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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错误 奔波在战争前线-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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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天里中，我共向总社发回约300 张新闻图片，其中有一半是通过因特网。在前线“泡网吧”的有许多外国记者。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位印度尼西亚的记者。他每天除了采访，几乎天天坐在这里写稿、发稿，他说：“这就是我的办公室。”网吧很拥挤，有时候，往往聚集着不少记者。外国记者们早已习惯了采用网上发稿的方式。 97 / 185 发稿方式的变化，对于我来说应该属于一种“革命性”的变革。前线网吧发稿的波折和经历让我明白了许多道理，使我更加坚信这样的名言：“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日后，每每想起自己走投无路的时候在网吧获得的“意外胜利”， 我心里就充满了自信和自豪。第十二章：战争不让女人躲开在巴阿边境采访的日子里，见到最多的是妇女头上裹着的面纱，见到最少的是女人们真实的面孔。从前线回来后，经常会有朋友开玩笑地问我：“阿富汗女人长什么样子？”我苦思冥想，似乎得不出结论。“听说面纱后面的阿富汗女人长得很漂亮。”我尽力发挥，才给出了这样的答案。面纱背后阿富汗长达23 年的战乱，最大的牺牲者是老百姓，而其中更不幸的要属妇女。塔利班统治7 年来，明令妇女出门必须蒙面、女性不能进入学校接受教育、不能工作就业等，禁止放电影，严格控制娱乐活动。听当地的阿富汗朋友说，女人只能回到家中揭开面纱后，才能对着镜子梳妆打扮、涂脂抹粉。看来女士爱美的天性无法泯灭。我在前线采访中，所见的阿富汗女性大都蒙着面纱。这种面纱多数由棉布或其他纺织品制成，颜色有浅蓝色、深蓝色、黑色，从头一直盖到脚，包裹得严严实实。只是在眼睛的部位用透明的纱布制成网格状，像是个“天窗”一样，供她们走路时辨认方向。由于她们的视线受到很大限制，听说在喀布尔等阿富汗大城 98 / 185 市里，妇女出交通事故的比较多。朋友们向我介绍，阿富汗妇女穿着的这种传统服装在当地称Burga，英语是Veil，中文可称之为布尔卡（音译）。如今，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普什图族人生活的地方，绝大部分妇女都穿这种服装。随着社会的发展，也有一些妇女不再穿这种把全身都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服装，平时把面纱蒙在头上，脸露出来。当然， 如果见到男人，她们会动作神速地把面纱收紧或拉下来。按照塔利班的观点，让女性蒙面是为了保护她们安全，以免受到男人的侵犯。我在白沙瓦，曾经看到一家外国电视台播放的新闻纪实片，记述的是塔利班统治时期如何在刑场处决“犯人”。那是在喀布尔一座大型的运动场，一位穿着长长的蓝色罩袍、裹着面纱的女人，被几个塔利班士兵拖到场地中间。妇女跪在地上，周围看台上坐满了观众。不一会儿，随着一声枪响，穿蓝色长袍的妇女应声倒地。据说，她犯了和男人私通的罪。直到这位死去的妇女被几个人拉走，也没人看到她的模样，只看到蓝色的长袍在画面中慢慢消失。在采访中，我曾多次被当地人警告：“不要对着女人拍照。”然而职业现念又逼着我一次又一次将镜头对准她们。我也不止一次遭到过她们的“白眼”，乃至“咒骂”。在纳扎尔·巴难民营采访时，我看到远处河对岸上坐着几个年纪约七八岁的小女孩，有的怀里还抱着婴儿，就悄悄地用长镜头对准了她们。谁知还是被机警的孩子们发现了，说时迟那时快，几个女孩抱起孩子撒腿就跑，其中一个身手敏捷的孩子顺手捡起一块石头向我扔来，我也迅速地钻进汽车逃之夭夭。“这就是你拍人家女孩的结果。”孙浩一边开着车，一边开玩笑讽刺我。还有一次，我坐车路过一处阿富汗人居住区时，见迎面走来几位身穿黑色长 99 / 185 袍的妇女。我隔着车窗抓拍她们匆匆走过的样子，但被对方发现，她们一边躲闪一边怒斥我。我不明白她们说的话，坐在后面座位的阿富汗朋友告诉我，她们说的是：“瞧这个坏蛋！” 恐惧的目光被别人骂心里自然不舒服，但是，我经常安慰自己：“这是我的职业。” 在我从前线发回的数百张新闻照片中，反映战争给妇女带来的灾难和痛苦的照片占很大的比重。在我的观念中，原本就属于“弱势群体”的妇女是这场战争最主要的受害者。我应该尽自己的微薄之力，用自己手中的相机和图片去为她们呼吁，呼吁和平早日到来。在历次的难民营采访中，我见到的最多的是妇女、儿童和老人。由于连年的战乱，许多阿富汗男子被迫去当兵打仗，侥幸逃到难民营里的男人，大部分男子又出去干活打工，想方设法挣钱养家，家中的重担就全部落在妇女们的身上。“我们拼了命地跑出来，可现在没吃、没喝、没家，我们什么都没有。”两位刚刚从坎大哈逃到扎卢扎伊难民营的妇女“勇敢”地站在我的面前，向我诉说她们几天几夜的逃生经历和眼前的生活窘况。另一位眉头紧缩的妇女看到我拍照，瞪着眼睛毫不客气地质问我：“你能帮我们干什么？”我赶紧拿出几十卢比塞给对方，那位妇女不再说话。难民营里到处是贫困潦倒、神情呆滞的妇女守着她们空空如野的残破帐篷， 她们的眼神中充满了太多的忧伤、恐惧、无奈和渴望。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但是我的镜头中分明记录下许多这样的妇女和这样的目光。在扎卢扎伊难民营外国际救援机构门前，几位刚刚逃到这里不久的妇女蹲坐在地上，苦苦等待着可能的援助。面对陌生的世界，她们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惧、 100 / 185 胆怯。那种恐惧，已不仅仅是对战争的恐惧，更有对前途的恐惧和无奈。出外采访中，几乎随处可以碰到沿街乞讨的妇女和少女。她们中有的已是年迈老人，更多的是妙龄少女。只要我们的车子在路口停下来，站在路边的孩子们就会跑过来，扒着车窗，向我们伸出可怜的小手。每每遇到这种情况，随车的朋友或同事就提醒我：“赶快关窗。”我不忍心关上车窗，觉得那样太不近人情。施舍了几次后却发现，根本给不过来。我的“爱”是可怜而有限的。与生活在甜蜜生活中的现代女性相比，这些挣扎在战争阴影下的妇女仿佛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她们期待战乱尽快结束，自己能够回到家中，过一种普通的女人的生活。握手遭遇在白沙瓦，我曾有过两次与女士握手的“不平凡”经历。每一次都让我记忆深刻。记得第一次握手是9 月中下旬，那是刚到白沙瓦不久。我和孙浩到联合国难民事务署，正坐在尼亚兹先生的办公室和他聊天，一位50 多岁的女士走进来， 尼亚兹起身笑着向我们介绍：“这是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的某某女士。”我赶紧站起来，不由自主地伸出手去和那位女士握手。这位女士轻轻地和我握了握，似乎有些不大自在。等到双方落座后，她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在白沙瓦见到女士，不要去和人家握手，这在穆斯林国家是不允许的。”同时又讲了些诸如此类的“禁忌”。看到我一副犯了错误的懊悔神情，她又赶紧笑着安慰我：“不过，我可以握手。”从那以后，我牢牢记住了那位女士的教诲，绝不再轻举妄动。我不长记性，采访一紧张，脑子里“不能和女士握手”的这根弦就松了。10 101 / 185 月底的一天，我到纳扎尔家做客。当时因为我们已经来过纳扎尔家，感觉和他的家人比较熟悉，就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在与他们全家人合影时，我正好和纳扎尔七八十岁的老奶奶站在一起。合影之后，大家笑着互致问候时，我又不自觉地伸手抓住了老奶奶的手握了老半天。老人家和我握完手，慢慢地抽出手，赶紧笑着走开。我猛然想起第一次的教训，可为时已晚。直到今天，我还在心里一直埋怨自己对不起那位老人家。第十三章：偷喝啤酒战争爆发后的一段时间，白沙瓦一会儿是抗议示威，一会儿又演变成暴乱冲突、军警镇压。“整天采访像打仗一样的抗议活动，真烦了！”一天，孙浩有气无力地说。眼见这些日子，1 米8 多的孙浩又消瘦了许多，原本才100 斤出头的他，现在可能只剩下90 多斤了。这几天的抗议冲突事件，也把我搞得疲惫不堪。一天到晚抱着几十斤重的摄影器材东奔西跑，回来还要趴在电脑前发稿，我的体力也感觉有些支撑不住。晚上回到屋子里，通常是一躺下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孙浩诚恳地告诉我，我打呼噜的水平又有提高。我们在白沙瓦居住的小旅馆，位于离城市中心较远的大学城。说是叫大学城， 却看不出什么大学城的模样，街道和建筑显得破旧凌乱，为数不多的几栋高层建筑也是黑乎乎的，我和孙浩调侃过，与北京海淀的大学城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我们住的旅馆是在当地最常见到的那种私人旅馆，一栋不大的二层小楼，一 102 / 185 共也就十几间客房，其中多一半客人都是记者。在战时的白沙瓦，我们把这家几乎被记者包下来的旅馆称为“记者之家”，一是叫起来亲切，二是减少些想家的念头。旅馆条件一般，能够“吃饱喝足”就已经达到了我的要求。这里也有缺点， 有时经常会突然停电、停水。有时候采访回来一身臭汗，刚刚开始洗澡，擦上肥皂，热水却突地没了，我只好咬牙切齿地洗个凉水浴。此外，我还会在旅馆里， 大半夜起床和蚊子们“战斗”。可能是受当地特殊环境的熏陶，这里的蚊子特别凶猛、毒辣，无论我往身上洒多少从香港带来的驱蚊水，这帮家伙还是一个劲地在我身上叮咬，而且叮出的包很长时间都下不去。后来，我曾经担心，被蚊子咬了会给我传染上什么“登革热”之类的传染病。因为巴基斯坦、印度等南亚地区一向是传染病的高发区。孙浩打趣说：“巴阿边界的蚊子也很勇敢，根本不畏惧香港的驱蚊水。”无奈之中，我赶忙跑到旅馆前台找法努克要了驱蚊香战胜蚊子。一瓶啤酒40 块！ 10 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们发完稿子肚子已经饿得难受。可是一想起又要吃旅馆里的“巴餐”，孙浩就大呼“没胃口”。说实话，旅馆的“老三样”巴餐虽说不对我们中国人的胃口，还是挺有营养，有咖喱牛羊肉、沙拉、馕之类，虽说通常只有几片干瘪的西红柿和黄瓜条，但动物蛋白和维生素也算齐全了。按我的理论，已“基本可以补充每天运动所消耗的热量”。当然，如果每天都是这一成不变的两样饭菜，味道又咸、又辣，咖喱味十足，确实有些让人倒胃口。“要能喝瓶冰镇啤酒，配上我从香港带来的午餐肉，那才棒呢！”我忍不住也透露出自己的想法。来巴一个多月，我们连瓶啤酒也没见过。 103 / 185 “干脆，咱俩去找个地方喝杯啤酒吧。”我俩一拍即合。当我们把想法告诉门口的司机时，老巴司机吃了一惊，连连摆手说：“违法的事我可不做。”按照当地普什图族的民族宗教习惯，当地人是禁止饮酒的。我曾问旅馆一位混熟的小服务员，他是否喝过酒，他连忙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 然后告诉我，那属于一种“犯罪”。“当地人不允许喝酒，可我们是外国人。”我俩这样想。我们一再向司机解释，说只是自己买瓶尝尝，绝对不会说出去。看我俩不像那种容易出卖朋友的人，老巴总算答应拉我们去找地方。车子开出城时，外面漆黑一片。我们跑出半个多小时还没有找到要去的地方。街上没有路灯，也见不到什么人影。我们每次问司机还有多远，他总是不耐烦地回答说：“不远了。”其实他并非态度不好，而是有些害怕。因为如果我们属于“犯法”的“主犯”，他就成了“从犯”。“荒郊野岭的，这哥们儿不会把我俩骗了吧？”我们心里开始犯开了嘀咕。“唉！要真是打劫的话，就把身上的东西都给他们，给咱留条命就行。”我嘴上说得轻松，心里却更加忐忑不安。车子左转右转，终于在一处僻静的小院中停下来。院子里黑乎乎的，隐约看到前面有几间小房子。司机示意我们别下车。他独自走进一间昏暗的房子里，好像在和什么人说话。过了半天，司机和一个老巴匆匆忙忙地从房间里走出来。司机走到车边飞快地从怀中掏出两个瓶子，塞进车里。“600 卢比。”司机喘着粗气说。“600 卢比，约合80 块钱人民币，差不多合40 块钱一瓶！”这个宰人的价格实在让人惊讶不已。“像北京这样高消费的城市，一瓶燕京不过卖两三块钱。” 104 / 185 我气哼哼地说。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司机和老巴很不情愿地以300 卢比的价格，卖给了我们两小瓶啤酒。为了安全起见，司机把两瓶啤酒塞到脚垫的最底下，然后一路飞快地往回赶，途中还不停地提醒我们：“不要开窗！” 回来的路上，经我们一再追问，司机才告诉我俩刚才到过的地方属于部落地区。听了他的话，我们既有些后怕又有些后悔。怕的是，深更半夜跑到部落里要是出点儿事，可真麻烦。后悔的是，我俩不该这么嘴馋。回到旅馆，一杯啤酒下肚，原本有点儿酒量的我感觉有些飘飘然。“这酒里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吧？”我涨红着脸，感觉浑身有点不对劲儿。孙浩开玩笑说，我要么是酒精过敏，要么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后来听分社其他同事说，其实，我们喝的酒叫“茉莉啤酒”，里面根本没有酒精。土老外同事都说巴基斯坦没什么好吃的，我却对街上推小车卖的烤玉米和旅馆里的大饼（当地称为‘馕’）情有独钟。或许是因为自己从小就有到农村钻玉米地掰人家老玉米的经历，如今在这里见到玉米，感觉特别的亲切。第一次吃玉米是和孙浩去伊斯兰堡无线通讯公司大楼，办理手机的入网手续。在大楼门口，我看到一位推车的老巴推着一口大锅卖烧烤的玉米和玉米粒， 做法新鲜：用木柴烧烤的大锅里装满碎沙石，伴入盐、辣椒等佐料，将玉米或玉米粒放入混合烧炒，并用木棒不停地搅拌。我买了一包尝了尝，又香又辣别有风味。便多买了一包带给正在营业厅里办事的孙浩。谁知孙浩似乎并不领情，反而用埋怨的口气说：“别吃了，那边的服务小姐看着你呢。”我一扭头，柜台旁边一 105 / 185 位漂亮的巴基斯坦小姐正微笑着望着我，那份表情显然是见到一位“土老外”。土不土、洋不洋，我不在乎。平时采访一忙顾不上吃饭时，我经常挎着相机， 沿街买上两包用废报纸包着的玉米粒，站在卖玉米的破车前，一边和老巴聊天， 一边大吃起来。有时随手多买一包，塞给同事，人家老担心不干净经常婉言谢绝。后来为了讲卫生，我不再用手抓着吃，把用报纸包着的玉米粒往嘴里倒，可那形象又引来过路人不少好奇的目光。我们在白沙瓦好不容易找到一家中国餐馆，叫九龙中国餐馆。据说这是白沙瓦惟一的中国餐馆。60 多岁的主人是从印尼来的华侨，根本没回过中国大陆。这里的饭菜与其说叫“中国菜”，不如叫“中巴菜”，吃起来总觉得味道挺怪。后来在我们强烈要求和具体地指导下，老板才终于给我们做了两碗白菜面条汤，算是让我们解了解馋。据说这家餐馆在当地还算是高档饭店，能够在这里就餐的基本上都是有钱人。常有同事总结，干摄影记者这行，特别是去战场采访的记者，一定要有个好身体。有个好身体的前提，是必须有个好胃口。第十四章：我们的塔利班雇员10 月中旬，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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