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波在战争前线-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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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该下台！”哈菲斯干脆的回答吓了我一跳。要知道，在当地普什图人普遍同情和支持塔利班的时候，　哈菲斯应该属于极少数“持不同政见者”，他的话如果让那些极端人士听见，弄不好会招致一通暴打。谈话中，我发现22　岁的哈菲斯是那种典型的开放式青年，他并不在乎如今失业待在家里，只希望日子过得轻松自在。他说，他有不少漂亮的女朋友，经常在一起幽会。他还说有机会要让我们见见他最漂亮的女友，她是一个正在学校读书的学生。按孙浩的话说，哈菲斯是个典型的阿富汗“公子哥”。据哈菲斯介绍，他家原来住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父亲曾在塔利班一家医院当医生，生活绝对属于“小康水平”。后来塔利班掌权后，采取了许多“不近人情”的做法。比如，塔利班士兵经常没有任何理由，就随意闯进市民家里没收人家的私人财产；对经商实行严格地限制，导致许多店铺纷纷关门。塔利班在医院里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弄得医院乱七八糟。他父亲在忍无可忍之下，两年前带着家人逃到了白沙瓦。后来我们和哈菲斯混熟了，他还特意带我们到他家做客。他家住在城东一处66　/　185　阿富汗人聚居区。见到有外国人来访，邻里们都跑出来看热闹。一大堆孩子围着我俩像观赏大熊猫一样，从头到脚看个遍。富有爱心的孙浩对其中一个六七岁的小姑娘欣赏不已，硬逼着我承认那位大眼睛、长睫毛的小姑娘像中国女孩。哈菲斯说，这里的人家都是近年来为躲避战乱灾荒逃到白沙瓦的，虽然他们的生活较为艰苦，但毕竟还能过上平静的日子。问及以后的打算，如今失业在家的哈菲斯毫不犹豫地说：“出国。”他说，他的一些亲戚都在国外，姐姐已在德国定居，哈菲斯准备去德国让姐姐帮助找工作。后来我发现，在阿富汗，像哈菲斯这样想出国的青年人很多，他们希望用这种方式尽快改变自己的生活现状，从而实现自己的某种理想。按照哈菲斯的话说：“无力改变阿富汗，只好一走了之。”　当被问到如果出国之后、是否还想回阿富汗时，哈菲斯无奈地摇摇头说：“那里天天闹打仗，回去干什么？等以后和平了再说吧。”　难民营里有塔利班战士10　月6　日，战争爆发前一天，也是我抵达巴阿边境采访的第18　天。这些天，我几乎每天都与后方通电话，希望得到较为“明确的指令”，比如“设法或立即进入阿富汗采访”之类。但得到的除了领导和同事们关切的慰问，　就是“千万别擅自行动！”的告诫。对此，我虽然心中焦急，可又没办法。无奈中，我只好将注意力集中到反映难民的生活上。当时，被逼无奈地蹲守在白沙瓦的数百名记者，也大多将采访的焦点转向阿富汗难民营。但是，巴政府却不允许采访难民营，急得很多记者哇哇直叫。“为什么不让记者采访难民营？”我们曾经愤愤不平地追问过当地的记者。那位报纸记者神秘地回答：“难民营可是个复杂诡秘的地方，说不好还藏着塔利67　/　185　班战士呢。”他的回答让人将信将疑，却更勾起我们要设法进入难民营采访的好奇心。10　月6　日上午，我们怀揣着尼亚兹写的纸条，连哄带撞地闯进了当地政府内政部部长的办公室。偌大的部长办公室，除了桌上的一堆文件纸，基本见不到像样的现代办公设备。约摸50　岁上下的部长显得十分疲惫，手托着下巴，边看文件边听取我们的陈述。我们想进难民营的理由很充分，也很正当，如“13　亿中国人民想知道阿富汗难民现在的真实情况”、“呼吁国际社会帮助巴基斯坦解决难民困难”、“用客观报道澄清某些外国媒体对难民情况的不实报道”等。看我们说得差不多了，部长终于开口：“根据可靠的线索，难民营很可能潜伏着一些逃出来的塔利班战士和‘基地’组织成员。你们外国人跑进去万一出了问题，我们担当不起！”他还告诉我们，目前已有上百位外国记者提出申请，都已被拒绝，理由很简单：“为了保护记者的安全。”　眼见在部长那里捞不到好处，我们只得赶到当地政府新闻部去“坐等”。新闻部挤满了外国记者，我们耐心地等了半天，发现那个从前曾陪同我俩去边境线采访、并拿过我们好处的老头儿，一直在和几位西方记者嘀嘀咕咕，对我们视而不见，似乎早把我们“贿赂”他500　卢比（当时1　元人民币约合8　个多卢比）的事抛到脑后。“这老头肯定拿了人家更多的好处。”我们心里有气可又没办法。当时的500　卢比的小费，对我们来说是个大数目，可比起那些一出手就是几十甚至上百美元的美国、日本记者，我们也只得自叹不如。情急中，我们站起身，驱车闯到西北边境省难民事务委员会，找官员哈菲兹先生，拿出死缠硬打的办法，硬是“泡”在老先生的办公室不走。多次接受过我们采访的哈菲兹已经60　多岁，他真有些拗不过我们这两个“来自兄弟国家”的68　/　185　记者，最终一咬牙，给我俩特批了一张去沙姆沙通（Shamshatu）难民营采访的许可证，此时已是午后两点多。进入沙姆沙通难民营我们顾不上吃口午饭，沿途叫上已经熟悉的哈菲斯为我们指路。谁知这位难民营出身的小伙子开始还吹牛说自己路熟，后来却也转了向，带我们走了不少冤枉路。最后还是路遇一个开拖拉机的司机好心带路，才总算找到了地方。沿途山路坑洼不平，害得孙浩的丰田熄了好几次火。有20　年历史的沙姆沙通难民营建在一座光秃秃的山上，是由联合国难民署和当地政府联合修建的。目前居住着1　万多个家庭，约10　万难民。最早的一批难民同样是20　世纪70　年代末至80　年代、阿富汗遭受前苏联入侵时逃到此地的。其中也有部分是阿富汗局势紧张以后，刚刚逃来的新难民。前者一般住土坯房，　而后者大多住在临时搭起的帐篷中。来到沙姆沙通难民营门口，递上“许可证”，我们被一群阿富汗把门人“验明正身”后，领到一间小屋里坐下。不久，一些穿戴讲究，一看就是有身份的人物与我们见面。通过哈菲斯的翻译知道，他们过去在阿富汗都是一些地位显赫的人物，如部落长老、政府官员、地方军阀头目等。“有塔利班的手下吗？”我偷着问，哈菲斯使个眼色点点头。由于语言不通，人家讲普什图语，我们讲英语，　没讲几句，彼此就只剩下点头微笑或者大眼瞪小眼地喝茶的情景了。我们的眼光不时瞥向一位在抗苏期间当过军队指挥官的人。他满脸通红，眉宇间露出几分凶相，孙浩和我都认定他是“塔利班”。出发时，一位端着枪的警察二话不说，挤进我们的汽车，一问是难民营派来保护我们的。此时，我们才发现，同行的还有美国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69　/　185　的电视记者。开始我惊叹美国记者还挺能钻，反过来一想，我们能托关系、走后门，人家老美就不会花些美金、施个美人计什么的。我和孙浩嘀咕，这时可不能听我摄影部老板徐祖根“要多跟美国记者在一起”的话，眼下必须和美国记者划清界限、保持距离。塔利班最恨美国人。万一难民营藏匿的塔利班士兵向他们打冷枪，我俩可就成了炮灰了。难民营里的景象让人心酸。每座帐篷里几乎都是空空荡荡，除了一些破被褥，　就是几件熏得发黑的炊具。难民营里除了妇女和孩子就是老人，很少见到青年人。难民们告诉我，许多阿富汗青年被塔利班强行征兵，侥幸逃到这里的年轻人又不得不出外流浪打工。我们走到一处摇摇欲坠的土墙前，一个四五岁大的小女孩不错眼珠地盯着我和我的镜头，竟吓得哭起来。我赶快拿出10　个卢比塞到她的手上，小姑娘顿时停止了哭泣。望着小姑娘眼泪汪汪而又满足的神情，我心里一阵发酸。10　个卢比的给予，已经让她感到莫大的欢欣。可能是有当地人和警察保护的缘故，我们的采访拍摄没有遇到太多的麻烦，　这已经让我们感到幸运。10　月的巴阿边境依然出奇地热。我从临时帐篷区到土坯房居住地，登高、爬坡、上墙、跨沟，一会儿就忙出满身尘土和臭汗。正当我拎着相机四处抓拍难民里的镜头时，发现美国记者的镜头正在瞄准我。我下意识地赶忙躲闪。没想到老美友善地眯起眼睛，冲着我点头笑了笑，那意思仿佛在说：“朋友，你的镜头和难民一样精彩。”　一路上，我不时地自报家门：“我是中国记者。”有时看对方不明白，干脆扯起我用红圆珠笔写在摄影背心上的“XinhuaChina　中国新华社”让他们看，一是希望争取些好感，二来真的撞上塔利班士兵，想必他们也不会向“中国”开枪吧。70　/　185　40　多岁的默罕默德正蹲在帐篷前，皱着眉头抱着收音机听新闻。我凑过去一问，知道他全家是从阿富汗南部城市坎大哈逃出来的。当问及他对局势的看法时，他的回答是：“不支持塔利班，更不支持美国。”这也是我采访难民们时，得到最多的回答。一位会讲些英语的40　岁上下的中年人给我当了临时翻译。他边走边问我：　“你支持美国还是支持塔利班？”“中国支持谁？”……一连串严肃的“政治问题”弄得我警惕性倍增，思前想后的回答是：“中国人民永远站在阿富汗人民一边。”这句像外交新闻公报的回答让他既满意又不满意。“塔利班凭什么与美国作对呢？”我问。他想了想说靠“念经”。他说像许多穆斯林一样，他每天都赶早起来念经，每天5　次，总是雷打不动。据说，许多塔利班士兵即使在战场上，每天也都要拿出随身携带的《古兰经》，坚持诵经。“那样会不会影响打仗呢？”我有些不解。“不会，真主会帮助他们打败敌人。”类似的回答，我听旅馆里的管理员法努克也说过。对于许多穆斯林来说，人世间最重要的事不是事业、金钱、爱情等，而是“念经”。他们的回答尽管让我感觉新鲜，但仔细一想又感到其实挺正常，这或许就是信仰的力量吧。在“保镖”警察的催促下，我们不得不赶在天黑前离开难民营。望着眼前瞪大眼睛盯着我的孩子，我禁不住走过去和他们照张纪念照。照片上，孩子们乐得很开心，我却乐不起来。不开眼的警察把他的AK－47　步枪伸进了画面，好像是我和孩子们在他的枪杆子底下合影。71　/　185　第七章：战争在数十公里外爆发10　月7　日，一个平常的日子。预料之中的战争终于在我焦急而疲倦的等待中开始。我不是个好战分子，从不认为战争是个好东西。可对于在前沿地区苦苦等待的上千名记者来说，这确是我们冥冥之中所期待的。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毕竟是冲着采访战争而来。这一天已是我抵达巴阿边境的第19　天。“打起来了！”　巴基斯坦当地时间晚上9　点半前后，结束一天的紧张采访、发稿之后，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自己二楼的小房间。此前，我已趴在旅馆前台传了两个多小时图片，两张不到200K　的照片就是传不出去。在我之后来发稿的《纽约时报》的两位记者，仅用了10　多分钟就传完了760K　的图片，看得我又羡慕又生气。采访的疲劳容易忍受，这种发稿的折磨实在让人头疼，倍受折磨。烦闷地回到房间，我倚靠在床头休息，感觉肚子有些饿，随手拿起饼干嚼起来。突然，孙浩火急火燎地闯进来，大喊着：“老刘，打起来了！”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可还是下意识地一骨碌爬起来，冲过去打开电视机。此时，　“CNNInternationa（l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正在播放布什总统的讲话。画面上，　布什神情庄重而威严。他在讲话中宣布：“根据我的命令，美国军队已开始对阿富汗实施军事打击，打击的目标是阿富汗境内的‘基地’组织恐怖分子训练营地，　打击的目的是摧毁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军事力量。”布什在讲话中还特别强调，　军事打击是针对恐怖分子，而不是针对阿富汗人民。“真打起来啦？”天天被各种“狼来了”式的传言弄得晕晕乎乎的我，此时72　/　185　已经不敢相信周围的一切消息。“CNN　再厉害，也不敢拿自己的总统开玩笑。”　孙浩大声追了一句。CNN　播放的电视画面可能是通过卫星拍摄的，或许是距离很远的缘故，画面质量很差。现场的画面被大片大片的黑夜笼罩，隐隐约约可以见到城镇里有灯光来回闪烁，不知是美军飞机轰炸引起的火光，还是地面防空火炮还击时发出的亮光。灯光时明时暗、时隐时现，点点亮光闪烁迷离，四周背景根本难以辨认，　为21　世纪的第一场战场带来几分神秘和恐怖。我凑近电视屏幕，想尽力看清楚现场的一些情况，结果什么也看不到，只能凭耳朵听、凭感觉去猜测。据CNN　报道，美国当晚袭击了首都喀布尔、塔利班总部所在地坎大哈，以及阿富汗东部城市贾拉拉巴德等地。喀布尔在遭到空袭后全市停电，当地电力系统基本瘫痪，同时坎大哈一个机场的指挥基地被摧毁。另据阿富汗伊斯兰新闻社报道，塔利班当局证实，美国飞机当晚轰炸了喀布尔机场附近地区，市民听到了飞机的轰鸣声和炸弹的爆炸声。有消息称，位于喀布尔市中心的塔利班国防部也遭到了袭击。猛然间，一直徘徊在战争边缘的我们终于被推向战争前线。由于塔利班事先早已将外国记者全部赶出了阿富汗，驻守在白沙瓦的记者便成为战争爆发时最靠近前线的记者。为此，我和孙浩也成为当时最靠近战争前线的中国记者。零点行动战争打响了，我原本疲倦的神经像是被注入了一针兴奋剂。那一刻，我仿佛听到了远处战场上传来的爆炸声。“出发！”我和孙浩不约而同地抄起摄影包冲出旅馆，开车直奔大街。法努克看我们兴冲冲的样子，问这么晚了，出去干什么。我顾不上回头，随口甩下一73　/　185　句：“去拍打仗！”　出乎我的意料，附近街上和平日一样冷冷清清，看不出多少紧张的气氛。“这哪里像战争刚爆发啊！”我嘟囔着。可转念一想，这么晚了，大多数当地人可能已经进入了梦乡，恐怕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消息。据分社同事朋友讲，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当地的百姓平日很少有娱乐活动，一般晚饭后喝喝茶就会早早入睡。难怪，有时我们晚上九十点钟干完活出去找饭吃，绝大部分饭馆早已关门谢客。街上虽然冷清，我心里却热呼呼的。和孙浩商量后，我决定先赶到白沙瓦最高档的珠际饭店，看看那里的外国记者有什么动静。珠际饭店（俗称PC　饭店）是白沙瓦惟一的五星级饭店，住着上百名外国记者。自从阿富汗危机爆发以来，数百名外国记者蜂拥而至，使这里平日较为清淡的生意一下子火了起来。据那里的工作人员说，这里一个普通标准客房的价格已从原来的每天不到100　美元，涨到现在的200～300　美元。即使这样，饭店依然天天爆满，令许多后来的记者因租不上房子而发愁。阿富汗局势紧张以来，特别是战争爆发后，巴基斯坦许多城市的旅游、贸易、商业受到严重影响。但由于大量国外记者纷纷涌入，以前并不景气的宾馆、饭店业生意却红火起来，价格一路攀升，有的价格比平时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仍然顾客盈门。虽然有同行开玩笑地说，这是典型的“发战争财”，我倒觉得这是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与珠际饭店相比，我们租住的小旅馆价格真的很便宜，每人每天仅20　多美元。我们也曾设想搬到这里，可一问价格，又缩了回去。如果当时我们向总社或总分社申请住进珠际饭店，后方肯定也会支持。但是已经习惯了“勤俭节约”的我们，最终选择了“少花钱、多办事”的路子。我们考虑到，像我们这样整天都在外面奔波采访的记者，只是到夜里才回到旅馆睡几个小时，住宿条件好坏并不74　/　185　重要。我们欣赏珠际饭店，主要因为大部分外国记者都住在这里，俗话说“人多力量大”，记者一多，信息就多、消息就灵。珠际饭店里的警卫明显加强，武装警察在院内来回巡视。饭店门口和大堂里已聚集了近百名全副武装的外国记者，进进出出十分忙碌，那架势颇像战士紧急集合、准备出发。我抱着相机追着拍摄下两位日本电视记者紧急行动的镜头，随即赶过去问他们准备去哪里采访，得到的回答竟然是：“不知道，正做准备。”身边的另一位美国记者开玩笑地说：“想去喀布尔，可没人批准。”一位被塔利班从阿富汗驱逐出来的英国记者满脸遗憾地说：“当时真应该在喀布尔化妆潜伏下来。”“如果那样，现在你可能早就成了塔利班的俘虏了。”另一位同行的玩笑把周围人都逗乐了。站在门口的记者们，一个个伸长了脖子不时地眺望远方，彷佛想听到或看到一些战场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看来美军今晚是不会轰炸白沙瓦了！”我无可奈何地望望天空，心里猜测着。半个多小时过去了，身边的记者们似乎没有什么行动，有的抱着摄像机坐在门口休息，有的干脆仰望天空像是在数星星。此时，我突然感觉到，战争中的阿富汗才真正是“围城”——一座被包围的城市，里面的百姓想逃出来，外面的记者想冲进去。结果是：想出来的人出不来，想进去的人进不去。“不能在这里耽误时间。”我和孙浩一个对视，再不敢迟疑，立刻驱车离开珠际饭店，直奔市中心，打算去了解一些城里的动静以及市民的反应。我们刚刚上车，手机突然响了，我拿起电话“喂、喂”了半天，只听到嘈杂的“沙沙”声，　随后就断线了。我正在纳闷，手机又响了，一接还是老样子。“什么破电话！”我又急又气地把电话甩到旁边的座位上。我怀疑是由于战争突然爆发，通讯信号受到影响。因为我曾听说，白沙瓦与阿富汗之间的部分通讯系统是相互关联的；还75　/　185　有人说阿富汗一些城市的电话局是从白沙瓦电话总局接过去的。“是不是我的电话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干扰了？”我半开玩笑地问着孙浩，可眼睛还是紧紧盯着被我甩到座位上的电话，希望它再吵叫一次。电话终于又响起来。我一接，通了，可听受效果很差，费了半天劲才听出是香港分社摄影组负责人杨嘉理打来的。她在电话中几乎是喊着告诉我，总分社和总社摄影部正等着我的照片，还问发稿有没有困难。我回答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