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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央数年以来之政策方针，亦唯在和平统一、培养国力、团结人心，不忍毁损民族之力量。
毛：蒋氏在西安曾说了将要认真抗日的话，当不至一出西安又肆力攻击革命势力，因为不但信义问题关系蒋氏及其一派的政治生命，而且在实际的政治道路上，在蒋氏及其一派面前横着一种已经膨胀起来而不利于他们的势力，这就是在西安事变中欲置蒋氏于死地的所谓讨伐派。
蒋：余平日一心为国，一心以为精诚与教令可以贯彻于部下，绝不重视个人之安全，防范太不周密，起居行动太简单、太轻便、太疏忽，遂以引起反动派煽动军队乘机构害之祸心。毛：蒋氏应当记忆，他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了种种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观点出发。
蒋：现在国家形势，及余救国苦心，尔等均已明了。余平生做事，唯以国家之存亡与革命之成败为前提，绝不计及个人之恩怨，更无任何生死利害得失之心。
毛：蒋氏已因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了。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
毛泽东和蒋介石这番“书面对话”，为沸沸扬扬的西安事变降下了大幕。
不过，蒋介石的《对张杨的训词》中有一处伪笔，毛泽东未曾看出来，当时成千上万读者也上了当。蒋介石在《对张杨的训词》中称：“余此刻尚在西安，尔等仍旧可以照余所训之言将余枪决。”似乎《对张杨的训词》是在西安“囚室”中写成——其实是在洛阳连夜赶写而成！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蒋介石又在演戏
西安事变虽说随着蒋介石回到南京而降下大幕，但是，戏剧性的“演出”，仍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进行着。
蒋介石是一位戏剧性的演员。他刚刚回到南京，孔祥熙于十二月二十八日便发表通电：“兹幸蒋院长已回京，祥熙得仍在领导之下，勉效驱策，所有祥熙代院长职务自应即日卸除。”蒋介石本是行政院长，西安事变时由孔祥熙代理，这时蒋介石官复原职，乃是情理之中。可是，蒋介石却出人意料地提出：“为表明西安事变的责任，特呈请辞去行政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职务。”他，连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都要辞去！蒋介石要掼乌纱帽，其原因是西安事变使他太失面子。他回到南京以后说了一些自责的话：“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两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几全毁于一旦。”蒋介石念念不忘的，依然是“剿匪”！不过，蒋介石的掼乌纱帽，只是演戏而已。
他“再三辞职”，未能获准：“经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加以慰留，但给假一个月借资疗养。”这是说，蒋介石依然是国民党的铁腕人物。
蒋介石在西安答应的抗日以及“今后我绝不剿共”，虽说迫于无奈，毕竟言犹在耳。回到南京，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日报》便发表他的谈话：自经此次事变，我全国同胞一致爱护国家之热忱，已显示伟大无比的力量，此种伟力……在将来必为我民族复兴成功之保障，此则中正疚愧之余，敢为国家前途称庆者也。
这表明他对于他的不抵抗主义感到“疚愧”了。毛泽东呢？西安事变使他大大赢了一步棋。他除了公开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之外，中共中央于十二月二十七日下达了内部文件《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蒋介石宋子文的接受抗日主张与蒋介石的释放，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之新阶段的开始。但要彻底地实现抗日任务，还须要一个克服许多困难的斗争过程。
这一文件还指出：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他自己所许诺的条件，即停止内战，改组国民政府，改组国民党，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停止剿共政策，联合共产党，召开救国会议，联合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与实行对日抗战等条件。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显然，毛泽东的脸上挂着胜利的微笑。正准备由小小的保安迁入陕北重镇延安的他，踌躇满志，力图扩大西安事变的成果。
蒋介石在西安受了惊，翻墙时受了伤，回到南京，南京又乱成一锅粥。老样子，蒋介石在遇上不顺心的时候，总是两步棋：一是“下野”，二是回老家。这一回，既然“给假一个月”，理所当然，他要回老家奉化溪口休养去了。当然，这一回他回老家，还有另一种原因：他的同父异母之兄蒋锡候于十二月二十七日死去，他要回老家悼念。
蒋锡候谱名周康，字介卿，系徐氏所生，比蒋介石年长十岁。蒋锡候毕业于四明专门学校法政科，做过台州地方法院推事、广东英德县县长、宁波海关监督，人称“蒋监督”。据云，蒋介石在西安被拘的消息传来时，他正在老家武山庙看戏。他患高血压症，吃了一惊，顿时，血压升高手冰凉，从此卧床不起。就在蒋介石回到南京的翌日，蒋锡候一命呜呼……
蒋介石本来就要回老家。这么一来，他更要回老家。不过，在回老家之前，他必须处置一桩极为棘手事：如何对待那位“犯上作乱”的张学良？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审张 赦张 幽张 1
张学良此人，确实令蒋介石颇为头疼：让他回西安吧，蒋委员长的面子往哪里搁？把他抓起来吧，舆论压力吃不消——他放了你蒋介石，又亲自送你回南京，你若把他抓起来，未免太不仗义了！左思右想，却又左右不是。
蒋介石毕竟老谋深算，他在南京演出了一出闹剧……
张学良的专机，在二十六日稍晚于蒋介石的专机飞抵南京。与张学良同机到达的，有他的七名副官和两名司机。
这七名副官是刘令侠、赵维振、王庆山、夏宝珠、刘云清、张庭艳、陈玉。两名司机是谭延斌、董拜瑞。
赵维振是张学良的侍卫副官。据他回忆，一下飞机，张学良一行和宋子文一起，乘上宋子文的一辆汽车以及南京张公馆的两辆汽车，直奔宋公馆。
宋公馆坐落在风景如画的玄武湖畔鸡鸣寺北极阁，绿树蓊郁，幽雅宜人。宋公馆内有两幢二层小洋楼，宋子文把后面的一幢让给张学良下榻。
最初的日子，还算不错。张学良在南京走访亲朋好友，往来自由。只是外出时，总有两辆汽车跟着，一辆是南京警务厅的，一辆是军统局的，或坐便衣警察，或坐便衣特务。那时，说是“保护”张学良，倒也还是说得过去。
张学良还在宋子文的陪同之下，打牌、玩球，看来，他在南京的日子过得自在、潇洒。
就是在那些日子里，蒋介石在悄然策划着怎样“收拾”张学良……其实，张学良也已料到蒋介石不会轻易放过他。据赵维振回忆，二十九日下午，当张学良在宋公馆送别来访的张群、吴铁城、吴国桢时，张群对他说：“我们请你一聚。”张学良当即道：“要请赶快请，晚了可就赶不上啦！”
张学良说这句话，是因为他已意识到自由自在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三十一日上午九时许，宋子文带着戴笠来到宋公馆。戴笠通知张学良，要开军事委员会会议，马上就去。张学良随着戴笠走了。张学良到了那里，才知道不是开会，而是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对他进行审判！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审判长为李烈钧，审判官为朱培德、鹿钟麟，军法官为陈恩普、邱毓桢，书记官为袁祖宪、郭作民。
审判长李烈钧为资深国民党人。他年长蒋介石五岁，江西武宁人，他早在一九○七年便加入同盟会，在国民党“一全”大会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后来任国民政府常委兼军事委员会常委。
李烈钧在“九一八事变”后力主抗日，此刻蒋介石要他出任审判长审判力主抗日的张学良，他真是有苦说不出。台湾《传记文学》杂志不久前曾刊载李烈钧的回忆录，他回忆道：三十一日开庭前，我命副官先布置一下法庭，然后我借朱、鹿两审判官到法庭坐定，我环顾法庭，四面布置周密，警戒森严。我命将张学良带上。不一会儿，张学良面带笑容，趋立案前，我因为他是陆军上将，又是未遂犯，让他坐下，但他仍笔直地站着。我招呼他走近一些。
我问张学良：“你知道犯什么罪吗？”张学良回答：“我不知道。”我翻开陆军刑法给他看，并对他说：“陆军刑法的前几条，都是你犯的罪。你怎么胆敢出此言？”张学良态度从容，答话直率，毫无顾忌。我心想：学良真是张作霖的儿子啊！我问他：“我们准备了一份向你提问的问题，要你回答，你愿先看看这些问题吗？”学良回答：“很好，请给我看看。”现今，在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尚可查到当年审判张学良的记录。据记录载，面对法庭，张学良作如下答复：这回的事，由我一人负责。我对蒋委员长是极信服的，我曾将我们意见，前后数次口头及书面上报告过委员会委员长。我们一切的人都是爱国的人。我们痛切的难过国土年年失却，汉奸日日增加，而爱国之士所受之压迫反过于汉奸，事实如殷汝耕同沈钧儒相比如何乎。我们也无法表现意见于我们的国人，也无法贡献于委员长，所以用此手段以要求领袖容纳我的主张。我可以说，我们此次并无别的要求及地盘金钱等，完全为要求委员长准我们作抗日一切的准备及行动，开放一切抗日言论，团结抗日一切力量起见。我们认为目下中国不打倒日本，一切事全难解决。中国抗日非委员长领导不可，不过认为委员长还未能将抗日力量十分发扬，而亲日者之障碍高于抗日者之进行。如果我们有别的方法达到我们希望，也就不做此事了……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审张 赦张 幽张 2
尤为令法庭诸公难堪的是，张学良掏出随身所带的《铣电》，公之于众。
“铣电”，即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九一八事变”发生前两日（九月十六日，电报韵目代日为“铣”）蒋介石发给张学良的电报：“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忿，置国家民族于不顾。”正是这个“铣电”，迫使东北军在日军大举侵略面前“不予抵抗”。正是由于东北军“不予抵抗”，日军一口就吞掉东北三省。从此，张学良替蒋介石受过，得了个“雅号”曰“不抵抗将军”。
就连中共，那时也接二连三抨击张学良。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共发表著名的《八一宣言》，内中便称“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等卖国贼”，是“少数人面兽心的败类”！正是这个“铣电”，使张学良背上了黑锅。也正是这个“铣电”，促使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
今日，张学良既然被推上了被告席，他也就无所顾忌，掷出了蒋介石的“铣电”，以正视听。张学良的一切申辩都无济于事，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在上午当即作出判决。《判决书》称此案为“对上官暴行胁迫案”。判决如下：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减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这一判决一经宣布，引起一片哗然。当天下午二时，事情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蒋介石派人送一公文至国民政府，请求特赦张学良！蒋介石的呈文如下：为呈请事：窃以西安之变，西北剿匪副司令张学良，惑于人言，轻于国纪，躬蹈妄行，事后感凛德威，顿萌悔悟，亲诣国门，上书待罪，业蒙钧府饬交军事委员会依照陆海空军刑法酌情审断，处以十年有期徒刑，大法所绳，情罪俱当，从轻减处，已见宽宏……蒋介石在说了一通张学良罪有应得的话之后，笔锋一转，说“该员勇于改悔”、“自投请罪”等等，提议“予以特赦，并责令戴罪图功，努力自续，藉瞻后效，而示逾格之宽容……”引自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中央日报》。
上午审张，下午赦张，蒋介石精心导演了这一幕：仿佛李烈钧在上午给了张学良一记耳光，而蒋介石在下午给了张学良一颗糖！其实，耳光是蒋介石打的，糖也是蒋介石给的。当两条戏剧性的消息于翌日见报之后，引起的新闻轰动不亚于二十天前蒋介石在西安被拘押的消息。
一九三七年元旦，西安震怒了！东北军、西北军集结在西安西关操场，抗议蒋介石扣张。杨虎城发出号召：“踏上民族解放斗争的血路！”自从审张之后，张学良便“失踪”了！在宋公馆，再也不见张学良潇洒的身影。他被秘密转移到了南京西面中山外（常被误传为太平门外）孔祥熙公馆。那里也有一幢漂亮的两层小洋楼，已经事先腾空，眼下成了软禁张学良之处。张学良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失去了自由。
他的身边只有副官刘令侠。他的另八名随行人员被“请”往南京珠江路宪兵十六团团部，解除了武装。戏演到这里，尚未结束。因为蒋介石的呈文，是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国民政府的态度如何呢？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上午十一时，国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二十二次会议，作出重要决议案：“张学良所处十年徒刑，准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引自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中央日报》。既然要“严加管束”，亦即要幽禁张学良，而且没有规定时限。从此，张学良开始了漫长的幽禁生活，他的行踪一直处于绝密状态：从南京孔公馆，到奉化溪口，转安徽黄山，入江西萍乡，进湖南郴州、永兴、沅陵，又押往贵州修文、桐梓、贵阳。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他被秘密押往台湾……漫漫五十多个春秋，张学良在沉寂的幽禁之中度过。从审张、赦张到幽张，蒋介石精心运用了他的政治手腕，终于解决了令他困惑不已的一道政治难题……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密使又活跃起来
自从蒋介石要求“辞职”，国民政府予以“慰留”，给假一月，所有行政院的文件上，均署：院长蒋中正假孔祥熙代。就在报上公布审张、赦张的消息之后，看看南京还算平静，蒋介石放心了。他于翌日——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和宋美龄一起乘飞机飞往老家奉化溪口，“度假”去了。
蒋介石在溪口，寓于慈庵，为母亲扫墓，为亡兄蒋锡候开吊……蒋介石表面上仿佛在那里度假，其实，他无时无刻不在遥控着南京。自一九三七年元旦起，形势陡然紧张：何应钦下令，中央军分五路朝西安挺进！杨虎城当即作出反应，设立七道防线，针锋相对，水来土掩。在这剑拔弩张之际，幕后密使再度活跃。
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署名“洛、毛”的密电发到潘汉年手中。洛，洛甫，中共中央总负责张闻天；毛，毛泽东。电报全文如下：汉年同志：
恩来在西安与宋子文及蒋介石商定之条件：
一、停战撤兵。
二、初步改组南京政府，三个月后彻底改组。
三、释放政治犯，保证民主权利。
四、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划定防区，供给军费，苏区照旧，共党公开。
五、联俄并与英美合作。
六、西北交张学良处理。
宋子文要我派代表在上海与他接洽，你应速找宋子文弄清南京近日之变化，并要宋子文实践上述诺言。
洛、毛
五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五册，一九八五年版。洛、毛电报中所称“宋子文要我派代表”，这代表原本是周恩来。在西安，蒋介石曾经当面对周恩来说过：“我回南京之后，你可以来南京直接谈判。”可是，张学良在南京受审、被幽，使毛泽东对蒋介石打了个大问号。就在致电潘汉年的同时，毛泽东致电尚在西安的周恩来、博古：“此时则无人能证明恩来去宁后，不为张学良第二。”翌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博古，“恩来此时绝对不应离开西安”，应该欢迎“张君到西安与恩来同志协商”。
毛泽东所说的张君，乃国民党密使张冲也。
潘汉年接毛泽东电报后迅即和宋子文联络，潘汉年复电毛泽东，不日他可以陪张冲前往西安与周恩来谈判。
潘汉年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在南京居然住进了宋子文公馆。一边幕后斡旋，一边又公开通电。一月八日以中共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名义致电“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诸先生”，以及“奉化蒋介石先生”：本党本政府认为此时，蒋先生应挺身而出，制止祸国殃民之内战重新爆发。这对于蒋先生是可能的，因为今天参加进攻西安的中央军均愿听命于蒋先生。这对于蒋先生也是必要的，因为蒋先生曾经担保中国内战之不再发生，这次事变对于蒋先生之政治人格与其“言必信，行必果”之格言，实为重大之试验……蒋介石权衡再三，于一月十四日命令前方各军：非得总攻击令，不许对西安方面发动攻击。而总攻击令必须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下达。
应当说，蒋介石这一命令，对于缓和当时一触即发的内战，还是有一定作用的。翌日，蒋介石在溪口致顾祝同的电报中，道出了内中的底细：总攻击日期可暂行展缓，盖此时我军如向西安进攻，赤匪必有一部向晋边渡河攻晋，以牵制我军。此着非常危险……河东防务未固以前，我军暂勿向西安正攻，但应时时向之威胁，勿稍松懈为要。中正手启这一电报也表明，正在溪口“休假”的蒋介石，仍在决定一切，指挥一切，只不过把指挥部
从南京搬到溪口来而已。
受命于毛泽东，潘汉年忙于幕后奔走。他陪张冲去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