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波在战争前线-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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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然后抱起白沙瓦当地最有影响的报纸如《TheNews》（《新闻报》）等寻找信息。平时上街采访更要竖起耳朵，睁大眼睛，　多听多问。采用这些“土方法”采访实属无奈之举。分社前方报道组原本想雇佣一两名当地人，可找了几位都因费用问题谈不拢而告吹。按照分社以前的标准，每月只给雇员8000　卢比～10000　卢比（约130　美元～150　美元）。而这样低的标准，在战争前线地区只相当于国外大新闻媒体雇佣雇员一天的费用。在前线采访期间，　如果能够更多地雇佣当地雇员采访，充分利用他们熟悉情况、关系多、信息灵的优势，按孙浩的话讲：“我们的报道肯定会搞得更‘牛’！”　在旅馆前台发稿时，我认识了法新社记者诺曼柯·伽卡德（RomecoGacad）。他是刚从印度尼西亚紧急调派来的摄影记者之一。据他说，法新社从总部和周边地区共调来五六名专职摄影记者，还雇佣了不少当地的雇员。他们动用的力量明显超过了我们。他告诉我，近两天白沙瓦会爆发反战游行，但时间和地点都不清楚。这个线索对我来说“十分诱人”。这毕竟是自己抵达巴阿边境后了解到的第一个突发新闻。作为新华社“重大新闻事件快速反应小组”的成员，我对突发事件的采访可谓情有独钟。1990　年3　月，我刚到新华社甘肃分社实习不久，就赶上酒泉钢铁公司高炉发生重大崩塌事故。我和同事星夜兼程数千公里赶赴现场，采访拍摄了许多重要的图片资料。1996　年4　月到5　月，临近中蒙边界的内蒙古自治区发生森林大火，47　/　185　我主动请缨连夜赶往火灾现场，采访、拍摄到许多珍贵的新闻和图片。1998　年前后，新华社先后成立了国际、国内“重大突发事件快速反应小组”，　以加强国内外重大突发事件的采访报道。当时我作为为数不多的几名摄影记者之一，入选了这个快速反应小组。之后不久，南方突发水灾，我又主动请战并火速飞往江西九江进行抗洪救灾报道；此后又转战内蒙古和东北灾区采访，南征北战、连续作战近两个月，经历了建国以来最大洪水的考验。那时我感觉自己真像一个“兵”，领导一声指令，说打到哪里，就打到哪里。为此，我荣幸地被评为中央直属机关抗洪救灾报道先进个人，领到一朵大红花。干记者十多年来，我采访过水灾、火灾、地震、爆炸、撞车等等，每一次采访都有不同的感受。因为对于新闻摄影记者来讲，能够干一件既能让自己心动、也能让读者心动的事情，确实很过瘾。给我找游行9　月23　日一早，我乘车直奔城里。在一家名为绿色宾馆（GreenHotel）的门前采访时，竟然遇上一位大眼睛的中国女孩，身边还有一个十五六岁的阿富汗少年。国人相见显得格外亲切。聊天中得知，这位姓肖的姑娘来自新疆乌鲁木齐，　在这里一边做贸易一边学英语，为以后到美国发展做准备。她指指旁边的少年说：　“这是我的英语老师。”看我不解的样子，那位少年主动过来和我打招呼，并和我探讨当前的紧张局势。他说：“真不希望阿富汗再打仗。”交谈中，他的眼里充满了这个年纪不该有的忧虑。肖小姐说，因为局势紧张，过几天就要回国。分手时一再告诫我：“白沙瓦很乱，千万注意安全。”她的嘱咐让我感动了好半天。恋恋不舍地告别了中国姑娘，我坐上出租车，要求司机“寻找游行示威”。48　/　185　“到什么地方？”司机满脸疑惑地问。“去游行的地方！”我大声重复一遍。“游行在哪里？”司机仍然客气地问。我有些不耐烦，干脆说：“市中心，闹市区。”　司机不好再问，可看他皱着眉的样子，肯定在想：“这人八成有问题。”　在内地，采访拍摄“游行示威”之类的活动机会很少，人们多是从报纸、电视上看外国的有关报道。我在香港驻站的两年中，也有过这类的采访，可那毕竟是在和平环境中以和平方式进行的。眼下战争在即，与之相关的抗议示威活动不仅有新闻，也应该更有“看头”。按照我稀里糊涂的指令，司机将车开到老城市中心后开始来回“转圈儿”。如果是在北京，司机拉着这么转，我早就急了。可现在我反而挺兴奋，两只眼睛不住地东张西望。市中心的建筑拥挤、街道狭窄，来来往往的汽车、摩托车、大马车、自行车，和行人拥挤在一起，显得很混乱。大约转了一两个小时，车子来到一处交通十分拥挤的路段。猛然间，我发现不远处清真寺旁边的广场上，聚集着大批身穿深蓝色警服、手持盾牌、枪支及警棒的防暴警察。“这里肯定有事儿。”我赶紧让司机停车，随即跳下车向广场跑过去。我刚摆开架式，准备拍些防暴警察休息的照片，突然传来几声哨响，只见警察们立刻抄起各自的“家伙”，奔向街道。我也紧跟着追过去。由成百上千名穆斯林组成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向前行进着。他们打着各种旗帜、横幅，不时地高喊着听不懂的口号。我立即迅速钻过人群，赶至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一边倒退着，一边换上广角镜头拍下这些难得的镜头。此时，我清楚地看到了示威者打出的标语，上面写着“拉登、奥马尔是穆斯林的伟大英雄”，　“布什是穆斯林的敌人”，“反对战争”之类的内容。标语旁不仅有拉登、奥马尔的大幅画像，也有布什的假人像。那个用破布和稻草捆扎的假人，似乎绑得不够49　/　185　结实，看上去他的脖子总往下耷拉，旁边的小伙子还边走边不时地把他的头掰起来，好让人们看清“美帝国主义的真面目”。示威队伍行进至一处十字路口时突然停下，一位穆斯林领袖站在高凳上，情绪激动地发表起演讲，并带领示威者挥动拳头，高喊口号。示威者的情绪也随之变得更加激动，特别是面对那些高头大马的欧美记者，他们表现得尤为愤怒，仿佛是欧美记者即将“对阿富汗发动战争”似的。现场的参与者和围观者越聚越多，数十名记者也你推我挤，争着抢占有利地位。与身材高大的西方记者相比，我这相对单薄的身体实在占不到便宜，人家一使劲，我就被挤到一边。突然，人群中又是一阵骚动，在闪开的一块空地上，有人在泼洒汽油，点燃了美国国旗和美国总统布什的假人像。一些人将燃烧的旗帜和假人像到处挥舞，　还不时有示威者冲上去用脚踢、用棒打，吓得四周的市民和记者直往后退，场面一度混乱不堪。我挤在人群的前面，一边拍照，一边躲闪四处飞溅的火花，脸被熏烤得炙热难忍，浑身大汗淋漓。恍惚间，我似乎是置身在1996　年内蒙古森林大火的火灾现场采访，所不同的是那时身边有森林警察，可眼下却是我孤身一人。随着美国国旗和“布什总统”灰飞烟灭，现场气氛逐渐平静下来。我定定神，　又奔过去拍摄附近戒备的防暴警察。一位军官模样的警察跑过来严肃地讯问我，　我赶紧堆起微笑，连说几个“ChinaPhotographer（中国摄影记者）”，对方听到“China”，脸上立刻“多云转晴”，并高兴地说：“Goodfriend，OK（好朋友，　没问题）！”　在巴采访的日子里，　我使用频率最多的英文词就是“ChinaPhotographer”，这为采访带来不少方便。采访间隙，我想知道参加游行的人数。问一个当地记者，他说有上千，游行50　/　185　者说几千。一位美国记者则讽刺地说：“最多几百人！”看他的那副表情，想必是正在为他们的国旗和“总统”被烧而生气。紧张的采访结束后，我猛地想起，刚才由于一时心急，下车时忘了和司机约定集合地点，便赶紧撒腿往回跑。等我跑到下车的地方四处张望时，猛然间听到后面有人叫“Liu、Liu”，我惊讶地回头，原来司机就跟在身后。我俩相对一笑，　立即开车赶回旅馆发稿。不久，我便将照片发回了总社。这是阿富汗局势爆发以来，新华社从前线地区发出的最早一批有关反战抗议活动的传真照片。晚上和孙浩聊天，他说刚和远在美国的妻子通过电话，她对孙浩在前线采访很担心，并让他建议我改个名字。“改什么名字？”我被孙浩的话弄得有点儿糊涂。“把‘刘卫兵’改成‘刘卫浩’。”孙浩正儿八经地说。“什么意思？”我一时反应不过来。“刘卫兵保卫孙浩啊！”孙浩得意洋洋地解释后，连夸他老婆“聪明”。第五章：艰难的穆沙拉夫几天后，由于在巴基斯坦的签证期届满，我不得不暂时撤回伊斯兰堡重新办理续签手续。与相对热闹拥挤的白沙瓦相比，伊斯兰堡表面上要平静得多。位于巴基斯坦东北部的伊斯兰堡，据1998　年普查结果，人口约80　万，1959　年接替卡拉奇成为首都。像南亚许多城市一样，伊斯兰堡城市面积不大，没有太多的高层建筑，整个城市被绿树草坪覆盖。由于城市地广人稀，平时街头显得较为清净，习惯了大城市拥挤热闹的我，一开始并不适应这里的生活节奏。按同事的话讲，这里是个“适合于度假、养老的地方”。51　/　185　记得1995　年底，我刚结婚不到一星期，便随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出访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和希腊4　国，第一站就是伊斯兰堡。由于当时采访任务繁重，几乎没有时间好好看看这座城市，只记得城市很幽静，楼房不高，　据说最高的建筑是不超过10　层楼高的马里奥特宾馆。当时我既是新华社的记者，　也是中国政府代表团中惟一的摄影记者。我的任务不仅要负责采访发稿，同时还肩负着为代表团拍摄各种活动资料的任务。为此，我又要充当领导同志的“私人摄影师”的角色。按照国外的规矩，在一些不公开报道的外事访问中，只有私人摄影师才被允许进入外国政要的私家地方。因此，这一角色使我有机会见识到更多的场面和更多的外国政要。当时，我曾随同乔石委员长到巴基斯坦总理贝·布托官邸访问。位于半山上的官邸别墅非常气派，里面的装饰摆设也非常讲究，属于欧陆风格。我感觉到，　可能由于曾在欧洲待过的缘故，她身上的气质是本土与西方结合的。巴基斯坦人对布托褒贬不一，有人称赞她大胆改革、敢于创新；也有人说她贪污腐化，把国家财产据为己有。访问中，另外一件事让我记忆深刻。一天，时任巴基斯坦总统的莱·加利在伊斯兰堡总统府会见乔石委员长。记者提前到场准备，可眼见会见就要开始，几位工作人员还在会议室里不慌不忙地布置、擦拭桌椅。从那时起，　我印象中的巴基斯坦人，除了对中国人非常友好之外，还有些“慢性子”。此后，到巴基斯坦南部城市卡拉奇的采访倒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当时一进城，我就有些吃惊。大街上竟有全副武装的士兵架着机关枪在掩体里戒备，而装甲车竟在闹市街头大摇大摆地来回巡逻。我们住进宾馆后，晚上一开门时又吓了我一跳，我的房间门口竟然坐着两个手持冲锋枪的黑脸大兵。起初我以为是发生了什么突发事件，专门派来军警调查处理。后来中央警卫局的朋友告诉我，这52　/　185　些士兵是专门派来保护我们中国代表团的。于是，巴基斯坦又给我留下了相对动荡的印象。“9·11”事件爆发后，伊斯兰堡变得更不平静。这个并不起眼的南亚城市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反恐战争的前线，成为名副其实的“前线国家”的首都，变成了世界瞩目的焦点。9　月下旬，美国对塔利班实施军事打击已箭在弦上，随着沙特阿拉伯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先后宣布与塔利班政府断绝外交关系，世界上惟一与塔利班保持外交关系的伊斯兰堡，无奈中被推上世界政治舞台的最前沿。此后一直到11　月底塔利班垮台，伊斯兰堡和它的国家巴基斯坦已成为世界与塔利班“对话”的主要通道。随着阿富汗战争的爆发和延续，这个世界上惟一与塔利班保持外交关系的首都，气氛骤然变得紧张起来。一时间，各国首脑走马灯似地穿梭来访，行色匆匆；　军警四处设防，街头碉堡严密戒备；许多外国公司撤走，游客大幅减少。原本平静的小城市，一会儿沸沸扬扬，一会儿变得异常冷清，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紧张。巴基斯坦在整个阿富汗战争中，确实有些左右为难、如履薄冰。“9·11”恐怖事件爆发后，美国扯起反恐旗帜誓言报复塔利班，而塔利班又不甘示弱，战争迫在眉睫。此时摆在巴基斯坦面前的局势是，一边是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一边是兄弟式的友好邻邦。超级大国正挟严威以令天下，率领“反恐大军”兵临城下，而另一边的穆斯林兄弟又不停地摇旗呐喊，呼吁“穆斯林世界团结起来反抗侵略”。此时，夹在中间的巴基斯坦政府面临艰难的抉择。巴基斯坦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经济上始终依赖外援。70　年代末到80　年代，齐亚·哈克执政期间，经济相对稳定，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和国内人均收入居南亚之首。后因政局动荡、自然灾害频发，经济严重受挫。1998　年5　月，53　/　185　巴基斯坦进行核试验招致国际制裁，外援停止，经济陷入极端困境。穆沙拉夫执政后，出台经济振兴计划，加大反腐肃贪力度，经济情况出现了转机。在对外关系方面，巴基斯坦奉行独立和不结盟外交政策，始终注重发展同伊斯兰国家和中国的友好关系，是中国的友好邻邦，中巴之间被称为是“全天候的朋友”。回到伊斯兰堡后的一天，我和老许应邀到中国俱乐部（ChinaPalace）做客。中国俱乐部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是有名的中国饭馆。这个新疆人开的饭馆，　因为有酒吧和卡拉OK，每天晚上都吸引许多外国人前来喝酒娱乐。对于待在当地的外国人来说，这已经是难得的享受了。因为按照民族的传统习惯，当地人是不允许喝酒的。表面上这里只许外国人进入，其实经常有巴人趁着夜色的掩护偷偷到此“解馋”。那次主人硬拉着我们留下吃饭。记得当时在场的除了俱乐部小老板，还有巴基斯坦精锐部队第10　军军部秘书处的两位军官。虽然他们穿着便装，但从眼睛里仍然可以看出军人的机警和干练。大家谈兴正浓时，年轻的小老板突然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这两天反对穆沙拉夫的军队要哗变！”据说消息是沙特大使馆一位武官酒后透露出来的。两个军官没有对此发表意见，弄得我们愈加紧张不安，　纷纷猜测其可能性。第二天准备奔赴白沙瓦的我，一度考虑留下来应付突发事件。后来证实，这不过是个传言罢了。然而，当时穆沙拉夫总统的日子确实不好过。他在电视上露面时，经常是眉头紧锁，一脸愁容。“9·11”事件发生后不久，身穿军服的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表情凝重地出现在电视画面上，他用低沉的语调发表电视讲话，表示支持打击恐怖主义，愿与国际社会一道与恐怖主义做斗争。但他同时表示不希望用战争的手段解决问题，54　/　185　并声言巴基斯坦不参与对塔利班实施的军事打击。人们不难想像，做出这样的决定，对于上台时间不长、政权尚未完全稳固的穆沙拉夫总统来说，是如何地处心积虑、胆战心惊。在几乎没有退路的情况下，穆沙拉夫终于以政治家的胆识，毅然决然地做出了最后的决策。他向国民解释他的决策时说，政府的一切决策都是以维护巴基斯坦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最高目标。几个月以后，随着塔利班的垮台，美国所领导的反恐战争取得初步胜利。事实证明，穆沙拉夫当时的选择是正确的，他的决断不仅使巴基斯坦免于一场灾难，　同时也将自己推上了著名政治家的舞台。那时候，他的名字和照片经常与美国总统布什、英国首相布莱尔、俄罗斯总统普京并排出现在国际各大新闻媒体的显要位置。曾有外国记者开玩笑说，阿富汗战争中，神话了一个拉登，捧起了一个布什，同时造就了一个穆沙拉夫。被称为“平民将军”的伯维兹·穆沙拉夫，1943　年生于印度，后移民巴基斯坦。毕业于巴基斯坦卡库尔军事学院。先后在自行火炮团、特种作战营、装甲师属炮兵部队、步兵师和野战军中任职。曾赴英国学习并任职军事学院。参加过1965　年巴印战争。获得过“卓越”、“新月”勋章。1998　年担任陆军参谋长，荣升上将军衔。1999　年9　月29　日，被谢里夫总理任命为陆军参谋长兼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1999　年10　月12　日，谢里夫罢免穆沙拉夫的职务，并下令不许他乘坐的飞机在伊斯兰堡国际机场降落，使他险些命丧蓝天。同日，侥幸生还的穆沙拉夫在军队的支持下，推翻了谢里夫政权，军事接管政府，宣布出任首席执行官。“巴基斯坦实在是被逼无奈。”被我们称为巴基斯坦问题专家的许钺乃如是说。据了解，由于各种复杂的历史、经济、社会等原因，巴基斯坦始终被巨额的55　/　185　外债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加之与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长期的军事对峙，造成军费开支庞大。而国内各种民族、宗教等矛盾严重，更使巴基斯坦原本衰微的经济雪上加霜。我支持巴基斯坦人民穆沙拉夫的日子不好过，巴基斯坦老百姓的日子更难。战争使他们本不富裕的生活更加艰难，同时也给他们的精神造成极大的压力。一向关心政治的巴基斯坦人，此时显得忧心忡忡。刚到巴基斯坦采访时，我稍不留神就会被周围的人热情地拉住手，谈论一番眼前的局势。就连杂货铺的小老板、自由市场卖葡萄的老人也不把我放过。他们先畅谈一番中巴友好情意，然后便直入主题：“支持拉登还是支持美国？”“支持穆沙拉夫还是支持塔利班？”“中国支持谁？”说实话，望着他们那专注的神情，　我真想说点心里话，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一种长期养成的政治觉悟提醒我“说话要小心”。思前想后只得回答：“我和中国人民一样支持巴基斯坦人民。”这个“驴唇不对马嘴”的答案，经常把老巴们弄得莫名其妙。至今想起他们那“丈二和尚摸不找头脑”的样子，我还为自己的“高明”沾沾自喜。当我问他们是否支持穆沙拉夫政府的决定时，许多人表示“不喜欢穆沙拉夫”，可同时又无奈地说：　“没办法，巴基斯坦真倒霉。”　穆斯林开斋节时，我赶到伊斯兰堡最大的清真寺——费萨尔清真寺采访，遇到3　位伊斯兰堡国际大学的学生做完礼拜后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