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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孙科在国防最高委员会报告各分组委员会会商情形，孙科例举了各项修改。他说：“对总统也有两点规定，总统经过行政院决议，将发布紧急命令，但须在一个月内报告立法院（原来规定两个月）。关于地方制度规定省为自治单位，照现在制度，省是一点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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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历史文献社编：《政协文献》，第131一132页：张九如：《和谈覆辙在中国》，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68年版，第227一228页。
② 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折点》，香港友联出版社1976年版，第34、69页。
③ 梁漱溟：《国共和谈中的孙科》，载《忆往谈旧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20页。
④ 《对于宪法草案之提示》，《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战后中国（二），第487页。
⑤ 梁漱溟：《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载《忆往谈旧录》，第176—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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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的，将来恐怕办不到。省与中央权限划分以均权为原则，省长民选，这些总理遗教本有说明，五五宪草就没有表现出来。……人民权利与义务这一章，本来有‘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的一句，我们认为这是保障人民权利，他们也有相当的了解，不过文字上有点修改”。①
由于国民党在《五五宪草》修改方面作出了重要让步，1月25日，宪法草案问题终于达成了协议。
1946年初的政协会议在各方的努力下，就会议的五个重要议题都达成了协议，孙科作为国民党首席代表参加了会议的全过程。在讨论过程中，孙科的立场较为弹性，一般多能考虑吸取其他党派的意见主张。同时作为会议临时主席，孙科在安排会谈、协调各方等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1946年2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一篇名为《延安权威人士评称政协会议获重大成果》的文章，对政协会议所获成果给予高度评价。文章称：“修改宪草原则确定了今后中国国家政治民主化的基本原则。……而改组政府及增加国大成分的决议是保障共同纲领实施及国大制宪胜利的条件”。②这两项工作——修改宪草与改组政府，孙科都曾与闻，孙科作为国民党内开明派的形象，得到社会公众的一致肯定。
然而，政协会议所造成的协议能否落实，首先则取决于执政党方面——即国民党政府的诚意及其贯彻措施。国民党内的反共强硬派CC集团对政协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协议持强烈反对的立场。1946年2月10日，国民党右派挑起“较场口事件”，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被殴受伤，当晚民盟召开紧急会议，孙科、周恩来等均到场。到了1946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CC派的活动达到高潮。他们一方面攻击中共对政协会议抱有阴谋，利用政协会议拖延时间，积极备战；另一方面将矛头指向国民党内的开明派，指责彼等对中共妥协退让，“丧权辱国”。在国民党及其强硬派的进攻面前，自由派在国民党的活动空间日益缩小，孙科面临党内强硬派的巨大压力，左右为难，进退失据。1946年春，孙科的政治立场开始再度发生变化，逐渐显示向右转的端倪。
三、孙科与“制宪国大”、“行宪国大”
政协会议后，国民党内反共强硬派掀起了反对政协会议的强大声浪。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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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政府代表孙科报告政治协商会议各分组委员会商谈情形》，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战后中国（二），第215—216页。
② 延安《解放日报》1946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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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反共强硬派全面攻击政协决议，尤其集中攻击政协会议通过的宪草修改原则。苗培成、张强等在六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议案，指责政协决议宪草修改原则“多不脱欧美宪法之窠臼”，“有违总理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遗教精神”，提议六届二中全会对政协会议宪草修改原则，“不予通过”。①在反对声浪一边倒的形势下，孙科等遭到国民党内部的严厉指责和诘难。1946年4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二次大会上发表“政治报告”，在谈到宪法草案时，从原先的立场后退，竟声称，若依原先协议的宪草原则，“乃不是和平而是混乱，不是统一而是分裂”。蒋介石并表示，“如政治协商会议，果真成为这样一个性质的会议，我们政府与人民是决不能承认的”。②
蒋介石的出尔反尔引致中共方面的强烈批评。1946年4月4日，周恩来对中外记者发表谈话，反驳蒋介石对中共的指责，揭露国民党方面意欲全面推翻政协协议。③4月6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驳蒋介石》，指称蒋介石为法西斯反动派。④这篇社论发表后，国民党内的反共强硬派再度掀起反共声浪，尽管此时孙科仍主张政治解决为先，但在《解放日报》社论发表后，他也认为“和平已没有了”。⑤
1946年6月，国共内战爆发，孙科作为国民党上层集团重要成员之一，事实上已面临抉择的关头，或者公开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方针，或者继续扮演国民党内开明派的角色。孙科一向主张在国民党领导下，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共纷争，但在反共空气弥漫的国民党内，这种立场已无活动空间。孙科选择了与蒋介石站在一边的政治立场。1946年下半年后，孙科停止了“和平”声调，全力支持蒋介石，这尤其集中在关于国大召开的问题上。
召开国大，原是政协会议各方一致达成的协议，政协会议后，国民党方面出尔反尔，提出与原决议有违的新建议，遭到中共方面的强烈谴责。为抗议国民党军进攻张家口，1946年9月16日，周恩来从南京前往上海。9月30日，周恩来等致函孙科，拒绝提出参加国民政府的中共人选，并明确反对召开国民大会。孙科一再函促周恩来返回南京会谈。⑥中共方面为了尽力维持国内和平，作出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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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苗培成等：《遵照六全大会决议确定以国民政府公布之五五宪法草案为国民大会制宪之讨论基础案》，载《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提案原文》第3册，第32—33页。
② 蒋介石：《在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战后中国（二），第497—498页。
③ 梅园新村纪念馆：《国共谈判文献资料选辑》，1945年3月至1947年3月，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9—171页。
④ 延安《解放日报》1946年4月6日。
⑤ 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捩点》，第34、69页。
⑥ 参见《孙哲生先生年谱》，第187、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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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10月21日，周恩来自沪返回南京，继续与国民党方面展开谈判，但中共坚持反对召开“一党专政”的国民大会。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中共在北方的重要城市张家口，蒋介石以为胜券在握，遂不顾中共与民主同盟的强烈反对，于11月15日在南京召开“制宪国大”。
孙科在制宪国大上扮演了一个颇为活跃的角色，他与蒋介石、于右任、曾琦等48人名列大会主席团。1946年12月25日，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孙科因长期主持宪草制订与修改，政治行情上涨。1947年3月1日，孙科出任官办组织——“宪政实施委员会”会长。4月17日，孙科出任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副主席兼立法院院长。至此，孙科与蒋介石完全合流。
为了洗刷以往个人形象的“进步”、“左”倾色彩，6月至11月，孙科频频发表公开谈话，表达对苏联、美国对华政策的不满。6月29日，孙科对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发表谈话，指责苏联支持东北的中共军队，阻拦国民党军队进入旅顺、大连，声称苏联行动已违反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8月28日，孙科又发表谈话，认为日本对中国的威胁已因日本战败而告解除，代之而起者为苏联。11月15日，孙科对美联社记者发表谈话，批评美国仅以3亿美元援华，不及援欧数额的百分之五，“实无济于事！”①
孙蒋合流，在政治上互相支持和配合，在1948年3月“行宪国大”围绕副总统竞选一事上达到高潮。1948年3月29日，行宪国大在南京开幕，从4月23日开始，国民大会进入选举副总统的阶段。参加竞选副总统的国民党方面有李宗仁、程潜、于右任等，党外则有莫德惠、徐傅霖等人。在参选人中，李宗仁是最重要的人选。李宗仁得到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支持，早在一年前即有意角逐此位，但是蒋介石却不属意于李宗仁。长期以来，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集团存在尖锐的矛盾。1947年后，美国对李宗仁的兴趣大增，这一切都引致蒋介石对李宗仁的防范与限制。蒋介石宁愿选择文人出身、势力较弱的孙科做自己的副手，而不愿身边有李宗仁这个咄咄逼人的军人领袖。1948年3月16日，蒋介石召见孙科，鼓动并支持孙科出马竞选。孙科本无意角逐，在蒋介石承诺以全党力量支持的情况下，于1948年3月25日，宣布竞选副总统。
孙科参选，给李宗仁及其桂系集团造成很大压力，尤其是孙科参选得到蒋介石的全力支持。1948年4月23日，得到桂系支持的南京《救国日报》刊载有关孙科的桃色新闻，一时对孙科的社会公众形象造成很大的冲击。经过一段颇为激烈的竞选拜票活动，1948年4月29日投票揭晓。经过三轮投票，李宗仁以1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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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孙哲生先生年谱》，第187、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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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当选，孙科得1295票，仅以143票微弱之差，败给李宗仁。李宗仁当选为行宪后国民政府第一届副总统。孙科则在5月17日，就任行宪后第一届立法院院长。
孙科竞选副总统失败与蒋介石一意助举造成的反弹有密切联系。蒋介石为了防止李宗仁当选，调动所有手段，在迫使李宗仁退选不成后亲自干预选票流向。1948年4月23日，初选结果揭晓，李宗仁得票领先，但未超过半数。蒋介石指使贺衷寒等人为程潜助选，以图分散李宗仁的选票，而使孙科当选。4月24日第二次选举，李宗仁仍居领先地位，蒋介石又出面让程潜放弃竞选，并下令国民党籍代表支持孙科。在第三次选举时，蒋介石更是周密安排，由蒋经国亲自部署助选，但终究事与愿违，陈立夫已不能控制党员代表。蒋介石的上述行为在国民党内和社会上造成强烈震动，对孙科当选客观上帮了倒忙。
孙科一向自恃己为孙中山之子，举止骄傲，与具有平民色彩的李宗仁形成鲜明反差，在竞选期间，拉票活动又远逊于李宗仁，此也是造成落选的原因。
孙科虽然未能当选副总统，但行宪国大竞选一事将孙科与蒋介石的关系进一步拉紧。在国民党统治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孙科选择了与蒋介石继续合作的道路，尽管在1948年后，国民党政权的前途已岌岌可危。
四、风雨飘摇中的孙科内阁
1948年11月至12月，国内局势发生重大转折，国民党军队主力经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已损失大半，国民党在内战中的败局已定，其统治已全面动摇。为了挽救濒于灭亡的危机，蒋介石在各方的压力下，被迫准备下野，并放出与中共和谈的试探气球，但仍退居幕后操纵。此时，孙科成为蒋介石以退求进的一个棋子，蒋介石一心拉孙“挽救危亡”，孙科再一次被蒋介石推向前台。1948年12月23日，孙科被任命为行政院院长，孙科内阁在风雨飘摇中成立。
孙科内阁的成立是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矛盾趋于白热化，为应付形势作出的特别安排。1948年4月19日，蒋介石在行宪国大上出任总统。为了显示“开明”形象，特延揽翁文灏组阁，由翁文灏担任行政院院长，无党派人士王云五担任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内阁建立后，面对日益恶化的国民党统治危机一筹莫展。9月17日，中共军队夺取济南，12月3日，占领徐州。12月15日，人民解放军已完成对北京的包围。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推行的币制改革也宣告失败，在这种形势下，翁内阁已无法应付局面。此时，主张重开与中共谈判的桂系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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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在各方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考虑下野，并有意让李宗仁担当起与中共“和谈”的责任，为此，蒋介石对内阁的改组也作了打算。
1948年12月8日，蒋介石在南京召见国民党内“主和派”代表人物张治中，向张表示：“现在最好是组织一个能战能和的内阁”。①蒋介石向张治中提出他对内阁首辅的两个方案。第一，由张治中组阁，但是蒋认为，张治中的“主和”色彩太浓厚，“恐怕立法院通不过”；第二，是让孙科组阁，由张治中做行政院副院长兼国防部长，“这样就是一个能战能和的内阁”。 ②张治中婉拒了蒋介石的建议。蒋介石随即找孙科谈，孙科同意组阁，但要求组成“巨头内阁”，即延揽各方重要代表性人物入阁，包括张治中、张群、翁文灏、吴铁城、邵力子、陈立夫等。孙科执意拉“主和派”张治中、邵力子入阁，其主要目的也在于向中共作出“和平”姿态并希望由张、邵出面，代表国民党与中共方面议和。
从1948年12月23日至1949年3月12日，孙科内阁仅维持68天。面对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的局面，孙科试图振作，但终究无力回天。
孙科出任行政院长后，为挽救濒临灭亡的国民党政权，不断呼吁与中共议和，争取实现“光荣的和平”。1949年1月1日，孙科发表广播演说，提出愿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的建议，并表示新内阁将以实现和平、解除人民痛苦、改良征兵征粮、稳定物价为施政首要目标。与此同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向孙科表示他个人的意见，主张国民党应尽早与中共和谈。司徒雷登大使并表示，美国政府将对中国内战继续持中立态度。③ 1月19日，行政院会议决定，与中共在无条件下签订停战条约。1月22日，孙科主持行政院院会，决定派邵力子等组成代表团，“与中共和谈”。2月6日，孙科在广州举行记者招待会，强调继续进行和平努力，政府迁地办公绝非放弃和平。对于国民党方面的求和姿态，中共以毛泽东1月14日提出的和平谈判八项条件作为回答。由于孙科对“八项条件”极为抵触，他对与中共重开和谈能否取得成果并没抱太大的希望。相反，他寄希望于请美、英、法调停中国内战。1949年初，孙科曾通过驻苏大使傅秉常向苏联政府正式提出请苏联出面调停中国内战的建议，遭到苏方的拒绝。美、英、法政府也对国民党政府的请求予以拒绝。争取议和及吁请列强调停既不成，孙科对国民党政权的前途已近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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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张治中回忆录》（下），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781页。
② 余湛邦：《一九四九年国共北平和谈始末记》，载《文资资料选辑》第67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2页。
③ 《孙哲生口述自传》，载《孙哲生先生年谱》，第4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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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孙科已萌退意时，他在1949年2月初做出了一件惊人之举——孙科内阁不经代总统李宗仁的同意，竟私自迁往广州，2月5日正式开始办公，造成府院分离的局面。1949年1月，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后，事事受到退居幕后的蒋介石的掣肘。孙科因制宪国大竞选副总统受挫，与李宗仁积怨较深，故而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有意与李宗仁作对，而与退隐溪口的蒋介石遥相呼应。孙科上任行政院院长后曾赴奉化，与蒋介石面谈，12月29日，遵蒋介石命任陈诚为台湾政府主席，为国民党败逃台湾预备部署。李宗仁就任代总统后，孙科滞沪不返，使李宗仁的政令无从执行。1949年1月27日，代总统李宗仁致电毛泽东，表示愿意接受中共“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孙科称李宗仁此举未经国民党中常会和行政院讨论，表示坚决反对，谓之“城下之盟”，遂有孙科率政府机关南迁广州之举。
在国民党政权行将崩溃的形势下，孙科心劳力拙，毫无建树。在李宗仁一再邀促下，2月28日孙科自广州返回南京，但对一片混乱的局面，一筹莫展。政府的全部工作“只是忙着印钞票以期供应军队”，至于钞票印多少，在哪里印，孙科也一无所知。①与此同时，李宗仁控制下的立法院、监察院又就孙科私将行政院迁广州之事向孙科发起进攻，指责孙为“和平之障碍”，“民国以来最恶劣无能之内阁”。孙科面对内外交困的形势自知已无力再承担内阁首辅之责，于1949年3月8日向李宗仁提出辞呈，3月11日正式向外公布，孙科内