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的导师是中文信息处理专家、博士生导师余锦凤教授，80年代末她曾开发出“三击键”的“嵌套汉字输入法”，并获国家专利。“嵌套汉字输入法”输入速度明显快于市场上流行的“四击键”的一些字形输入法。那个时代，科研人员大多不善于开发市场，余锦凤教授也不例外，她的“嵌套汉字输入法”没有与大公司合作，也没有与操作系统捆绑，“嵌套汉字输入法”错过了最佳的推广时期，应用的范围非常有限。余锦凤教授是一名严谨、和蔼、执著的学者，她的作风对我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
在余锦凤教授和北大图书馆自动化部主任、计算机系孙辨华教授的指导下，从1997年5月开始，我参与了国家九五重点攻关课题“新一代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的开发工作，并负责期刊信息管理系统的开发。在北大图书馆自动化部开发程序成为我当时的主要工作，也正是在这期间，自己的计算机水平有了很大长进。
北大一直有着“兼容并包”的传统，我读研究生期间，学校有着非常自由的选课制度，可以在全校范围内跨系选课。这为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由于有一年的工作经验，我选修了许多经济学、计算机方面的课程。讲座之多，可以说是北大的一大特色，北大每周都有几个讲座，而每个讲座都是一次“精神的盛宴”。那个时候，我每天忙于上课、听讲座、开发程序，没事的时候，就泡在那座著名的图书馆。在这期间，自己先后撰写了7篇论文在核心刊物上发表，《中日数据库发展比较研究》获得北京大学1997年“五四”科技论文三等奖。
本科学生干部的经历让我在读研期间并没有放弃参与学生工作，当我站在北大讲台上，发表研究生常务代表委员会副主席就职演讲的时候，我深刻地体会到了自己的成长。
求职 一波三折
时光荏苒，三年的研究生生活一晃而过。基于自己的年龄和当时的就业形势，工作成了我第一选择。
从1997年下半年，同学们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工作，大家开始忙于参加招聘会、面试、笔试。由于学习成绩和自己的经历，我找工作并没有费多大力气，到1998年春节后，要求我签约的单位就有方正集团、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北京市检察院，但我最想去的单位是新闻出版署音像司和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
新闻出版署是我最煞费苦心的一个单位，新闻出版署署长、副署长，以及每个司的司长都曾收到过我的简历，音像司、科技司的司长还专门找我谈过话。经过两轮笔试、两轮面试，我与其他5名毕业生终于冲到了最后，新闻出版署的工作问题基本确定。但1998年“两会”之后，国家随即展开机构改革，人员分流，许多党政机关压缩进人名额。新闻出版署进人名额由最初的20多人， 1998年春节后压缩到6人，而当年“两会”之后，新闻出版署决定：1998年不招收毕业生。
进入新华社更像走过一座独木桥。当年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只有一个京外名额，竞争可谓激烈。笔试第一的成绩也并不能确保自己进入新华社。“焦急等待”的同时，是加倍的努力。一次次的面试，放弃寒假在社里实习，在与经济信息部领导一次次谈话后，在编辑室领导的大力帮助下，好事多磨，我终于与新华社签约了。
我一直觉着，自己是个幸运儿，从一个农村到新华社，自己好像走得一帆风顺，回首这段历程得时候，我始终坚信：努力就会有回报。
新华社 关注经济
新华社是国家通讯社，是中国最大、最权威的新闻机构，是党的耳目喉舌，是“信息总汇”。做一名新华社记者也是我心怡的工作。因为这份工作契合了我的人生理想。“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福祸趋壁之”，一直以来，我希望自己能像古代侠士一样仗义执言，行侠济世。我崇尚英雄，但“憎恨那些怯懦的英雄主义，它只教人不去注视人生的苦难和心灵的弱点。我们应该和太容易被梦想与甘言所欺骗的民众说：英雄的谎言是怯懦的表现。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便是注视世界的真面目——并且爱世界。”还有什么比记者这一职业更能帮我实现这一理想呢？
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主要从事经济信息的采编，这与我的以前工作经历、所学习的专业还是比较吻合的。新华社给年轻人充分施展自己拳脚的天地。由于我是党员、党员干部，一开始便被分配到内参《经济决策参考》（供司局级领导）编辑室工作，在领导和老同志的帮助下，自己很快能独立工作。为了一个选题，自己经常加班加点，自入社后，晚上10点前几乎没回过家。自己也因此当年就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撰写的业务论文也多次获奖，采编的多篇稿件被评为新华社优秀新闻作品。而当我到陕西煤矿调查联合销售的问题、到重庆山区调研土地流转的问题、到贵州调研扶贫问题、到江苏调研房地产问题……的时候，不仅加深了我对许多经济问题的认识，也让我深刻体会到自己肩头沉甸甸的责任。
1999年，我开始担任经济信息部的团委书记，2000年被选举为经济信息部党委委员。2001年7月，部领导抽调我组建财经信息编辑室。也许自己以前从事过期货业务，自己对财经新闻信息得采编业务很快上路，并对财经信息专线进行了一系列策划，受到了媒体用户得普遍好评。2002年3月我被任命为财经信息编辑室副主任。2002年9月，新闻信息中心策划成立高管信息编辑室，为企业高层管理者、经济管理部门提高高层次的信息服务，我被调任高管信息编辑室副主任。
领导器重、同事们的信任，让我一次次意识到：人在任何时候付出的努力都是为自己日后的薄发而做的积淀，不要忽视任何积累经验的机会，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
现在，我已经过了而立之年，凝视着窗外那棵枝繁叶茂的梧桐树，我的心突然平静下来。多少年来，我一直在努力追求，尽管目前并没有多少成绩，但我始终坚信：付出总会有回报。或许有一天，我也会像那棵梧桐树一样开满繁花，结满硕果，或许为了这开花结果，我要经历无数风雨，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呢？我是一棵正在成长的树，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向着太阳，向着天空伸展。只要我的心没有停止前进，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前进的脚步。
我，在路上
行走的快乐（1）
崔传桢
作者：侯美红
“你总是有着一些遥不可及的梦想，别人觉得不可思议之时，你已经狂奔而去。”这是两年前我最好的一位朋友在得知我想去北京发展后的一番感慨。那一年我正好30岁，到了女人成为豆腐渣的年龄。
我把两岁多的女儿扔给了先生，一个人来到了北京。
2001年10月15日，我终于坐进了中央电视台办公大楼里，开始一周的新员工培训。那一刻我恍然回到了风华正茂的当年，我第一次坐进《齐鲁晚报》自己的办公室里，那份傲视天下的轻狂挂满了眼梢嘴角，然而，青春不再，我的心学会了平和，学会不因物喜不因己悲。但我仍然是高兴的，为自己终于按自己的意愿做了喜欢的事。
至今仍有许多朋友不理解我和先生的选择。在老舍笔下有着美丽冬天的济南，我们一起渡过了美好的大学时代，又一起构建起美满的小家，房子有了，孩子有了，事业也不能不说是小有成就，先生已经做到一家省级报纸的新闻部主任，而我也是一家排在全国晚报前五名的报社的最优秀记者之一，我们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我们到底想要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曾无数次地问过自己。
在最初来北京的日子里，我一个人借住在先生的一位朋友家中，每到夜深人静之时，想孩子，又想他，精神上的痛苦非言语所能及，而每天一早拼命挤上公交车，咣当一个半小时才能到单位的折磨也让我曾经一度犹疑，我这一步走错了吗？先生找工作一波三折，更让我心力交瘁……
在这一年春节快到的时候，先生的工作终于安顿下来。我们把孩子从父母家接来，一家人真正团聚在了一起。
有时，先生慨叹闯京城不易，而我从来没觉得有什么艰辛。即使在他奔波着连换两三家单位的困难时期，看他忍辱负重的样子，我还会苦中做乐，开他的玩笑，“老先生，这回你可满足了吧，别说几十年后会是什么样，连明天你在哪里现在也不知道了。”因为来北京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如先生所说，在济南我们可以把自己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退休后的生活都能看得一清二楚，而这样的日子即使前面繁花似锦，于我们也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
来北京的第一个月，我曾经写过一篇散文《走在路上》，记录下了当时的心境——
“当一股强劲的风扬起我的头发的时候；我知道地铁快来了。不知为什么，我特别喜欢这样的瞬间，惶恐，犹豫，又一点点坚强和自信，就像第一次我来到北京，站在这个完全陌生的城市中的一样，许多种感情交互混杂在了一起，在我的心头柔柔流动着。”
其实，我并不是而且从来都不是一个乐观的理想主义者，甚至在上大学前我一直非常忧伤自闭。尽管我的学习成绩所向披靡，令许多男生咬牙切齿，但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充满着脆弱、自卑与敏感。从小体弱多病，家里姐妹众多，我就像一株生长在荒野里的小草自生自灭，而学习成绩是我用来捍卫保护自己的惟一武器。
1989年，我以全区第一名的高考成绩为自己的中学时代画上了一个句号。但命运女神并没有眷顾我。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全国很多大学都减少了招生，特别是文科生的名额。我所有的志愿几乎全是远在他乡的政法学院，然而，一纸山东师范大学外语系的录取通知书击碎了我所有的梦。
至今难忘握着通知书绝望而泣的那一刻，而不久后得到的另一条消息更让我对世界彻底失望了。当年学校惟一的省级三好学生的名额经校长会讨论给了我，但在层层上报的过程中却被一位在市教育局里的实权人物偷梁换柱调包给了他的妹妹——我们高中理科班的一位女生。父亲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消息后去找区教育局长，却被威胁，如果再闹，怕是连录取都可能受到影响。在那个一分之差就可以刷掉一批人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年代，我被毫无道理地夺去了加二十分的机会。
曾经哭过、闹过、挣扎过，我并不想上这个大学，我要再考一年。但一切谈何容易，父亲一个人的工资要供养四位老人和全家，妹妹还在上学，几千元的复读费应该是个不小的负担……我无路可走。
行走的快乐（2）
崔传桢
带着一颗欲哭无泪的心，我走进了山东师范大学。那时，济南的高校里流传着这样的句子，“山师的园子，山大的牌子，山经的饭。”的确如此。在这个古木参天的美丽校园里，我开始了四年的美好生活。
在大学里，我并不是一个锋芒毕露的活跃人物，甚至在班里也未曾争上个一官半职，对各种繁闹热烈的场面我总是淡淡的，避之不及。我讨厌掩盖在名与利之下的争斗与心计，我向往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英国文学、美国文学、翻译、口语……沉浸在我喜欢的功课里，为自己的尊严和荣誉而战。
才进大学的时候，说自己是一只丑小鸭毫不为过，小县城来的我站在趾高气扬的大城市来的同学面前相形见绌。但我对此并不放在心上，真正刺痛我的是在口语课上他们的滔滔不绝，而我却涨红了脸怎么也张不开口，因为在踏入大学校门之前我根本就不懂“口语”是何物，在那个教育水平相当落后的区一中，我的英语老师只是在电大培训过一年的英语。差距是显而易见的，我开始了向自己的一次次挑战。
其实，在大学里没有人来要求你一定要好好学习，突然之间变得五彩缤纷的世界也让学子们不把学习成绩看得过重，但我不允许自己的落后。最后的事实证明了我是一个成功者。到大三、大四的时候，我的几门专业课成绩已经能经常考到年级的前几名。也就是在这场一个人的战争里，我渐渐变得勇敢坚强起来。
我一直很感谢大学里能读英语专业，使我比其他人更多地接触到了另一个世界里的东西。来自英、美、加等国的外教为我打开了通向世界的窗口，使我的视野不断开阔。
与很多人一样，四年的大学生活是我人生最美的一段时光，如果非要我说出最大的收获是什么，除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我的答案是爱情。特别是在毕业十年之后，我更加庆幸拥有这段纯真的爱情，那个当年在大学校园里毛头毛脑、带着孩子气的野小子，他一直在我的身边，而且他还会陪我一起走下去，走尽我的今生，走到来生。
在山师，外文系女生找个体育系的男朋友是一贯的传统，用现在流行的说法是美女与野兽的组合。可惜我从来都不是一个美女，也不相信爱情。
我们的故事开始于一个清晨。在一天早上跑操时，他从乱七八糟的人群里一眼瞥见了我，并且下决心一定要把我追到手。他说我那时一身牛仔，头发飞扬在晨风中，眼睛亮晶晶的，特别青春，特别与众不同。我说我是不是看上去很倔强，像一头狮子，当然这是我在成为他妻子若干年后的一句笑谈，因为我的记忆中根本没有这样一个清晨。
叶子以他赖皮狗的精神和坚忍不拔的努力让这个世界上从此少了一个坚定的独身主义者，尽管这个独身主义者后来偶尔还会扼腕叹息，“要不是当年我心一软，这世界上的女钻石王老五岂不又多了一个，可惜呵可惜。”
1993年，我毕业了。与我同读一所大学的高中同学都分回了家乡的中学教书，大学的同学也大多分到了省内的大中专院校当老师。而我从决定上这个大学之前就没有想过把自己的未来与黑板粉笔相连，我承认教师职业的神圣与伟大，但却无法容忍那种太过程序化的平淡生活。四年不屈不挠的努力在朋友的帮助下终于有了回报，我幸运地被分配到了山东省科学院下属的一家公司做翻译。
其实到了这个单位才知道翻译的工作并不多，我更像一个打杂的人，每天也只能憋着委屈认真工作，暗地里继续积蓄力量。每天下了班，我总会留在宿舍里写东西，而自从我的第一篇投稿即在省内第一报《齐鲁晚报》副刊头条位置“隆重”发表后，先生即当年的男朋友更像个监工每天陪在我身后“手里扬着小鞭子”，且不忘一口一个才女地称赞着。
在他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之下，我心底的记者梦又一点点复苏。从小最希望做两个职业，一是律师，一是记者，皆是为天下正义鼓与呼的勇者。前一个梦看来已经无缘，我要抓住最后一个梦想。
在我毕业两年后，机会来了，《齐鲁晚报》第二次公开向社会招聘十名记者。1993年这家全省最好的报纸曾经向全社会公开招聘过一次采编人员，此举被称为拉开了山东省新闻改革的大幕。但即使在两年后的1995年，“招聘”一词对人们来说仍然有些陌生，我的同学朋友包括我的父母都反对我去应聘，不论怎么说我在科学院端的还算是铁饭碗，而去报社没有公费医疗和退休金，随时还有被辞退的可能。但我对这次公开招聘倾注了最大的希望，志在必得，尽管我也知道自己发表的作品都是散文随笔，与记者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
记得报名后几天，我去报社看初选的结果和考场及考试时间，恰巧在报社楼前遇到了我报名时的面试官，当时的新闻部主任，后来的报社常务副总编。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这位老总拦住了我，对我说你的材料我看了，希望不大，你就别考了……言外之意很明白，我根本没戏。也许是他言辞间流露出一丝丝不屑刺起了我心底最昂扬的斗志，那时，我还是一个一说话就脸红的腼腆女孩，可我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勇气，大声对他说，“我没有试过，你怎么知道我不行。”
后来，我才知道是这句话救了我。那位老总在几年后告诉我，他正是被我这句话打动。结果我顺利参加了考试，并且综合成绩名列前十名，如愿以偿进入报社，在新闻部做了记者。对于当时的惊险一刻，我曾经写下了这段文字以示永远铭记在心——
“一个年轻的女孩坚定地站在那儿，她的脸一定因为激愤和倔强而涨红着，她的眼睛一定因为永不服输的勇气而闪亮着，她紧紧盯着她的面试官说：‘我没试过，你怎么知道我不行？’于是，命运向她打开了另一扇门。”
行走的快乐（3）
崔传桢
也许真是有着天生的敏感，进报社前我是个连本报讯都不知道写的生手，但上班第一天我就凭着自己的感悟模仿着写了篇消息，竟然发到了头版显著位置。此后，我一发不可收拾，连着发了两三个头条、倒头条，本来三个月的试用期，但不到一个月领导就对我说你可以跟原来的单位说
开了。在十几名新招聘的记者中，我是获此“殊遇”的两三人之一。
很多人说我工作起来像拼命三郎，太投入，我笑笑，因为我知道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对我意味着什么，我也想让所有人看看我到底是不是一个优秀的记者。1997年，是我最辉煌的一年，我在这一年内拿了一个全国晚报新闻奖特等奖，一个一等奖，还有一个三等奖，而且我这个特等奖排在全国六个特等奖的第一名。无数个在街头奔波的辛苦和无数个深夜加班的努力终于换来了迄今别人难以超越的记录。
在事业的巅峰，我又面临着人生的又一次选择。1998年春天，我怀孕了。医生告诉我，我的身体太弱，最好留下这个孩子，不宜流产。几经犹豫，我选择了家庭。从此我告别风光的前台，退居幕后为别人做嫁衣。1998年11月22日，我的女儿诞生了。
坦白地讲，从怀孕到我离开济南的这三年，我生活的全部就是孩子，为了她我几乎与世隔绝，连一向钟爱的工作也被孩子生病时一声声撕心裂腑的哭声扯碎。直到2001年春天，先生在一次闲聊中说这样的日子下去真没意思，我们才重新审视我们的生活，就此萌生了到北京的念头。
当时，我们商定他先来北京，等稳定了再接我和孩子，毕竟孩子还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