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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纳粹亲历第三帝国末日-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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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格特鲁德医生,她还是对爱娃很好奇:“她看上去有多大?” 
“25岁左右?”我估摸道。我从不擅长猜测别人的年龄,这次果然又错了。实际上,爱娃当时已有35岁,这让我大吃一惊,因为从她的举止仪态上看显得非常年轻,更像个女孩而不是女人。她身上有着突出的少女气质,乐观开朗,神情愉悦。不管面对怎样的坏消息,她都不会显露出一丝忧虑。在我眼中,她就像个电影明星那样迷人。 
第一次遇到爱娃时,她穿着一套深色礼服,佩戴金色的胸针。接触多了,我发现她每次露面时都打扮得端庄典雅,漂亮迷人。到了最后几天,她反而显得更加光彩夺目。作为希特勒身边的女人,她已经站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对于这种特殊的地位她似乎也极为享受。每次露面她都和其他女人在一起,从未与希特勒单独出现过。 
在多数历史评论中,爱娃·勃劳恩都被描绘成一个头脑简单、处事幼稚、完全意识不到身边罪恶的女人,我和她的第一次见面也证实了这一点。除此之外,在我的印象中,她还是个甜美、善良的女人。不过,申克教授却有着不同的观点,通过在地堡中的近距离接触,他认为爱娃并非一个幼稚简单的女人,也不见得那么善良,当然更不是什么聪明人。4月27日早上的那件事,证明了爱娃·勃劳恩同其他杀人如麻的纳粹分子一样冷酷无情。 
爱娃的妹妹葛丽特是希特勒“嫡系部队”中的主要成员,该团队主要由一些老资格的希特勒密友、纳粹党政要员、仆人和保镖组成,其中多数人都是从希特勒刚在慕尼黑发迹时就一直跟随他。相对于柏林,这些人对布彻斯加德怀有更深的归属感,因为那里有着希特勒的巢穴——阿尔卑斯山上的贝尔格夫别墅。自从爱娃1930年初成为希特勒的情妇后,葛丽特就成了这个团队的一员。不过和姐姐的安静、矜持、羞涩相比,她显得更加顽皮、大胆、活跃。她热衷于吞云吐雾,这令希特勒大为恼火,但她却不以为然,她还无耻地在希特勒的侍卫面前卖弄风骚。 
1944年,葛丽特嫁给了党卫队军官赫尔曼·费格莱因,希特勒亲自担任证婚人。这次联姻对希特勒和费格莱因都有利。由于爱娃家庭出身卑微,希特勒难免感到有些脸上无光。而费格莱因生于名门望族,并且在东线战场上表现卓越,一旦攀上这门亲事,爱娃家族的社会地位就将得到提升,希特勒面子上也能过得去。而在另一边,费格莱因成了爱娃的妹夫,就等于是跨进元首“家族”的圈子,其个人前途将无可限量。 
费格莱因纯粹是一个诡计多端、嚣张至极的机会主义者,他粗鲁狂妄的态度令许多同僚都敬而远之,在部下中也口碑极差。在他与葛丽特结婚后,嚣张的气焰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费格莱因还是个十足的流氓、好色之徒,娶了葛丽特之后,他又在柏林夏洛滕区的私人公寓里偷偷养了好几个情妇。而此时的葛丽特正住在巴伐利亚,准备迎接他们第一个孩子的降临。当时还盛传爱娃也是他的情妇之一,两人经常一起跳舞或骑马,关系非比寻常。不过在我看来,费格莱因是个工于心计的野心家,他不会冒着自毁前程的危险去和元首的情人上床。 
在希姆莱的关照下,费格莱因在党卫队中也是平步青云,一路高升。但由于希姆莱在军事作战中的屡屡受挫,让他的名望降到了最低点,这个作恶多端的党卫队头子已经成为不受柏林欢迎的人。无奈之下,他只好派遣费格莱因作为联络官留在希特勒身边。摆脱了希姆莱控制的费格莱因,一来到柏林就立刻改弦易帜,背叛了昔日的主子,转而巴结位高权重的鲍曼。两人原本臭味相投,又各自心怀鬼胎,很快成了狼狈为奸的死党。不久之后,费格莱因就成为希特勒最亲密的心腹之一。 
不过,在我遇到爱娃的那天,她这位流氓妹夫的命运将发生巨大转变。由于希特勒搬入了地下,费格莱因也就成了地堡的常客。大部分下午和晚上的会议他都必须参加,而且还得和其他副官、联络官一样,老老实实地守候在客厅里,等候元首的召见。不过,他并不住在地堡内,如果不在夏洛滕区的公寓里,他一般就住在党总部地下的另一个防空洞中。   
最后的背叛(2)   
随着战局的不断恶化,费格莱因也开始意识到希特勒和纳粹的末日即将来临。更令他惶惶不安的是,作为希特勒家族的一分子,他很可能会被要求像其他人一样服毒自杀。他可不想过早地告别这个花花世界,他准备逃出柏林。这个狡猾的家伙通过不断打电话到地堡来制造他在会议现场的假象,暗地里秘密准备出逃。这个计谋一直都非常成功,直到4月27日那天,希特勒突然注意到希姆莱的联络官已经好久没有出现,他去哪儿了?希特勒下令立刻找到费格莱因,整个帝国大楼里一片喊叫声,但却没有任何回应,费格莱因不见了。 
此时,希特勒的助手奥图·甘什想到费格莱因在柏林郊外的夏洛滕区还有一套私人住所,希特勒立刻派出一队卫兵前去察看。在那儿,他们找到了喝得微醉的费格莱因长官,他怀里还抱着个美丽的女人,场面尴尬至极。两人似乎正想逃走,一旁的两个包里装着假身份证件和几捆德国马克及瑞士法郎。士兵们的突然闯入让费格莱因大惊失色,马上从酒醉中清醒过来。他开始使出浑身解数为自己求得一条生路,说了一堆“战争就快结束”、“希特勒完蛋了”之类的话,劝说他们放走他各自逃命去。 
费格莱因费尽口舌说了半天,士兵们丝毫不为所动,无奈之下,他只好摆起了长官架子,要求给地堡里的爱娃打个电话。在士兵们的默许下,费格莱因拨通了爱娃的电话,他假惺惺地告诉爱娃,自己准备飞往巴伐利亚,只是想陪在葛丽特身边等待孩子的出生。他希望用这番话打动爱娃,骗取这个幼稚女人的同情和支持,不过这次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爱娃没有像传闻中说的那样头脑简单,她立刻意识到费格莱因是要抛弃希特勒独自逃命去。她坚决否定了他的想法,并要求他立刻返回党总部。 
爱娃接听电话时,瑞奇就在她身旁,她清楚地听到了爱娃在知道妹夫背叛“可怜的阿道夫”后发出的哀叹。“他的离去对德国损失之大超过1万个人。”她幽幽地说起她的情夫。费格莱因最终被抓回了党总部,希特勒的卫兵们也尽数撤走,但费格莱因身边那个神秘的女人却不见了踪影。后来,人们一直怀疑那个女人是间谍,可能是某位外国外交官的妻子,经过戈培尔无意中介绍后与费格莱因相识。同时,她还被认为与党总部的几次泄密事件相关。如果真是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何在后期希特勒与戈培尔之间会产生莫名的嫌隙,因为戈培尔同这名女子多少有些关联。费格莱因被扔进党总部防空洞附近的一个单人牢房,听候处置。 
我已经连续很多天没换衣服,身上的污垢和腐烂物散发出难闻的臭气。放眼望去,柏林全城都已变成一片废墟,又厚又黑的硝烟笼罩了屋顶,街道上回荡着建筑物倒塌的轰鸣。路上到处都有死尸,腐烂的尸体混合着烧焦的残肢,形成一种古怪的又臭又甜的气味,令人作呕。每条主要路口的拐角处,都填塞了一些简易路障,这些路障多半由坍塌的砖墙、碎石砾和烧毁的车辆组成,在苏军的强大火力面前几乎不堪一击,只有疯子才相信它们能挡住苏联的T…34坦克。 
当我和哈尼斯在帝国大楼附近来回奔波时,一路上发现越来越多的窗户外挂起了白旗,有时候整条大街上都挂满白旗,分外醒目。党卫军的死亡小分队不断加紧巡逻,随时射杀任何一个胆敢公开投降的人。一旦发现屋外有白旗,他们立刻冲进去抓捕犯人。纳粹的“移动军事法庭”在柏林城内大肆搜捕放弃抵抗的军人,并有权立即处死这些人。平民都要求出示身份证,士兵则要有兵员证。任何不在前线的男人都会被拎出来审问,如果没有合理的借口就直接吊死或枪毙。 
但即便是这样,惨无人道的手段似乎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人们每天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无论前进后退都一样。相反,党卫队的骄横跋扈却激起了陆军士兵们越来越大的不满。国防军将领们经常能看见手下官兵被党卫队的爪牙吓得瑟瑟发抖,许多军官出面干涉,并警告党卫队远离自己的辖区。许多年老的国民突击队队员甚至因此投降了苏军,他们宁可落在敌人手里以求得一线生机,也不愿成为党卫队的活靶子。 
这天,希特勒还是像以往那样颠三倒四、神经错乱。他会突然冲进办公室,告诉手下人温克正带领第12军前来救援,或者是伯西的第9军正在同第12军会合,准备给苏联人重重一击。为了了解军事行动的具体细节以指挥作战,希特勒随身携带着一份行军地图。随着翻阅次数的增多,那份地图变得愈加残破不堪、支离破碎。每每沮丧之际,他就握紧冰凉的手掌如丧家犬一般扑在桌子上捶击、哀号,气急败坏地质问温克为何如此磨磨蹭蹭。他一遍遍诅咒着施坦因纳,抑或是破口大骂身边的叛徒,没完没了。 
而在走廊另一头的希特勒书房里,戈培尔也专心模仿着主子的表演。他像希特勒一样狂躁不安地走来走去,嘴里不停痛斥元首身边人的背叛和不忠。他嘲笑戈林的软弱无能,指责他危难关头逃离柏林,是个十足的胆小鬼。他嘲讽德军将领的指挥无方,斥责士兵们为懦夫,并大言不惭地宣称德国民众配不上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称号。 
和希特勒一样,戈培尔也想知道温克为何迟迟不到,他也会从之前的冷静理智转变为歇斯底里般的狂怒。随着末日的一天天临近,整个地堡就像科勒说的那样,正在变成一个疯人院。有时候,地堡下层会笼罩着死一般的寂静,但随着会议室大门的打开,这种平静立刻被激烈的谩骂和互相指责所打破。一会儿大门又关上了,叫骂声也随之停止,地堡中又恢复了原先的沉寂。   
最后的背叛(3)   
至于地堡里的其他人,他们都清楚地意识到纳粹末日的临近,德军溃败的速度或许比他们预期的还要更快些。地堡卫兵们将贮藏室里的美酒洗劫一空,喝醉了就躺在餐厅的橡木桌上呼呼大睡,试图用酒精来摆脱现实的痛苦。当轮到执勤时,谈论最多的就是如何逃出柏林。在地堡里,很多人都开始讨论自杀方法,有些人还从斯达姆普菲格医生那儿弄到了装有氰酸溶液的小玻璃瓶。 
当天下午,魏德林又给希特勒传来一个坏消息,他的士兵全都精疲力竭、士气低落,部队已没有任何坦克或其他重武器,无力再战。他敦促希特勒迅速撤出地堡,向西穿过希特勒青年团控制下的哈韦尔桥,逃出柏林。他的部队会为希特勒进行掩护,在苏军防线上打开一个口子,向西与温克会合,但希特勒再次拒绝了他的提议。 
紧接着魏德林的坏消息,突然又传来一个令希特勒为之一振的讯息。由于获悉格雷姆被任命为空军总司令,其部下已派出12架飞机赶赴柏林迎接主帅,其中有11架在中途被击落,仅有一架顺利降落在勃兰登堡门的跑道上。这位幸存的飞行员曾经护送斯佩尔往返柏林,现在,他的阿拉道96战机正停在跑道上,准备护送格雷姆返回石荷州的空军总部。希特勒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冲到病房里告知他的新任空军元帅,格雷姆正安静地躺在病床上养伤,瑞奇依然陪伴在他身边。 
希特勒要求格雷姆立即飞往他的指挥中心,并集结所有空军力量对渗透入柏林中心地区的苏军坦克实施轰炸。瑞奇表示反对,她希望能和丈夫一起陪伴在希特勒身边。但此时此刻,希特勒已经不容许任何人违抗命令,他指示他的首席飞行员汉斯·鲍尔陪同格雷姆夫妇前往勃兰登堡门。不过,由于白天苏军的炮火极为猛烈,为安全起见,他们不得不等到黄昏时分再出发。格雷姆夫妇要离开的消息很快就在地堡中传开了,许多人自知脱身无望,纷纷开始写信,请求瑞奇转达给自己的亲人朋友。 
那天下午,希特勒还听闻了一则外电报道,声称希姆莱已经通过瑞典红十字会与盟军进行接触。希特勒自然大光其火,但生气之余他还有些怀疑。不管希姆莱曾经犯了多少过错,希特勒始终把他看作自己最忠诚的部下,称其为“忠心耿耿的海因里希”。希姆莱自己也曾发誓:“我的一切都是希特勒赐予的,我怎么能背叛他呢?” 
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眼看末日即将来临,希姆莱开始慢慢显露他的庐山真面目。和其他纳粹官员一样,希姆莱绝不情愿沦为希特勒的陪葬品。一连几周,他都在同勃纳多特伯爵秘密会谈,不断做出妥协让步。他把一些集中营里的犹太人送到瑞士,并释放了所有的瑞典俘虏。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想博得盟军的好感,以便在随后的和平谈判中,为自己积攒一些讨价还价的资本。 
这天下午,希姆莱接到从地堡打来的电话。希特勒质问他外电中的内容是否属实,他是否已经同瑞典红十字会的代表有过接触。希姆莱当然矢口否认,于是很快,这件事就这样告一段落。 
那天,阿克斯曼一直在找我,我之前并不知道原因。后来,当我来到党总部地下室,发现阿克斯曼、格特鲁德医生、格雷姆、洛特都在那儿,还有一位我不认识的副官。大家都冲着我微笑,格特鲁德医生的一位助手还拿着一部小相机,冲我和洛特挤了挤眼睛,称呼我们为年轻的坦克摧毁者。阿克斯曼宣布我们两人都获得了荣誉勋章,我将被授予一级铁十字勋章,洛特将获得二级铁十字勋章。我们还将荣获一个坦克条纹,以示对摧毁坦克的表彰。此外,我还得到了一枚银质战伤徽章。 
格特鲁德医生首先为洛特授勋,用一根细带子将勋章系在她的护士服上。接着就轮到我了,由阿克斯曼亲自颁发。他走上前来,先说了一番赞美之词,继而正式为我授勋。不过,由于他的假肢不便,最后还是由格特鲁德医生代为效劳,她将那枚铁十字勋章别在我胸前,并取下原来的黑色战伤徽章,代之以崭新的银质徽章。阿克斯曼为我颁发了由他本人和希特勒签名的证书,格特鲁德医生的助手趁机为我们拍照留念。 
那天晚些时候,阿克斯曼在等候室里为我引见了一位纳粹人物艾利赫(Erich Barenfanger)。他是希特勒麾下最年轻的将军,当时年仅27岁,依靠自己的天才和勤奋成为德国陆军的传奇,曾荣获橡树叶骑士铁十字勋章。这位将军个性十足,不仅在战场上骁勇善战,而且除了希特勒外,谁的命令他都不服,这也令他声名远扬,希特勒破例将其从陆军中校直接晋升为少将。阿克斯曼和他是一对相识已久的好友,曾为其担任过婚礼伴郎。艾利赫形容我是“无所畏惧的战士”。 
我并非“无所畏惧”,任何扬言自己什么都不怕的人都是在说谎。我只是能将内心的恐惧压制到某种程度,尽量不让其凸显出来。每天的生活中都充斥着各种痛苦、危险、可怕的场景,每次听到那些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我就会不禁回想起这些场面,心里感到深深的苦闷和煎熬。但和其他优秀的士兵一样,我还没到心理崩溃的地步。我还在咬牙坚持着,尽可能摒弃那些恐惧的念头,保持一个乐观积极的心态,这实在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过程。直到战后,我才知道希特勒曾对阿克斯曼说过,最优秀的德国人都已经死在了战场上,其他所有活着的人都是贪生怕死的废物,根本不值得继续存在下去。这个魔鬼亲手缔造了一个人间地狱,对于每天在这种恐怖中苦苦挣扎的人们来说,这实在是最大的侮辱。   
最后的背叛(4)   
海因茨·劳伦兹(Heinz Lorenz)是希特勒得力的新闻官和通讯主管。当晚7点左右,他正在主持位于纳粹宣传部中的对外广播。突然,他从路透社的旧金山分社中监听到一则BBC广播,声称在过去的几周中,希姆莱已经同代表西方盟军的勃纳多特伯爵展开多次谈判。路透社还大爆猛料,宣称希姆莱已经同意德国无条件投降。劳伦兹听到这一消息,大感震惊,急忙赶赴地堡报告。希特勒听闻之后自然怒不可遏,开始痛斥希姆莱的种种罪状,他痛骂希姆莱是个口是心非的两面派,谴责他与勃纳多特的秘密谈判是“人类历史上最可耻的背叛”。 
等情绪稍稍平静之后,希特勒把鲍曼和戈培尔叫进了自己的书房。在接下去的半个小时中,没有人知道这3个人在那间屋子里说了些什么,但希姆莱的背叛似乎让希特勒开窍许多,他开始意识到这是党卫队精心策划的大阴谋。施坦因纳之所以不进行反击,并非由于部队人困马乏、士气低落,而是因为希姆莱下令不许这么做。费格莱因企图逃离柏林,并非出于一个酒醉懦夫的行为,而是在希姆莱的授意下采取的行动。希特勒一想到费格莱因,立刻下令对他严刑拷问。 
此时,我被派去寻找党卫队旅队长海因里希·穆勒(Heinrich Muller),此人正是纳粹盖世太保的头目。在这之前,我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前往的那座大楼就是盖世太保总部。穆勒不在办公室里,我想他肯定已经被其他传令兵带到了地堡中。费格莱因被拖出牢房,带到了审讯室中,负责审问他的正是那位盖世太保头子——海因里希·穆勒。审讯的内容被严格保密,考虑到费格莱因是希特勒的家族成员之一,采取这样的措施也不足为奇。(这已经不是穆勒第一次为希特勒保守秘密。几年前,当希特勒的侄女吉莉·拉包尔在慕尼黑希特勒的寓所自杀时,他就曾负责调查此事。有传言说,从那时起鲍曼开始报复穆勒) 
可以相信,费格莱因在审讯中一定承认自己知道希姆莱和勃纳多特的秘密谈判,在希特勒看来这就足以治其死罪。此外,费格莱因有可能还透露了希姆莱想要刺杀希特勒的计划。不过,我想当时应该不会有人谋划刺杀希特勒,至少希姆莱不会,因为在希姆莱看来,此时此刻的形势离希特勒自杀的日子不会太远,而除了戈林之外,只有自己才有资格成为希特勒的接班人(实际上,当时包括斯佩尔、戈培尔在内的许多纳粹高官都认为希姆莱是顺理成章的元首继任者,而且希姆莱也已经培植起自己的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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