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持的所在”。孙科提议，由他领衔，代表驻欧使节，向蒋介石、孔祥熙发出电报，请他们不要再向国外拍发“要求和平与和解的训令”。 ①由于孙科“急于访苏去争取积极的支援”，1938年1月16日，孙科一行离开阿姆斯特丹，前往莫斯科。孙科在苏期间，同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苏联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孙科向斯大林转达了蒋介石请求苏联出兵中国参加对日作战的建议，斯大林未作明确答复，但表示苏将以物质援助中国。②孙科此行争取到苏方5000万美元的军事借款，③ 用于中国购买苏联军火。孙科在访苏结束后，于9月返回武汉。
1939年3月，孙科奉命再度访苏。自西安、兰州飞抵迪化（今乌鲁木齐）后，因气候原因，苏联飞机不能降落，孙科一行改乘汽车沿陆路进入苏联，于4月10日抵达莫斯科。此行，又从苏联得到2亿美元的贷款。④ 6月13日，孙科与苏联外贸部长米高扬签订了中苏《通商条约》，规定苏方以特种物品（军火武器）交付，中国以矿产品、农产品各担半数陆续偿还，双方物资往来均经陆路运送。孙科在完成使命后，于7月4日抵达巴黎。
1939年8月，孙科在回国途经巴黎期间，接到蒋介石要他去苏联进行第三次访问的电报。蒋要孙科转告斯大林，“不管苏对同中国合作对付日本已否采取新的步骤，中国都准备和苏合作，准备跟随苏联之后，唯苏马首是瞻”。 ⑤ 蒋介石并要孙科协助新任驻苏大使杨杰观察苏联军事、外交动向。于是孙科遂有第三次莫斯科之行。9月9日，签订了《中苏航空协定》，直到10月初，离苏途经欧洲返国，于11月20日回到重庆。对于第三次访苏是否必要，孙科曾持怀疑态度。他认为蒋介石不提具体合作方案，中国政府内某些圈子（指汪精卫）又正在进行对日和谈的舆论宣传，这些均不适宜他重访苏联。⑥ 但在蒋介石的压力下，孙科仍然履行了第三次访苏的使命。
孙科三赴莫斯科争取军援的成功，不仅加强了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也提高了他的社会声望，这反过来又进一步促使孙科发表大量联苏言论，作出“亲苏”的姿态。孙科的这类言论在抗战前、中期十分突出，成为当时政坛上一道耀眼的风景线。孙科高度评价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认为苏联是中国最重要的盟友。
——————————
① 《顾维钧回忆录》第3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6、38、170、171页。
② 《孙科自莫斯科致蒋介石电》（1938年2月7日），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作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407页。
③ 关于孙科第一次赴苏获军援贷款数额，据孙科《八十述略》回忆，为1。5亿美元。据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三），应为5000万美元，本文采王铁崖说。
④ 关于孙科第二次赴苏所获军援数额数，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杨杰档案记载，1939年6月13日，孙科与米高扬签订信用借软协定数额为1 。5亿美元。7月1日．中苏签订借款协定数额为5000万美元。两笔共计2亿美元。孙科回忆为3亿美元．实有误。
⑤⑥ 《顾维钧回忆录》第3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6、38、170、171页。
86
———————————————————————————————————————
他说，早在“九一八”事变时，苏联就“大声疾呼地谴责法西斯侵略国家”。到了抗战爆发，苏联“不仅在精神上给予我们以可贵的鼓励，而且在物质上也给予我们以最大的帮助”，“数目之巨，至今还占援助者的首位”，“就是在苏德战争爆发以后，苏联仍有物资运到中国”。孙科在称赞苏联的同时，批评了西方国家的绥靖政策。他说正是因为英法等国“顽固地拘泥于政治成见”，及至抗战爆发，对日本“更无具体行动”，才造成了“东方法西斯主义的猖狂”。 ①孙科认为，只要把苏联的“豪侠举动”和西方的态度一对比，“我们的朋友是谁？”这个问题就一目了然。在我们的朋友中，“最重要之一，就是国父早就明确指示我们要与之成为盟友的苏联”。 ②而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国父联苏政策随时代之需要更富伟大意义”。③
孙科在一系列演讲和文章中，高度评价苏联十月革命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其程度之热烈，言辞之浮丽，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中是罕见的。孙科抨击“世界反动力量”“诋毁”、“攻击”苏联，他称赞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体现了孙中山生前“无时不企图”的“新兴革命力量的兴起”。 ④ 孙科说，关于民族、民权、民生三大问题，在“世界各国都还没有解决”，而“苏联却在艰苦的环境中，经过了二十二年革命的奋斗，终于把它一一完满地解决了”。孙科进而声称，苏联“建设成功，就是达到三民主义的理想”，“总理不及亲见，也料不到三民主义理想，竟然又先在苏联实现”。⑤在孙科的眼中，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已是地球上的“理想国”。
孙科对苏联的热烈拥护，甚至发展到为苏联的一些大国主义霸权行径辩护的地步。1939年苏联与希特勒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继而占领波兰东部，吞并波罗的海三国，苏芬战争爆发。国内公众对苏外交颇多疑惑，进而担心苏联对日本态度将有所软化。孙科为了消除国人对苏的疑虑，在公众场合多次发表言论，对苏联继续表示高度的信任。他说“苏联绝无必要牺牲中国，讨好日本”，“苏联对中国同情和援助的友谊，绝不会有丝毫的转变”。 ⑥ 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订了有损中国主权利益的《苏日中立协定》，孙科虽有不满，但在同年10月发表的有关苏联对外政策的演讲中，仍试图为苏联对华的大国主义行径辩护。孙科在谈到中东铁路、外蒙、新疆等问题时，一方面批评了苏联的做
——————————
① 孙科：《论国际反侵略战争的新形势》（1941年9月1日），载《中国的前途》，第143页。
② 孙科：《苏联对外政策之研究》（1941年10月11日），载《中国的前途》，第157页。
③ 孙科：《论国际反侵略战争的新形势》（1941年9月1日），载《中国的前途》，第147页。
④⑤ 孙科：《怎样完成总理的遗志》（1940年3月），载《中国的前途》，第3—6页。
⑥ 孙科：《国际现世与中国》，（1939年12月23日），载《中国的前途》，第128—129页。
87
———————————————————————————————————————
法，但又将中苏在这些问题的争端描绘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声称苏联的举动是“事出于不得已者”。①
孙科在抗战期间对苏外交活动中扮演了一个极为活跃的角色，他不仅身负重大使命三次远赴苏联，为中国争取到巨额军事援助，又以立法院院长和中苏文化协会会长的身份，积极鼓吹对苏友好，几乎逢会必赞美苏联，若干“亲苏”言论甚至到了令人“侧目”的程度。问题是，这些言论是孙科的真实看法，还是他代表国民政府作出的某种外交姿态？
三
抗战期间，“联苏”是国民政府既定的国策，对苏外交由蒋介石一手主导。国民政府总的说来采取了对苏友好的外交方针，这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尤为明显。孙科作为国民党内著名的“亲苏派”代表，他的言论基本上出于国民党对苏外交的政治需要，具有明显的外交策略的色彩。
孙科把对苏友好视为抗战期间中国必须采取的一种外交策略。他援引孙中山曾交替实行过联英、联美、联俄政策的史实，强调“世界各国间，邦交的厚薄，完全以利害关系为转移”。他指出：当“我国受日本残酷侵略的时候”，只有苏联大规模支援中国，所以“我们当然要和苏联维持友好关系”。1939年1月，孙科把蒋介石制定的外交策略电告驻苏大使杨杰，“对苏外交以军事为重心，对美外交以政治为重心，对英外交以交通、经济为重心”。②所谓对苏外交以军事为重心，就是最大限度地争取苏联对华军事援助。孙科认为，要争取到苏联援助，就不能反苏。“对内是另一问题，对外实有联俄的必要”。③
中苏地理的接近，苏联对中国边疆地区的影响，也是孙科主张对苏友好的另一重要原因。孙科知道苏联对华有大国主义的企图，但是出于中国的眼前利益，主张暂且隐忍。孙科认为，中苏边境漫长，苏联国力随几个五年计划已大大加强，与此相比，中国的国力则十分衰弱，新疆等地区仅在表面上“听命中央”，实则半独立。除了新疆问题外，中苏之间还存在中东铁路和外蒙问题，苏联在这些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就法理来说……是非法的”。然而孙科认为，尽管中苏间存在这三个“未决之悬案”，但“较之在艰苦抗战中，苏联所予我们宝贵的
——————————
① 孙科：《苏联对外政策之研究》（1941年10月11日），载《中国的前途》，第154页。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杨杰档案。
③ 孙科：《我对外交政策的态度》，载《孙科文集》，第1091、1092页。
88
———————————————————————————————————————
援助”，似不应过分强调。孙科说，解决这些问题有待于“我们把敌人驱逐到鸭绿江彼岸”，及中国“强大起来”。 ① 在未达到此目标前，则必须正视现实。孙科提出，在中央政府加强经营新疆的同时，要尽力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取得苏联的谅解。甚至连“东北善后”，也应“与苏方协议解决”， ② 以服务于维持中国领土完整的目标。
孙科发出的这类言论，实际上反映了蒋介石的对苏外交策略，孙科只是说出了蒋介石不便明说的话。当国民党内的右翼人士批评孙“时而亲美，时而亲苏，朝三暮四，没有一定的主张”时，孙科反驳道：“世界上没有永久的敌，也没有永久的友，过去是敌国，现在也可以做好朋友。”③ 孙科的这种态度也是抗战期间蒋介石对苏联的态度。孙科在晚年回忆出使苏联的往事时，直言不讳地说，当年远赴莫斯科的目的乃是“想拉拢苏联”。④
孙科的大量“亲苏”言论，并不仅局限于对苏外交方针方面，还涉及国内政策方面。这些言论突出了当时他作为自由派、民主派的个人形象。作为国民政府的一个高官，孙科有意角逐更高的政治地位，他需要有一套自己的“语言”，主张对苏友好是其政见主张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集中表现在他将联苏政策与改良国内政治加以密切联系。
1938年8月7日，孙科在首次访苏归国途经巴黎时致电蒋介石，提议“中苏合作不限定时日，战事终了仍应提携，宜缔永久盟好”。孙科要求蒋介石改良国内政治和社会经济措施。他认为此两项虽“属我内政”，但影响两国关系巨大，“彼当局口虽不言，心中未尝不怀疑我战胜后，有法西〔斯〕之危险”。孙科还向蒋介石通报了访苏期间，苏联领导人对国民党的某些疑虑。苏方曾就国民党“对八路军待遇不公”，对中共存有“歧视”，国共关系“未能融洽”，向孙科表示了不安。孙科对此十分重视，向蒋介石提出对此类事“急应改善”，中国应“自动解除其疑虑”，“以实现与苏精诚合作”。⑤
但是对外“联苏”，对内改良政治却是一个易说难做的复杂问题。孙科既已将苏联列为中国首要学习、模仿的国家，就难免被世人认为他是在鼓吹中国应效
——————————
① 孙科：《苏联对外政策之研究》（1941年10月11日），载《中国的前途》，第158页。
② 《孙科自巴黎致蒋介石电》（1938年8月7日），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作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二），第409页。
③ 孙科：《怎样应付当前的困难问题》（1944年3月9日），载《三民主义新中国》，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72页。
④ 《孙哲生先生口述传记》，载《孙哲生先生年谱》，台湾正中书局1990年版，第469页。
⑤ 《孙科自巴黎致蒋介石电》（1938年8月7日），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作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二），第409页。
89
———————————————————————————————————————
法苏联，走苏式建设道路。面对这个矛盾，孙科煞费苦心地试图划出几个界限，向国人提供一个所谓学习苏联的正确方法。孙科认为，向苏联学习除了“学苏联共产党的组织方法，学习他们的办党经验”，还要学习苏联的“整齐划一”，以及苏联人对自己“立国主义”所持的坚定不移的立场。至于苏联的“立国主义”，那是中国不需要的，“因为我们已有适合于中国的三民主义，无需乎舍己求人”。 ① 孙科对左派、右派各打五十板。他说，信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人，“不明白苏联实在的情形”，因而有“反对三民主义的言论”；另一部分人则“不明白民生为何物，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和苏联的情形，没有深刻的观察和研究，因而尝有反对苏联，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言论”。孙科声称，“共产主义是人类一种最高尚的理想，就是中国数千年所讲的大同”，“民生主义与苏联的社会主义没有冲突，就是与共产主义也没有冲突”，“两者实在是殊途同归的”。他强调“中国的历史与环境与苏不同”，因此中国只能采取有别于苏联的“不同方法”。他的结论是，“愈是羡慕苏联的人，愈要确信总理的三民主义；愈是信仰三民主义的人，愈应该研究苏联，和苏联携手”。②
孙科以为经过他这一番对向苏联学习内容的限定，中国既能“坚持一定的立国主义”，又可迅速学到苏联的经验。但事与愿违，随着国共关系日益紧张，孙科“亲苏”、开明的形象面临严峻的挑战。1941年后，他追随蒋介石公开反共，然而他并不愿就此放弃“亲苏”的姿态。孙科的反共方法别出心裁，他竟以吹捧苏联的方式反共。
孙科在指责中共“犯了反民族主义的错误”的同时，竭力称赞苏联。他声称，苏联红军抵抗纳粹侵略的英勇战绩，“完全是因为受民族主义感召的缘故”。孙科援引苏联领导人对他的谈话，“中国共产党，应该协助国民党实行三民主义，不必抄袭苏联共产主义的办法”，攻击中共“没有苏联这种革命的气度”。孙科说，中共“这两年的行动，如果是在苏联，是绝不允许的，他们一定要被严厉地制裁”。他还以苏联军队“非常讲纪律”，苏联“政治、经济、社会的体制和理想都是一律的”为由，要求中共服从“三民主义的纪律”。孙科讲道：“有些人说国民党一党专政，以为一党专政便不是民主国家，这是错误的”，“苏联革命成功，由专制走向民主，还不是以布尔什维克一党建国，一党治国吗？”③
尽管孙科的反共、“联苏”立场与蒋介石并无矛盾，但是随着苏联对华军援
——————————
① 孙科：《怎样应付当前的困难问题》（1944年3月9日），载《三民主义新中国》，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63页。
② 孙科：《怎样完成总理的遗志》（1940年3月），载《中国的前途》，第3—6页。
③ 孙科：《抗战国策之再认识》（1941年4月6日），载《孙科文集》，第490—494页。
90
———————————————————————————————————————
在1942年完全中止和美国与中国开始协同对日作战，对美外交立时成为国民政府对外关系的重心，孙科等“亲苏派”的地位与作用已明显下降。孙科只能依托“中苏文化协会”进行一些宣传中苏友好的活动。1944年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重大进展，日本败局已初步可见，苏联的地位与作用成为影响远东战后安排不可忽略的因素，此又与中国东北问题紧密相连。在这个时刻，孙科再度就对苏问题频频发表议论。
孙科此时已修改了他的反共立场，转而主张为了搞好与苏关系，应用和平方式解决中共问题，按孙科的主观意图，这一切主要是为了争取苏联在东北问题上与国民政府合作。孙科在1944年已预测到苏联将出兵中国东北，并把此与中共问题加以联系。他分析道，当欧洲战争了结，“苏联也有参加对日战争的可能”，“苏联出兵打日本……一定在东北”。“假便（使）到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的兵力还没到达那里，那时他们当然要找他所认识的人，很可能找中国共产党”。对此前景，孙科深为忧虑。他说“未来东北情形假便（使）是这样发展……东北在中国共产党手里……这样又有一个可能，当然要与中国共产党打起来。而后面有苏联帮他的忙，结果非同苏联打仗不可”。此种前景使孙科不寒而栗。于是他一再提醒蒋介石，中苏“接壤万里，苏联的最终目的是行共产主义，我们如果取反共立场，当然人家要当心我们，以为反共就是反苏”。他呼吁，“今后我们要建国，唯一的条件，是需要与我们的盟邦亲善……国内问题只有用政治方法求解决，不能用武力解决”。①
孙科有关战后对苏外交的设计，得到蒋介石部分的赞同。蒋介石同意对苏友好，也希望争取苏联在东北问题上的合作，但拒绝因此而从根本上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