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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底，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结束不久，圣诞节前夕，一艘名叫“波茨坦”号的德国巨型油轮，离开上海黄浦江码头，驶向遥远的欧洲。船上的贵宾舱里，住着国民党政府新派的驻德大使程天放、少将陆军武官酆悌。此外，还住着“随员”李融清和江帆南。按照国民党政府的规定，随员是不能住贵宾舱的，只能住二等舱或三等、四等舱。这一回，为什么破例呢？
原来，那两位“随员”，来历非凡，按职务，比程天放、酆悌高得多。那位化名李融清的，乃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而化名江帆南的则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张冲。其实，这和叶剑英化装成马夫进入西安酷似——国共两党在进行秘密工作时所用手法竟是如出一辙！三十五岁的陈立夫是国民党要人。所谓“四大家族”，即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和陈果夫及陈立夫兄弟。
陈果夫、陈立夫是亲兄弟，陈果夫为兄，陈立夫为弟，浙江吴兴人氏。陈家与蒋介石的关系，非同一般。陈果夫、陈立夫之父，叫陈其业。陈其业之二弟，叫陈其美，即陈英士。蒋介石十九岁时赴日本求学，陈其美是他的同学，并介绍他加入同盟会。蒋介石与陈其美为结盟兄弟，也就视陈果夫、陈立夫为侄子，对他们深为信任。陈立夫早年赴美，获矿业硕士学位。一九二六年夏，陈立夫经其兄陈果夫介绍，出任蒋介石机要秘书，从此成为蒋介石心腹。一九二八年，陈立夫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机要科主任。以陈立夫和陈果夫为首，建立了“中央俱乐部”，英文名称为Central Club，简称“CC”。CC派成了蒋介石的特工组织。也真巧，“陈”姓的英文开头字母也是“C”，“C
C”恰好是“二陈”！在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陈立夫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足见他地位的显要。蒋介石指派陈立夫为密使，理所当然。至于为什么选择张冲为陈立夫的副手，有三层原因：
第一，比陈立夫小四岁的张冲，浙江乐清人氏，十九岁时从温州中学毕业后，便入北京大学俄语系，精熟俄语。
第二，张冲是CC派中坚人物，任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
第三，一年前张冲曾去欧洲考察政治、经济，熟悉那里的情况。
这样，化装为“随员”的陈立夫、张冲，均为CC要员，一个精通英语，一个谙熟俄语。令人费解的是，蒋介石为什么把密使派往遥远的欧洲？那是因为蒋介石曾非常仔细地读了共产国际“七大”的文件。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三五年七月至八月在莫斯科召开。中共代表团在会上提出关于组织“全中国统一的人民的国际政府”的建议书。季米特洛夫表示“完全赞同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提议”。
蒋介石曾访问过苏联，访问过共产国际，深知共产国际是中共的上级。他舍近而求远，派出陈立夫、张冲赴欧，为的是转道苏联，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同时也希求建立中苏抗日同盟。陈立夫、张冲的行踪，虽说极端保密，却瞒不过日本间谍机关的眼睛。陈、张在意大利登陆后，正在与莫斯科联系，日本的报章即公布了蒋介石密使欲访苏联的消息。蒋介石得知后，急急召回陈立夫和张冲，使两位密使此行半途而废。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国共莫斯科密谈
就在陈立夫、张冲奉蒋介石之命回国之际，蒋介石却又发出另一份密电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急令刚从苏联回到迪化的重要人物重返莫斯科，以求完成陈立夫、张冲未曾完成的使命。此人不过三十一岁，湖南醴陵人，姓邓，名文仪，字雪冰。邓文仪和陈立夫、张冲一样，也是深得蒋介石信任的人。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蒋介石的得意门生。一九二五年从黄埔军校毕业后，被送往苏联莫斯科大学学习。两年后回国，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须知，原本担任主任之职的是周恩来。自一九二八年起，邓文仪担任蒋介石的侍从参谋、侍从书记，成为蒋介石的心腹。四年后，他和戴笠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及中华复兴社，出任训练处长，成为国民党特务系统要员。考虑到他原来在苏联学习过两年，自一九三四年冬起，他被派往莫斯科，担任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后来成为国民党中央常委。一九四九年去台湾，曾任国民党台湾省主任委员。晚年著回忆录《冒险犯难记》上下册，由台湾学生书局于一九七三年出版，透露了他一九三六年在莫斯科的重要使命。当陈立夫、张冲从上海出发，踏上“波茨坦”号油轮的时候，正值邓文仪离开莫斯科返国述职，路过新疆迪化。那时，中共吴玉章等人，在法国巴黎创办了一份中文报纸，叫《救国报》。《救国报》初为周刊，后为五日刊，宣传中共的主张，发行四十三个国家，也在中国国内的北平、上海、天津、西安、武汉销售，总发行量两万多份。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该报因受法国政府干涉，被迫停刊。但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改名《救国时报》，重新登记，又得以发行。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的《救国时报》，刊载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拟的中共宣言，透露重要信息：第一次称蒋介石为“南京蒋总司令”！宣言指出：赶快停止中国人和中国军队之间的一切内讧；一切愿意抗日的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和各群众组织立刻开始谈判共御外侮的条件和方法；不论蒋总司令的军队也好，不论其他党派的军队也好，不论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也好，马上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
蒋介石注意到这从巴黎传来的驻莫斯科中共代表团的重要信息。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二日，蒋介石同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会谈时，得悉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确有谈判意愿。于是，奉蒋介石密令，邓文仪重返莫斯科，通过苏联当局，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进行了联络。中共代表团同意与邓文仪接触。于是，邓文仪与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面对面坐在一起，进行了秘密谈判。这是国共两党自一九二七年决裂之后，头一回直接进行谈判。据邓文仪回忆，他跟王明“恳谈”，首先说及蒋介石注意到中共代表团在共产国际“七大”上提出的建议书，决定着手与中共进行接触、谈判。邓文仪传达了蒋介石的三项条件：
（一）取消中华苏维埃政府，这个政府的所有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政府；
（二）改编中国工农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因为同日作战必须有统一指挥；
（三）国共两党间恢复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存在的合作形式，或任何其他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继续独立存在。
五短身材的王明，很仔细地倾听着邓文仪传达的蒋介石三项条件。
邓文仪还表示，蒋介石已注意到中共的《八一宣言》。
邓文仪说：“当然，红军不会接受国民政府的军事工作人员，但红军和国民政府间应交换政治工作人员以表示互相信任和尊重。蒋委员长知道，红军没有弹药、武器和粮食。国民政府能够给红军一定数量的武器和粮食，以及派出若干军队帮助红军，以便红军开到内蒙古前线，而国民党军队将保卫长江流域。”王明马上表示，红军不能“开到内蒙古前线”。因为那样，意味着红军必须放弃陕北根据地。王明和邓文仪的莫斯科会谈虽说是短暂的，却毕竟是历史性的——共产党和国民党终于坐了下来，开始秘密谈判。
王明还说明了实情：虽然共产国际是中共的上级，但是要进一步开展国共谈判，还是要找在国内的中共中央，要找毛泽东。只有毛泽东，才能最后拍板。邓文仪迅即把来自莫斯科的秘密讯息，电告蒋介石。于是，蒋介石明白，“舍近求远”不行。要解决问题，还得找老对手毛泽东！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肩负重任的“红色牧师”
又一个重要的讯号，出现在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九日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上。这一期报纸刊载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外交委员王稼祥对红色中华社记者所发表的谈话。红色中华社，即新华社的前身。谈话称：“中华苏维埃政府对于蒋介石的态度非常率直明白，倘蒋能真正抗日，中华苏维埃政府当然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他携手……”这清楚地表明，毛泽东愿与蒋介石“携手”！也就在这时候，一位神秘的牧师，从上海来到古城西安，求见张学良。他向张学良提出了出乎意料的要求：希望通过东北军的防地，进入红军的防地！此人自称姓周，名继吾，是一位牧师。当然，他深知，光是说自己是牧师，未必能使张少帅答应他那非同一般的要求。他出示了一份重要的证件，那是孔祥熙亲笔签署的“财政部调查员”的委任状。据云，他要进入红军防地进行“调查”。
张学良知道此人来历不凡，没有当场答应。在送走这位牧师之后，马上发密电到南京。南京方面证实，这位牧师确是南京政府派出的重要密使，前往中共中央进行联络。张学良又用电台跟瓦窑堡联络，那里的回电表明，中共中央也知道此人，并请张学良提供方便，帮助此人前往瓦窑堡！这位牧师，居然在南京和瓦窑堡都得到认可，表明此人神通广大。关于此人，后来，斯诺在他的名著《西行漫记》中，多次若隐若现地提到他，写到紧要关头便打住。在跟斯诺交往时，此人不再姓周，却改姓王，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称他为“王牧师”。斯诺写道，他要从西安去保安，他的一位老朋友作了“指点”。我得到的指点就是到西安府某家旅馆去，要了一个房间住下来，等一个自称姓王的先生来访，除此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确实是一无所知，除了他会设法给我安排搭乘——他们这样答应我——张学良的私人座机去红区！我在旅馆里住下来后过了几天，有一个身材高大，胖得有点圆滚滚的，但是体格结实，仪表堂堂的中国人，身穿一件灰色绸大褂，穿过打开着的房门进来，用一口漂亮的英语向我打招呼。
他的外表像个富裕的商人，自称姓王，提到了我在北京的那个朋友的名字，并且还以其他方式证实了他就是我等的那个人。在这以后的那个星期里，我发现即使仅仅为了王一个人，也值得我到西安府一行。我每天花四五个小时听他聊天，回忆往事，还听他对政局作比较严肃的解释。他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一个人。他曾经在上海一所教会学校里受教育，在基督教圈子里颇有地位，一度自己有个教堂，我后来知道，在共产党中间，大家都叫他王牧师。像上海的许多发达得意的基督教徒一样，他参加过操纵该市的青帮，从蒋介石（也是青帮中人）到青帮头子杜月笙，他都认识。他一度在国民党中担任过高级官员，但是我现在也不能泄露他的真实姓名。一些时候以来，王牧师就丢官弃教，同共产党合作。这样有多久了，我不知道。他成了一种秘密的、非正式的使节，到各种各样的文武官员那里去进行游说，帮助共产党把他们争取过来，使他们了解和支持共产党的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议。
这位王牧师，人称“红色牧师”，确实非同凡响。他既与蒋介石有交情，又与毛泽东有交往。他的真实姓名，毛泽东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四日致宋子文函中，倒是提及了：“前次董健吾兄来，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毛泽东书信选集》，四十五至四十六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此信收录《毛泽东书信选集》，编选者在信末对董健吾加了这么一条注释：“董健吾，公开身份是牧师，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上海等地从事秘密工作。”这大抵是迄今为止关于董健吾的官方最详尽的一条注释。考虑到密使肩负任务的重大，国共双方派出的人员，都是自认为绝对可靠的：国民党派出的大多是CC系的，如陈立夫、张冲等，中共派出的则大多是特科的，如李克农、刘鼎以及这位董健吾等。
董健吾有着从事秘密工作更好的背景：他与宋子文原是上海圣约翰大学同学，交情颇深。他曾做过古董生意，成为宋家购买古董、字画的“高参”。借助于宋子文的推荐，孔祥熙为他签署了委任状。这样，这位中共秘密工作人员，有了国民党官员的身份。
董健吾还有一层重要的关系：他与宋子文之姐宋庆龄也有着密切联系。
最初，蒋介石打算打通与中共直接的渠道，找了宋子文，宋子文则找宋庆龄，而宋庆龄推荐了董健吾。董健吾出发前，蒋介石接见了他。蒋介石向他面谈了与中共谈判的条件：
一、不进攻红军；
二、一致抗日；
三、释放政治犯；
四、武装民众。
宋庆龄则交给董健吾一大包云南白药，因为她听说红军缺乏止血药，托他带给中共中央。如此这般，“红色牧师”董健吾肩负着重任，前来西安。与董健吾同行的，还有一位二十二岁的小伙子。小伙子知道董健吾的真实身份，而董健吾却不知他的，以为他是国民党委派的代表……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在上海四马路暗中接头
要说清那位小伙子的来历，又得花费一番笔墨。
陈立夫在奉命和张冲一起赴苏联之际，又托曾养甫在国内寻觅与中共联系的渠道。曾养甫也是CC系中人物，原名曾宪浩。他是广东平远人，原本是技术界人士。他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矿冶系，然后赴美国匹兹堡大学研究院深造。一九二五年，二十七岁的他回国，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后方总政治部主任。此后，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铁道部次长。一九三四年，他发起兴建钱塘江大桥。
曾养甫欲在国共之间架“桥”，他想起了一个非常合适、能够帮助架“桥”的人物——他在天津北洋大学读书时的同学谌小岑。谌小岑，跟周恩来、邓颖超都有着不错的友谊。一九一九年九月十六日，当周恩来在天津草厂庵学联办公室召开觉悟社成立大会时，第一批会员二十人在座，邓颖超、谌小岑都是第一批会员。
谌小岑是湖南安化人，年长周恩来一岁。谌小岑和周恩来、邓颖超同在五四运动中搏击，结下深谊。此后，谌小岑于一九二○年八月赴武汉，周恩来则赴法国，从此分手。不过谌小岑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脱离了中国共产党，但仍与中国共产党有着种种联系。
曾养甫虽说过去也认识周恩来，毕竟没有多少交情。他找到了谌小岑。为了便于架“桥”，他任命谌小岑为铁道部劳工科长。谌小岑如今虽已九十有六，记忆仍清晰。据谌小岑回忆，架“桥”时找了左恭。左恭乃清末湘军首领左宗棠的后裔，任南京《扶轮日报》编辑，又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下属的征集部任主任，只知他跟中共有联系，但并不知道左恭乃中共地下党员。谌小岑在一九三二年和左恭合办过《生力》杂志，与他颇熟。左恭从谌小岑那里得知重要信息，即赶赴上海，向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作了报告。中共上海临时局派出了代表，此人便是前文叙及的小伙子。
大凡行迹诡秘、变幻莫测的人物，换一个姓名，如同换一顶帽子似的，不当一回事。董健吾时而姓王，时而姓周。这位小伙子时而姓黄，时而姓张，而他的真实姓名倒鲜为人知，叫王绪祥。如今，人们通常称他张子华——虽说那原本是他的化名。本书也照人们的习惯，称他张子华。张子华是宁夏中宁人氏。一九三○年，年仅十六岁的他加入了中共。一九三五年，他担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组织部秘书，特科成员。他奉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之命，与谌小岑接头。
那是一九三六年一月三日，在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上一所不起眼的惠中旅社，谌小岑从南京赶来，住在那里。不久，张子华便来到那里。谌小岑如此回忆道：我们面对面坐下来，他答复我他姓黄。缄默了几秒钟，我说明了来意，请他代为转达中共中央，派一位正式代表，同南京谈判，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他答应说：“愿为此事奔走。”第二天，他来了，我们在一所清静的房间里谈了两个小时，主要是他提出南京政府是否抗日的问题，由我答复。黄君听了之后，再次表示他愿为此事奔走。第二天，他派了一个交通员来同我联系。交通员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印刷工人。三天后，黄君来对我说，希望南京派一个人到陕北去。这天，曾养甫正好来上海，经考虑，我们一时派不出适当的人来，还是希望中共自己有人为此奔走。几天后，他来表示同意由他自己想办法，我就回南京去了。派谁去呢？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指派“黄君”，即张子华，前往陕北。张子华曾任中共豫鄂陕边区特派员，去过陕北一带。正在这时，那位“红色牧师”也受命启程——虽说董健吾联系的是另一条途径。于是，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决定让张子华与董健吾同行。他俩由上海到达西安，正遇雨雪交加，交通断绝。他俩在西安等了些日子，看看天气没有迅速转好的迹象，只得求助于张少帅。当张学良从南京方面得到证实，知道“王牧师”来头不小，乃是行前见过蒋介石的人物，于是决定用飞机送“王牧师”及其“随员”黄君前往肤施。不过，也正因为得到南京方面的证实，张学良知道了蒋介石的绝密信息，知道蒋介石与中共之间有密使来往，因此他也就更大胆地与中共暗中来往。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毛泽东和蒋介石开始幕后对话
一时间，张学良也成了“桥梁”。他在与南京联络之后，又与陕北瓦窑堡联络。来自中共中央的复电表明，中共同意接待“红色牧师”及其“随员”。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九日，一架“波鹰”飞机冒着风雪从西安起飞，载着那两名神秘的乘客，朝北前进。漫山遍野，白雪皑皑。螺旋桨搅动着寒风，飞机在云层中穿行，终于平安降在肤施城延河边上。驻守肤施的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