告奋勇地替作者起了十来个书名，同样不厌其烦。祝东平不仅开车为这本书“扫”大街拍照片，还开夜车作实物拍照和装帧设计，他是个惜时如金的人，我用了他太多的时间。王艺手绘的50幅插图，无一不是反复掂量，数易草稿而后定下的。沈小农义务劳动，通读了全稿，在作者自以为没问题的原稿上发现了无数问题，替作者把了最后的也是令人放心的一道关。
林栋是一个过于苛刻的编辑，他的敬业精神令人感佩，我曾多次听他不无自豪地向别人宣称，他能做到把本职工作与个人乐趣融为一体。这与当今业内许多混饭吃的编辑在职业境界上判若天渊。但他不断地给作者出难题，否定这个否定那个，增加这个增加那个，以至于在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的任何一道环节中，我再也没有感觉到当初他认可选题时的痛快劲。
是他们的劳动和付出，成就了这本书。谢谢他们。
这本书凝聚着大家的记忆，也可以说是大家写的，作者只不过尽了一点执笔并稍加发挥的义务，话又说回来，既然是未经考证的记忆，就难免有欠准确的地方。这是最后需要特别郑重地声明的一点。
这本书写了两年，也可以说拖了又拖，但读清样的时候，仍感到有不少挡不住的遗憾，这只能归咎于作者眼界的短浅、文字功夫的不到家和想象力的不足。木已成舟，随它去吧。
2004年1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