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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我们将对这种行动继续调拨所有可能的军火与船只。
不用说，这是以暂时搁置“体育家”作战计划为前提的。
还有极端重要的第三方面。
我对今夏在欧洲大陆开辟一条新战线的兴趣日益增加；
自然这是指空袭与突击而言。根据船舶与供应的情况看来，因为最大的距离在三千哩左右，我们的参与是极其容易的。尽管损失无疑将很大，不过，这些损失至少将换得德国同等的损失，并且会迫使德国从俄国前线调出大批各类部队而得到补偿。
而且，根据这项计划，冰岛与“磁铁”作战计划［运输美军到北爱尔兰］，将因为对敌人的攻势是在欧洲本土上进行的，而成为次要的了。
这当然是企图把一切可能的援助运往俄国。
船舶问题立刻成为我们战略的致命困难与唯一的基础。
由于日本参战，英美军事的有效力量几乎完全依赖新造船舶对我们损失的船舶的补充。1942年的前六个月中，英国和盟国船只被击沉的数目相等于1941年全年的总数，而且超过盟国全部造船计划约三百万吨。与此同时，美国陆、海军的要求也大量增加，不过，到3月时，美国下一年的造船计划已增加到一千二百万吨。1942年5月，美国利用新船弥补了当前的损失。就盟国全部而言，迟至8月底才达到这个目标。又过了一年的光景，我们才能补充早期全部的损失。不顾美国日益增加的负担，我们还是在我们的队伍中保留近三百万吨的美国货船与油船。即使有了美国方面这个慷慨的决定，也还不能弥补英国海军商船队日益增加的损失。
※ ※ ※
随着事态的进展，人们将会看见新的可能性是如何显现出来的；新增的任务是如何加在英语世界这两个强大的海军国家身上的，以及这些任务是如何令人变幻莫测地执行的。全部的景况即将因美国在太平洋上第一次对日本海战的胜利而更加光明了，而且，所有的海运问题终于由美国惊人的建造商船数字而得到解决。在这些忧虑焦急的日子里，我们之间亲密合作的情况可见于下列我与总统之间的往来函件中。
亲爱的温斯顿1942年3月18日
我确信你知道，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关于你的困难情况，我考虑了很久。我们还是承认在军事方面的困难问题为宜；但是，在你的方面还有额外的麻烦，你们的令人愉快的不成文宪法，使你的政府形式在战时与和平时期完全一样。老实说，美国的成文宪法，由于规定了四年一任的制度，倒使身居高位的不幸者省去了大量令人头痛的事。
其次，就是那个我们共同崇拜的令人喜爱的偶像——“新闻自由”。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被那些新闻故事所折磨，而这些新闻故事，总的说来也不见得太坏。但是，实际上，我们两人都受到为数甚少的先生们的所谓解释性的评论的威胁。处此危急之秋，他们的脑海中还不能摆脱所谓的政治，他们既无背景材料，又无知识，还企图在这种基础上引导舆论。
我自己的报纸——所有报纸中最糟糕的——老是对国内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夸大其辞，还巧妙地建议说，美国的任务只在于保卫夏威夷；我们的东部和西部海岸像乌龟似的行动着，只等待有人会打到我们本国的海岸上来。这些孤立主义者的残存分子真是离奇之至，他们并未对我个人加以攻击，只是喋喋不休地说，我的负担过重了，或者说，我是我自己的战略家，没有采纳海军或陆军的建议就进行军事行动。这些都是你早已熟悉的老调重弹。
下面是我这位业余战略家的看法。再考虑什么新加坡与荷属东印度群岛问题，已是没有用的了。它们业已失陷。澳大利亚必须守住，如我给你的电报所表示的，我们双方都愿意承担这项责任。印度必须守住，你们必须守住；但是，老实说，我对这个问题并不像其他一些人那样地担心。日本人可能在缅甸西部海岸登陆。他们也许会轰炸加尔各答。但是，我却不能设想，他们所能集结的军队，除了在边界上少数几个地方突进一点以外，还能再有所进展——可是，我认为你们能守住锡兰。我希望你们能多派一些潜艇到那里去——它们比一支次等的海面舰队要更有价值。我希望你们对近东的增援要确实比目前更多一些。你们必须守住埃及、运河、叙利亚、伊朗以及通往高加索的道路。
最后，我预计在数日内将送给你一份联合攻击欧洲本土的更明确的计划。
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你将收到我与李维诺夫会谈的通知；我期待不久将得到斯大林的答复。当我极不客气而坦率地向你说，我个人能比你的外交部和我的国务院更好地应付斯大林时，我知道你是不会介意的。斯大林对你的全部高级人员恨之入骨。他以为他更喜欢我，我也希望他会总是这样。
我国海军在准备这次我国海岸线外的潜艇战中的确行动迟缓。我不必告诉你，许多海军军官过去对任何少于二千吨的舰只都不发生兴趣。两年以前，你就得到了教训。而我们现在还得接受教训。我预计到5月1日将能有一个极好的海岸巡逻队；在从纽芬兰到佛罗里达与通往西印度群岛的海面上进行巡逻。我曾经用求、借、偷等办法凑集了超过八十呎长的各种船只——并且成立了一个单独的指挥部，由安德鲁斯海军上将负责指挥。
我知道你会继续保持你的乐观与充沛的精力，同时，我也知道，假如我向你说，你应该向我学习，你也不会介意；每一个月我有四天去海德公园，这样，我就像钻进了一个洞里，然后把它封起来，除了真正重大事情发生外，我是不接电话的。希望你也试试看，并且也希望你砌几块砖或者再画一张画。
请向丘吉尔夫人转达我热忱的问候。我和我的夫人都非常希望能见到她。
你永远的
富兰克林·罗斯福。
附：怀南特在这里。我认为他的确是一个最明事理的人。
我用同样的语调答复。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4月1日
1．刚收到你3月18日的来信，甚为高兴。你对我的事情与个人的关怀，使我非常感激。我们这里的形势一直非常安定，但是，对议院和新闻界中那些不安分的人们说来，除了对人们的全部工作吹毛求疵、兴风作浪之外，自然无所事事。我认为很难于忘记新加坡，希望不久我们就会把它夺回来。
2．迪基·蒙巴顿在圣纳泽尔的表演，尽管规模小，却令人极为兴奋。作为你个人的耳目，数周前我使他成为海军中将、陆军中将和空军中将，并且派他担任参谋长委员会的联合作战部司令官。他有着同等的地位，参加讨论有关他本身的事务或者战争的全盘指挥。在你所提到的联合攻击欧洲中，他也将是中心人物。我正期待着你的计划到来。我们这里对计划与准备都在认真地进行中。
3．以一个业余战略家的身分向另一个业余战略家说话，我感到日本最聪明的攻势是在缅甸向北推进，经过缅甸北部进入中国，并且力图摧毁它。他们可能骚扰印度，不过，我不相信会是大举来犯。我们每月向东方派去四万至五万人。当他们绕过好望角之后，就可以分别前往苏伊士、巴士拉、孟买、锡兰，或者澳大利亚。我已经告诉过柯廷，如果他遭到严重的攻击——我的意思是指六至八个师的敌人军队——英国一定会去援助他。自然这种援助是以牺牲其他战场的迫切需要为代价的。我希望你将继续给予澳大利亚一切可能的援助，这样，才使我能够成功地防卫埃及、地中海东岸和印度。
这些防卫将是一场艰巨的任务。
4．我们不能再从地中海派遣任何潜艇前往印度洋，虽然那里只有二艘英国潜艇和四艘荷兰潜艇。不过，我们目前在锡兰的力量却比较强大，该地驻有装备良好的守军、“旋风”式战斗机、一些鱼雷轰炸机和雷达，并且还有很强的高射炮火。萨默维尔海军上将的舰队的力量增加得极为可观，当战事发生时，他也许有得胜的机会。在其时“铁甲舰”作战计划［马达加斯加］正在进行中。这个计划与迪基有着很大的关系。总而言之，我希望印度洋的形势不久即能好转，并且使日本人在那里失去取胜的机会。
5．看来重要的是使日本人为他们的广泛征服担心，并且防止他们凑集部队进行更大规模的远征。我将非常高兴知道你所计划的加利福尼亚突击队进展如何？我得到一些暗示，多诺万正在训练他们。
6．现在一切都有赖于大规模的俄德战争。看来德国的大规模攻势不会在5月中旬或者6月初以前展开。我们正在尽一切力量援助俄国，并且要解除他们的压力。我们必须力争使每支运输船队驶抵摩尔曼斯克，斯大林对我们的运送交付的物资感到满意。6月以后，应交付的物资将达到百分之五十，由于缺乏船舶与将要进行新的战役，这个任务将是非常困难的。只有恶劣的气候会妨碍我方继续不断地猛烈轰炸德国。我们新的轰炸方法极为成功。埃森、科隆，尤其是吕贝克，皆遭到与考文垂同样规模的轰炸。当希特勒与熊格斗时前往轰炸他的后方，我深信在整个夏季如此继续下去是极其重要的。你能送来的任何东西，只要使我们的攻击力量增加，都是极其有价值的。在马耳他，我们经过激烈的战斗，也牵制住六七百架德国和意大利的飞机。我还不能确定最近什么时候它们才会调往俄国南部前线去。不过，此地谣言纷纷，盛传在本月内马耳他可能遭到空降部队攻击。
7．据斯大林称，他预料德国将向他使用毒气，我已向他保证，我们对待这种暴行犹如我们本身遭到的一样，将给以无限制的报复。这件事情，我们是轻而易举的。根据他的愿望，我建议在本月底前将它公布出去，并且利用这个间隔的时间去完成我方的预防措施。请勿将上面所谈的对别人讲。
尽管在我回来之后，我感到战争的压力比以前加重了，但是就个人说来，我的健康非常良好。我与妻子一同向你与罗斯福夫人致最恳切的祝福。当气候变好些后，也许我会飞来与你共度一个周末。我们有许多要解决的事，还是交谈为宜。
第十二章 印度：克里普斯调查团
英国对印度的诚意——为保卫印度人民，英国债台高筑——印度陆军忠诚勇敢——二百五十万印度志愿者——日本西进的影响——国大党的失败主义——蒋介石的访问——2月12日我给他的电文——战后给予印度自治领地位——我本人对立宪会议的想法——一个关于印度问题的大臣委员会——美国发生兴趣——我送给罗斯福总统全部来自印度的报告——旁遮普省长的看法——罗斯福总统的个人观点——英国宣言草案——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的调查团——国大党拒绝我方的建议——4月11日我给斯塔福德爵士的信——挫折使总统感到沮丧——一个联合的内阁——4月12日给总统的复电——斯塔福德爵士返国。
在这次世界大战中，世界各地再也没有像印度那样，有那么多的人民受到了有效的保障，从而免受战争的灾难。他们是在我们的小小岛屿负担之下度过战争岁月的。驻印度的英国官员在一有分歧时，就把印度的利益放在他们本国利益之上。他们一直认为，这是与英国声誉攸关的事。当战争预料将在欧洲进行到底时，我们和印度签订了协定。协定规定防卫印度所需的全部物资和金钱都记在我们账上。在印度的合同是按照高得惊人的汇率签订的，我们所负的债务又由贬了值的卢比按照战前的汇率折成所谓“英镑余额”。因此，所谓“英镑余额”，换句话说，英国欠下印度的债务，就愈积愈多。为了使印度不致像其他许多国家那样遭到侵略的苦难，我们既没有细查，也没有细算，每天所担负的印度防卫费用竟达一百万镑左右。在这场战争里，我们遭受到了一切艰难困苦，可是印度人却幸免于难，而到战争结束后，我们欠他们的债务竟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们欠美国的债务一样多。因此，我宣布这些问题有待修正，并且宣布对于由于担负印度的防卫费用而负下的所谓债务，我们保留提出反要求的权利。
我也把这样的意见通知了总督。
以上所提的只是背景而已。在这个背景下，印度军队的光辉的英雄气质和战斗力，在中东的战斗中，在保卫埃及、解放阿比西尼亚和在意大利的战斗中，都起了重大的作用。他们同英军并肩作战，把日军赶出缅甸，战果尤其辉煌。印度陆军对英王陛下的忠心，印度王公们对他们和我们所签订的条约的忠贞不渝，以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官兵们的无比英勇，都将永垂青史。在印度的英国政府曾为建立一支庞大的印度陆军不遗余力，但是，印度的两个大政党——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不是积极反对就是袖手旁观。尽管如此，自愿参军的印度人还是有二百五十万人左右；到1942年时，一支一百万人的印度陆军已经成立了，而且每月自愿前来参军的有五万人之多。虽然这个庞大的印度陆军计划，就当时的世界大战而言是错误的，但是，印度人民对它的响应却正如同印度士兵的表现一样，在我们的印度帝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最后一页。
※ ※ ※
当日本在亚洲向西推进时，印度的形势也随着恶化到令人惴惴不安的程度。珍珠港事件的消息使我们惊惶失措。香港的失守使我们的威信降低。印度次大陆的安全现在直接受到威胁。日本海军似乎可以无阻地自由进入孟加拉湾。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第一次遭到了一个亚洲强国大规模入侵的威胁。于是，印度政界潜伏着的紧张局势开始显现出来了。不过一小撮由苏巴斯·鲍斯领导的极端主义分子竟直接参与颠覆政府的活动，并且期望轴心国取得胜利。但是，热忱地拥护甘地的那一批观点明确的有力人士，却认为印度应该在这次世界大战中保持消极与中立的态度。随着日军的进展，这些悲观主义的论调传布开了。有人建议，如果印度摆脱了与英国的联系，那么，日本或许就可能不会有侵犯的动机了。印度的危险，可能只是由于它与英国的关系。如果这种关系能一刀两断的话，印度就会有像爱尔兰那样的地位。这样，这些并非没有说服力的论点，就传播开了。
由于日本的威胁，国大党的态度变得更坏了。1942年2月，蒋介石大元帅夫妇访问印度，当时，这种情况显现得甚为清楚。他们访问的目的，在于唤起印度人的抗日情绪，并且强调打败日本，对亚洲全部，特别是对中国与印度的重要性。印度政党领袖利用这个机会，通过大元帅向英国施加压力，希图英国屈从于国大党的要求。
战时内阁不能同意，一个外国元首竟在英国皇家代表和印度的甘地与尼赫鲁先生之间，以公平的仲裁人的身分进行干预。因此，我向大元帅写道：
1942年2月12日
我们在内阁的人们认为，你所建议的对在瓦尔达的甘地先生的访问，可能与我们团结全印度以抵抗日本的愿望有所妨碍。这样也许可能会产生没有预期到的影响，即在团结是高于一切的时候，反而强调了部落间的分歧。因此，我冒昧地希望阁下，请不要迫使问题与总督和英王的意愿背道而驰。
我满怀希望地期待，英国、印度和其他大英帝国的军队，与长期首当其冲地抵抗日本侵略的英勇的中国军队间的合作日益加强。
大元帅终于顺从了我们的意愿，而且，由于总督机智的协助，这种不合时宜的访问没有产生什么不利的影响而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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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5日新加坡投降。印度的政界与报界反映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有增无减的争端。为了希望建立某种联合阵线，某些国大党领袖提出要求承认印度的主权地位，以及成立一个全印国民政府的提议。内阁对这些问题曾仔细地加以审议，因此，印度事务部与总督之间照例有大批文件往来。
我给总督一份私人电文，其中说明自己对印度自治政府的观点。对于这件事我自然是有关系的。几乎我的全部同僚们都感到，在战后必须以极隆重的方式给印度人民以自治领地位。
首相致印度总督1942年2月16日
我本人的意见认为，应当要求印度各界——印度教徒、穆斯林、锡克教徒和贱民等等——把他们最优秀的领导人物提供给上述机构。但是，此间人士所能想到的最好的选举基本原则的提案，结果可能会把整个议会交给了国大党决策人手中。这是与我的愿望大相径庭的。
由各个大的公众团体与种族自己推出第一流领袖加入议会，这个方法，无论在当时或是以后，都是我应该遵循的，因为，这样可以免去只与党派的政客们打交道。
2月25日，我组织了一些部长们去研究印度的逐日情况，并对战时内阁提出意见。出席的每一位部长都具有直接在印度获得的知识，主持会议的艾德礼先生和大法官西蒙勋爵都曾经是1930年西蒙调查团的成员。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勋爵，精通印度政情，并且与甘地和尼赫鲁先生交情深厚。枢密院院长约翰·安德森勋爵，曾任孟加拉省省长五年。国防大臣詹姆士·格里格爵士，曾经担任总督府执行委员会经济委员。印度事务大臣艾默里先生是委员会中唯一的保守党成员。其余皆为工党、自由党或无党无派人士。我保留在必要时参加的权利。该委员会的观点通常与我的一致，因此，我从未有必要参加他们的会议。战时内阁对委员会完全信任，并且大部分采纳它的建议。我们在这样顺利的情况下去制订解决困难的决策。尽管如此，我还是同战时内阁以外的非内阁大臣商议。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 1942年2月28日
战时内阁将在星期二中午对印度问题进行讨论。此后，由于采取的决定的严重性，必须与全体非内阁大臣商讨，可能还要全体各部次官参加。此外，由于帝国的权利明显地受到影响，必须尽早取得国王的同意。你应该立即将这件事情通知印度委员会。
我对草案具有良好的印象，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冒分裂的危险。我必须了解大多数人的反应，而不仅仅是目前少数人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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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日本在亚洲的进攻向西扩展，美国对印度事务显出直接的日益增加的兴趣。美国人对世界大战战略问题的关心使他们接触到一些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