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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进央视时，两眼一抹黑。没见过这么多复杂的制作设备，也不懂电脑编辑系统。说实话，那时还真的没有用过电脑，动不动就死机，技术员在时帮我重新启动，如果不在，只能干着急。有位老师傅晚上值班，我就每天加班学习到凌晨两三点才回去休息。大概一个月左右时间，我才从“地方领导”的角色中转变过来，老老实实当一名记者。一天八小时工作制、左手端水右手拿报的规律生活一去不复返了。接下来的几年就是走遍全中国。有一位同事说：这小子像一头拉磨的“驴”。我很珍惜我的工作，我也很喜欢这个职业，同时我也很适合这项工作。所以，我不断地努力再努力……。
其实，一个好记者的综合标准和其他行业一样，首先是他的人品、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不会做人怎么会做好新闻呢？一位老兄善于做假新闻，被多次警告后最终离开了记者队伍。其次就是业务能力，过硬的功力才能取得战无不胜的成绩。我很欣赏凤凰卫视的记者和采访风格，他们一切来自客观、真实和自然，不是为做新闻而做新闻，毫不做作。记者融入现场，现场烘托记者，演播室和现场的互动相得益彰，得体默契。2003年4月伊拉克战争的报道真正体现了这一点。只有这样的突发性、危险性和技术性较强的新闻报道才能看出媒体的实力和记者素质。而大陆一些媒体的“名人”们，还没有真正地“修成正果”，却争先恐后地著书立说，凭什么出书？给谁出书？他们自己并不明白，但为什么出书的目的可能比较明确。这一点，大陆的同行们真应该学习凤凰卫视吕丘露薇的朴实、干练和敬业精神了。
当然，我和吕丘小姐比更有一定的差距，可经过几年的努力，自认为还是一个不错的记者和电视人。记得1997年8月，各栏目都要求义务献血。领导问了好多人都不愿意去，他在机房门口碰到我，有些为难地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李老师，您别再找人了，我去。其实，那次献血还真不是我们这种人。但公民义务献血光荣，看着自己的血被抽出来将救活生命垂危的病人，这真是至高无上的善举。1998年“太湖零点行动治污”中出现央视记者被排污企业“逮住”的消息，于是在治污前线一时成为佳话。无锡市委号召全市的干部在治理污染上要学习我这个“中央电视台记者划船的精神”。1999年4月底5月初，那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国家森林公安局的段处长牺牲在“可可西里一号行动”中，为保护藏羚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同时遭遇不幸而受重伤的就有我的同事和两位警察。我当时只受了一点轻伤。那一次我彻底重新而清醒地掂量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在接近死亡的瞬间明白了什么是永别，什么是生命。2002年为拍摄青藏铁路，我再次来到昆仑山口，再次向索南达杰烈士的纪念碑深深鞠躬，向为保护藏羚羊而牺牲的所有勇士致敬！巍巍昆仑，蜿蜒千里，埋下无数忠骨，万古传颂。
人不经历若干事，很难明白人间正道是沧桑。自从再次登上青藏高原，我有所调整自己的发展轨迹。多年的奔波，多年的风尘，应该积淀，应该洗礼了。我选择了深造，考进了北京大学哲学系……
我调整自己的同时，还再不断地帮助别人，没想到真的帮一个成一个。2001年，我参与策划了“金光振颠球2008公里”为中国申奥的壮举，2002年4月成功策划了在韩国仁川举行的为韩日世界杯足球赛呐喊助威的万人“中韩大型文艺晚会”。2002年11月为“博鳌亚洲旅游论坛”策划的招商活动大获成功。于是，我又发现自己的潜力，开始真正涉足传媒经济和企业形象策划的研究和实施。
重视自己就是重视一切，只有重视了，才能有更好的发展。“皇帝大家坐，明天到咱家”，山东还没出皇帝，我还是帮您建功立业吧。别忘了重视就有希望！
结束语：关于我
第一大特点：“吃亏”。退后一步天地宽，心态平实，NO PROBLEM！第二大特点：比较幸运。行善积德，修桥补路，心安理得，为人为己，若利己不损人。一句话，幸运来自造化。第三大特点：比较革命和乐观。出生入死，爬雪山过戈壁，抗洪抢险，天灾人祸，人定胜天。我相信，日月织竣大谋，天地酿就大略，长夜的沉淀定会勃发黎明的曙色，去迎接日出。与君共勉！
漂泊的行者（1）
崔传桢
作者简介：李鹏程，男，1970年生，山东莱阳人；199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信息管理系；1994年7月—1998年7月在山东泰龙期货公司、泰龙广告公司工作；1995年8月到北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98年7月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工作至今，任新闻信息中心团委书记、高管信息编辑室副主任。
月朗风清，在北京初春令人微熏微醉的夜色中，端一杯清茶，任思绪在似有还无的乐声中沉浮，渐行渐远，仿佛看见十几年前那个略带惶惑迈进象牙塔中的我。
上海 首次远行
1989年7月，第一次参加高考，一向学习名列前茅的我竟然马失前蹄，一向擅长的物理、化学接连发挥失常，中途想退考的幼稚想法在各位老师的劝说下被打消。高考成绩公布后，总成绩只有522分（理科），但依然上了山东省当时的本科线。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由于当年“动乱”事件，各高校纷纷压缩招生数量，山东省的本科线由520分提到了524分，我立刻由“本科生”变成了“专科生”。国庆节前，上海港湾专科学校发来了录取通知书。
那个时候，在我们偏僻的乡镇中学，能够了解到的外界信息非常有限，同学们每天都处在繁忙的学习之中，很少考虑将来要从事什么工作，大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考上大学，才能有出息。所以，当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对于报考什么样的学校、什么的专业，自己将来要从事什么的工作，真是一片盲目。在填报专业的时候，老师往往发挥很大的作用，在老师的建议和帮助下，我报考的3个本科专业总算选定了，剩下的专科专业就没人管了。因为在老师看来，我考上本科是应该的。记得当时的班主任吕振华老师对我说：“要有信心，如果你考不上本科，我们班还有几个同学能考上大学呢？”纯属偶然，从一大本报考名录中，我随手选择了“上海港湾专科学校”。
自从知道高考分数没有上本科线后，复读的想法一直萦绕在我头脑中，看着平时学习排名远在自己后面的同学相继接到本科录取通知书，这种想法就愈发强烈。当时在我们那样一个小山村，考上大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这种想法理所当然受到了反对。“想考还考不上，考上了怎能不去啊”、“复读后，明年考不上怎么办？”，成为我当时听到最多的话。在父母、众多亲戚和乡亲的劝说下，1989年11月底，我背起行囊，第一次出远门了，第一次乘坐火车，9。5元的车费、24个小时的颠簸，将我由山东莱阳的一个小山村带到了上海。
昔日的浦东，远没有今日的繁华，深秋的落叶在浦东大道上飞舞，让我备感凄凉。到了学校后，当年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港口机械专业、上大学的强烈心愿、彻夜的失眠……一直困扰着我。
那些日子，同学们都在忙于办理报到手续，到处是欢声笑语，而我却非常落寞，没有丝毫笑颜。班主任李红峰老师多次找我谈话，希望我尽快办理入学手续。“在上海港湾专科学校上学不能算是受高等教育”，成为当时我最固执的判断。退学，少年意气的我做出了大胆的决定。
没有办理任何入学手续，也不接受任何人的劝说，再到达上海的第三天晚上，高年级的三个山东老乡把我送到了上海西站，并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小旅馆了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上我登上了回乡的列车。
坐在车上，我一言不发，大脑一片混乱，任由窗外风景从眼前飞驰而过。不记得在哪个车站，上来了烟台港务局的四个人，正好坐在我的旁边。我的表现自然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在了解我的实际情况后，他们纷纷劝我。记得一位中年阿姨（烟台港务局的一位干部）对我说：“孩子，你这样回去父母会伤心的，考上大学不容易啊，你们学校的许多毕业生在我们单位工作，我给你留下地址、电话，你毕业后，欢迎你到我们单位来工作；你回去复读，明年考不上怎么办啊？”她的话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我乱极了。当火车到达江苏镇江站的时候，在他们一再劝说和鼓动下，我匆忙下了火车。
没有出镇江火车站，我随即登上了一辆开往上海的火车，过度的疲劳让我在火车上很快睡了过去。等到达上海的时候，已是华灯初上。辗转来到学校的时候，同宿舍的同学都已经入睡了。
第二天，李红峰老师带我办理了报到手续，领到了教材，并于下午参加了开学典礼。这一切都在迷迷糊糊中进行着，心情依然郁闷。那天傍晚的时候，我接到了家里的电报，电报上说：“如退学，速回。”那一夜，我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辗转反侧，彻夜失眠……我再次决定——退学。那天晚上，我在蜡烛光下，写出退学报告。
第二天，新生开始正式上课了，我找到了李红峰老师，递交了退学报告。他吃惊地看了看我，只问了一句“真决定了吗？”，我坚定地点了点头。当时，上海港湾专科学校的毛校长并没有“为难”我，在“坚决的态度”面前，他遗憾地摇了摇头，并在我的“退学申请报告”上签下“请学校各部门协助办理退学手续”的批示。当李红峰老师送我到学校门口的时候，他说：“回去好好学习，祝你明年考上名牌大学！”
“退学事件”在我们乡里引起了一时的轰动，成为当时的热门话题。1989年12月下旬，我回到了莱阳市第十三中学复读。
至今回到家乡，仍由许多乡亲饶有兴趣地谈论这件往事。
漂泊的行者（2）
崔传桢
山大 小荷始露
人生要面对无数次选择，而我面临的选择似乎异乎寻常得多。1990年，我以559分的成绩考入了山东大学信息管理系，是当年信息管理系最高分。而这并非我愿，我希望进入的是经济管理系。“转系”成为我当时最大的念头。
系党总支书记郭立梅老师是一位严肃而不乏热情的中年女性，被全系学生昵称为 “大婶”。郭老师对我关照有加，多次找我谈话，谈大学、谈专业、谈未来。辅导员高山是个兄长式的老师，在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的许多话让我至今难忘，他说：“大学教育不但是专业教育，更是一种素质教育；大学是全方位锻造一个人的大熔炉……”老师的多次谈话，逐渐打消了我转系的念头。可能因为我的高分，可能因为我要求转系，也可能因为中学时做过多年学生干部，系党总支给我戴了顶高帽，我当上了信息管理系90级的班长，而这班长一当就是四年。
我们班是一个温暖而快乐的集体，全班28名同学亲如兄弟姐妹。这期间，最值得骄傲的事情是，我们班被国家教育部（原国家教委）评为全国体育达标先进班集体。大学真的像一个大熔炉，我在这里汲取着知识的营养，茁壮地成长着。大学四年，我的功课绝大多数都是优秀，年年获得一等奖学金。非常走运的是，学生“官”似乎也越做越大，后来我又担任了系学生会主席、山东大学第25届学生会副主席的职务，先后被评为山东大学“十佳团员”、山东大学三好学生标兵、山东省优秀学生干部、山东省青少年学雷锋先进个人、山东省社会实践先进个人、山东大学优秀毕业生。
山东大学以她醇厚的文化底蕴养育了我，严谨、求实的校风，自由、创新的空气，博学的师长，亲爱的同学，让我从一个一说话就脸红的乡下孩子逐渐成熟、自信起来。
四年的大学生活转瞬即逝，面临毕业，面临抉择，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大四那一年，我报考了研究生。那时候的大学是悠然而诗意的，毕业分配也并不像现在这般紧张而充满竞争和压力，考研的学生并不多，很多同学都急于想参加工作。我报考研究生的目的非常单纯，觉着在学校的时间充裕，能够静下心来好好复习，工作以后恐怕很难有时间来考研，此外觉着考研多一条出路。
复试通知和工作先后而至，大学是我国著名的学府——北京大学，工作是份好工作——青岛海关，二者于我有着同样的诱惑。选择工作意味着稳定而安逸的生活，选择读研则是前途未卜，当时被我们戏称为“缓期三年执行”。这确实是一个难以选择的抉择，如果工作，不知道将来是否还有这么好的机会到北大来深造；如果上研，不知道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工作。同学们笑称我现在的状况很好，孰不知这是多难的抉择。何去何从？我犹豫了。
曹明华先生曾说过：“无论怎样的选择也只能是无限可能中的一种，一旦你选择了，你便丧失了其他的可能，因此人们延迟着选择的时间。”我确实希望能够无限延长作出选择的时间，最后的时刻终究要来临。我征求过许多老师的意见，记得高山老师曾经说：“放弃到北大攻读研究生的机会是很可惜的，要相信硕士毕业后会有更多的机会。”我曾无数次问自己：你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生活？是安逸还是漂泊？安逸意味着舒适，但可能停止前进的脚步，而漂泊的前程可能充满艰险与困苦，但它又让我的心中充溢着希望、活力和激情。更为重要的是，北京大学对我的吸引力是无法阻挡的，放弃，也许会让我永远失去到北大上学的机会。我仿佛一名登山爱好者，内心充满对了那遥远雪山的渴望。放弃暂时的舒适，背起行囊，继续上路！当日后考研大军挤过独木桥的时候，我暗自庆幸自己当年的抉择。
在决定上研之后，我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申请保留一年学籍，先到社会中锻炼。按照当时北京大学的惯例，保留学籍的申请很容易获得通过。这个决定表面上很好看，申请保留学籍是为了到社会上锻炼自己，积累社会经验，以便更好地渡过三年的研究生生活，发展学业。其实，真正的原因还是家庭条件。也许多人都会认为，胶东农村的经济条件是很不错的，但那个时候家里的日子过得还是比较清贫。我们家兄弟较多，三个哥哥结婚花去了很多钱，家里也欠了一些债务。上大学期间，我曾从学校贷款，由于学习成绩优秀，又是山东大学优秀毕业生，毕业时我的贷款被符合学校的豁免条件，因而上学时候的贷款，我并没有归还。对于家庭的实际情况，我是非常了解的。每当看到父母日夜劳作的身影，日渐霜白的双鬓，鼻子就一阵阵酸楚。工作一年，挣点钱，读研期间，不要再花父母一分钱，成为当时我心头一个固执的念头。
济南 触摸市场
毕业前夕，我找到了一份当时非常“时髦”的工作，到山东泰龙期货公司工作。那时候，中国的市场经济正处在起步发展的时期，股市、期货对于许多人而言还是相当新鲜的事情。而我大学所学的专业与经济几乎没什么关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和恶补，我开始每天与绿豆、红小豆、钢材的行情相伴，与红马甲频频接触，每天都在经受那令人心惊肉跳的行情的大起大落，去分析把握那稍纵即逝的机会。每天都会看到 “新富翁”和“新穷光蛋” 的诞生，经历市场的洗礼，严酷地磨练自己。
1994年下半年，我被派到山东泰龙临沂期货公司主持研发部工作，为使客户准确把握行情进行研发工作。那个时间，我每天盯着大盘，收集宏观信息、微观信息，进行分析预测。一次次准确预测让我感到了自己的价值，而失误的预测也是存在的。每当出现不准确预测后，总是让我思考很久，寻找可能的原因。这段时间的工作为我打开了一扇门，让我第一次对我国经济有了真实地认识，第一次对经济信息的价值有了实际的认识，这在潜意识里对我日后读研和择业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期货公司的工作短暂而紧张，很快我又被调到新组建的山东泰龙广告公司工作，担任媒体部经理。在广告公司工作期间，我参与了当时一件很前卫的事情，承办全国足球甲A联赛济南泰山队（现为鲁能泰山队）主场比赛的所有市场推广工作。
1994年，我国开始实行足球职业化联赛，1995年，泰山队主场比赛的市场推广工作首次推向市场，由广告公司承办，我们因此非常幸运地做了一件在山东足球史开天辟地的事情。1995年的球市远没有现在的火爆和成熟，计划经济时期的许多东西依然根深蒂固，许多机关部门还难以接受花钱看球赛的现实。当时一场比赛要上交足球俱乐部11万，这个数字在现在看来是非常有限的，但在当时给我们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每天跑广告、卖球票、指定球队专用商品、协调媒体关系，同事们忙的不亦乐乎。也正在那个时候，对足球并不太感兴趣的我，认识了许多足球明星，如宿茂臻、李霄鹏等，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我与媒体有了第一次正面的接触。
每一张球票的销售、每一次广告的谈成、每一个足球队专用产品的确定、每一篇宣传稿件的刊发、球队的每一场胜利，都让我们兴高采烈，击掌庆贺。记得当时有个同事叫胡森，有一辆大摩托车，我每天坐在他的车后座上，跑来跑去，谈判、处理协调各种事情。那时候最大的感受是，年轻意味着向前跑。
一年时间很快过去了，这一年，自己感觉收获颇丰。不仅仅是经济收入，更重要的是很好地锻炼了自己的能力，自己对许多事物、现象有了重新的认识，有了一点社会经验，自己感觉变成熟了许多。
1995年8年，我从公司辞职，带着沉甸甸的收获来到了北京大学。
漂泊的行者（3）
崔传桢
北大 沉入象牙塔
北京大学，对于我来说，真的是一座圣殿，以前我对她的感觉是高山仰止，当我成为其中的一员的时，立刻感受到了她的“兼容并包”。未名湖、博雅塔的美丽，季羡林、厉以宁、费孝通等大师的博学，图书馆丰富的馆藏，都深深地吸引着我。我发现，自己不懂的东西太多，需要学习的东西的太多了。
我的导师是中文信息处理专家、博士生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